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求弘揚法治精神，開創了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思維新范式

鄧小平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系統地總結了國家治理的經驗教訓，深刻地認識到人治的弊端，積極倡導“樹立法制理念”，用當今的語言表述，就是要“弘揚法治精神”。早在1980年1月，鄧小平就強調：“要講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僅不犯法，而且能積極維護法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頁）1986年6月，他進一步強調，要“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制觀念”。在此，鄧小平強調并闡明了三個互相關聯的重大命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法律至上的原則，樹立社會主義法制觀念。在文化本意上，就是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鄧小平的這些思想，促成了從傳統人治向現代法治的思維轉變，開創了共產黨執政話語下的嶄新范式。其一，扭轉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以人治為主的治世路徑。盡管在中國悠久的歷史文明中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法家思想，在歷代帝王統治中也曾出現過嚴刑峻法的悲慘局面，但是始終沒有超越儒家思想的主流范式，向來強調和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社會理想，期盼圣王、明君治國，因而形成了帝王文化傳統，實質上是典型的人治文化傳統。由于歷史路徑依賴的影響，人治的思維觀念長期影響著國民，因而新中國建立以后，同樣沒有實現與歷史的徹底決裂，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對此，鄧小平曾明確表示，中國缺少法制傳統。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強調，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摒棄人治傳統，開創法治局面。實踐證明，正是在鄧小平的倡導和推動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迎來了春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逐步樹立了法制觀念，弘揚了法治精神，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數千年存在的人治思維范式，確立了法治思維范式。其二，開創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依法治國的嶄新思路。從馬克思到毛澤東，無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后，革命領袖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均有一個共同特點：側重于論證革命的必然性、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人民大眾的積極性及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完全解決好共產黨執政以后如何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新的歷史任務和重大課題。一言以蔽之，由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過分重視革命階級的主觀能動性，忽視了人性缺陷，因而導致在實踐層面上的人治結果，在精神層面上回歸于人治窠臼。鄧小平多次總結蘇聯、中國以及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后指出，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等，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健康發展，破壞了國家治理局面，因此必須改變這種現狀。

鑒于此，鄧小平指出，“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頁），任何黨派和個人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決不允許有“法外之人”。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從根本上校正了共產黨執政的方向和方式，引起了社會主義國家治理觀念上的革命，開創了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新局面。其三，拓展了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善法的理想境界。鄧小平進一步分析了法的具體價值屬性，要求區分“惡法”與“善法”的界限，弘揚善法精神。他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于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鄧小平使用的是“制度”概念，實質上也是“法制”的觀念。在他看來，法無非具有兩種價值類型，一種是惡法，另一種是善法。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就是要摒棄和根治惡法，創立和遵守善法；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就是要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營造向善的法制輿論環境，從而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步伐。

二、闡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自身的幾個重大關系，拉開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學術研究新序幕

鄧小平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上的貢獻，不僅表現為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促進了治國觀念的轉變，而且闡明了法治文化內在的一系列重大關系，豐富了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理論，推動了學界的法治文化研究向縱深發展。

第一，法治與人治的關系。在人類政治哲學和社會治理實踐中，無論是柏拉圖所主張的哲學王統治，還是中國封建社會所主張的明君統治，都是基于人治理念。中國古代也曾有關于人治和法治的爭辯，例如荀子和商鞅的論辯。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古代人所理解的法治與當代人所理解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律至上是現代法治秩序的保障?，F代法治的觀念既不能容忍任何個人或組織凌駕于法律之上，亦不允許有其他權威超越于法律之上。1986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頁）。這是一個非常英明的論斷。一是明確提出了“人治”和“法治”的觀念，超越了鄧小平一向主張的“法制”概念（盡管法治離不開法制）；二是沒有簡單地否定“人治”的作用，也沒有簡單地肯定“法治”的作用；三是強調了要“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而不是聽之任之，即要發揮兩個方面的積極性。人是社會的主體和核心，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根本目的；法是由人制定并且由人維護和執行的規范，永遠離不開人的作用。法治與人治不能截然分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需要人治，而在于人治是否從屬于法治。這是辯證法在治國理政方面運用的典范。

第二，法治與德治的關系。道德自覺與法律約束相互聯系，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兩大支撐體系。在中國，關于“仁政”與“刑政”的爭論延續了上千年，其實質就是堅持法治還是堅持德治的問題。歷史經驗和現代國家法治進程都證明，法治國家建設絕非法律自身的事。中國歷史上的“禮法并用”、“禮法結合”的經驗以及“德主刑輔”的內容，經過現代法治精神的改造，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現代法治文化的動力和源泉。鄧小平反復強調，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理想和道德，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他雖然沒有使用“德治”概念，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理論則內在地蘊涵著豐富的德治思想。治理國家既要靠法治，又要靠德治；依法治國需要以德治國為基礎，以德治國需要依法治國做保障。鄧小平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思想和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思想，既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指明了任務和方向，又奠定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基礎。

第三，法治與黨治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內，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逐步消滅階級差別、實現人的全面解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經驗。在政黨政治的時代，“法治”與“黨治”密不可分，都是為一定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性選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機械地理解和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具體結論簡單化、庸俗化，甚至誤讀與曲解，導致了實踐領域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大于法”、“以黨治國”等混亂現象。其實，法以及法治文化不僅有階級性，而且有社會性；不僅有意志性，而且有規律性；不僅有本體意義，而且有功能意義。鑒于歷史教訓，鄧小平深刻地論述了“黨”與“法”、“黨治”與“法治”的根本關系，闡明了黨政分開的政治主張。鄧小平反復指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既要堅持黨的領導，又要堅持依法治國。他從三個方面闡明了“法治”與“黨治”的關系：一是共產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二是黨要通過合法的途徑把自己的意志轉變成為國家意志，三是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活動并成為守法的模范。這是對黨如何科學執政最本質的概括，也是徹底摒棄“以黨治國”的偏頗認識，把“依法治黨”納入“依法治國”全局戰略的新觀念、新思路。

第四，法治與民治的關系。法治的根本含義就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國的根本主旨就是保證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國就是要徹底實現民治。社會主義之法，必須由人民倡議和制定、由人民授權執行和維護、由人民享用和受益，從根本上保障人民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的本質就是民治，即法治是民治的保障，民治是法治的內核。

三、要求鞏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三大柱石，描繪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架構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即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中，這反映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根本要求和本質特征。鄧小平關于三者內涵及其關系的論述，推進了政治文明建設，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理念構建上描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藍圖和新架構。

第一，堅持黨的領導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根本保證和關鍵環節。在社會主義時期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保證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鄧小平認為，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不要黨的領導的民主，不要紀律和秩序的民主，絕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墒?，中國共產黨原有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孕育于革命戰爭年代，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要求相比，存在諸多不適應的地方。所以，鄧小平果斷地提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的新命題。這個命題的提出，不僅具有政治意義、法理意義，而且具有觀念意義、文化意義。改善黨的領導是為了更好地堅持黨的領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增進人民的福祉；改善黨的領導需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進一步鞏固黨的領導，促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改善黨的領導還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創新理念，展示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顯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中華文化的包容性。

第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堅持黨的領導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和內容。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民主既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也是發展社會主義的手段。鄧小平不僅終結了長期以來關于民主“手段論”和“目的論”的爭論，而且闡明了法治國家的主體和動力。他指出：“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準確，能夠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要使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等?！保ā多囆∑轿倪x》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主張，反映了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和本質特征，彰顯了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時代精神。

第三，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是堅持黨的領導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和保障。民主與法制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整個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就是為了在法理上確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途徑；就是為了強力護衛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權利，是發展民主的根本保障。實現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做主的辯證統一，關鍵在于堅持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既是黨的領導的重要形式，也是人民當家做主的重要形式。鄧小平這些思想的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于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人治”傳統，以及新中國成立后極左思想影響下形成的“全面專政”與“無法無天”狀態的徹底否定，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體現了全黨執政治國理念的歷史性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