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資源對農業經濟約束效應表現

(一)土地資源對農業產出的約束

農業土地資源的數量和質量對農業的產量、質量以及對農業產值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農業土地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直接決定了農業的產出水平。事實表明，農業土地資源大國通常也是農產品生產大國。例如世界耕地資源排名前四位中的美國、印度和中國同時也是世界農產品生產大國。盡管日本、以色列等國家具有遠高于中國、印度的農業現代化技術，但它們始終需要大量的農產品進口以維持本國的農產品需求。農業產出不僅受到農業土地資源數量的約束，同時還受到農業土地資源質量的約束。農業土地資源的質量主要由土地肥力所決定。在投入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土地的肥力條件不同，單位土地的產量就不同。盡管目前沒有系統的數據反映國家間的土地肥力差異，但根據相關資料，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土壤有機質含量約為3%～6%，而中國的土壤有機質含量只有1%～4%，且2/3的耕地為中低產田。其他投入相同的條件下，農業土地的肥力差異將直接影響農業經濟的產出。

(二)土地資源對農業經營規模的約束

農業現代化是各國農業經濟的一個重要發展目標，而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農業耕作的機械化，但農業機械化要建立在一定的土地經營規模化基礎之上。盡管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土地資源總量相對豐富的國家之一，但其土地資源分布極不平衡，且質量不高，人均耕地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僅為人均0．09hm2，其中作為糧食主產區的河北、黑龍江、吉林、山東、安徽、河南等10省戶均土地規模約為0．731hm2，戶均最優土地規模約為4．53hm2，其中只有黑龍江和吉林兩省戶均最優土地規模超過6．67hm2，［1］而美國410hm2以上的大型農場有17．7萬個，820hm2以上的大型農場有7．8萬個，兩者擁有的農場土地總面積達到91．1%．［2］顯然，在其他既定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業土地資源的總量和農業經濟活動人口的人均土地資源數量對土地經營規模具有直接的約束作用。對于農業土地資源豐富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等)，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幾乎沒有什么困難，但對于人均土地資源短缺的中國則不然，加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土地零碎化制度，中國的農業土地規模化經營面臨著更大的障礙。

(三)土地經營規模與農業生產效率約束

農業生產效率總是和農業投入產出相聯系的。根據農業經濟生產活動涉及的3個主要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延伸出3個衡量農業生產效率的3個指標———土地產出率、農業資本產出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此外，還有一個綜合指標稱為全要素生產率。土地是農業經濟活動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土地要素的稀缺性決定了必須提高農業產出率。Lenin(1961)、Berry＆Cline(1979)、世界銀行(1996)和Masterson(2007)等對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實證研究表明，土地經營規模與土地產出率之間具有明顯的反相關關系，即:土地經營規模越小，土地產出率越高;土地經營規模越大，土地產出率就越低。但國內的研究則不支持這一實證研究結果。筆者認為，盡管土地經營規模與農業生產效率之間并不具備絕對的明確關系，但一般而言，在農業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的傳統農業國，小規模的土地經營有利于提高農業效率，而在農業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土地經營規模和農業生產效率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趨向。關于農業資本產出率，主要是用利潤量和利潤率來衡量農業經濟帶來的效益水平。在資本投入一定的條件下，農作物產量和土地經營規模之間存在如下關系:在一定限度內，兩者為正相關關系，此時，由于資本多土地少，兩者之間的配置比例不盡合理，因此增加土地經營規模可使得土地和資本的配置比例趨于合理，有利于增加農作物產量，進而提高農業經濟收益水平和利潤水平;當土地投入超過了和資本之間的恰當配比，使資本作用發揮殆盡，此時再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將難以增加農作物的總產量、降低單位農產品成本和提高農業資本效率水平。

事實上，農業投資者會根據其資本實力理性地決定其土地經營規模，將其控制在這一拐點。［3］農業勞動生產率是測度農業經濟生產效率的重要指標。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土地經營規模之間存在著農業資本產出率與土地經營規模類似的關系。在一定限度內，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但超過這一限度之后，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會因為使勞動力承擔的土地耕種面積超過了勞動者的個人能力(主要涉及勞動者的農業科技水平和個人素質等)，而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同樣，勞動者也會理性地決定其經營的土地規模，將其所經營的土地規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大量文獻研究表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在農業增長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Grilliches(1957)和Alston(1998)等論證了美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農業經濟產出增長的重要性。［4］Jorgenson＆Gollop(1992)通過比較美國戰后農業與私人非農業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得出了美國農業經濟增長的82%是由TFP帶來的研究結論。［5］Martin＆Evenson(1992)通過比較多個國家的TFP增長，發現在平均水平和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分組中，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均高于制造業。［6］在國內學術界，林毅夫(1992)，文貫中(1993)等注意到了TFP對農業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文貫中(1993)測算出1979～1984年中國農業TFP增長大約為55%，且其中大部分歸功于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變遷。ScottRozell和黃季焜(2005)研究發現中國糧食的TFP以年均2%的速率增長，并提出未來中國農業的發展出路在于農業TFP的增長和對產出貢獻的增加。［5］

二、土地資源約束對農業經濟影響的數理分析

土地資源的有限性約束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可以通過“增長阻尼”(growthdrag)進行衡量。所謂“增長阻尼”是指由于資源的有限性引致的勞動力可使用的平均資源數量的減少，進而使農業經濟增長的速度相對沒有資源有限性約束條件下的增長速度有所降低。

三、對農業經濟結構優化的啟示

經過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的以下對農業經濟結構優化和調整的啟示:因為土地資源約束引致的“增長阻尼”最大行業為土地密集型行業，而農業就是典型的土地密集型行業，因此，減少土地對農業經濟增長的阻尼效應關鍵在于，農業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過程中促進農業技術進步，以此減少農業對土地過多的依賴性;如果農業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于土地或其它自然資源供給的增長，那么這種“資源消耗式”的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將是不可持續的;在土地資源有限的現實經濟條件下，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促進經濟進步、擴大資本投入才是保持農業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根本路徑，也是農業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