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楊十二 單位：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改革開放初期，通過對外招商引資，解決了國內匱乏的資本、技術問題，外來的資本、技術與我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結合，使我國保持了30多年高速的經濟增長（見表1）。由于遵循了比較優勢原則，國內生產的許多產品，尤其是制造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這使得我國的外貿快速增長，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外部需求，有效地促進了經濟增長和生產率的提高。魏君英等(2010)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中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出口與進口對經濟增長都存在正向的影響，其中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張麗峰(2010)利用狀態空間模型檢驗了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研究表明進口和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而出口的促進作用要大于進口。如前所述，我國外貿增長較好地發揮了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自然資源等得到充分的利用。但由于技術水平等關鍵要素長期得不到提高，只能依靠不斷增加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廉價要素投入來維持外貿的增長，也就是長期停留在粗放的外貿增長模式上（張曙霄、王爽，2006；耿協威，2005）。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這種外貿增長模式的許多弊端就顯現出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國民經濟對外貿出口的依賴程度高，宏觀經濟失衡。一直以來，我國偏重于通過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大規模投資的結果就是各行業產能、產量急劇增加，遠遠超出了國內的消費需求，因而大量產品需要出口。由于我國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加上國家政策的支持，因此，除了個別年份（例如2009年出口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外，我國對外貿易長時間保持較快的增長。由于進口在數額上遠小于出口，同時增速相對于出口較為緩慢，加上我國匯率管理政策，形成長時間的貿易逆差，進而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目前我國已成為外匯儲備最高的國家。據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2017億美元；而2010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即外貿依存度）為49.2％，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對外貿出口的依賴程度非常高。巨額的外匯儲備，在外匯管制的條件下，通過結匯售匯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導致流動性過剩，加上我國長期實行的低利率政策，又進一步促進了投資高增長。由此可見，粗放型的外貿增長模式導致了國民經濟高度依賴出口增長，并帶來了國內經濟發展失衡、流動性過剩等一系列的宏觀經濟問題。

加工貿易成為外貿增長的主要方式，貿易利益低下。本文給出2004-2008年一般貿易與加工貿易的有關數據（表2），由表2可以看出，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一直很高，除2008年外，其余年份加工貿易進出口額一直高于一般貿易進出口額。加工貿易不僅比重高，而且增長方式粗放，產業鏈條不長，對國內產業的帶動能力弱；多為貼牌、按訂單生產，工序主要集中在簡單的人力勞動上，技術含量低，對產業的技術貢獻率低；加工所產生的附加值低，只賺取了簡單的加工勞動費用，導致貿易增加值低。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特點使得國內產業處于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位置，貿易利益低下。總之，加工貿易雖然充分發揮了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但隨著勞動力成本、資源成本的逐漸上升，傳統加工貿易的比較利益正逐漸降低。

外貿增長的負外部性增加，增長不可持續。我國的外貿出口數量巨大，很大程度上是產品價格低廉所形成的競爭力，價格低廉源于企業生產成本低，這個低成本，除了廉價的勞動力外，還有廉價的資源和環境成本。資源，尤其是自然資源，由于產權模糊和行政壟斷等原因，不能形成市場化的資源配置體系，各級地方政府成為資源的實際控制者。在發展經濟、招商引資的政績競爭壓力下，地方政府通過人為扭曲資源的價格，以降低要素成本的方式吸引外來投資。在行政壟斷、價格扭曲的情況下，自然資源和環境遭到了過度使用，導致經濟發展中資源的投入產出比低，占用大量農業用地，各種能源消耗量居高不下，環境不斷惡化。在此基礎上的外貿增長，相當于為國外輸出了大量土地、能源和潔凈的環境。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水平，目前我國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等世界第一消費大國，石油和電力第二消費大國，過量消耗國內資源，導致供給嚴重不足，對國外資源的依存度日益加大。負外部性的增加導致外貿產出的凈邊際收益遞減，甚至為負，顯然，這種粗放的外貿增長方式得不償失，不可持續。

國內外貿企業的競爭力不強，貿易所得較低。外貿增長的微觀主體———外貿企業較好地利用了比較優勢，加上我國鼓勵出口的外貿政策，對外貿易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的狀態。但由于比較優勢未能及時轉化為競爭優勢，除了低價優勢之外，外貿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強。一是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術和專有知識產權，大多數外貿企業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從出口產品結構看，雖然機電產品、信息技術產品代替“兩高一資”產品成為出口的主要產品，但許多企業需要向國外企業支付高額的專利使用費、品牌使用費，大大降低了貿易的凈收益。二是外貿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不足，技術進步緩慢。人為扭曲的要素成本使企業形成了廉價要素的路徑依賴，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和壓力不足，妨礙了競爭力的提高。三是外資企業主導了外貿進出口（見表3），這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收益主要落入外資企業手中。

轉變外貿增長模式：拉動力與推動力

貿易環境與外貿增長模式之間相互影響。改革開放后，國際產業轉移、強勁的外部需求、迫切需要外來資本等因素使得先發展起來成為各地的優先選擇，于是我們選擇了出口替代戰略的經濟增長路徑，與此貿易環境相對應，我們選擇了粗放的外貿增長模式。但是，進入新的時期，世界經濟和貿易環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此形成的倒逼機制，成為轉變外貿增長模式的重要推動力。（1）外部需求減弱2008年，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迅速影響了全球金融市場，近期，歐洲債務危機蔓延，世界經濟增速開始放緩，隨之而來的是外部需求開始減弱。我國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因此外部需求的減弱對貿易增長會帶來實質性的影響。（2）貿易摩擦不斷由于我國出口產品在價格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對進口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會造成一定沖擊，造成這些產業相關者的福利損失。因此，雖然總體上貿易保護主義將有所削弱，但針對個別國家的貿易保護可能在一定時間內加強。美國、歐盟、日本等國與我國的貿易摩擦還將不斷出現，摩擦形式更加復雜。（3）貿易大國效應導致貿易利益損失我國在許多產品進出口上是典型的大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上，大量的出口導致價格下降，為了得到國外訂單，外銷產品，國內企業紛紛壓低出口價格；同時，我國需要大量進口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資源型產品，由于進口需求量大，直接推動了這些產品價格的上漲，這導致了貿易條件惡化、貿易利益損失，屬于“惡化型”外貿增長模式。（4）我國外貿增長將進入高成本時代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糧食、資源、能源價格居高不下，會迅速傳導到國內生產企業上。國家對土地等自然資源的管制越來越嚴格，對環境保護力度不斷加大，國際資本和國際產業將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其他更有成本優勢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這些都將使傳統貿易增長逐漸喪失成本優勢。所有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都要求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模式。

如前所述，過快的外貿增長以及粗放的外貿增長模式會引起國內宏觀經濟的失衡。一是導致流動性過剩，加大了宏觀經濟調節的阻力。由于目前國內居民投資渠道偏少，流動性過剩最直接的效應就是推動資產價格（如房產、黃金等）過快上漲；同時還推高CPI，從2010年1月開始至今，我國的CPI一路走高，2011年7月達到6.5%。控制物價過快上漲已成為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于是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緊縮政策（包括提高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等），許多中小企業因緊縮政策得不到貸款，出現經營困難，外貿企業出口下降，增加了實現全年經濟增長目標的難度，宏觀調控政策陷入兩難的境地。二是企業對外部環境的依賴程度高，承擔風險能力低。外貿企業對于粗放的增長模式已經形成路徑依賴，匯率、勞動力成本稍有變化，企業就難以消化，出現經營困難；但長期維持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環境成本的現實條件已不存在。于是又出現了一個兩難境地：不提高勞動力和環境成本，會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不可持續；而提高了這些成本，企業經營出現困難，影響經濟發展。

外貿增長的經濟效應分析

國際貿易表面看是國家之間產品的交換，其實質是產品內涵的生產要素的交換：以本國充裕的要素換取稀缺的要素，其中，技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要素。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明顯增強，經濟結構調整不斷加快，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突出，科技競爭成為國際綜合國力競爭的焦點。外貿增長應當促進技術進步，提高行業和企業的技術水平，進而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貿易增加值。但目前的外貿增長模式很難做到這一點。首先，企業面臨的外部成本仍然較低，約束作用不強，低價格優勢使企業提高技術水平的內在動力不足；其次，由于廉價勞動力是我國的充裕要素，以“人”的簡單勞動代替“機器”的復雜技術，是許多企業的優先選擇；再次，需要進口的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創新技術受到發達國家的限制，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能力不強。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最重要的是以質取勝、以技術取勝，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獲取更多的貿易利益；通過引進適用先進技術，加強消化吸收再創新，促進技術水平的提高和趕超，最大程度獲取外貿增長的技術進步效益。

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外貿增長的差距顯著。2011年1~9月全國進出口總額累計26774.4億美元，其中，東部省份22671億美元，占85％。粗放的外貿增長模式下，中西部、農村地區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不斷輸往發達地區，與當地相對充裕的資本相結合，促進了制造業和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但由于要素市場不完善、價格的人為扭曲，落后地區未能有效分享外貿增長帶來的經濟發展成果，并沒有因為輸出勞動力、自然資源而富裕起來，發展差距仍然巨大。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應該有利于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促進地區之間平衡發展。東部發達地區要逐漸放棄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通過產業、資本轉移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豐富的中西部地區發展這類產業。這樣既保持我國外貿增長的比較優勢，又實現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就地發展，促進落后地區外貿增長，同時為東部發達地區實現外貿增長轉型騰出空間和資源。

國際貿易對國內收入分配產生重要影響，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應當考慮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縮小收入差距。貿易理論告訴我們，理想狀態下，要素價格均等化是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結果，國際貿易有利于提高充裕要素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的收入。按照這一邏輯，我國的外貿增長有利于提高勞動者、資源擁有者的收入。但是觀察到的現象并非如此，我國外貿增長迅速，但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并沒有得到很大的提升，考慮到物價上漲因素，大量從事簡單勞動的農民工收入、生產條件、福利不斷惡化，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中西部地區也并沒有從資源開采中獲得足夠的收入。之所以產生這種與理論預期不符的現象，是由于要素的定價機制出了問題，導致要素市場不完善、價格被人為扭曲。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應當加快完善要素市場，理順要素定價機制，大幅提高普通勞動者和資源擁有者的收入，縮小地區之間、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

轉變外貿增長模式的思路

轉變外貿增長模式，關鍵是要實現外貿增長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轉化。我國目前的外貿競爭力主要是低價格優勢，但這種優勢已經表現出成本高、不可持續的特點。因此，要著力提高外貿增長（出口產品）的綜合競爭力，更加注重非價格競爭優勢的培育，如品牌、營銷服務、產品質量和技術創新等，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應通過內涵、集約的發展方式，如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以技術進步節約能耗、物耗等方式來維持產品的價格競爭力，而不是通過增加企業負外部性，轉嫁成本的粗放方式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加深，產業內貿易將成為重要的貿易模式，貿易發生的原因也趨于多元化。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不再是外貿增長的唯一原因，技術創新、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都成為貿易發生的重要原因。因此，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防止落入低價格的“比較優勢陷阱”，要將勞動力、資源等外在比較優勢轉化為技術創新、規模經濟等多元化的現實競爭優勢。

外貿增長方式源于國內經濟發展模式，同樣，國內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決定著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各地區之間要素稟賦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收入和消費的差距等因素都使我國呈現出大國所具有的非均質性特征，是轉變我國外貿增長方式的有利條件。首先，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要求國內產業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和升級。非均衡的地區經濟發展，使得東部發達地區的傳統產業可以向成本較低的中西部地區轉移，發達地區引進國際先進產業發展先進制造業，落后地區通過承接產業轉移，促進工業化進程。其次，大國非均質性可以在保持外貿平穩增長過程中轉變增長方式。發達地區調整、優化、升級產業結構，能有效改善進出口商品結構，欠發達地區承接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繼續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保持外貿的平穩發展。再次，由于發達地區在傳統產業上具有的技術、市場營銷等優勢，利用技術溢出效應和產業發展經驗，欠發達地區可以改變傳統產業粗放的增長模式，降低外貿增長的負外部性。

構建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政策體系

（1）培育有潛在競爭優勢的產業政策。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需要對國內的產業政策進行調整：限制“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順應要素稟賦的變化，培育具有潛在競爭優勢的產業并擴大這類產品的出口。產業政策的調整，關鍵是理順要素市場價格形成機制。為此，要完善勞動力市場，保證勞動力福利水平和保障程度逐步提高；深化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定價機制；加強對環境的保護力度，推行環境有償使用制度，使環境成本內部化，降低負外部性。培育有潛在競爭優勢的產業，關鍵是逐步建立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端化。為此，及時適應要素稟賦的變化，在資本和知識充裕的發達地區大力發展高技術和現代新興產業；在工業基礎好的老工業基地發展裝備制造和重化工業；在人口密集、資源較多的落后地區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國的非均質效應使得培育有潛在競爭優勢產業具有多樣性，每個地區根據國家的總體區域發展規劃，結合本地的比較優勢，確定優勢產業的發展方向。

（2）外貿增長方式轉變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國內產業政策調整，要與區域協調發展政策互相配合，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是通過各地不同優勢產業、主導產業的發展，縮小地區發展、城鄉發展的差距。通過繼續實行差異化、非均衡的發展模式，使東部發達地區成為全球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品的重要生產和出口基地，優化我國出口產品結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主要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成為全球工業制造業的生產出口基地，繼續保持和發揮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通過統籌城鄉發展，使城市成為資金、技術、服務等現代要素密集的區域，增強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和帶動作用；農村地區成為發展現代農業，擴大優勢農產品出口的重要區域，改善我國出口產品結構。

（3）外貿增長方式轉變梯度、多元推進的區域政策。大國的非均質性使外貿增長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而是呈現梯度性、多元化的特征。在產業的承接上，東部發達地區重點承接國際先進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轉移，促進產業結構高端化；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主要承接東部傳統制造業轉移，繼續使我國保持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在改善外貿結構上，主要是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和貿易主體結構，促進多元化發展。通過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設計水平以及勞動密集型產品、農產品、資源性商品的深加工率和附加值，增加高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額；通過綜合運用政策性進口信貸、進口關稅和人民幣匯率調整等經濟手段，鼓勵擴大資源性產品、先進技術、專利的進口，促進貿易平衡，優化進出口結構；鼓勵、扶持國內企業擴大出口，逐步提高國內企業在外貿增長中的比重，增強國內企業外貿競爭力。

（4）貿易制度創新與體系重構政策創新貿易制度，加快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對外貿易制度，重構對外貿易體系，是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客觀要求。要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規則，在分享多邊貿易利益的同時，促進國內產業的升級。在進口上，逐漸降低總體關稅水平，要鼓勵國內企業進口資源性產品、專利技術、高新技術、核心技術等對經濟發展帶動作用強的關鍵性產品，通過大量進口我國稀缺的產業高端要素，縮小貿易順差，促進貿易平衡。在出口上，分地區制定產品出口目錄，通過取消出口退稅、征收出口關稅等措施嚴格限制“兩高一資”和容易產生貿易摩擦的產品出口，鼓勵出口高技術產品、信息產品等附加值高、貿易利益大的產品；鼓勵和扶持加工貿易企業延長加工鏈條，增加加工技術含量，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引導外資企業在我國設立地區總部、研發、銷售中心，將高增值、高產值的部分留在國內，促進加工貿易的升級。在外貿管理體制上，要積極開拓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促進貿易伙伴的多元化；利用世貿組織規則，培育行業組織并切實發揮其作用，有效避免和應對貿易摩擦和爭端，降低貿易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