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文明是黃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自人類產生以來，黃河流域就以其獨特的宜居環境和農作物生產環境，孕育了光輝燦爛的中國古代文明。在中國古代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情況下，農業作為整個古代社會的決定性生產部門，與生產力發展的程度及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密切相關。與此同時，在生產力較為低下的古代傳統的農耕社會，生態環境成為決定人類生存及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生存環境的好壞直接決定了人類的定居、遷徙、生存與發展。

一、歷史時期河洛地區生態環境的變化

自人類進入文明階段以后，隨著社會生態環境的變遷，河洛地區的生態環境也隨之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大體而論，河洛地區五千年來的生態環境變化，客觀地體現在植被和湖泊的變化上。

（一）河洛地區植被的變化

植被是生態系統的基礎，為多種微生物和動植物提供棲息乃至生存的環境。因之生態環境的變化也較為明顯地體現在植被的變化上。歷史時期河洛地區的主要植被類型是森林，史念海教授把河洛地區植被變化過程分為四個時期：（1）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隨著人類的增多及活動面積的擴大，平原地區的森林逐漸被砍伐。至戰國末期，河洛地區原本覆蓋率較高的植被大部分受到破壞，林區面積明顯縮小，有些曾經植被覆蓋密集的地區開始顯現出裸露的跡象。（2）秦漢時期。這一時期河洛地區平原地帶的森林遭到嚴重破壞，在這一時期結束時平原地區的森林近乎絕跡。（3）唐宋時期。此時河洛地區森林面積繼續縮小。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工具的技術革新，同時伴隨著平原地區森林的絕跡，這一時期的開采開始主要針對京畿以及人類聚居區附近的山林。（4）明清時期。這一時期河洛地區的森林遭到毀滅性的破壞，主要表現在山地林區不斷縮小，植被面積減少等。

影響生態環境變化的原因主要有氣候和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兩個方面，而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又是這兩個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在傳統農業社會里，建筑、農業和手工業工具、交通棧道橋梁、船舶制造、家具器用、燃料幾乎都取自于森林資源；面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為緩解不斷增強的人口壓力，最有效的辦法也是毀林開荒，擴大耕地面積。這樣，必然導致作為中華文明核心區達四千年之久的黃河流域自然森林資源的損耗十分嚴重。雖然古時候歷代統治者都強調天人合一，但是在需求面前，往往對森林的砍伐采取的是一種無節制的竭澤而漁的態度，相反之下并沒有為此采取對森林保護或者減少對森林的砍伐。而位于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中心自從在河洛地區起源后，先后有數十個朝代在這里定都，這一盛況在唐宋時代達到頂峰。一個國家的都城不僅僅是其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經濟中心，同樣是人類聚居最多的地區，而人類聚居區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情況可想而知。此外，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里，產業選擇與資源的最佳配置往往是無意識的，往往一味強調農業文明優于林牧業文明，歷史上的“重農輕牧”思想就是具體的體現。而重農輕牧所導致的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耕地面積的擴大，在本應以牧業為主的地區進行大面積的墾殖，造成森林急劇減少，水土流失加劇，水文狀況惡化。

傳統農業社會對森林資源的依賴遠比現代文明社會大。森林資源的喪失必然會從經濟資源角度直接影響傳統社會的興衰；同時森林資源的喪失造成水土流失，農業生態遭到破壞，直接影響到農業的效益；再者森林資源的破壞，造成自然江河生態的更加惡劣，自然災害的頻率增大，強度增強，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這便使傳統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凝聚力衰弱，文明興盛便失去了依托[1]。而從近三千年的歷史來看，黃河流域的森林興衰正好與黃河文明興衰同步，這說明黃河流域森林植被對文明的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資源興廢與黃河文明的興衰有內在的必然聯系。

（二）歷史時期河洛地區湖泊的變化

我國擁有眾多的湖泊，自古以來對湖泊有大量的記載。《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河洛地區較大的湖泊達四、五百處之多。如蒲田澤是《渠水志》、《職方》、《爾雅》等文獻記載的古代大湖之一，它位于中牟以西，對黃河及其以南的鴻溝水系有重要的調節作用。當酈道元記載此湖時，該湖泊的面積還相當大：“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有將近200平方公里以上。到了宋代以后，蒲天澤陸續湮沒，至今完全於成平地，湖泊早已不復存在，絕大部分成為耕地。而《漢書•地理志》中所記載的四五百處湖泊至今也全部湮廢。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湖泊湮廢，總會招致一些不良后果。最先蒙受這一不良后果的往往是農業；其次，湖泊的減少抑或湮滅都直接影響到了漕運或人類生存飲水。河洛地區長期作為中國經濟、政治中心的存在，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一大部分依賴于航運。而湖泊的湮滅無不加劇了航運的難度。北宋之所以建都開封，正是因為開封水系發達，物資經由黃河及其支流轉運方便，而到14世紀開封已經成為一個不通航的城市。

二、歷史時期河洛地區生態環境變化所引起的自然災害

由于黃河流域降雨量的不平衡與分布極其不均[2]，又為多發性暴雨，暴雨夾雜著泥土又造成中下游地區河道的淤塞，以至于雨水宣泄不及，發生洪災。此外，由于濫砍亂伐所造成的植被的大量減少，加之湖泊淤塞的增多，河洛地區也極易發生區域性旱災。

（一）河洛地區的水災

歷史上長期作為我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河洛地區很早就有水旱災害的記錄。先秦諸子乃至歷代的典籍里多有河洛地區水旱災害的記錄。《墨子》：“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呂氏春秋•順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

西漢以后，由于黃河中上游生態環境的破壞所導致的生態不平衡現象的出現，大量泥沙從黃土高原隨流而下，因之黃河下游普遍修筑堤防，以至于形成地上河；黃河決溢的次數也因之增多。東漢王朝在王景的領導下開展了大規模的治理黃河運動，之后雖然黃河安瀾達數十年之久，但由于黃河中上游生態環境的破壞所導致的水土流失的加劇和治河思路的錯誤，為以后黃河的大規模泛濫和形成更高的地上懸河埋下了伏筆。北宋以后，由于統治階級的軟弱和政府的無能，黃河長年失修。此外，北宋王朝定都開封的目的也僅僅是為了憑借黃河的天險來抵御北方少數民族的進攻。北宋之后，河患更加劇烈，黃河的決溢更加頻繁。黃河的決溢不僅僅影響到沿黃地區經濟的發展，更威脅到了歷代統治階級的統治。因此北宋之后關于黃河的決溢就不絕于史書，僅根據各種史書的不完全統計，北宋之后就有三百多個年份發生過決溢災害，而且不少決溢給人們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如明代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河南連降大雨，“黃河溢，南城不沒者數版”，陜州“淫雨四十日，民屋傾壞大半”。“黃河漲溢至上河頭街，河神廟淹沒。”黃河下游孟津、中牟、曹縣、安東均決口，河南境內黃河洪水“橫溢數百里”，許昌、鄢陵、扶溝、西華、淮陰、鹿巳、拓城、沈丘、商丘、虞城、碭山、蕭縣、豐縣、太和等淮河以北地區均被波及。陳留一帶“白骨如山，人至巢居”。許昌地區平地水深二丈，災情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