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隨著《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出臺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試點改革的推進,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已然進入深水區,改革實踐對理論的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從來不是獨立于社會經濟、文化之外而存在的自由個體,其每一步的發展都深深打下了社會經濟、歷史文化以及時代環境的烙印。對其發展規律的把握顯然不能僅從高等教育自身來尋找,高等教育一直處于社會、歷史、經濟所共同營造的文化生態環境之中,高等教育既從中汲取發展的營養,又受到各方因素的制約。我國高等教育已走過了一百多年曲折發展的歷程,其中體現的高等教育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系是一筆寶貴的歷史財富,它為我們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何以經過幾十年的摸索,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變革仍然弊端時顯、步履維艱呢?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從來不是超然外在的,而是深受我國社會歷史和傳統文化影響的、借用生態學的概念,把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放在文化生態的環境中加以分析,透視制度發生的內在結構和遺傳性特征,或許能夠解答一些當前制度變革面臨的困惑,給改革的路徑以啟示。遺憾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缺少了從其所處的文化生態環境來思考改革的困境,從而在改革出現了曲折和反復時沒能很好地應對,也很難徹底轉變其現實生態。文化生態的視角為透視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提供了新的維度,它使我們得以窺見制度變革中的文化制約因素和現實變革中的文化困境。

一、社會歷史生態

中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及適宜農業的氣候條件,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進而決定并塑造了中國獨特的社會存在,這種獨特性最典型的表現形式就是家國一體的社會基本結構。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根基,是氏族宗法血親傳統的強固力量和長期延續,雖然經歷了各種經濟政治制度的變遷,但以血緣宗法紐帶為特色、農業家庭小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卻很少變動[1](P297)。自夏代始,宗君合一的宗法制度就成為了全社會的組織原則,其根本特征是把血緣與政治有機地融為一體,從而為構建家國一體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提供了現實基礎。于是“國”成了“家”的延伸與放大,“家”則成了“國”的范型與摹本,家國一體的社會基本結構也隨之得以確立[2]。這使得傳統教育承襲了一種強烈的倫理政治精神。

中國傳統社會表現出宗法社會、倫理教育的總特征,家(宗族)國同構與社會控制互為表里,呈現出鮮明的父權主義下的公共管理形態。在正統的儒家思想中,國家官員和其他社會成員的關系就如同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一個關鍵的比喻)。父權主義是理想的政府及其官吏的施政狀態,像家長那樣,他們握有不受制約的無上權力,執政者很難具有權力是被授予的、委付的、代理的意識[3](P2)。權力制衡的理念始終未能發育起來,集權主義文化一脈相承,表現為社會的差異化格局和等級制特征,而奠基于血緣宗法之上的古代倫理教育塑造了國人的中庸思維和追求和諧的旨趣,也打下了我國古代人情化社會的烙印。等級制下的高等教育管理實現著不可替代的國家功能,政治教育化、教育政治化,學在官府、官師一體等都是古代社會的重要表征,這些功能性特點結合傳統文化意識對我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反觀西方高等教育,中世紀大學從誕生時起,就享有廣泛的自主權,大學與教會、國家的關系也得以制度化,其經久不息的發展得益于制度的構架體現了大學組織本身的特性。大學制度具有與生俱來的特質,即自治與自由。它通過無上權威的、不容撼動的“敕令”或“特許狀”的形式來頒布,并由此建立了大學組織牢固的“邊界”:“社會與大學之間有一條明確的界線,大學是歷代所積累的知識的貯放中心,那里培養學者純粹是為了傳播學問。”[4]中世紀大學獨特的社會存在為制度的建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理念得到倡導,為現代大學制度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6世紀以后,隨著教會的衰落和民族國家的崛起,大學與國家、社會的聯系日益密切,中世紀大學國際性和行會組織的特點已不復存在,大學辦學多樣化逐漸形成,科學開始進入大學。

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革已經對大學的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19世紀初柏林大學的制度創新正是在這種社會歷史環境下應運而生。學術“獨立”與物質“依賴”、大學“自治”與政府“控制”是大學在新的時代面臨的新的矛盾和沖突,而“文化國家觀”巧妙地化解了二者的沖突,大學的自治與獨立傳統得以維護和保持。根據文化國家觀,國家是文化的體現,大學與國家服從于一種共同的理性原則,彼此相互依存。大學作為科學、學術機構本身就是國家事業的一部分,以發展理性為目的。同時,國家的行為也應服從于理性原則,它并不具有指揮理性的任務,而應當為科學活動提供保護和支持,使其理性地按自身的原則得以發展[4]。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成為大學管理制度堅守的根基,并升華為永恒的辦學理念和精神。

我國大學自產生起,就打下了傳統社會組織結構和傳統文化的烙印,大學組織缺乏個性,獨立性不強。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皇權統治,家國一體、權力崇拜的意識已經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之中,高度集權的行政組織,缺乏社會公共組織,自治組織薄弱,是中國社會的一貫特征。整個社會的組織都按照行政組織模式構建,造成其同構性和劃一性,體現出鮮明的等級制。行政力量的強化和泛化,導致行政邏輯的泛化,古代書院制度就沒能脫離皇權政治的運行邏輯而最終凋敝。在我國古代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環境下,僅以西方知識本身為目的的學術自由事實上并不存在。政教合一的傳統遭遇自由因素匱乏的文化環境,學術自由的理念自然難以生根開花。傳統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遺傳了我國大學與生俱來的基因,制約了近現代大學的自主發展。從1862年同文館開始包括京師大學堂在內的近代高等教育機構,延續了傳統習氣,完全缺乏西方大學的“行會”精神,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聞所未聞,倒是官僚控制成為一種新傳統,學術自由受到行政力量的強烈鉗制[5]。

我國現代高等教育脫胎于半殖民地的時代背景中,曾先后師法日、法、德、美,帶有鮮明的“移植”特點,客觀上說,我國現代大學制度的起點不低,汲取了西方現代大學制度的精華,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現代教育家們都踐行著學術自由的原則。然而,透過歷史這面鏡子,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切終未能與當時社會大環境相契合,從西方移植來的現代大學制度是在“當時政治尚未上軌道的局面下實現的”[4]。蔡元培的教育獨立主張也終于流產,其本人也憤然辭職,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終未能擺脫被政府收編的命運。民國初年的大學自治萌生于社會政治原因提供的制度空間,又受益于新文化運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礎和人力資源,但卻始終未能得到充分發育與發展。而隨后各種政治、軍事勢力的持續戰亂,對大學的組織特性的認識更加模糊甚至被歪曲,大學偏離了作為學術機構的價值,異化為政府的特性,歷史積淀形成的高度集權的管理文化和管理體制更加消解了大學自治的發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