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小霞

解決分析通俗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問題，是貝內特提出“閱讀形構/互—文性”觀點的出發點和邏輯前提。要理解“閱讀形構\互—文性”，必須先闡明貝內特對通俗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的認識和分析思路。貝內特首先站在解構主義立場審視通俗文學與“文學”的關系。他批駁傳統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依照資產階級文學標準劃分“文學”與“通俗文學”等級序列，如此做法，使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對文學審美價值過于牽掛，一方面把“文學”看作與意識形態有別的自治領域，另一方面無視通俗文學意識形態的復雜性、多變性，將通俗文學簡化為主導意識形態(虛假意識)，淪為大眾工業生產和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容器。其結果不但使馬克思主義批評淪為一種扭曲的唯物主義，而且阻礙了通俗文學介入霸權斗爭領域行使政治運籌的可能性。為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將通俗文學等同于主導意識形態的簡化作法，貝內特認為對通俗文學及其意識形態的認識，不能采取以往文本形而上的觀點，要從文本間性即從閱讀接受的互文性關系聯結中透視文本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效果。因為文本在文本間性系統的關系聯結中產生一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效果，“關系聯結仍然是構成文本得以發揮作用的惟一可能的政治‘場所’”。［1］文本間性就是不斷變化的文本－意識形態關系，這種互文關系效果(政治、意識形態)銘刻在文本接受閱讀過程中，影響文本的接受狀況。這就意味著文本在多元的接受語境下，成為一個漂浮的能指，被編入不同的文化、權力、社會制度等符碼。所以，文本的意識形態效果不是從文本的意指內容中直接體現，而是在多元動態的閱讀接受過程中呈現意識形態效果的復雜性和矛盾性。為此，考察通俗文學的意識形態效果，便需從文本的閱讀接受入手。其次，在分析文本閱讀接受問題上，貝內特借鑒了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質詢機制，將文本意識形態與具體、差異的閱讀個體連接起來，認為文本產生效果的依據不是赤裸裸的的主體性，而是“受到各種不同甚至有時矛盾的意識形態構成中對某一特定主體立場質詢的個體，”［2］主體立場隨差異性社會位置的變化而變化。這種動態的主體立場再插到變化的文本間性關系聯結中，閱讀個體便在一系列意識形態坐標軸上移動而形成多元身份，文本則成為或斗爭、或反抗、或妥協的多元意識形態場域。可以說，文本不但由于閱讀接受敞開了文本的歷史，且因接受閱讀而成為多元矛盾的意識形態效果場域。通俗文學文本與讀者究竟如何發生作用，閱讀接受中文本間性的動態意識形態效果場域的變化機制如何運作，閱讀接受的條件又是怎樣的?貝內特用“互－文性/閱讀形構”解決這些問題，令人信服地闡明了閱讀和文本受到銘刻于其間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一系列互文調停而形成以文本為中心的動態場域，并揭示出閱讀個體在建構多元主體身份過程中的積極能動性。這也是貝內特從文學閱讀角度試圖調停英國文化研究理論存在著的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間的矛盾的理論嘗試。

“閱讀形構/互—文性”(閱讀形構只在閱讀引起的互—文聯接中得以體現，故將兩者置于一起。)的內涵極為豐富，它以讀者接受和文學互文性等理論為基礎，挪用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質詢說，福柯的話語形構，拉克勞、墨菲的話語聯接，葛蘭西霸權概念等，勾勒出銘刻在閱讀接受中的多重社會歷史力量及其與文本、讀者間的復雜關系，體現了貝內特鮮明的政治旨歸和文化唯物主義立場。“閱讀形構”指“一套話語和互文力量，它們組構和激活閱讀實踐，將文本和讀者聯接為特定的關系:讀者是具體的閱讀主體，文本是以具體方式閱讀的文本。”［3］這種界定顯得十分抽象模糊，通過貝內特在不同著作多次對“閱讀形構”的特點、功用、性質等描述，可發現閱讀形構實則是一種熔鑄于文本和讀者間的闡釋框架或閱讀框架，類似于海德格爾、伽達默爾闡釋學的“前有”“前結構”。閱讀形構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而非闡釋學的作為通達“在世之在”的“前見”的本體論范疇。相比闡釋學和接受理論的前理解對個體心理經驗性的強調，貝內特更重視閱讀形構這一閱讀框架的文化、意識形態等社會歷史規定性，他用佩奇尤克斯的話語形構類比自己的閱讀形構這方面的特征。佩奇尤克斯指出話語構形根植于特定的意識形態，個人的言語行為不是個人主觀運用的語言產品，而是被受制于具有意識形態傾向的話語構形的制約，語言在實踐、操作、建構各層面受到不同的話語形構相斗爭的對抗，即使相同的詞語也趨向不同的意義，意義是能指之間不停運動關系的結果，而非僅僅是所指，詞語、語句、命題從它們所屬的話語形構中得到它們的意義。這意味著閱讀形構和話語構型一樣，在一定的意識形態壓力下生產意義和效果。閱讀形構/互—文性源自文學互文性理論和閱讀接受理論，但又比后者意蘊豐富，它更突出文學與文化的互動關系，將文學疆域拓展到更為廣泛的社會文化領域。眾所周知，“互文性”最早由克里斯蒂娃提出，指任何文本都是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編。即每一個文本中都包含了其他文本涉及的因素，每一個文本都不可能是一個與外界絕緣的封閉的語言體系，而是與其他文本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系。互文性強調各文本之間的復雜聯系，文本意義的交互性、流動性和差異性。克里斯特娃的互文性僅限于單個文本內部中其他文本的指涉關系，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狹義的互文觀念。隨后，羅蘭•巴特在克里斯蒂娃文本互文性基礎上，提出在閱讀角度認識互文性，并給予理論闡發。他繼承修正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從克里斯蒂娃在作者立場劃分文本轉向讀者立場，表現了互文理論研究從文本生產理論向接受閱讀的轉換。巴特將文本劃分為可讀文本和可寫文本，強調讀者參與文本生產的積極性、能動性，讀者在可寫文本中通過發現文本意義新的組合方式，重寫、再生產、再創造文本，使意義在無限差異中被擴散。巴特反復強調閱讀個體在(重)寫文本活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文本的闡釋取決于個體匯集各種互文本并將它們同給定文本相聯系的能力。巴特從閱讀接受的積極能動性角度分析文本互文性生成的機制，無疑具有開創意義，但他并未涉及主體和互文本如何聯系的問題，更未考慮閱讀互文性的社會歷史規定性。貝內特和巴特一樣，將讀者受眾作為文本相互聯系的節點，強調閱讀主體的積極能動性，認為文本正是通過閱讀才得以關聯形成互文關系。他將這種因閱讀而相互關聯的文本現象稱之為“互—文性”。通過與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的比較，貝內特說明自己的互—文性概念，“使用連字符是為了避免與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相混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指:可在一個特定的單獨文本內在構成中辨認出來的、其他文本的指涉體系。而我們的互—文性概念指在特定閱讀條件中，文本之間的社會組構關系。”“互文性指一系列意指關系，它們共同體現在一個文本中，是文本所展現的變化的產物。而互—文性則是文本被社會性地組構于閱讀形構客觀性方面中的關系方式。互文性是社會性組構的互—文性的特定產物，后者在為閱讀實踐上提供了客觀力量的同時，也為互文指涉的生產和運作提供了框架。”

貝內特的互—文性更強調互文本間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廣義的互文觀，它以閱讀為聯結機制，形成文學文本之間、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文本與主體、文學領域與其他社會活動領域間的動態場域。相比巴特閱讀接受角度的互文性概念，貝內特用“閱讀形構”彌補巴特忽視的閱讀主體與互文文本如何聯系的機制，突出銘刻于其間的多元意識形態效果和意義生產的社會歷史規定性、主體與文本間性等特征。“閱讀形構”具有極豐富的內涵和政治意味。具體有以下幾點:(1)閱讀形構是熔鑄于文本與讀者間的閱讀理解框架，類似于“前理解”“前見”，它是接受主體與當前文本產生對話的前提。它凝聚著主體積累的互文知識、經驗、審美情趣、心理動因等因素，并和內化于主體經驗中的時代、社會、文化、意識形態融合一體，也即主體在閱讀接受活動中已先行被話語所塑并將之帶入接受活動中。這一過程體現了主體閱讀接受的積極能動性，主體依據自己具體的、境遇性的闡釋框架閱讀文本，賦予其意義，用貝內特的話說“文本是為讀者的文本。文本總是被組構好的文本。”(2)“閱讀形構是一套交叉的話語。”這套話語銘刻著各種物質、社會、意識形態等歷史力量，或者說它是多元話語場域。這就意味著在這套互文話語中充滿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縫隙，它們在相互角逐、爭斗、協商中被聯接(articulation)、增補。這套互文話語是意義斗爭的場所和意識形態角逐的領地。比如在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這個特定閱讀關系中，馬克思主義閱讀形構使文本被生產性地被激活，文本依照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立場呈現相應的意義，在與其他閱讀形構話語競爭中，建構出馬克思主義政治干預的空間和權威。(3)在閱讀形構中“主體是為文本的主體。”在這套意識形態角逐的互文話語中，暫時決勝而出的主控性話語和意識形態將個體質詢于主體的位置上，使其成為“這個人”。鑒于不存在抽象的意識形態，只存在具體的個體在具體境遇被質詢為具體的主體，故貝內特說“讀者是具體的主體。”主體在閱讀中身份不斷被瓦解、重構，成為某一具體意識形態質詢下的具體社會主體，并修正原有的閱讀形構。(4)閱讀形構類似于福柯的話語形構，暗中為知識、權力和意識形態所編碼，更確切的說，它是個體閱讀實踐所遵循的一套制度話語。文本的真正意義和效果不是文本所指內容，而是文本作為能指依據不同閱讀形構的意識形態和權力符碼而體現不同的意義和效果，“閱讀效果不是預先存在于閱讀形構中，因為它是在閱讀形構中產生的．．．．．意義通過文本在不同的閱讀形構中被生產性地激活方式”出現。［5］如邦德小說隨閱讀接受中變化的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壓力而不斷重組，最終構成一個集電影、廣告、雜志、玩具、評論、演員等各種文本為一體的網絡場域。作為通俗文學的邦德小說因其變化衍生的各種互文本，成為英國日益突顯的大眾文化現象。邦德文本之所以流行和經久不衰，就在于它能依據不同閱讀形構中意識形態符碼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為此，通俗文學(文化)的意識形態復雜性、矛盾性不在文本本身，而在通過閱讀形構\互—文性體現出的變化的意識形態上。(5)閱讀形構的物質載體是意識形態實踐制度化的各種機構，它們形塑閱讀形構，建構社會主體身份。閱讀形構在其歷史過程中，總是內在地、不斷地重新書寫進多重物質的、權力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符碼，并內化在主體閱讀過程中，質詢和重構相應的社會主體身份，再生產一定的社會關系，維系或顛覆象征秩序。為此“文本總是已經被文化激活的對象，讀者總是被文化激活的主體。”所以要想充分理解并評價閱讀形構這套交叉的話語所隱含的權力，“不僅要考慮話語的明確意義或目的，還應更多地考慮話語的系統構成，因為它們形成的模式由它們與非話語實踐的關系決定，如與制度、習慣、或日常實際生活的關系等”。［6］(6)由于閱讀形構是一套爭斗和協商的話語聯接場域，它可被各種權力和意識形態編碼和介入并生產相應政治效果和意義。如此，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話語可積極地介入閱讀形構，為霸權斗爭生產相應的知識話語并建構相應的政治主體。這點表明閱讀形構概念具有鮮明的文學政治效果，體現了貝內特本人的政治立場。貝內特以“閱讀形構”為中介，將系列文本、閱讀主體、意識形態等聯系起來，形成一個以文本閱讀為核心的文本之間、文本與社會，文本與主體間多元動態的意識形態效果動態場域。同時，閱讀形構在各種變化著的權力和意識形態壓力下，將個體質詢為多重變化的社會主體系列，因為主體認同機制中隱藏著復雜的權力關系［7］。就此而言，閱讀形構是意識形態在文學閱讀接受活動中的具體體現。更重要的是，閱讀形構/互—文性的意識形態壓力并非以抽象觀念的形式運作，它有一系列物質的、制度的支持，如學校、教育體制、文學批評和理論話語、文學教育等文化實踐形塑閱讀形構，為意識形態合法化發揮關鍵作用，維系或再生產一定的社會關系。總之，文本通過微觀層面的個體閱讀形構，受到宏觀互文系列的文化意識形態之調停和介入。

貝內特以通俗文學和意識形態關系這一問題意識為起點，通過閱讀意指實踐反駁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將通俗文學簡化為主導意識形態的做法，就此而言，他承襲了英國文化研究重視受眾思路。但貝內特又和霍爾、莫利等人經驗式受眾研究的思路不同，他更強調文學接受過程中的社會文化等歷史規定性，突出銘刻于文本和讀者中的意識形態、文化指涉和權力關系，在變化的文本效果場域看待通俗文學(文化)與意識形態關系間的復雜關系，形成“閱讀形構\互—文性”這一文學批評理論成果。這種思路啟發了英國第三代受眾研究，他們不再以個體經驗接受為主，而位移于微觀(文本－語境)和宏觀(社會結構)層面的結合，從文本中見出社會文化結構、話語和文本本身的生產過程等。如對機構\學術寫作與受眾的關系問題研究即為突出一例。［8］就文學批評理論而言，貝內特將媒介社會學的文本效果說引入通俗文學的接受研究上，通過文本接受彰顯出文本隨社會歷史語境變化而變化的多元意識形態效果，突出了文學尤其通俗文學意識形態的復雜性、矛盾性。貝內特在方法論上，強調從互文性角度理解閱讀，并為前理解注入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彌補了以往文學閱讀接受研究和互文性理論對閱讀實踐的社會歷史規定性重視不夠的缺憾。用貝內特自己的話來說“注重效果的傳統很少受媒體社會學好評，但它確實對觀眾問題給予了認真思考，近年來輸入的關于＇解碼＇過程的符號學觀點已對影視研究產生影響，比文學批評界更重視形式所能產生的效果。簡言之，現在還沒有真正的讀者研究(從效果角度思考文本接受。)”［9］綜上所述，貝內特的“閱讀形構\互—文性”文學批評理論，是對文化受眾研究和文學讀者接受研究的雙向融合和超越。他的分析思路、理論觀點對當代中國文化詩學分析通俗文學、文化現象具有一定的方法論啟示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