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財政干預學前教育的理由

學前教育是人生發(fā)展的奠基性教育，是基礎教育的基礎、終身教育的開端，是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促進個體早期的身心全面健康發(fā)展，鞏固和提高義務教育質量與效益，提升國民素質，縮小城鄉(xiāng)差距，促進教育和社會公平具有重要價值。學前教育具有顯著的公益性，直接關系到千家萬戶、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因此，始終是黨和政府、社會各方面關注的熱點。因此，實現(xiàn)學前教育的快速發(fā)展是我國教育事業(yè)的又一重大戰(zhàn)略目標，筆者認為可用以下幾大理由來說明實現(xiàn)學前教育的快速發(fā)展是政府的主要責任，而不是將學前教育推向市場。

(一)市場無效———政府財政干預學前教育理由之一

市場無效往往是政府干預某種產(chǎn)品的正當理由，學前教育也不例外。市場無效一般有以下幾種情況:公共產(chǎn)品或準公共產(chǎn)品性質的產(chǎn)品市場無法有效提供、外部性、信息不對稱以及自然壟斷等。

唐朱昌(2005)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分析，他認為具有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一些公共資源可稱為準公共產(chǎn)品，它們有利益外溢的特點。

準公共產(chǎn)品具有公共產(chǎn)品和私人產(chǎn)品的性質，介于兩者之間，例如:公園、醫(yī)院、博物館、教育等。因為它們有時是免費供應的，此時就體現(xiàn)了公共產(chǎn)品的特質;但有時使用它們是要付費才能享用的，此時又體現(xiàn)了私人產(chǎn)品的特征。在我國，學前教育資源是有限的，對于一定的學前教育資源，多分配給一個兒童就會整體的減少生均學前教育資源，基于這一點又體現(xiàn)出了學前教育的競爭性質;另外，學前教育的全部資源是任何一個幼兒都有權利享受的，每個幼兒都有享有良好的學前教育的權利，不論他的家庭是富有還是貧困，每有一個新幼兒參與到學前教育中來，都不會因此而將己參與學前教育的幼兒排擠出去，這就是學前教育的非排他性。基于以上的論證，學前教育也是一種準公共產(chǎn)品。

從學前教育外溢性角度來看，學前教育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產(chǎn)品。接受良好的學前教育能夠使社會受益。

學前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的開端，有助于國民素質的整體提高，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一樣，都是面向全國所有的學生，而高等教育具有相對完善的選拔機制，只有通過了這一選拔機制才能夠進入高等教育系統(tǒng)。可以說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為提高國民素質打下了夯實的基礎。同時接受學前教育也能夠使幼兒自己受益。接受學前教育能夠為以后接受義務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礎，并為以后進入高中、大學鋪好了一條相對暢通的道路，從更遠的意義上看，為提高工作技能、獲得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也打下堅實的地基。美國關于學前教育正外部性的追蹤研究數(shù)目很多，例如1981年門羅(Monroe，E．)和麥克唐納(Mc－Donald，M．)的開端計劃研究、1982年格雷(Gray，S．)等人的早期訓練研究、1988年伽博(Garber，H．)的密爾沃基項目、2000年拉米(Ramey，C．)等人的初學者方案研究、2001年雷諾茲(Reynolds，A．)等人的芝加哥親子中心研究和2006年薩爾哈特(Schweinhart，L．)等人的高瞻佩里幼兒園研究等，其中芝加哥親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兒園研究最具代表性。芝加哥親子中心研究使用半實驗設計的方式從教育補救服務、兒童福利花費、司法費用和兒童終生的收入水平四方面考察了學前教育對貧困兒童的影響。其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學前教育的收益遠遠超過投入，在考慮通脹因素的情況下，對親子中心每投入1美元，15～18年后所獲得的收益是7．14美元，其中幼兒及其家庭獲得的收益是3.29美元，社會獲得的收益是3.85美元;并且社會收益全部來源于政府行政、司法開支的減少。［4］

高瞻佩里幼兒園研究使用真實驗設計的方式從學業(yè)成就、經(jīng)濟狀況、犯罪率、家庭關系和健康狀況五個維度考察了學前教育對貧困兒童的長期效果。該研究發(fā)現(xiàn)，優(yōu)質的學前教育對貧困兒童早期的認知和社會發(fā)展有重要意義，對他們成年后的學業(yè)成就、經(jīng)濟狀況、犯罪率減少、家庭關系和健康狀況均有積極影響，讓幼兒終生受益。其成本收益分析顯示:在考慮通脹因素的情況下，對貧困幼兒1美元的學前教育投入在他們40歲時可獲得17．07美元的回報，其中幼兒及其家庭獲得的收益是4.17美元，社會獲得的收益是12.9美元，并且社會收益的88%來源于犯罪率的降低。［5］

正是由于學前教育的準公共產(chǎn)品性質和存在的正外部性，導致市場不能有效的提供學前教育這種產(chǎn)品，并且這種正外部性很難反映到私人市場的價格上，從而對學前教育市場的供需雙方都會產(chǎn)生消極的影響。因為市場是以經(jīng)濟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的，通過市場機制建立起來的學前教育要么是貴族式的幼兒園，收取高價格;要么薄利多銷，用最低的成本創(chuàng)辦質量較差的幼兒園，賺取每位幼兒的微利，從而追求規(guī)模效益或者最終效益。

然而，這兩種類型的幼兒園均不符合我國兒童對學前教育的需要，不利于我國學前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

(二)保障學前教育公平———政府財政干預學前教育理由之二

教育公平，一直是人們所追求的教育價值取向，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教育公平一直是人們探討的話題，學前教育公平又是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的起點。然而，在義務教育基本上實現(xiàn)了費用全免，高等教育在逐步從教育公平問題上轉移到教育質量問題上的同時，學前教育公平就凸顯在人們和學者們的面前。從一個方面來講，教育公平一般包括起點的公平、過程的公平和結果的公平，當然學前教育也是如此。然而，由于我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地區(qū)差異較大，導致我國的教育事業(yè)地區(qū)差異也較為明顯，尤以學前教育最為突出。對于我國一些比較落后的地區(qū)和農(nóng)村地區(qū)，人們所關心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否進入幼兒園這一門檻，也即是學前教育的起點是不是公平的。由于市場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它并不會是因為有很多的兒童沒有入學的機會而創(chuàng)辦一些幼兒園的，亞當斯密說過一句話:市場是沒有任何的憐憫心的。對于保障學前教育的起點公平，政府就必須干預學前教育，通過加大財政投入等方式來給予保障;而對于經(jīng)濟發(fā)展較好的地區(qū)，主要考慮的是過程公平與結果公平，也就是資源配置均衡和教育質量的均衡。另一方面來說，教育公平包括地區(qū)之間均衡、城鄉(xiāng)之間均衡以及個體之間均衡。然而，不管基于那種意義上的均衡，政府都必須用財政干預學前教育。這是因為效率是市場所追求的目標，而公平則是政府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