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俠 單位：華廈職業學院

以泉州港為主體海外貿易的興盛，是宋元福建社會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核心推動力量。分析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繁榮發展的原因，借鑒其有益經驗，有助于海西經濟區的建設與發展。

1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的發展與繁榮

福建位于我國東南沿海，綿延曲折的海岸線和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為海外貿易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條件。特別是擁有“三灣十二支港”①的泉州，成為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的強大支撐力量。

1.1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發展概況

福建海外交通始于南北朝時期，當時泉州已有大船通航南洋。五代年間開始，泉州地方主宰者憑借晚唐以降通商海外的傳統，積極開拓海上貿易事業，為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進入宋代，隨著宋王朝實施對外開放型政策，以及福建社會經濟的快速崛起，泉州港海外貿易煥發出更大活力，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到北宋中前期，泉州港已是一個“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②的繁華港口。此時的泉州港雖不及廣州之盛，卻居于杭、明(今寧波)二州之上，成為全國第二大海港。正是鑒于這樣的發展勢頭，北宋政府于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正式增置福建市舶司，以“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③。泉州市舶司的設立，在福建對外貿易史上是一件大事，標志著泉州進入我國最重要的海外交通貿易大港行列，泉州港遂進入全面繁榮發展時期，其地位迅速上升，超越廣州，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港口，“況今閩粵莫盛泉”④。

綜觀宋代泉州港海外貿易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貿易形式多樣化。不但有以朝貢形式出現的政府間貿易，還有垂涎于奇珍異寶和暴利的權貴官僚私牟貿易，更多的是以發財致富和謀求生計而興販海外的民間貿易。二是貿易地區相當廣泛。據曾于嘉定至寶慶年間(1208—1227年)任福建市舶提舉的趙汝適《諸蕃志》記載，這一時期同泉州發生貿易關系的國家或地區不下60處，其范圍包括今天的東亞、東南亞、南亞、西南亞以及非洲的廣大地區。三是貿易商品種類繁多。輸出貨品大致可分為陶瓷器、紡織品、金屬及其制品、農副產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藥材、文化藝術品、化妝品和桐油等，其中以瓷器和絲綢最多，故有“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之稱。

至元代，泉州港進入鼎盛時期，成為梯航萬國的世界第一大港，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泉州港的極盛，吸引了中世紀歐洲四大游歷家馬可•波羅、鄂多立克(即和德理)、馬黎諾里和伊本•白圖泰的蒞臨。在這里，馬可•波羅看到的是“此城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貨聚積之多，幾難信有其事”⑤;伊本•白圖泰則評價到“該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內停有大艟克(即大型海船)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⑥。國內文獻也高度稱贊說“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指忽必烈)混一區宇，梯航萬國，此其都會……四海舶商，諸蕃琛貢，皆于是乎集”⑦。更有兩次從泉州附舶東西洋的杰出民間航海家汪大淵，以親身經歷寫就的《島夷志略》，記述了元代與泉州發生海道貿易的國家或地區(除澎湖外)達到98個，比《諸蕃志》記載的增加了30～40個之多。此外，由于元代便捷的海陸交通，泉州同國內其他市場的聯系也十分密切，不少遠地貨物紛紛聚集于泉州港，遠銷海外，而數量浩瀚的進口商品，也被轉販于國內其他市場，形成國內最大的中外商品集散地。元代的泉州港城市繁華、蕃商云集、帆檣如林，真所謂“泉據南海津會”，“萬貨山積來諸蕃，晉江控扼實要關”①，一時輝煌空前。

1.2商品貿易繁榮發展的歷史景象

宋元泉州港對外貿易的繁榮發展，還可從商品這一微觀層面上來考察。香料藥物是宋元時期我國重要的進口商品之一，是當時被廣泛應用于生活和醫藥的熱門貨。在民眾眼里，從事香料藥物貿易“利源孔厚”，因此“趨者日眾”②;而宋王朝統治者也認為“茶、鹽、礬之外，惟香之利博”③，極力鼓勵發展香藥貿易。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香料藥物成為宋代大宗進口商品，無論品種、數量都呈現迅速增多的態勢。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政府公布的通行香藥中，只有降真香、檀香、丁香、龍腦、木香、胡椒等三十七種，到了紹興三年(1133年)增至二百余種，紹興十一年(1141年)又擴展到三百多種。與此同時，香藥進口數量更是突飛猛進，“建炎四年(1130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④;紹興六年(1136年)，“大食(今伊朗)蕃客蒲羅辛，造船一只，搬載乳香投泉州市舶，計抽解價值三十萬緡”⑤。盡管以上所舉只是香料藥物在紹興年間的幾次進口數字，但從中可以窺見宋元泉州港持續活躍和不斷發展的貿易景象。陶瓷也是泉州港海外貿易的大宗商品，陶瓷產量的高低決定著出口貿易的盛衰。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以個體手工生產所有制為主的德化窯在元代出現了“窯體寬大，裝燒量全國罕見”的雞籠窯。這種容量超大的雞籠窯體現了德化民間“個體制胚，合作燒窯”的生產關系，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發展水平，滿足了大規模海外陶瓷貿易的需求。事實上，無論是雞籠窯還是龍窯，宋元德化窯的許多窯身長度都達幾十米甚至上百米，這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作為泉州港海外陶瓷貿易產品的主要供應基地，德化寬大窯體的出現主要集中在南宋和元代，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泉州港海外貿易繁榮發展的歷史畫面。

此外，大量海外考古發現也還原了宋元福建瓷器外銷的歷史盛況。在日本福岡市鐮倉時代(1185—1391年)的博多遺址中，出土了包括“珠光青瓷”在內的許多碗、碟、洗等同安窯系青瓷器，以及閩北大口、茶洋、華家山、社長埂等窯的青白瓷器。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以及菲律賓等國家的博物館里，陳列著許多當地出土的泉州宋窯軍持、瓶、盤、盒等。印度出土過泉州宋代的貫耳瓶，斯里蘭卡曾發現德化窯的蓮瓣碗和墩子式碗。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博物館收藏的一萬多件中國瓷器中，也有泉州宋代青瓷器?？夏醽啺l現有安溪窯的宋代瓷瓶。而埃及早在11、12世紀的法帖梅時代，就輸入漂亮的德化瓷器了。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以南317千米的基爾島出土的元代德化白瓷蓮瓣碗，則是迄今發現的福建瓷器銷路最遠的一例。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海外出土的宋元福建瓷器從未在國內發現過，可見這些瓷器是專為外銷而燒造的，這一點在德化窯和同安窯系表現的尤為突出。

2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繁榮發展的原因

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和空前繁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更有福建人民的積極努力，是各種有利因素整體效應的體現。

2.1政府對福建海外貿易的政策利多

宋元時期，封建王朝基于經濟利益和統治戰略，出臺了一系列傾斜政策，支持福建特別是泉州的對外貿易發展。宋王朝鑒于“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⑥的現實，十分重視海外貿易。尤其是宋廷南遷后，偏安于一隅，賦源短絀，“經費困乏”，不能不“一切依倚海舶”⑦。宋高宗曾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朕所以留意于此”⑧，故南宋比北宋更為重視海外貿易發展，推行了一系列鼓勵政策。

一是加大政府采購力度，積極擴大海外貿易額。南宋紹興三年(1133年)，戶部核定起發赴行在(即杭州)蕃貨名單開列香藥九十五種及金銀寶物、蕃布、雜貨等;紹興十一年(1141年)，戶部又“重行裁定市舶香藥名色”貨單，香藥以外，尚有布匹、雜貨等日用品，數量接近四百種，采購范圍和數量較前次加大⑨。而在落實朝廷采購計劃方面，福建市舶司的力度最大，僅建炎四年(1130年)就抽買乳香達8.678萬斤余瑏瑠，按南宋初乳香9.15萬斤值120萬緡計算，這一年僅乳香一項政府就投入了100萬緡以上，為北宋時期的數倍。

二是采取種種措施來扶植、獎勵發展民間貿易，甚至用“補官”、“轉(升)官”來獎勵成績突出的舶商和司舶官員。如紹興六年(1136年)，泉州綱首(即船長)蔡景芳，就因為販進大量香藥而補承信郎瑏瑡。又如“閩、廣舶鹽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后，亦依此推賞”瑏瑢。

三是馳禁舶貨貿易。南宋王朝特許前來貿易的蕃舶，只要經過市舶司“抽解和買入官”后，其余物品可以在福建境內“從便貨買”。為此，南宋王朝還特于紹興三年頒布了“就地變賣”蕃貨名單，其中開列香藥九十三種及日用品一批瑏瑣。這樣一來，不僅開闊了輸入貨物的銷售市場，加快了進口商品的流通速度，密切了福建與國內其他市場的聯系，而且還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海外商舶前來貿易，福建儼然成為當時的進口貨物“自由貿易特區”。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兵一入泉州境，立即在泉州設立市舶提舉司，成為蒙古政權恢復設立的第一個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承襲宋制，規定了有關市舶法則，并重用蒲壽庚等一批熟悉海外通商事務的人員，幾無中斷地將泉州海外貿易繼續向前推進。至元十五年，元王朝通過蒲壽庚等，向海外各國商人宣布歡迎來華貿易的政策，申明“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①，泉州遂成為招徠外商、組織海外貿易的中心。至元二十一年，又頒布了所謂“官船官本商販之法”，實行“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蕃，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取其三”的政策②，這對擴大海外貿易主體，鼓勵官民共同經營海外貿易事業起到了規范和促進作用。由于受到元朝統治者的特別重視，泉州港海外貿易事業在入元不久后即進入繁榮極盛時期。

2.2福建先民發展海外貿易的戰略考量

集全省之智和全民之力，積極調整海外貿易發展戰略，是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繁榮發展的關鍵因素。

一是規模化建設貿易基地。以出口貿易為著眼點發展農業和手工業，是宋元福建商品經濟的一大特點，這一點在宋代泉州陶瓷業表現的尤為突出。經近幾年的考古調查發現，有宋一代泉州計有窯址近百處，為宋以前泉州歷代窯址總和的十倍多。這些以“大躍進”方式出現的窯址，多數是應對海外貿易需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特別是德化的屈斗、安溪的桂瑤、晉江的磁灶、泉州的東門、同安的汀溪等，都是專門燒造外銷陶瓷的著名窯址，其生產規模和工藝水平都是前代無法比擬的。

二是不斷完善市場體系。作為地少人稠的沿海省份，福建先民歷來有經商頭腦和意識，并逐漸摸索出構建商品流通市場體系的道路，這一點在福州和泉州兩大市場表現的格外明顯。福州自五代以來就是“江海通津，帆檣蕩漾”的經濟和商業中心，至宋元更趨繁榮。13世紀末蒞臨福州的意大利游歷家馬可•波羅盛贊其“為工商輻輳之所”，“珍珠寶石之交易甚大”③。當時福州商業網還包括閩安、峽口、三沙、?？诘壬虡I鎮和環繞這些鎮的一批集市，構成一個以城市商業為中心，鄉村墟市、廟市、山市、草市等為兩翼的區域多層次商品流通網絡。在泉州，大量的海外商品運抵泉州港后，則往往依托海商或“香行”、“香鋪”等渠道，通過城、鎮、草市三級市場，與福建廣大城鄉居民實現了海上絲綢之路異邦蕃貨的交換過程。元人林亨《螺江風物賦》描寫興化軍仙游縣楓亭市舶上物品交換情狀說:“通道而南，城趨乎刺桐(即泉州)。胡椒、檳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異藥千自寶物、香藥、下至木帛、葛布，都在進入楓亭草市市場之列”，由此可以窺見舶上物品深入刺桐港腹地的細微程度和元代福建市場的發展水平。

三是大力發展經商階層。商品經濟離不開專業經商集團，經商集團的規模又決定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漫長的海岸線為福建人民發展海上商業提供了方便，因此早在北宋中期，閩商已被視為我國商人代表并與外國商人“海賈”相提并論，正所謂“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④。南宋以后，福建又先后出現了三個以泉州港為依托的大型海商集團:率先興起的是兩宋之交的土著海商集團，他們活躍于南宋前期?！叭輻羁蜑楹ＹZ十余年，致貲二萬萬?！备咦诮B興十年(1140年)，泉州海商一次運抵杭州的珠寶香藥即值四十萬緡⑤。此外，泉州人王元懋、泉州綱首朱紡等，都是經營海外貿易著名的土著海商集團成員。幾乎與土著海商集團同時興起的還有南外海商集團，他們是由進駐泉州的南外宗正司及其宗室貴族組成的。盡管宋廷屢加禁止，但“南內宗子商于泉者多橫”⑥，他們挾持政治特權，積極從事海內外商業運營，因而成為泉州一支不可忽視的經商力量。最后崛起的是宋末元初的海外蕃舶海商集團，但在有元一代勢力最為強大，其代表人物為蒲壽庚父子和那兀納，該集團基本控制了泉州港的海外貿易。據記載，這一集團的回族海商佛蓮一人就擁有海船八十艘⑦，是名副其實的海運巨子。

四是加強知識產權和運輸管理。宋元福建商品經濟的繁榮，不僅體現在實物貿易的興盛，還表現在知識產權意識的萌發和貨物運輸的規范管理。1974年泉州考古發掘出一艘南宋古沉船，船艙中出土了一件寫有“河西醬瓜”的木牌。據考證⑧，醬瓜在北宋時代就是泉州的大眾食品，而“河西”很有可能是當地某一醬房的店號，“河西醬瓜”很可能是泉州最早的商標。商標的出現，說明宋元福建商品經濟已初具現代市場經濟特征，繁榮的商品經濟孕育著新經濟形態的萌發。此外，仔細辨析隨船出土的全部96件木質牌、簽上的文字，可以發現其中不僅有人名、地名、商號和貨名，而且對身份各異的貨主和地屬不同的貨物標識清晰，充分顯示宋代泉州貨物運輸的高水平管理。正由于管理到位，即使遠航大海舶“深闊各數十丈”，大中小商人仍可有序“分占儲貨”，且為有效使用船舶空間，常常出現中小商人依附大商人，大中小商人結為一甲，“以巨商為綱首”的多方共贏的合作貿易，從而極大促進了福建海外貿易的發展。

3結論

把對外貿易放諸整個海西發展戰略，把宋元時期的泉州和當今福建的廈門進行多角度的類比研究，意義重大。鑒于筆者學識所限，力有不逮。現拋磚引玉，就教各位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