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是我國古代經學全面確立時期，在經學上的成就斐然。

而漢代經學并非孤芳自賞的孔雀，它還以其獨特的魅力，從多個層面對漢代文學進行著影響和滲透。

一、經學的全面確立和繁榮

“經”是對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專指與特稱，“經學”則是以諸經為對象的闡釋、考辨、研究之學。經學的濫觴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而其全面確立亦在于兩漢時期。

《莊子•天運》載“孔子”之語：“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雖出自莊派學人之口，卻表明戰國中期或稍前儒家已有“六經”之說。《荀子•勸學》云“：(學)其數則始乎誦經”。在春秋戰國時，儒家把《易》、《詩》、《書》、《禮》、《樂》、《春秋》等一批古籍列為經，隨后對這些典籍進行傳習與研究。孔子、孟子、荀子以及一大批儒門弟子，都曾于此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實已啟經學之發端。然而，直到周末，儒家傳經、治經，卻局限于儒家學派內部，無“經學”之名。秦火焚書，給儒家典籍的流傳帶來了挫折。直至漢建國以后，經學才得到真正的確立和全面的發展。

漢代立國之初，與民休息、黃老之學因無為而治大行其道。

隨著漢朝的逐漸恢復，“無為而治”的統治策略無法滿足漢代統治者的進取雄心。而經學適用于漢代早期的順治守成，“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對健全和完善社會、倫理、政治等級秩序有規范作用。賈誼稱“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經學在漢代初期強化宗法制度、鞏固專制政權、維護皇家尊嚴方面有著明顯的優勢和作用。

統治者們已經注意到儒家經學的政治功能和社會作用，并開始有意抬高它的地位。

西漢前期，由于“武帝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儒家的地位空前上升，而為儒家所極力尊崇的《易》、《詩》、《書》、《禮》、《春秋》等，遂由本門學派之經，一變而成為王朝治國的要典，成為天下之經，并且被正式賦予“經”名。《漢書•公孫弘卜式兄寬傳》：“(寬)見上(武帝)，語經學，上悅之。”是“經學”之名見于現存文獻記載之始。

事實上，漢代文、景之際，已設經學博士。而自武帝起，在王朝的提倡、“祿利之途”的誘導下，對于諸經的研究更形成規模空前、“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之勢，內容則廣泛涉及于經籍本身的考證，諸經傳授源流及其派別的梳理，以及大量經文的訓詁、闡釋、評說，甚至包括一定的附會、演繹等等。這樣，漢代的經學就不僅具有了特殊的社會地位，而且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相當龐大的學術體系。

二、經學與兩漢文學

儒家的經典，不僅肩負著將如“詩言志”之類根源性的中國文學觀念延續下去，還為文學創作的流傳提供母題、素材和典范形式。漢代，經學的創造性詮釋，為保持文學創作的活力積極的努力著。

漢代初年，在社會意識領域黃老刑名之學占優勢地位，儒家經學從秦火與戰亂的慘痛中掙脫出來，處在恢復期，但已開始為進入意識形態領域探索通道與方式。同時，文學創作上多承襲前人，然而已透露出以經學的價值規范來評判文學價值。

這一時期，雖然知識階層還沒能創作出與漢代精神風貌相當的文學體類與品格，但已經開始致力于“把文學創作與個人的關系發展成一種個人與社會、個體命運與政治生活的緊密結合體”，文學創作的基點已經開始向儒家經學轉移，在政論散文中表現的尤為突出。漢初，政論散文以儒家經學為創作的思想根基，通過對前朝興亡教訓的總結，在儒家所推崇的文化價值“仁”、“禮”與政治實踐之間企圖建立起某種密切關系，經學向文學的滲透促使作品風格也相應地發生了轉變。

漢武帝開始，儒家經學開始全面進入政治文教制度，進而轉化為國家意識形態，經學與文學的關聯也表現出多個特點，而今古文與經學的爭論已超出經學本身，這樣對漢代文學的嬗變起到了直接影響。政論散文方面，“炳焉與三代同風”的“大漢之文章”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真正確立，文章風格也從漢初的縱橫馳說開始轉變為典雅醇厚的坐而論道，這以董仲舒的散文創作可見。在史傳散文的創作方面，從司馬遷開始，史家們也開始自覺運用經學來組織史料，結構文章。而班固創作的《漢書》不僅以維護劉漢王朝治統的正當性為己任，宣揚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原褒貶人物依經學倫理，而且結構整齊詳密，語言典雅凝重，標志著經學對史傳文學的融合的最終完成。

更具代表性的是漢賦。雖然“枚乘摘艷，首制《七發》”，初步具備了漢大賦的基本特征，但是司馬相如賦作的出現才標志著大賦的真正成型。而《上林賦》的創制，以大一統政治服務為主旨，不僅標志著藩國地域文學的終結與宮廷統一文學的定型，也標志著漢代文人終于找到了將個體命運與社會、個人情感與意識形態緊密結合的文學活動方式。經學對漢大賦的融合表現在多個方面：賦家的創作是基于內心渴望賦作能夠如《詩經》的美刺諷諫一樣對社會政治有功效，大賦創作的基本主題則是通過文學的虛構來詮釋君權神授等經學理論，而漢賦創作的基本方式則是文學話語表達的博采。

小結

我國經學發展延續既久、著述亦堪稱繁多，而兩漢時期的經學初成，其樹立的經學觀念，進行的經學實踐，無疑對于兩千年來整個經學史的演變存在著決定性的深刻影響。不僅如此，漢代的經學的發展對其他領域有著巨大的影響力，譬如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