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體風險認知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影響

(一)國內外對風險認知的研究

“風險認知”(RiskPerception)屬于心理學范疇，但是關于它的研究涉及到社會學、決策科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等多個領域。對風險認知的研究，心理學領域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對風險概率估計、效用估計和決策過程的經驗研究(Edwards，1961)，這一時期主要是發現了一系列人們對于不確定性世界的認知心理策略(Kahneman，SI-ovic和Tversky，l982)。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Slovic等人將個體的價值觀、同伴、社會等因素納入對風險認知的影響因素。近年來，國內有些專家如時勘、范紅霞等，也開展了一系列有關風險認知、下崗職工再就業心理行為預測模型、證券市場股民風險認知特征的研究。時堪、范紅霞、賈建民等人(2003)實證研究了我國民眾對SARS信息的風險認知及心理行為。這些研究一方面為進一步分析危機事件中人的心理行為特征打下了基礎，另一方面，為社會和政府正確快速的進行風險預警，妥善處理危機事件提供了理論指導。西方學者(Knight，1921)對風險所作出的定義是，風險可表示為事件發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數：即R=F(P，C)，其中R指的是風險程度，P指事件發生的概率，c指事件發生的后果。謝曉非和徐聯倉(1995)認為對風險的分析必須包括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大小這兩方面。風險總是與損失相聯系的，Yates和Stone(1992)亦認為風險應包含三個基本要素：損失(Loss)、損失的重大性(Significance)、不確定性(Uncertainty)。Sitkin和Pablo(1992)認為風險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理解和分析，即：結果的不確定性(OutcomeUncer-tainty)、結果的預期(OutcomeExpectations)、結果的可能性(OutcomePotentia1)。從國內外學者對風險的定義出發，我們認為，風險就是不幸事件發生的概率大小和其潛在損失的大小。

(二)風險認知和風險溝通的內涵

風險認知(RiskPerception)是用來描述人們對風險的態度和直覺判斷的一個概念。Sitkin和Pablo(1992)將風險認知的定義為，決策者評估情境所包含的風險，包括決策者如何描述情境、對風險的可控制性和概率估計以及對估計的信心度。Slovic(1987)則認為，風險認知是人們主要依賴直覺的風險判斷來估計各種有危險的事物。筆者認為，風險認知就是人們對風險特征和風險后果嚴重性的主觀性判斷，并且這種主觀判斷和實際的客觀風險之間往往有一定的偏差。Covello(1998)認為，風險溝通是指個體或群體及機構之間交換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的過程。Covello(2003)研究表明，良好的風險溝通能有效利用溝通渠道，理性的傳達信息，滿足民眾特定的心理需求。也就是說，有效的風險溝通，可助于降低民眾的風險認知，更有利于危機事件的管理。

(三)個體風險認知對危機管理的重要性

關于危機管理的研究一直是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前期的危機管理研究主要是對危機事件本身的特征、危機事件的識別和危機事件損失進行科學分析與定量評價，這一部分研究決定了應對危機的技術手段。后來，學者們把心理學的知識用來研究人類對風險危機事件的認知和危機事件中人的心理行為，這一部分研究主要是應對危機的非技術手段。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人們對危機管理的研究，重點都是放在對危機事件的過程演化分析和原因分析、危機中的決策和危機管理體系的建設等方面，有效的危機管理同樣也需要把握危機事件中人們的心理和行為特點，才能即時采取各種預警措施，防范危機事件帶來的影響。因為人們對危機事件的風險認知大多存在一定的偏差，這種認知偏差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導致極端行為，不利于危機事件的處理。危機事件造成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我們可以定量統計，但是其給人們心理上帶來的恐慌，我們很難估計，而這種給心理造成的影響，所帶來的社會負面效應危害更可怕，可能威脅到一個國家的政權和制度。孫玉紅(2004)強調了信息溝通對危機管理的重要性，他認為少數人知道的危機不是危機，危機影響被傳播開，風險被放大，社會中形成了恐慌，才是真正的危機。可見危機管理過程的管理人員與公眾的信息溝通對危機的妥善處理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二、風險認識的類型分析

(一)易得性直覺偏差對個體風險認知的影響和檢驗分析

多數情況下，普通民眾對風險事件的評價往往是憑自己的直覺或經驗來感知風險，一般不會像專業人員那樣使用科學的風險評估技術進行風險評價和分析，所以普通民眾的風險認知往往存在著偏差。Slovic等人(1974)研究發現，直覺性偏差在自然危機管理過程中會導致嚴重的決策偏差和失誤，不利于危機的管理。群體性突發事件下，個體對風險的認知存在一定偏差，這些偏差主要包括易得性直覺偏差和代表性直覺偏差。這些偏差使得個體在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后有不同的表現。“易得性直覺偏差”是指人們通常參照記憶中存在的一些事例來判斷一種事件出現的頻次或事件發生的概率，由于受內外等因素的影響，對易得性和直覺的依賴往往會導致嚴重的預測偏差。相關研究文獻指出，影響易得性直覺偏差的因素主要有：媒體的報道情況、個體的想象和聯想能力等。在群體性突發事件中，易得性直覺偏差對個體風險認知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1．個體風險認知受媒體影響較大

在群體性突發事發生時，除了部分參與者，其他民眾對事件的了解大都是通過媒體報道獲得的。因此媒體對突發的群體性事件報道的頻率和分析深度的不同，對人們主觀認知的影響也不同，進而影響群眾對事件的判斷。無論媒體發布的事件信息是否準確到位，只要此類信息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媒介上就容易讓人們誤認為此信息是重要和準確的，然而事實卻非如此。例如，媒體頻繁報道交通事故，就會使人們主觀認知上傾向于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多于糖尿病導致的死亡人數。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74)認為，在許多情況下，群眾的直覺判斷與事實統計結果是有所不同的。所以為了避免易得性偏差，國家一定要重視對媒體的管理和相關法規的完善。

2．想象對個體風險認知的影響

當人們腦海里沒有對風險事件的任何記憶，往往想象這類風險事件的危險程度，從而對其產生不同的風險認知，不同的風險認知又會使個體采取不同的行為。如果這種風險活動的不利后果人們想象不到，人們可能會傾向于冒險去做。而事實上，可想象性越大并不能說明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越大。Carroll(1978)、Sherman(1985)、Gregory(1982)等多位學者的研究都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筆者做了一項隨機調查來證實易得性直覺偏差對個體風險認知的影響。該項調查有效樣本數為92，調查的內容是市民對交通事故和糖尿病兩者導致的死亡率認知。其中，有60．04％的市民認為交通事故的死亡率高于糖尿病率更高，并承認對交通事故的了解主要來自媒體的報道，下列具體結果。導致這種情況的可能原因是受媒體對交通事故的報道影響，市民對交通事故導致死亡的事件更為關注。當將交通事故和糖尿病兩者進行比較時，市民認知中對交通事故所具有的風險要大于對糖尿病的風險，進而表現出市民會加強避免交通事故的風險，相對地對糖尿病的風險防范意識較差些。

(二)代表性直覺偏差對個體風險認知的影響和檢驗分析

代表性直覺偏差在前景理論中被描述為：人們通常依據事件之間的相似性來判斷一種事件或一類事件發生的概率，如事件A來自于過程B，或者過程B會產生事件A的可能性。由于相似度因素的影響，對代表性的依賴往會導致嚴重的認知偏差。

1．代表性直覺偏差對個體風險認知的影響

通常對風險事件描述的越具體，人們會誤認為越容易發生。前人通過實驗研究發現，對風險事件具體細節描述的越詳細，就可能越接近人們心中的預期和想象于是叭們會傾向于認為其發生的可能性更大。比如，對我國某地區因公共事業，征用群眾住宅區可能會引發群體性事件，如果只是一般性描述：“某市因公征用群眾住宅區可能會爆發群體性對抗事件_’；另外一種增加細節的描述：“某市政府因公征用群眾住宅區，只有在與群眾利益補償沒有達成一致協議的情況下，才可能爆發群體性對抗事件”，大多數人會認為后者發生的可能性更大。通過概率理論的分析，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后者是一個聯合事件，前者是一個獨立事件，所以后者的概率一定不會超過前者的概率。Tversky和．Khanemann(1983)通過實驗研究發現的“結合謬論”就是這種現象。同時他們的研究還表明代表性直覺還會導致人們承認“賭徒謬論”(gamblerfallacy)，即人們在輸了多次之后，會傾向于認為下次是贏的可能性很大。

2．代表性直覺偏差的檢驗分析

針對代表性直覺偏差，筆者做了一項調查，調查對象為成都市市民，發放問卷：100份，收回有效問卷92份。問卷結果表明，在對待成都市政府因公征用群眾住宅區問題上，有絕大部分市民認為爆發群體性對抗事件是有條件的，即雙方未達成一致。實驗表明，因為b事件的發生比較符合人們心中的想象，就誤以為b事件發生的概率更大，所以選b的比例是73．91％。這結果顯然違反了概率的基本原則，但代表性直覺偏差在風險事件下是存在的。

(三)突發事件中個體風險認知的框架效應表現與檢驗分析

1．突發事件中個體風險認知的框架效應的表現國內學者們的研究發現在突發事件中存在公眾認知的框架效應他們認為“政府在信息發布的時候，從正面宣傳和從負面宣傳，對公眾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我們不宜過多地在特殊情況下，對負性信息進行過分的強化。比如SARS期間一家報紙在發布當天死亡人數和出院人數的信息時，把死亡人數的字突出放得很大，把治愈人的數字做得很小，這樣就強化了負性信息，效果當然不一樣。因此，新聞記者也需要學習一些社會心理學的知識。”

2．框架效應的檢驗為了檢驗框架效應的存在，我們發放問卷做了調查，調查結果分析，實驗結果可見，對同一個突發事件，從不同的角度來描述，得到的結果完全不同。在描述突發事件時，以正面的方式描述事情，方案A確定有300人獲救，也就是有了確定的收益時，人們往往采取風險規避行為，所以選A的人數較多，所占比例為56．52％。而如果從死亡的角度來描述處理事情的方案，面對風險損失時，人們又偏向于風險偏愛，所以在另一方案A中確定有400人死亡，人們又偏向于選B。可見，媒體和政府向公眾告知突發事件方面的信息時，在描述時要講究藝術性，預防引起公眾過激的行為反應，這是風險溝通的重要技巧。

三、個體風險認知對群體性突發事件演變的影響

(一)個體風險認知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前后的影響

個體風險認知的高與低對突發事件的影響比較大。若事前個體風險認知較高，有利于及時預料突發事件的發生和降低突發災害的損失。若事中或是事后個體風險認知較高，造成個體心里恐慌，使個體做出一些非理性行為，極不利于突發事件的處理。例如，2003年國內出現的瘋搶大蒜和板藍根事件，影響了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秩序。對于群體性突發事件，個體風險認知的影響也基本是如此。

1．事前個體風險認知高低對群體性突發事件演變的影響

事前個體風險認知較高的話，會對群體性事件較為敏感，可能會及時反饋給社區或是政府相關部門，有利于提高政府相關部門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預警，并采取相應措施，就可能有效地減少和預防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爆發。大多群體性事件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事件，其中有的是因某些相關部門漠視公眾的感受、利益和要求，而國家利益與政策又會被少數部門所歪曲，導致了公眾鋌而走險，采取極端手段。如近年來，常因少數城建拆遷而出現的“自焚”事件，危害極其嚴重，嚴重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形象。

2．事中事后個體風險認知高低對群體性突發事件演變的影響

事中事后個體風險認知出現偏差或是較高，會導致群體性突發事件更加惡化，處理起來更加困難。所以事中或事后政府常通過危機預警和風險溝通機制來降低風險認知，使民心穩定、社會秩序更快恢復，讓事件造成的損失降到最小。如2008年6月的貴州甕安事件，因政府相關部門不及時處理和公開事件，導致信息不對稱，小道消息和謠言四起，導致了民眾的心理不安和憤怒，所以就出現了群眾圍攻政府辦公樓的事件，直接的是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間接的是政府失去了在民眾中的信任，長期下去，對我們執政黨的危害不堪設想。

(二)群體性突發事件下對個體風險認知的外部影響因素

1．政府對個體風險認知的影響

(1)群體性突發事件中的政府態度和行為。政府作為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管理主體，其對事件的識別能力和應對能力，直接影響個體的風險認知和心理行為。在群體性突發事件中，政府的反應要快速及時，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要以人為本，以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讓群眾滿意。如果處理的漂亮，就能及時就可能把危機事件化為政府在民眾心中樹立合法性和良好形象的一次機會。若漠視群眾利益和公眾的知情權，辦事拖拉沒有及時化解矛盾和糾葛，就會使公眾對政府失去信任，就會加劇個體的風險感知，就容易產生恐懼、焦慮心理，從眾心理也會更加明顯。

(2)個體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在面臨危機事件時，公眾和個體往往會對政府有許多期待，他們需要有人來告訴他們，危機事件的具體情況，需要獲得事件的相關信息和自身是否安全等等，這時個體的風險認知與對政府的信任就存在很大關系。對政府的信任程度與公眾風險認知的關系，孫玉紅(2004)研究表明，公眾對風險事件的恐懼程度與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存在反比關系，即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公眾的恐懼和驚慌程度就越低，事件的恐懼感會減少。

(3)領導人風格對人們風險認知的影響。政府領導人的風格對公眾的風險認知和戰勝危機的信心也會產生影響。通常在人們遇到危機事件時，會產生恐懼和孤單無助，群眾非常需要有人站出來領導他們，幫他們決策，告訴他們事情可以控制。所以，危機條件下，需要果斷堅強、發號施令、喜歡指揮的領導風格，這樣的領導風格可直接影響公眾情緒，提高他們戰勝危機的勇氣。在危機事件下，當人們知道有人在認真負責處理此事，政府領導能與他們一起戰勝危機，可降低人們心中的恐懼感。

2．媒體對個體風險感知的影響

媒體對事件的報道方式和報道頻率會影響到個體的風險認知。作為信息過濾器的媒體，按照其媒體行業規則對信息進行選擇和處理，公開報道某些社會事件。由于媒體的傳播擴散作用，信息在傳輸過程中可能會失真和變形，使得媒體對危機事件的報道產生放大作用。媒體對事件的客觀、正確報道，能有效降低個體的風險認知，穩定民心。相反，若媒體對群體性突發事件進行過分夸大，惡意歪曲報道，容易使人心生恐慌和產生非理性的情緒。

3．群體行為對個體的影響群體效應對個體的影響比較明顯，特別是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還未形成穩定的社會價值觀，人們有時思想會產生混亂，個體特別容易受他人價值觀和行為的影響。由于在群體性事件發生時，有很多不確定性，從眾效應明顯，過度依賴媒體或是其他多數人的行為，而不是依據自己個人的判斷。群體性事件發生時，群體事件的參與者易沖動、急躁、缺乏判斷力、輕信他人等行為，同時部分人還存在人多勢眾、責不罰眾的心理。

四、風險認知模型的構架與風險認知的防范

(一)風險認知的高低空間模型

根據Slovic等人(1987)提出的預測風險認知模型，我們建立了個體風險認知空間模型，風險事件所處的位置決定了個體風險認知的高低。風險認知的空間分布情況，可以進一步了解和判斷個體對具體風險事件的認知程度，當一個危機風險事件特征越處于圖2右邊和上邊時，也就是個體對風險事件的未知風險和恐懼風險都很大，這個時候個體對此風險事件的風險認知越大，相反，當一個危機風險事件的特征處于圖2左下方，個體風險認知越小。

(二)群體性突發事件下個體風險認知的概念模型

對于政府和社會來說，風險溝通，有助于降低民眾對危機的風險認知。風險溝通指個體或群體以及機構之間交換信息和看法，相互作用的過程(Covello，1988)。DouglasPowell(1996)把風險溝通的信息分成兩部分，即風險事件自身的信息和降低風險采取措施的信息。我們認為，在分析群體性突發性事件的風險認知因素時，可將信息分為：(1)與群體性突發事件自身相關的信息。如突發事件造成的死亡、失蹤的數量沖突的原因、警力出動情況、事件的可控性、網上的輿論情況、媒體對突發事件的報道情況等。(2)群體性突發事件的防范措施信息，如政府高層參與突發事件的現場指揮、政府的態度和承諾、城市聯動網絡防范情況。(3)風險認識的個體自身因素，如個體對事件的熟悉性、個人的經歷、個體的價值觀、性格、群性效應等。同時，對于這些因素的影響，建立影響個體風險認知的概念模型。

(三)風險認知溝通的方式

在危機管理中，風險溝通對民眾的風險認知以及心理狀態等方面均有重要影響。良好的風險溝通應該能有效利用溝通渠道，理性傳達信息，滿足民眾特定的心理需求(Covello，2003)。根據前面影響個體風險認知的概念模型，通過控制以下幾個因素，調節個體風險認知，以更利于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處理。

1．政府針對風險認知的預警機制

在針對風險認知所帶來的群發事件中，政府若漠視群眾利益和公眾的知情權，就會使公眾對政府失去信任，就會加劇個體的風險感知，使民眾容易產生恐懼、焦慮心理，從眾心理也會更加明顯，同情弱者和維護社會公平的心理加劇，使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處理更加棘手，嚴重的還可能演化為社會危機。(侶因此，政府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處置除反應要快速及時外，還要以人為本，以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讓群眾滿意，制定好對突發事件的預警備案，努力化解糾紛與矛盾，才能及時把群發事件的危機事件轉化為政府在民眾心中樹立合法性和良好形象的一次機會。

2．媒體針對風險認識的防范措施

媒體對事件的報道方式和報道頻率會影響到個體的風險認知。通過前面個體風險認知偏差受媒體對事件的報道方式分析可見，媒體對事件的客觀、準確的報道，能有效降低個體的風險認知，穩定民心。相反，如果某些媒體，特別是政府難于控制的網絡媒體對群體性突發事件進行過分夸大，甚至歪曲報道，往往會強化個體的非理性心態，增加了政府相關部門對事件的處理難度。因此，堅持公正、公開報道的同時，注重引導公眾向正確、社會安全團結的方向傾斜來降低風險認知是媒體的社會責任。

3．影響民眾自身風險認知的減弱方式

個體自身因素是最難以控制的因素(如個體的價值觀、性格和個體的經歷)，也是對個體風險認知影響比較重要的因素。個體自身經歷和對事件的熟悉性對個體風險認知的影響，若政府不能有效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這類事件發生頻率會增大，政府的公信力也會下降，因為多數此類事件，給個體心理留下類似“不鬧不解決，鬧的越大，解決的越快”的認知，這種I、S"理認知會更加劇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頻率和強度。我們只能通過影響個體自身的因素來影響個體的風險認知，如個體無主見，容易受群體和媒體報道的影響，我們通過引導媒體對事件的報道來影響個體的風險認知。．

4．以民為本，建立公信政府是破解群發事件的根本

堅持與貫徹以民為本的方針，是化解認知風險、防范群發事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群體效應對個體的影響也比較明顯，目前從眾心理現象常見，特別是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易沖動、急躁、缺乏判斷力、輕信他人等，還存在人多勢眾、責不罰眾的心理，若政府不以民為本，及時處理或是處理不當，必然會引發縱火、自焚、打砸搶等極端行為的產生。所以，樹立以民為本的觀念，加強對民眾的理性教育，做好民眾的思想工作，通過控制和調節個體風險認知的這些影響因素，才能很好地預防和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政府也能把這樣的危機事件化為樹立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機遇。我們相信只要從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出發就能破解風險認知的危害程度，只要政府、媒體和非政府組織一起努力，構建有效完整的突發事件管理系統及時處置突發事件，就能使社會更加穩定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