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時期的文學翻譯成果

五四時期，我國掀起了翻譯國外名著的熱潮。著名學者和杰出人士提出對翻譯著作“兼容并蓄”，使社會各界能夠更多接觸西方多元化的文化意識形態。當時，《新青年》、《覺悟》、《新潮》、《新婦女》、《解放與改造》、《新中國》、《新教育》等刊物設立專欄，刊登西方名著的譯文。1919年4月，杜威來到北京等地進行了多次演講，并且在中國大量出版他的演講稿和著作。1920年10月，英國羅素也來到了中國，他的著述和演講《數理邏輯》、《心之分析》、《物之分析》等引起了中國知識界的關注。在五四時期，達爾文的進化論非常流行，《達爾文物種原始》先后出版了四版。赫胥黎的遺傳學說也有大量譯述出版，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極大的興趣和重視。隨著各種新思潮和思想的廣泛傳播，世界主要的藝術創作與文學名著也陸續被介紹到中國，包括惠特曼、拜倫、安徒生、屠格涅夫、易卜生、莫泊桑、左拉、席勒、羅丹、泰戈爾等。在當時出版的單行本和小說刊物上，他們的著作和思想占據了大量的篇幅[1]。1920年，《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出版，由陳望道翻譯。李達也出版了《唯物史觀解說》等譯著，系統而全面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1921—1923年，由中國共產黨創立的人民出版社共翻譯了15種馬克思主義著作，如列寧的《共產主義禮拜六》、馬克思的《工錢勞動與資本》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始加入譯介西方文化的隊伍。商務印書館推出《世界叢書》、《共學社叢書》、《北京大學叢書》，介紹了大量的西方名著。中華書局推出介紹西方教育思想的《教育叢書》，如翻譯名著《蒙鐵梭利教育之兒童》、美國桑代克的《個性論》、美國哥爾文•裴葛的《教育心理學大意》等。在哲學思想方面引入了很多尼采的學說，當時出版了《尼采的一生及其思想》、《尼采傳》、《超人和偉人》等。還出版了很多關于柏森主義的讀物，如《柏格森傳》、《柏格森玄學導言》、《柏格森與現代哲學》。

二、五四時期文學翻譯的革新

1.新文學的發展與思想解放。以五四時期為起點，其前后文學作品翻譯有非常明顯的差異，五四時期許多著名的作家把“譯”和“著”看得同樣重要，從事外國文學的翻譯的精力和創作相比毫不遜色，采取超然的欣賞態度進行讀和譯的活動，由閱讀獲取的感受往往和現實生活的感受交融在一起，產生了很多萌發靈感的契機。對于某些作者來說，外國文學作品幫助他們形成現實態度，來重新認識民族生活。后來一些作家采取回避態度，不愿面對自己在構思創作中曾大量汲取他人藝術營養的事實，而五四時期的作家卻截然不同，他們毫無遮掩、理直氣壯地承認自己作品的模仿與借鑒。五四時期新文學的發起者周作人曾用“模仿”來號召，“須提擺脫歷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去模仿別人，隨后自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文學來”。五四時期的作家在外國名著帶領之下開始創作的生涯，外國名著不僅豐富他們的心智，增強他們的感受力，而且常常提供一些表達模式和感情模式。五四時期的許多作品至今為許多后來的研究者所重視，這些作品并不是由作者自身孕育和誕生，他們是從外國文學作品中所得到啟迪而萌發的藝術構思[2]。五四時期新文學的重要主題是“人的覺醒”，使廣大人民擺脫封建枷鎖，發展人的個性，恢復人的尊嚴，并且為徹底的解放與自由而抗爭。正是由于這樣的時代背景，西方資產階級提倡的個性主義、人道主義對當時的新文學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例如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歌德的《浮士德》、薄伽丘的《十日談》、易卜生的戲劇等。為了高揚個性主義，人們不僅試圖從西方文學中獲得啟示，還希望從西方資產階級哲學中發現依據。如尼采的“超人”學說對不少現代作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魯迅就曾翻譯尼采的《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而冰心的小說《超人》里的主人公何彬的形象塑造，也反映出尼采的哲學對現代文學的影響。

2.翻譯方式的革新與轉型。五四時期對于各種外國文學著作，除了在作家、文體、題材、風格等方面有所選擇之外，翻譯的方式也存在著差異。根據作品、作家本身的重要性與需求的迫切性以及翻譯工作者的眼光、精力、時間、報刊的容量等情況，有全書或全文的翻譯、摘譯、節譯，也有譯述、編譯等。“中國化”方法即把原作中的時間、地點、人物、情節、風俗等基本上甚至全部改成發生在中國的故事。“西洋化”方法即在保持時間、地點、人物、情節、風俗等“洋人洋裝”基本不變的情況下略有改編。為了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翻譯工作者經常采用多種方法加以闡釋或注釋。形式有導言、譯者按語、文中夾注、腳注、尾注、附錄等；內容有作品背景、作家簡介、要旨提示、翻譯動機、風格點評等，有的按語還將中國文學作品引入作為參照。這不僅使廣大讀者能夠更好地走進翻譯作品，而且把中國文學歷史、現狀與外國文論聯系起來，把批評和翻譯聯系起來，對于發揮翻譯的效應更為有利。

3.打破舊框框產生新的文學體裁。在文學體裁上，文學作品翻譯對中國現代文學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隨著歷史的發展，文學體裁是不斷更新、演變和完善的。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不同民族文學體裁的相互影響與作用。和西方文學比較，我國的舊文學不僅內容落后，而且文體形式也比較陳舊。因此，我國的文學要新興和現代化，除了內容要進行革新之外，文體形式也要借鑒外國文學的精華，徹底拋棄僵化、陳舊的舊文體形式。現代文學的開拓者以勇于敢于接納新潮的魄力和眼光進行了文學體裁形式的創造與革新，經過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延續千年之久的舊體小說、古體詩詞、傳統散文和戲曲一起失去了文學領域的統治地位，能體現現代審美意識和表現現代生活的現代小說、新詩、新散文與話劇取而代之，演變為現代文學的主要體裁形式，并且朝著多樣化的方向演變與發展[3]。

4.吸收外來詞匯豐富漢語語匯。只有不斷發展和豐富的語言才能擔起重任，成為思想的載體，從而真正具有生命力。在五四運動之前，有人曾經提倡運用白話文，然而他們并不同時反對文言文。封建知識分子長期習慣于古文，在使用新鮮的白話文時經常感到力不從心，詞匯貧乏，無法準確表達自己要傳達的思想。五四運動中白話文運動的盛行，從根本上顛覆了文學話語、顛覆了傳統，為中國現代語言的發展提供了一條寬闊的道路。在其中，翻譯文學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大量西方語言出現在翻譯作品里，外來語言中某些語法成分和詞匯為中國的語言注入了活力。瞿秋白和魯迅探討翻譯時曾經提到：“翻譯除了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語言。”胡適也曾提及西方語言的優勢：“只有歐化的白話文才能應付新時代的需要。歐化的白話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語言的細密的結構，使我們的文字能傳達復雜的思想、曲折的理論。”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在政治、經濟和文學藝術等領域都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外國文學的引入促進了新文學在中國的萌芽，加快了中國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的轉變，同時也使中國文學翻譯進入現代轉型期，由此形成了我國文學翻譯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