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當代文學”的概念是話語體系的設計。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秉持“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文學理念，文學的學術性逐漸確立，統一性與多樣性并存，呈現出多元共生的特點。中國當代文學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她是動態的、流動的文學史觀，在文學內在一致的前提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因素既促進了文學的發展，又不同程度制約了文學的發展。

李先國先生在《經典闡釋與當代文學學科建設》一文中，對當前當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五種文學閱讀闡釋觀念的偏頗做了詳細的分析，他認為這種文學閱讀闡釋觀念的偏頗“使得當代文學研究雖然熱鬧，實際上當代文學研究的邊界模糊，離文本越來越遠，也離當代文學的現實越來越遠。從而對不乏優秀的當代文學缺少經典的闡釋，導致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還處在一種不自覺的無序狀態。”[1]作者從朱自清文本細讀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啟發，從文本細讀的角度出發，對當前存在的閱讀闡釋觀念的偏頗給出了自己認真且有學理性的建議，體現了作者的學術責任感。

在《經典闡釋與當代文學學科建設》中，作者列舉了朱自清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分析魯迅的小說《藥》以及卞之琳的新詩《淘氣》，可以看出朱自清對文本的鉆研與重視。李先國先生從朱自清的文本細讀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啟發，對當代文學研究提出了五條建議：

一是摒棄浮躁的快速瀏覽的閱讀闡釋觀念，將當代文學研究打在深入閱讀鉆研文本的基礎上。朱自清認為“好讀書，不求甚解”是一種境界的修養，“沒有受過相當的咬文嚼字的訓練或是沒有下過相當的咬文嚼字的工夫的人，是不能了解大意的，至少了解不夠正確。”[2]在這浮躁的年代，閱讀也成了“速食文化”的一種。越是這樣，學術研究越需要我們能夠摒棄浮華潛心鉆研，只有在深入鉆研文本的基礎上，才能有的放矢的作出令人服膺的學術研究。

二是讓文學研究回歸本身，可以用寬泛的文化觀念來批評當代文學，但絕不能將當代文學研究寬泛到文化批評里去。當代文學需要當代的文化批評，但是文化批評是一種手段，一個過程，文學審美規律是當代文學研究不能疏離與放棄的目的。術業有專攻，文學研究更應該注重文學性，細讀文本，從文本出發提出有學術討論價值和文學性的問題，開闊學術視野，關注虛構的文學作品對我們的審美的精神生活有什么意義，這是文學研究應該關注的焦點。

三是可以理解當代文學研究者的多元讀者身份，可以對文學作品進行廣泛解讀，但解讀必須以切合文義為主。朱自清認為“搜尋不妨廣，取舍卻須嚴”，他認為見仁見智的說法是不足為訓的，“我們廣求多義，卻全以‘切合’為準；必須親切，必須貫通上下文或全篇的才算數。”[3]這就在進行閱讀闡釋時，把主體創造性與文本客觀性結合，把讀者的再創造建立在客觀基礎之上，因而既具有審美性又具有科學性。文本解讀不應是單純的臆測，而是在廣泛聯系之中根據親切和切合的原則進行意義的取舍。

四是降低姿態，通過文本與作者建立一種平等關系，不把社會歷史等某一觀念作為評判對象的文藝價值高低的唯一尺度。在對詩的評判標準、范圍定義中，朱自清說：“何不將詩的定義放寬些，將兩類兼容并包，放棄了正統意念，省了些無效果的爭執呢？”[4]中國當代文學作為國家文學具有統一的評價標準。政治評價是典型的非文學的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對作品的內在文學性關注不夠；文學評價標準的統一，使得作家在創作的過程中，與現實有一種緊張的關系，也使得當代文學研究與現實也存在緊張的關系，不把文藝評價標準統一化、唯一化，將會緩和這種緊張感，極大地促進當代文學的創作與文學研究的發展。

五是穿越感性，在研究中將欣賞與分析結合。朱自清強調既要讀文本，又要進行欣賞。欣賞既不可少，又不能停留在感性的欣賞的階段，而是要以此為基礎，上升到理性分析與評價的階段。當代文學研究十分需要這種基于欣賞的文本分析，既有對文本的感知做基礎，又有學理的闡發和理論的創新。

只有細致認真的甄別和分析，才能夠明確經典之價值體現在何處，經典闡釋才能更好的為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服務，正如文中最后所說“事實上，要建立文本的規范，確立文學的經典，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文本的細讀。”[5]而這，卻是在當代文學研究中我們一直所漠視和忽略的。當然，當代文學學科建設中還存在諸如易受政治、經濟的干擾，視野不夠開闊，創新度不夠等問題，限制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我認為可以采取邊發展邊解決的方法，依靠文學自身的內在張力與外在的動力，推動當代文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