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標準及方法有其終結性和適用性，作家的生活體驗與文學體驗，如同流動不居的河水不可能恒定不變，多樣性的文學創作決定了文學批評不存在恒定的理論。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是80年代波及全國的“文化熱”歷史背景，在活躍的“文化熱”背景下，1985年3月廈門召開全國文學批評方法討論會。之后，揚州、武漢、深圳等各地展開文學批評觀念及方法的研討，批評觀念的變革成為文學發展的潮流。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陜西文學批評的變化勢在必行。總體來看，80年代陜西文學批評依然在傳統現實主義批評范疇內進行，變化停留于個別局部，盡管觸及具體文學現象研究時，研究視角明顯地游移于傳統的文學批評范疇，然而這種批評視角的游移表明文學批評理念內核在發生著微妙的裂變，而文學批評格局性的變革有待于文學陣地、文學批評隊伍等諸多條件的成熟。

1985年1月在陜西省作家協會和中國小說學會的主辦下，《小說評論》在西安創刊，它是全國唯一的專事小說研究的雜志。隨著刊物的順利發行，《小說評論》周圍很快薈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說批評及文學研究的省內外學者:胡采、閻綱、張韌、繆俊杰、蒙萬夫、吳亮、白燁、肖云儒、陳孝英、曾鎮南、何鎮邦、費秉勛、劉再復、樂黛云、肖云儒、劉建軍、王愚、雷達、何西來、季紅真、蔡葵、刑小利、賀紹俊、周政保、吳秀明、暢廣元、李健民、邰尚賢、李星、徐岱、孫豹隱、管衛中、李運摶、趙俊賢、王仲生、李國平、朱寨、秦兆陽、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潔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寶、韓魯華、孟繁華、魯樞元、溫儒敏、王彬彬、孫紹振等等，他們及時評述當代小說創作、發表小說理論研究成果，很快《小說評論》雜志成為陜西小說批評研究的重要陣地。90年代，陜西文學的批評隊伍由兩部分人員構成，一是活躍在80年代文壇上的筆耕文學組成員，二是來自學院的一批中青年學者，他們以飽滿的熱情與良好的知識結構為文壇注入新鮮的血液，這批老中青三代批評者依托《小說評論》、《延河》文學月刊，從批評的理論基點、方法、風格等多方面展開多維的探索。陜西文學批評格局性的變動在90年代。長篇小說《白鹿原》、《廢都》的面世，在當代陜西文學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陳忠實、賈平凹等作家對傳統經典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手法的超越，引發了文學批評界對傳統批評模式的深層反思與話語策反。90年代文學批評陣地《小說評論》的成長以及陜西文學批評隊伍的壯大，表明文學批評多元化發展條件已經具備。

在9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結構中，除了傳統的社會歷史學批評外，還有深受社會歷史批評學影響又獨具理論視角和批評方法的其他批評模式，如印象主義批評、心理分析批評、歷史美學批評、地域文學批評、神話原型批評、文化詩學批評等，形成了陜西文學批評多種模式并存、風格紛呈的局面。這種多元化的文學批評模式，根本改變了陜西文學批評單調的文學地圖，文學批評逐漸走向多維發展的空間。印象主義批評模式最初來自法國，批評者重視對批評對象的主觀感受以及由此生發的對作品意旨的理解和發揮。筆耕文學研究組不少人駕輕就熟印象主義批評模式，他們的文章標題就以“有感”、“印象”、“漫談”命名，行文不斷出現“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賀抒玉小說印象》、王愚的《賈平凹創作漫談》。文本中批評者的閱讀感受與印象隨處可見，王愚這樣評價賈平凹:“讀賈平凹的作品，會使你情不自禁地去這叢山環繞、流水淙淙的山區，熱愛山區生活中正在成長中的新一代，而這種熱愛常常會激發你對我們整個生活、整個人民的深摯而又親切的感情，這也就是賈平凹的貢獻。”［4］王愚將個人的感受和情感澆注于批評對象，其批評散發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筆耕文學研究組成員經歷了當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動蕩，對歷史與革命、文藝與人生有著獨特的體悟，這使得他們的見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評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而形成的文學批評模式，它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能被廣泛運用，在于東方文化重直覺、重體驗、重靈性的精神活動與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暢廣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窺視》是心理分析批評模式的重要成果，該書以賈平凹、路遙、陳忠實、鄒志安、李天芳五作家為研究對象探微創作的神秘黑箱，論文有:吳進的《賈平凹創作心態探析》、費秉勛的《生命審美化———對賈平凹人格氣質的分析》、李繼凱的《矛盾交叉:路遙文化心理的復雜構成》、肖云儒的《路遙的意識世界》、李凌澤的《鄉土之愛與現實憂患的變奏———陳忠實小說創作論》、孫豹隱的《謀理性與感性的統一》、陳瑞琳的《野火•荒原———對鄒志安創造的“愛情世界”的思考》、陳孝英的《鄒志安，一個又不安分的靈魂———與鄒志安陳瑞琳對話》、屈雅君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李天芳論》、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趙學勇的《鄉下人的文化意識和審美追求———沈從文與賈平凹創作心理比較》、韓魯華的《賈平凹、路遙創作心態比較》、暢廣元的《〈白鹿原〉與社會審美心理》、李繼凱、李春燕的《新時期30年西安小說作家創作心態管窺》等論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獲;專著有費斌勛的《賈平凹論》、李繼凱的《新文學的心理分析》和閻慶生的《魯迅創作心理論》;屈雅君、李繼凱編的理論研究專著《新時期文學批評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陜西文學批評重要的理論收獲，此書系統分析了影響新時期文學的八類批評模式，開篇首章對心理批評進行研究，對陜西及全國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具有一定的意義。

美學歷史批評②作為文學批評方法，要求將美學方法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在藝術與歷史分析的相互滲透中剖析文學作品。“美學和歷史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學價值標準和批評原則。當代陜西文學批評基本上是在美學歷史批評的方法體系中進行，50、60年代強調文學與社會、時代環境的關系，80年代兼及文學與美學的關系，90年代美學歷史批評將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哲學、人類學諸多學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評體系中，實現美學與歷史的雙向滲透，使研究水平達到新高度。這方面王仲生的陳忠實研究成果喜人:《從與農民共反思走向與民族共反思———評陳忠實80年代后期創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詢和構筑》、《白嘉軒:文學史空缺的成功填補》、《人與歷史歷史與人———再評陳忠實的〈白鹿原〉》。王仲生“歷史的觀點”突破對歷史的靜態認識，關注到歷史糾結處的關聯性，把人與社會、環境、文化焊接一體，置于社會結構演變的流程中。他這樣評述陳忠實的歷史觀:“人，人的命運，始終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們不再是歷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歷史結論的形象性注釋，他們是活生生的歷史存在和血肉生命。這反映了陳忠實歷史意識的現代性。”王仲生在研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礎上，有機汲取了新歷史主義理論的成果，承認歷史與人的平等關系和對話原則:“真正的歷史對象，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客體，也不是任主觀意識擺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統一，是一種關系，一種對話。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5］

此外，李星的《在歷史與現實之交———讀陳忠實中篇小說〈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紀中國鄉村小說的基本傳統》、周燕芬的《賈平凹與30年中國文學的構成》等文，也是美學歷史批評結出的碩果。神話原型批評是新時期文學批評中出現較晚的批評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組原型批評文章載于《現代英美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1982年榮格的《心理學與文學》也有譯介，但當時并未引起重視。直到1987年葉舒憲選編的《神話一原型批評》一書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神話原型批評才激發起人們自覺運用的熱情。其實，葉舒憲1986年在《民間文學論壇》第1期發表《英雄與太陽:〈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原型結構與象征思維》，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運用原型批評的系列成果，專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原型重構》、《太陽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與李繼凱合著)、《詩經的文化闡釋》、《高唐神女與維納斯》等。葉舒憲的研究成果填補了神話原型批評的學術空白，季紅真給以充分肯定，認為原型批評對于人類精神之謎的解密極有意義:葉舒憲把原始思維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維納入原型批評的理論框架中，揭示集體無意識層面上文學原型的置換變形，拿到一把打開現代人和前人心靈溝通的鑰匙。［6］葉舒憲的批評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范疇，對陜西文學尚未涉獵，但對整體慢半拍的陜西文學研究而言，陜西神話原型批評由于葉舒憲等陜西師范大學學人③的踐行，在全國文學批評中一時獨領風騷。

文化詩學批評段建軍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將陜西文化詩學批評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專著《白鹿原的文化闡釋》是這方面的力作。段建軍多年從事文藝美學研究，對西方哲學美學爛熟于心，薩特、尼采、海德格爾、杜夫海納、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響著其學術的建構。在中國傳統美學思想與西方文論的交匯中，他提煉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題:“長期受封建主義和理性主義壓抑貶損的人類肉身是一種非常高貴的存在。它通過自己獨特的肉身化思維，把整個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體結構、情感愿望、生命追求。這個人化的世界實際是人肉身的詩意創造物。”［7］段建軍在文本研讀的基礎上，將“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題貫穿于陜西小說鄉土經驗的文化闡釋中，并生成一套話語體系和審美理想。段建軍文評的風格質樸、自然，沒有西方文論的艱澀生硬，字里行間流淌著詩意、散發著智性，充滿文學批評的創造性。王剛曾這樣評述段建軍的文學批評:“既遵循和重構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審美趣味和倫理價值，又融匯應用了西方文論的方法論工具，生成了自身親和、樸拙、兼具形象性和學理性的批評話語。”［8］

此外，女性主義批評和地域文化批評也頗有起色，這些批評在大文化視野的影響下，有機地汲取了哲學、文化學、人類學、歷史學、心理學等諸多學科的成果。陜西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相和于全國文學批評，有屈雅君的《對傳統男性形象的女性主義注視》、《執著與背叛———女性主義批評理論與實踐》等文，而屈雅君倡議創辦的“婦女文化博物館”館存的性別文化表征的女書、嫁衣、三寸金蓮等，對女性研究的深入展開具有實踐性的意義。地域文化批評方面，李繼凱的《秦地小說與三秦文化》是90年代的重要收獲，李繼凱從歷史、現實和心理三個維度對20世紀秦地小說進行闡述，涉及到秦人的生活方式、心態變遷、精神結構、文化傳統、人文地理，專著融合了人類歷史學、民俗地理學、精神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是走向個性化審美“兼收并蓄”［9］的地域研究專著。此外，馮肖華的《陜西地域文學論稿》、《陜西當代現實主義文學本體論》、趙德利的《情緣黃土地———新時期陜西文學的民間文化闡釋》、孫新峰的《賈平凹作品商州民間文化透視》等專著、李春燕的論文《新時期30年陜西文學批評研究》也是陜西地域文學批評取得的碩果。

陜西文學批評不標新立異、趨新趕潮，多立足于陜西現實主義傳統創作的本土，研究方法基本在社會歷史批評的框架下展開適度地調整、突破，面對迭起的新潮抱著看看再說的姿態。神話原型批評起步于陜西，在陜西卻并沒有真正形成氣候，尤其是葉舒憲到中國社科院以后，陜西神話原型批評聲音甚為微弱。結構主義批評、敘述學批評、解構主義批評等具有現代意識的文學批評，雖則80年代興起于中國，在陜西要尋覓蹤跡卻在新世紀。陜西文學批評缺乏創造性強、引領創作的文學批評，那些能吸收現代西方理論成果而進行新批評的批評者寥寥無幾，哪怕生吞活剝的拿來套用也微乎其微，和全國文學批評尤其是京滬等地先鋒凌厲的文學批評相比，陜西文學批評顯得滯后愚拙，尤其在現代意識的突破上遠遠不夠。當然，某種批評的興起、發展極為復雜，它涉及到作家、作品、接受者及環境等因素。評價90年代以來陜西文學批評，經過理論的辨析以及實踐操作，印象主義批評、心理分析批評、美學歷史批評、神話原型批評、文化詩學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和地域文化批評等模式，畢竟豐富了陜西文學批評的內涵，這也是不可忽視的事實。在以科學理性多元包容為時尚因素的新世紀，我們渴望著文學批評煥發出前所未有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依然行走在路上。（本文作者：李春燕、張雪艷 單位：西安工程大學、西安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