異化和歸化是翻譯中兩種不同的策略。1813年，德國古典哲學家Sc討eiermaeher在他的Onthe殘fferen:Methe刁sofTranslating一文中最早對這兩種翻譯策略做出界定:翻譯的途徑“只有兩種:一種是盡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引導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作者去接近讀者(段hleiermaeher，1813見5.Rainer&B.John，1992)”在這里，他并沒有給定兩者明確的概念名稱。

一直到1995年，美國翻譯家L.Venuti在其TheTranslator’Slnvisibility一書中，將第一種方法稱作“異化法”(foreignizingmeth記)，將第二種方法稱作“歸化法”(domesticati昭method)(venuti，1995見孫致禮，2001)。簡言之，異化法和歸化法的區別在于:前者要求譯者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語的“異質因素”，也就是“洋味”(foreignness)，—原文的結構、表達方式和語言風格;而后者則要求譯者最大限度地使譯文符合譯人語的句法結構、表達方式和語言風格，以降低“異質因素”對譯文讀者的理解造成的障礙。

“異質因素”要不要保留，一直是飽受爭議的話題。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寧順而不信”的倡導下，中國的文學翻譯都是以歸化法為主;在翻譯過程中都力求西文漢化，漢語西化。錢鐘書在《林纖的翻譯》中，把“化境”視為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拗口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人于‘化境’……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翻譯出的東西。”(錢鐘書，1985見蕭安溥，2002)錢鐘書所講的“化境”就是我們所說的歸化。然而在談到翻譯的問題時，普迅先生曾說:“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蝎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味呢?……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其實世界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也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它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魯迅1985見蕭安溥，2002)很明顯，魯迅是贊成異化的。

關于歸化與異化，從古至今，眾說紛紜。本文將從文學的三個方面文學性、語言形式和文化因素討論其與文學翻譯的關系，借以說明異化翻譯在文學翻譯中的重要性。

一、文學性與文學翻譯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不同于一般的非文學作品(如科技文章)，它具有審美的功能。文學語言的作用并不僅僅是傳遞信息的手段，它更多地是為了取得某種修辭美學效果，即是為了使語言表達更形象、生動，給人一種美的感受，以加強語言的表達效果，它本身就是文學或藝術審美的目的。

換言之，文學的文學性(literari~)就在于語言本身。這里我們要談到的語言形式，不是指抽象意義上的語言，而是指文學作品中語言的體裁、結構、形象描寫和修辭手法等。

Fowler指出，文學是對語言的“一種創造性運用”和“對陳規舊習的抵抗”。藝術的目的是傳遞事物被感知而不是被了解時的感覺。藝術的技巧就是要使事物“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使形式變得難解，加大感知的難度。感知的過程就是審美本。藝術的技巧就是對事物的藝術性進行體驗的一種方式。(Fowler，1986見王東風，2001)R.Jakobson指出，“文學研究的目的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即使一部特定的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Abrams，1998見王東風，2001)這種東西，也就是語言形式本身。

如果說翻譯是藝術，筆者以為翻譯的藝術性在于在傳達原文精神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重現原作的藝術性，即語言形式的美;而不是打著“藝術”的幌子，與原文競爭，對原文進行所謂的“再創作”。后者勢必造成重“意”輕“形”，丟掉了“形”的翻譯，還能稱其為文學翻譯嗎?這種“形”，正是給譯文讀者帶來“洋味”(foreignness)，異國情調的東西。異化翻譯與歸化翻譯的重要分歧就在于“形”與“意”的取舍上。

文學的文學性決定了其內容與形式的不可分。歸化式翻譯無疑有悖于文學的這種特質。歸化式翻譯認為翻譯需要忠實的是原作的內容，內容與形式是可分的，因此可以用譯語中透明的，一目了然的，簡單化的表達方式來取代原文中的“洋味”。異質因素的存在，也才使文學翻譯成其為文學翻譯。

內容的美并不是真正的美。翻譯美學認為，判斷原文是否具有審美價值要看其是否具有審美構成〔aestheticconstituents)，即構成原文特色的美學要素。美學要素按其性質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美學表象要素，即原文語言形式上的美，這種美是物質存在的形態美;第二類是非表象要素，這種美是非物質形態的，在美學上稱為“非定量模糊集合”(no明uantitativeobseurecollectinn)(劉毖慶，1986見楊自儉劉學云，1999)。這種標準也可以用來評價一篇譯文審美價值。暫且撇開非表象因素不談，歸化式翻譯拋棄的正是美學要素構成的一個重要部分。異化式翻譯正是體現形與意的統一的翻譯策略，它能夠有效地傳達原文的文學性和美。在遵循譯文語言的全民規范前提下，最大程度地表現原語的風采，這不僅有利于“輸人新的內容”，也有利于輸人“新的表現法”(魯迅，1931見蕭安溥，2002)。“五四”后的十五六年間，正是在魯迅、瞿秋白等人的倡導下，不少從事文學藝術的工作者有意識地引進西方語言的句法結構，克服了漢語的詞匯貧乏和句式單調的弊病，才使白話文最終發展成熟，也才給中國帶來了自由詩、散文詩、短篇小說等新的文學體裁。由此，漢語的表達能力人大提高，人們的思維也得到了拓展。這些作用都是歸化式翻譯望塵莫及的。歸化式翻譯旨在取其內容，而將形式作為可有可無的外殼加以拋棄，其實質是“帝國主義式的歸化”(Venuti，見王東風，2001)。它使讀者處于一種被動的接受地位，這種藝術上的不勞而獲必然使他們得不到原語文學審美的體驗。任何一個譯文讀者，在抱有閱讀翻譯文學的時候，都有著不同于本土文學的審美期待，而這種審美期待就是構筑在異質因素之上的。歸化無疑是有悖于譯文讀者的審美期待的，它只會使讀者墨守成規，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