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世界的樣板:法國重農學派的中國觀

西方經濟學家中最先關注中國的是法國重農學派的經濟學家,這與法國“中國熱”最盛有關。法國與中國的交往開始于17世紀下半葉。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法皇路易十四派衛方濟、白晉、劉應等6名懂天文、數學的傳教士到中國,以后法國傳教士陸續東來。這些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傳播西方知識,另一方面學習中文、中國歷史地理,并到各地旅行,調查各地文物,寫成大量日記、報告,寄回法國。這些著述大都先后在法國出版,如1702—1776年陸續出版的《耶穌會海外教士書信集》(共34卷,其中16—26卷是關于中國的);1739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志》;1776—1814年陸續出版的《中國紀事》(16卷)。另外,傳教士們還翻譯中國古代經籍以及文學作品,如傳教士殷鐸澤、郭納爵在1662年及稍后翻譯的《大學》、《中庸》和《論語》;傳教士柏應理1687年著的《中國哲學家孔子》;1711年衛方濟翻譯《四書》、《孝經》,撰著《中國哲學》一書;1706年白晉著有《古今敬天鑒》(該書以中國經籍論證教理)一書和《易經大意》稿本;1733年傳教士孫璋譯了《詩經》和《禮記》;1739年傳教士宋君榮譯有《書經》及《詩經》、《易經》。以上著述,雖然由于宗教偏見及研究不夠充分等原因,時有簡單化、粗略和失真之處,但它們畢竟反映了中國的基本事實,為法國人打開了研究中國學術思想之門,為18世紀的法國思想界掀起一股崇尚中國的熱潮提供了思想材料。17、18世紀登上歷史舞臺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們對于忽然傳來的外國文化,特別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文物昌盛的東方大帝國的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借用中國文化的外衣反對宗教蒙昧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

法國啟蒙思想家對中華帝國的圣君賢相和道德觀念大加贊賞,對中國偉大而古老的文明心向往之。如伏爾泰認為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相信中國的歷史比《圣經》創世說的年代要早得多,“當我們還是野蠻人的時候,這個民族(中國)已有高度的文明了”。“要知道世界上發生之事,就必須注視東方;東方是一切學術的搖籃,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來的。”[1](P57-580)法國和歐洲社會對于中國瓷器、漆器、絲織品及其他許多貴重器物的愛好、搜集與仿制,也達到狂熱的程度。路易十五時代甚至發起銷毀銀器而以中國瓷器代之的所謂“日用品革命”。當時有人在英國《世界雜志》上載文慨嘆:“現在的風氣,一切都變為中國式或中國化了。椅、桌、爐櫥、鏡柜,甚至最平常的用具,無一不受中國的影響”。[1](P49)重農學派的創始人、被其門徒波多神父譽為“歐洲的孔夫子”的魁奈(1694—1774),本是一位有名的外科醫生,他研究過化學、生理學、醫學,因發表過有名的生理學論文《放血效果的觀察》和《動物結構的物理論》而蜚聲于醫學界。1749年,55歲的魁奈被任為法王路易十五的寵姬朋巴陀侯爵夫人的侍醫而進入巴黎,住進凡爾賽宮,3年后,他又因治愈皇太子的豆瘡有功,被任命為路易十五的侍醫,并由國王賜封為貴族。進入首都巴黎使魁奈有機會感受當時日隆的“中國熱”;侍醫和貴族的身份又使他有機會與法國當時崇尚中國的知識精英———啟蒙學者相過從。

這一切,一方面激發了魁奈對研究中國的興趣,另一方面也影響了他對中國的評價。魁奈幾乎全盤肯定中華帝國的文化,他主張開明專制,把中華帝國作為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倡導改革的范本。他在《市民日志》上發表題為《中國的專制制度》的論文,結合中華帝國的倫理觀念和政治制度,全面地論述他的基本思想與政治經濟學。該書共分8章:第一章,緒言(包括中國的起源、疆域和富饒、軍事實力及社會各階級);第二章,中國的基本法(包括自然法、經書、學問、教育、科舉、財產所有權、農業、商業);第三章,實定法;第四章,租稅;第五章,關于權力;第六章,行政、官吏、刑法;第七章,中國統治上的缺點;第八章,中國的法律同作為一個繁榮政府的基礎的自然原則相比較。魁奈生活的18世紀,西方處于工業革命的前夜,中華帝國的繁榮富強仍居世界前列。魁奈在該書中對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薦賢制度、監察制度和稅收制度非常贊賞。關于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他說:“政府的第一個實際行動,應該是設立學校來學習這方面的知識。除中國以外,所有的國家都沒有重視這種作為統治工作基礎的設施的必要性。”[2](P400)關于薦賢制度,他說:“中國依靠了學問,經常能夠而且非常成功地防止了這些錯誤。那里在學問的幫助之下,形成了國家的第一階層,這些學問非常適合于通過理智的光輝來領導人民,使政府完全服從于那些確立社會制度基礎的自然和顛撲不破的規律。”[2](P419)

對于中國的監察制度,他也極為欣賞:“在這個疆域遼闊的帝國內,長官的一切錯誤和濫用職權的現象經常在政府的通報中頒布出來,以便使這個巨大國家的所有省份都能遵守法律,反對濫用權力;這樣,依靠自由的檢舉———一個穩定而自信的政府的重要條件,政府的活動經常得到檢查。”[2](P419-420)對于中國不征收人頭稅、所得稅及不向日用品征稅的稅收制度,他大為贊賞:“人本身失去財富而只得到需要;因此,賦稅不能從他們本身征收,也不能從他們勞動的工資中征取”,“向個人征的稅,例如人頭稅或者勞動所得稅,照他們看來,無疑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根據中國人的意見,同樣不能對食物或人們日用必需的商品征稅”,“這就是數千年來中國政府走向安寧的生活所遵循的學說的基本原則。”[2](P412-413)基于對中國制度文明的崇拜,魁奈認為中國完全可以作為一切國家的范例:“這個服從自然秩序的疆土遼闊的帝國,不就是一個穩定而持久不變的政府的范例嗎。”[2](P420)魁奈企圖找出這個帝國古老而繁榮不息的終極原因和規律。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上帝”,就是他所說的造物主,而中國文化中的“道”、“禮”、“道德”,就是他所說的自然法或自然秩序。而實際統治之所以有效,就是由于它符合并嚴格服從這些自然法,他說:“中國人崇拜的首要對象就是上帝,他們贊美它是萬物的根源,在上帝的名字下,他們或說君主、或皇帝、或說天,意思是相同的”。[3]

“中華帝國不是由于遵守自然規律而得以年代綿長、疆土遼闊、繁榮不息嗎?那些靠人的意志來統治并不得不靠武器來征服人的民族,難道不會被人數眾多的中華民族完全有根據地看作野蠻民族嗎?”[2](P420)“中華帝國建立在科學和自然法則上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這種制度也就是科學和自然規律的發展結果。”[2](P395-396)魁奈認為,中國這種由理性選擇的高效率的制度容許由智慧自由之光發揮作用:“上帝的法制……是通過由教育和對自然的研究而獲得的智慧之光向人們顯示出來的,除了由智慧自由發揮作用以外,自然界不容許有別的規律。”[2](P404)魁奈還進一步預言,由上天制定的自然秩序以及以儒家學說為指導的統治者和人民遵守自然秩序所作的努力,會使中華帝國繼續在全世界領先向前發展。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魁奈看不到深藏在中國封建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里面那些限制個人自由,扼殺創新活動,以及抑制工商業發展等阻礙社會發展的因素。與魁奈的預言相反,他所美稱的中華帝國并沒有保持長久的繁榮,魁奈死后不到70年,中國就被英帝國打敗,未能與歐洲列強并駕齊驅,這是魁奈所沒有預料到的。另一個重農學派的經濟學家、曾擔任過里摩日州長和財政大臣的杜爾哥對中國也極為關心。當兩位在法國留學14年的中國人楊德望(1733—1798)和高類思(1733—1780)即將返回中國時,杜爾哥想借這兩位中國人之力,系統了解中國的經濟情況,為此他專門開列了研究中國的52個問題交給楊德望和高類思,要他們回國后進行調查,向法國政府提出報告。

這52個問題包括4個部分:第一部分“財富、土地分配與農業”,含30個問題。主要詢問有關中國的“富人”階層,涉及擁有大量房地產者,大工業企業家,大商人,放債收息者及其財產的等級劃分;官吏與富人的關系以及高官要職的俸祿標準;土地分配狀況與耕作方式;田地的年收入,田地買賣以及田地賣價與年收入之間的關系;稻米和小麥所占耕地面積情況;貸款利率標準;人均糧食年消費標準;工人的日工資標準及其在北京與外省的差別;土地稅收制度;糧食的自由買賣與北京糧食的年平均價格等。第二部分“工藝”,含15個問題,其中又分為造紙術、印刷術和紡織術三個方面,均系一些十分具體而細致的工藝技術問題。第三部分“自然史”,含4個問題,主要是了解中國礦產的種類、分布及蘊藏情況。第四部分“幾點歷史上的問題”,含3個問題,一是有關在華猶太人的歷史和他們使用的圣經;二是有關苗民的語言、體形和膚色及其與周圍各省中國人之異同;三是習慣游牧生活的韃靼人歸化后是否采用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問題。由此可見,杜爾哥對當時傳入西方的中國知識相當熟悉,堪稱中國通。他涉獵的中國材料,已超出當時流行歐洲的幾部有名專著。為了指導兩位中國人進行調查和撰寫報告所需要具備的理論知識,1766年杜爾哥還特意寫了一篇專文,即后來單獨出版的《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書,成為經濟思想史上的一本名著。對此,該書的英譯本序言在談到該書的緣起時指出:“這兩位中國學生這時已經在法國完成了學業,得到皇家的資助要回到他們的祖國去。當時的法國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中國是開明政治的策源地;人們都希望這兩位中國青年能夠讓他們的歐洲東道主不斷地了解中國的內部情況。杜閣曾向他們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請求解答,因此他寫了這本書,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領悟這些問題的旨趣之所在”。[4](P10)杜爾哥1766年12月9日致友人杜邦的信中也提到這一點:“我已為我向你提出過的那兩位中國學生擬好了幾個問題;為了使他們能夠明白這些問題的目的和意見起見,我又在這些問題前面寫了一篇關于社會的各種勞動和財富的分配的簡略分析”。[4](P94)

二、富有與停滯:亞當•斯密論中國

出生于愛爾蘭的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家L•楊格,1996年在《太平洋經濟評論》上發表“司馬遷:先于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家”一文,該文認為,司馬遷早在亞當•斯密之前就在其《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了市場機制概念和“經濟人”假設,認為司馬遷在價格機制的闡述上遠比斯密詳盡和充分。并推測斯密《國富論》的中心思想,可能是在他造訪巴黎期間,通過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杜爾哥及其接待的兩位中國留法學者楊德望和高類思那里了解了司馬遷的思想,從而受到啟發,或者說,可能直接從杜爾哥和兩位中國人那里“盜用了”司馬遷的思想。[5]其實,早在1946年,L•A•馬弗利克出版的《中國:歐洲的模范》一書就認為,斯密1759年出版的成名作《道德情操論》一書就可能受到中國古代道德倫理思想的啟發,他認為,由法國傳教士杜哈爾德翻譯并收錄在《中華帝國全志》中的《孟子》一書“可能促使亞當“斯密撰寫《道德情操論》。”[1](P5)姑且勿論亞當•斯密是否“盜用了”司馬遷的思想,是否受到《孟子》一書的啟發,但斯密的確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國,英國經濟學家坎南整理斯密1775—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學期間教授“道德哲學”的講義的法學和政治學部分出版的《亞當•斯密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一書就多次提到中國,如在談到家屬關系法時,他注意到了中國的一夫多妻制問題:“一夫多妻對于一國的人口增加是及其不利的……誠然,也許有人會說,在中國、在恒河口附近和在埃及,雖然實行了一夫多妻,人口卻很稠密。

但這些國家都有關于促進人口增長的規定,而且還有其他情況,有助于人口的增長,例如土質非常肥沃”,[6](P105)又如在談到分工如何增多產品數量時,提到中國由于運費及稅制的制約影響到了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中國的棉織品和其他商品,要不是因為長途運費和捐稅的關系,就能夠比我國所產制的賣得便宜”。[6](P181)再如在談到商業精神對于人民不良習俗的影響時,認為商業精神使人豪氣消沉,一點沒有尚武精神,他以中國為例說:“無數的中國軍隊,老是慘敗于韃靼人之手。在這些國家,勞動分工和奢侈風氣都發展到極點,他們沒有常備軍隊,人民都專心致志于研究和平藝術。”[6](P264)1764年,斯密放棄格拉斯哥大學教職,專任貝克萊公爵的私人教師,陪同公爵去游歷法國和瑞士。在法國期間,會見過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和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機會受到了法國啟蒙思想家和重農學派學者“中國熱”的感染。如斯密非常欽佩魁奈,“以致曾有這樣的打算:如果《國富論》出版時魁奈還在世,便把該書獻給這位令人尊敬的法國經濟學家。”[7](P458-459)杜爾哥對斯密的影響更大,“在他(斯密)在法國所交的所有朋友中,同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相比,沒有一個人在交往中能給予他更大的滿足,或其思想和品德能使他更為尊敬。”法國重農學派學者杜邦•德內穆爾甚至曾宣稱:“斯密著作中正確的東西都是從杜爾哥那里剽竊的,而不是從他那里剽竊的部分則都是錯誤的。”[7](P181-182)

歐洲大陸的旅行是斯密寫作《國富論》的重要契機,而正是歐洲大陸中國熱的影響,使斯密對中國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他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對中國給予了非同尋常的關注。該書征引了到過中國的歐洲傳教士、外交官和商人回國后寫的大量介紹中國的論著。據統計,《國富論》中直接提到“中國”二字之處達75處,內容涉及工資、農業、自由貿易、自由市場制度及對重商主義的評價等方面。其對中國的關注在古典經濟學家中除法國重農學派學者外是最多的。與重農學派對中國的崇拜與傾慕不同,斯密對中國的評價比較理性,他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點是富有和停滯。斯密對中國的富有印象深刻,他在《國富論》中反復提到這一點:“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8](P65)“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8](P230)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幾個國家“雖然沒有比較豐富的金銀礦山,在其他方面卻比墨西哥或秘魯更為富裕,土地耕種得更好,一切工藝和制造業更為進步”。[8](P20-21)中國為什么會富有呢?斯密認為,制造業體積小且價值大,是增進國民財富的主要產業;制造業的完善,完全依賴分工;制造業所能實行的分工,又受市場范圍的支配。所以,他認為中國的富有與中國市場巨大有關:“中國幅員是那么廣大,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及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制造業,并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就面積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并不小于全歐洲各國的市場”。[8](P247)但另一方面,斯密又指出中國的發展處于停滯的狀態:“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于靜止狀態了。

今日旅行家關于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孛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么區別。”中國為什么會處于停滯的狀態呢?斯密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的法律制度:“也許在馬可孛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8](P65)在《國富論》中,斯密對阻礙中國發展的法律制度作了具體分析,如他認為中國重視農業,輕視工商業尤其是對外貿易:“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于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于技工。在中國,每個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除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過一兩個。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范圍。”[8](P246)“大家知道,近代中國人極輕視國外貿易,不給與國外貿易以法律的正當保護”。[8](P67)他舉例說,當俄國公使蘭杰來北京請求通商時,“北京的官吏以貫常的口吻對他說,‘你們乞食般的貿易!’”[8](P246)他認為,外貿在國民財富的增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國允許對外貿易,那么就能大大促進中國的發展:“假設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國外市場,那么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制造品,大大改進其制造業的生產力。”[8](P246-247)應該說,斯密對中國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的分析是比較中肯的。重農抑商是中國古代政府的基本國策,也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三大教條之一(其他兩大教條為重義輕利和黜奢崇儉)。

重農抑商政策的效應是雙重的,一方面它為中國農耕文明的持久繁榮功不可沒,另一方面它又阻礙了近代工商文明的發展。中國農耕文明在唐宋時期達到頂峰以后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社會缺乏有利于工商文明制度安排創新的環境。與法國重農學派非常欣賞中國的重農抑商政策不同,當西方近代工商文明發展曙光初現之際,作為天才的經濟學家,斯密敏銳地覺察到工商業發展對國民財富增進的作用,并用這種視角透視中國社會的長期停滯,這正是斯密在中國觀上超出重農學派的地方。斯密指出,中國雖然“國富”,但并不“裕民”:“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于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于贍養家屬的記述,則眾口鑠金。中國的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就更惡劣。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工場內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為搜尋,或者說,為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接著,他以同情的筆調寫到:“據說,在廣州附近,有數千百戶人家,陸上沒有居處,棲息于河面的小漁船中。因為食料缺乏,這些人往往爭取歐來船舶投棄船外的污穢廢物。腐爛的動物尸體,例如死貓或死犬,縱使一半爛掉并發臭,他們得到它,正像別國人得到衛生食品那么高興。”[8](P65-66)斯密將中國的國富民貧歸結于中國社會的停滯。他認為“勞動報酬優厚,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國民財富增進的自然征候。反之,貧窮勞動者生活維持費不足,是社會停滯不進的征候。”[8](P67)“就生活資料價格說,中國與歐洲有很大差異,而就勞動貨幣價格說,則有更大的差異。這是因為歐洲大部分處在改良進步狀態,而中國似乎處在停滯狀態,所以,勞動在歐洲的真實報酬比中國高。”[8](P182)

16-18世紀,由于地理大發現和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全球經濟互動加快,掀起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由于美洲銀礦的發現,這次經濟全球化是以白銀為紐帶展開的,白銀充當了世界貨幣的職能。中國經濟發達,人口眾多,在這次經濟全球化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有一位現代西方學者甚至認為當時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多邊貿易”,這個全球多邊貿易的核心經濟體是中國,中國的這種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它的貿易保持著最大的順差。”[9](P181-182)斯密在《國富論》中對作為世界貨幣的白銀的價格變動問題用了非常大的篇幅進行探討,在有關論述中多次談到中國。清代中國的幣制,大體上是銀錢兼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長期是出超,白銀不斷由歐洲和美洲輸入中國。白銀的大量流人引起中國貨幣市場銀價下跌,所以當時中國朝野普遍關心的是銀賤錢貴的問題,而且他們主要從錢制方面找原因,并沒有考慮世界白銀市場對中國的影響。斯密將中國銀價問題放在國際銀價體系中加以考察,他得出了與中國人相反的結論,他認為是從世界銀市場來看,中國銀價長期高企:“當歐亞初通貿易時,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金銀的價值,卻比歐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8](P197)“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但貴金屬價值在中國,卻比歐洲各國高得多”。[8](P230)他對廣州與倫敦的銀價作了一番比較:“在中國廣州地方,半盎斯白銀所可支配的勞動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倫敦一盎斯白銀所可支配的也許還要大。

所以,對于各該地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來說,在廣州以半盎斯白銀出售,比在倫敦以一盎斯白銀出售,實際上也許更有價值,更為重要。”[8](P33)對于中國銀價高企的原因,斯密也作了分析:“此種差別,是因前者多為產米國,其稻田大抵每年能收獲兩次甚或三次,而每次收獲的產量,又比小麥普通的收獲多。所以,產米國與產麥國比較,即使面積相同,產米國的糧食,亦必較更為豐富。這些國家的人口,因此多得多。此外,這些國家的富人,持有自身消費不了的大量剩余,可以出賣,于是掌握著可購買多得多的他人勞動量的手段。因此,征之任何記載,中國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歐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隸役。而且,這些大官富豪,持有過剩食物,于是能夠支付較大數量的糧食來交換那些產額甚少的珍奇品,例如富翁竟求的金銀寶石。”[8](P197-198)斯密把中國銀價置于國際銀價市場來考察是非常有遠見的,但他對中西銀價落差的原因分析不得要領。歐洲銀價的猛烈下跌,是歐洲在重商主義將金銀視為唯一財富的觀念指導下在世界各地(主要是美洲)大肆掠奪白銀,造成歐洲白銀嚴重供過于求帶來的結果。而中國雖然白銀大量輸入,但由于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經濟體,加之當時中國正處于白銀貨幣化加速發展時期,因此白銀的需求增長非常快,因而銀價的下跌相對要慢一些。斯密寫作《國富論》時,中國對于歐洲的影響,已開始由西方人狂熱追求中國文化的鼎盛時期,進入它的尾聲階段。隨著夕日籠罩在中國形象上的耀眼光環逐漸暗淡,這個東方封建帝國的各種衰敗現象也就在歐洲人眼前日益顯露出來。加之斯密所在的英國是當時歐洲經濟最發達,民主最進步的國家,對中國崇拜的風氣遠遜于法國。因此,斯密在《國富論》中討論有關中國的經濟問題時,比重農學派的學者較為客觀而冷靜。

三、日薄西山的帝國:薩伊和約翰•穆勒論中國

重農學派后,歐洲的法國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經濟出現了加速發展的趨勢,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席卷歐洲。與之相反,中國在經歷了康乾盛世之后國運轉衰。中西文明出現的巨大落差,使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商人、旅行家逐漸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歐洲狂熱追求中國文化的風氣逐漸淡化,籠罩在中華帝國上的神秘面紗漸漸消退。這一切使得法國知識精英改變了他們的中國觀,開始由盲目崇拜轉向理性觀察。19世紀初,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薩伊對中國的看法就體現了這種動向。在薩伊1803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概論》的描述中,中國再也不是魁奈筆下的那個至善至美的帝國形象,也不是斯密所描述的富國形象,而是一個貧窮、落后、保守的國家。關于中國的貧困,薩伊指出:“印度和中國的一些部分,不但人口過剩而且窮困過日。”中國和印度“幾乎沒有對外商業或海口商業,它們的窮困階級,嚴格地說,老是僅僅得到只夠糊口的必需品。在這些國家,平常年份的產品只夠把這樣少得可憐的糧食分配給他們,如果收成有點不好,便有許多人由于完全缺乏一般必需品而整批死亡。所有記載都說,由于這個原因,饑饉在中國和印度斯坦的許多部分常常發生,并造成嚴重禍害”。[10](P426-427)對于中國的保守和落后,他給予了批評,他說:“中國人是極其多疑和拘泥形式的民族。他們由于遙遠的位置,廣闊的版圖,特殊的需要,可完全不依靠別的國家。所以,得他們允許跟他們通商是一種特殊利益,同時也是朝不保夕的利益。因此,我們如不忍受沒有他們的茶、絲和南京棉布的痛苦,就得采取預防辦法,只有預防辦法才能保證這個貿易的繼續。”[10](P201-202)

像當時西方許多其他學者一樣,薩伊也注意到了中國的“溺嬰”現象,他對此野蠻行為給予譴責:“中國的殺嬰行為證明,當地的宗教偏見使傾向于阻止人口增加的預謀遠慮不能起應有的作用。我們對于這些偏見不能不感到遺憾。人越進化,感覺越靈敏,對于這種殺人行為越感到痛苦”。[10](P420)亞當•斯密之后,18世紀末、19世紀上半頁英國與中國發生的兩件歷史事件徹底改變了英國對中國的看法。一是1793年英政府派馬德拉斯總督馬嘎爾尼以慶祝乾隆80壽辰名義出使中國,要求清政府增開通商口岸,減低關稅,并派公使駐京。馬嘎爾尼的中國之行預示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與“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11](P2)對抗的開始。結果引發“禮儀之爭”,英國的要求也遭到拒絕。這一事件加劇了奉行自由貿易理念、且急欲打開中國市場的英國人對中國的反感。二是1840—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這場不對稱戰爭以中國的慘敗告終,中國在英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從此一落千丈。這里僅以約翰•穆勒為例,管窺當時英國經濟學家的中國觀。約翰•穆勒(1806—1873)是19世紀英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1823年他進入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在該公司任職達35年之久。業余從事經濟學研究。東印度公司是一家壟斷遠東貿易的特權貿易公司,是英國官方允許的唯一與中國及遠東進行海外貿易的公司。這種工作環境使穆勒比當時英國其他的經濟學家有機會更多了解中國。穆勒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一書在論述經濟理論時,多次把中國作為一個反面案例加以介紹。在談到決定生產要素生產力程度的原因時,穆勒認為社會為其成員提供全面的保護而使人感到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他說:“若一個人被人知道擁有一定資產,總擔心隨著局勢的每一次動蕩會被貪得無厭的政府官吏奪走,那就不大可能會有很多人努力生產多于生活必需品的東西。

這是亞洲很多一度很富庶的地區陷于貧困的公認原因。”[12](P194)這里的“亞洲很多一度很富庶的地區”自然包括中國。在談到資本增加規律時,他認為資本是節約的產物,因此,一個國家積累欲望是否強烈是決定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論述這個問題時,他又把中國作為“積累欲望不強的例證”拿來與作為歐洲加以對比:“就實際積累欲望的強度來說,作為上述情形和現代歐洲兩者之間的例子,中國人的情況是值得注意的。根據他們的個人習慣和社會狀況可以期望,他們在節儉和自我控制力方面……比大多數歐洲民族要差。”[12](P194)對此,穆勒引用到過中國的旅行家的有關報告來增加“說服力”:“耐用性是表明實際積累欲望高低的主要標志之一。旅行家們證實,中國人造的工具遠不如歐洲人造的工具耐用。關于房屋,我們聽說,除了較高級的以外,通常都是用土坯、泥或涂上泥的竹片造成的,房頂則用茅草和板條蓋成。我們簡直無法想象還會有比這更不結實或更不耐用的建筑物。隔墻是用紙糊的,每年都得換一次。農具和其他用具的情形也是如此。它們幾乎全部是木頭的,金屬用得很少。因而它們很快就會磨損,不得不頻繁地更新。

若實際積累欲望較強的話,他們也許會制造較昂貴但較耐用的農具。由于同一原因,很多在別的國家會被耕種的土地,在中國卻未被開墾。”[12](P194)穆勒還以資本報酬率來說明這個問題:“由于中國像我們設想的那樣,實際上已達到了靜止狀態,因而當資本報酬仍然很高,法定利率為12%,實際利率(據說)在18%與36%之間時,積累便停止了。由此可以推測,超過該國已有數量的資本將找不到利潤率如此之高的投機機會,而較低的利潤率又不足以引誘中國人放棄當前的享受……如果真的是在資本報酬仍然很高的時候資本就停止了增加,那便表明,同大多數歐洲國家相比,中國人的實際積累欲望要低得多,只顧眼前,不考慮未來。”[12](P197-198)穆勒由此得出結論:“限制中國生產發展的不是人民不夠勤勞,而是沒有長遠打算,這一點比在半農業化的印第安人那里還要明顯。”[12](P195)穆勒以上關于中國資本報酬率的分析基本符合中國歷史實際,如北宋王安石變法中青苗法規定,政府貸與民間的青苗本錢收取20%的利息。到晚清時期,當鋪和錢莊貸款的年利息為15-25%。即使是作為現代信用機構的中國銀行組織,在各大城市的放款利率也在10%左右,而同期英國銀行放款利率在3%左右。[13]

穆勒并沒有進一步分析中國積累停滯、資本報酬率高的原因。從根本上說,由于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業文明與工商文明不同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生產結構是一種簡單再生產,自身缺乏膨脹發展機制,社會財富或是集中投向土地(即中國古代盛行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模式),或是進行奢侈性消費。該書中,中國人唯一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現的例子,是穆勒在論述勞動者與資本家合伙經營時提到的:“精明能干的中國移民早就采用了與此相類似的做法。在馬尼拉中國移民開的店鋪里,店主通常能使他雇用的本國同胞盡最大努力干活兒,因為他讓每個人都分享企業的利潤,也就是說,實際上使工人都成為企業的小合伙人,當然,他會把最大一份利潤留給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工人賣力干活兒,既對店主有利,又給他們自己帶來了好處。”[12](P340)其實,中國早在明代這種勞動者(伙計)參與企業利潤分享的制度就在許多商業、金融組織中非常普遍地被采用,海外中國人只不過是把這種制度移植到國外。西方古典經濟學家中國觀的演進是西方文化對待中國文化態度變化的一個縮影,它既是中西文明運勢易位的反映,也是西方深化對中國了解的產物。由于具備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知識素養,古典經濟學家能以經濟學家的審視眼光批判性的分析和研究各種中國資料,他們提供了一個分析中國問題的新視角,他們有關中國的分析與描述,展示了一幅西方版的大清帝國興衰史畫卷。

當西方人,包括西方經濟學家通過各種途徑了解、研究中華帝國時,中國人對歐洲社會的巨變感覺遲鈍,仍以傳統的華夷之辨的視野對待歐洲,以固有的節奏迎接歐洲的挑戰。這種中西文明交流的格局彰顯出西方文明的勃勃生機和中國文明的停滯落后。兩種文明對接的結局自然不會有懸念。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二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14](P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