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洪榆峰、宋煥斌 單位：昆明理工大學國土資源工程學院

筆者認為２００５年以前為第１階段，是我國礦山的“問題”時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為第２階段，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大規模的礦山整合階段；２０１１年以后為第３階段，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礦山常態化整合階段。本文重點探討第２階段整合形成的國有大型礦業主體在向第３階段過渡過程中，如何遵循《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以下簡稱《規劃》）的要求進行常態化整合管理，明晰常態化整合指導思想，確立常態化整合內容、對象、遠景目標以及模式，以期為我國西部礦業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鑒。

西部礦業在整合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１礦業安全問題嚴峻

我國第２階段的礦業整合主要是依靠政府的高壓政策和隱形財政支持來減少存在安全隱患的市場主體，將退出市場的資源轉給留在市場的企業而走向集中開發，最終通過提高礦業集中度來實現礦業安全。但由于整合速度過快，未進行前期試點工作就全面鋪開，未能實現規模經濟與礦業安全的有機統一。在投入成本不變的情況下，礦山企業經常錯誤地以經濟目標代替礦山安全的社會目標，導致礦難頻發，屢禁不止。近年來，雖然我國煤礦事故的數量和死亡人數都呈現明顯下降趨勢，但我國仍是煤礦事故高發的國家（表１），重大、特大事故頻繁發生，事故死亡人數占到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７０％。據統計，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全國工礦商貿企業共發生各類傷亡事故３４４２２起，死亡４１１６３人，其中礦山事故１２４６９起，死亡１８２８０人，所占比例分別為３６２％和４４４％；全國共發生特大事故２４起，死亡１２３７人，其中礦山事故１６起，死亡９０４人，所占比例分別為６６７％和７３１％；全國共發生重大事故２５４起，死亡４０７１人，其中礦山事故９６起，死亡１５３８人，所占比例均為３７８％［２］。礦難遏而不止，礦業安全問題嚴峻，說明整合過程中存在著更深層次的矛盾。

２產業結構單一，產業鏈不完整

我國第２階段的礦業整合主要是從礦山企業內部出發尋求升級，其實質是國企利用行政力強行整合民企，央企再運用行政力強行整合地方國企的過程，是以減少礦山數量和保障生產安全為重點的粗放式產能擴張，致使我國礦業產業結構單一，產業鏈不完整。

對民營礦業的歧視和偏見根深蒂固，加之整合門檻逐步抬高，一旦出現礦山安全事故，首先受到停產整頓甚至關閉的往往是民營礦山企業，因此，在規劃打造大型礦業集團過程中，形成了西部礦業產業結構單一的局面，這造成了諸多問題：１）民營中小型礦山吸納城鄉就業以及對地方財政輸血功能減弱，導致參與整合的相關主體積極性減小，常態化整合工作難以持續。２）我國礦產資源分布不均，貧礦多，富礦少，多為伴生礦，一些資源儲量較少、開采附加值較低的小型礦山或大礦開采后的邊角資源往往不符合大礦開采標準，國有大中型企業不愿意投入勘探和開采，同時又無民營礦產企業經營，造成礦產資源堆積浪費。我國的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３０％左右，比西方國家平均水平低２０％；單位資源產出率僅相當于日本的１／２０、美國的１／１０、德國的１／６，與西方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有色金屬再生利用量僅占產量的１５％～２０％，而西方國家達到３０％～４０％；金屬礦山采選回收率比國際平均水平低１０％～２０％；約有２／３具有共生、伴生有用組分的礦山未綜合利用；已綜合利用的礦山中尾礦利用率僅為１０％，資源綜合利用率還不足２０％［３－４］。３）目前針對我國國有大型礦山企業礦產資源開發的法律、法規不完善，民營礦山企業的缺失催化了資源壟斷的形成，造成礦產品價格高漲，壟斷利潤豐厚。國有礦山企業只解決了１３５％的人員就業，上繳２０％的利潤給中央，僅２０１０年就留存１萬多億元，是上繳利潤的４倍，并出現了礦產資源經濟收益向礦區外不合理及過度轉移的苗頭（如礦業國企異地房地產投資），反哺礦區農業和生態功能弱化，礦山國企“壟二代”、“官二代”等深層次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不利于整合工作的鞏固和繼續推進。

整合采取的“礦區為點，礦種為線，以點串線，以線帶面”的工作模式，仍是以省（市、縣）為主戰場，區域利益分割明顯，成礦帶內的資源難以統籌規劃和連續開采，造成礦區經濟初級要素稟賦優勢難以持續，區域創新缺乏外部牽引力，產業鏈低端重復且不完整。目前西部礦產企業可能包括完整的生產過程和多條價值鏈，但都不能完成最終產品價值鏈上的所有活動，其中單環節的企業產業區未納入全球有競爭力的價值鏈中，仍屬于塊狀經濟［５］。產業區之間沒有形成真正的專業化分工和基于共同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相互認同和協同關系，也沒有形成上、下游產業及支撐產業的互補作用效應，更缺乏既競爭又合作的創新動力，自我發展能力弱，產業競爭力嚴重不足。目前雖然區域性礦產企業集群雛形已經初步顯現，但區域界線明顯，多以本地礦產資源為紐帶，集群類型多屬于原生型，潛入型極少；集群內成員間的關系呈現直線式而不是網狀的組織結構；集群規模不大，產業集中度不高，缺乏適宜產業集群形成的制度環境；個別企業較早進入礦業服務全球化，但競爭力差，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西部礦業發展面臨著產業鏈升級和提高競爭力的雙重壓力，依靠常態化整合來完善西部礦業產業鏈結構，改善產業環境，增強產業競爭能力，是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現實的選擇。

３礦業文化價值觀缺位

整合工作第２階段的初期，在保障生產安全方面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隨著工作的推進，重大礦難事故始終“遏而不止”。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統計，２００９年全國共發生重大礦難事故８起，死亡３３０人（占當年礦難死亡人數的１３％），２０１０年全國共發生重大礦難事故２４起，死亡５３６人（占當年礦難死亡人數的３５％），其中人為因素所導致的礦難占礦難總數的９７６７％，且都發生在國有大型礦山企業［２］。學術界從側重技術、制度和環境的研究，轉向更注重個體因素的研究，試圖通過控制個人行為來減少傷亡，獲得更好的安全管理效果。然而研究較多停留在對自然人的人性特點分析上，傾向于用教育、培訓、管理的辦法加以解決，忽視了作為社會人的文化背景的研究，礦業文化的探尋尤為薄弱。張以誠曾指出，我國礦業的文藝活動、文藝作品和教育活動等顯性文化載體偏弱，礦業產品、建筑和人的行為等中性載體強而不優，道德規范、社會制度等隱性載體無特色，礦業文化的３種存在形式（藝術、知識和觀念）和３個層次（物質、制度和精神）都有待進一步發展［６］。如何創新礦業文化，通過增強礦業文化力來長效遏止礦難，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西部礦業常態化整合發展路徑與對策

西部能源與礦產資源的開發布局，對于構建國土空間開發戰略格局至關重要。常態化整合應以《規劃》為基石，以礦業文化為指導思想，對前期整合工作進行思路突破、視角延伸以及內容拓展。

１主體功能區框架下常態化整合政策研究

１）功能區規劃是西部礦業常態化整合的靈魂。《規劃》中明確指出，能源和礦產資源的開發布局要在對所在區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綜合評價的基礎上，按照減少大規模長距離輸送加工轉化的原則，引導各類生產要素集聚，支持產業集群發展，促進大中型礦產地整體勘查和整裝開發，實現有序勘查開發、規模開采和集約利用，形成礦產資源穩定供給和創新資源開發模式的重要區域［７］。因此，西部能源和礦產資源基地的布局規劃應以主體功能區規劃為核心，引導資源向大型、特大型現代化礦山企業集中，促進形成集約、高效、協調的礦山開發格局。

２）符合西部地域特點的礦業集成理論研究是西部礦業常態化整合的前提。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礦業集群進行了研究，但大部分論著都是針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發育比較成熟的企業集群［８－１０］，并不能很好地解釋所有地區的企業集群現象，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資源型產業集群，其跨越式發展路徑的研究仍處在起步階段，理論研究大大落后于礦產企業實際的發展。例如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基礎薄弱，市場需求小，人才匱乏，產業鏈培育程度低，其外部環境和內部發展動力都無法與發達地區相比，然而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有的區域卻孕育了一些較好的企業集群，如廣西柳州和云南個舊的錫礦業，這是傳統企業集群理論所不能解釋的。探索西部礦業集群化發展路徑，可以形成具有中國西部特色的產業集群競爭力理論，指導西部礦業常態化整合工作的開展，也為西部大開發戰略推進提供理論參考。

２全球最終產品價值鏈下的產業鏈整合

第２階段整合通過兼并、重組等方式形成了一些國有大型礦業集團，完成了原始產業經濟和創新社會文化的積累，為培育更高層次礦業集成奠定了基礎。今后應從國家和西部各省級主體功能區建設需要出發，以國有大型礦業集團為整合主體，分析不同礦種的產業鏈分布特點、成因和聚集程度，研究各省產業結構的優勢、競爭力差異以及產業政策的效度（包括產業結構水平及其演進動因分析、產業結構演進的階段性與經濟成長周期的評價分析、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乏力的癥結分析），突破以往劃定區域內企業間資源、資產整合思路，從全球最終產品價值鏈視角對國有大型礦山企業進行縱向產業鏈整合。要使單個企業的國際競爭轉變為價值鏈競爭，爭取早日在?。▍^）域間的某一礦種上尋求突破，形成一般區域性供應鏈所缺乏的外部經濟效應，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與核心競爭力，為西部礦業探尋一條持續性發展和階躍式升級的道路。

３探究礦業開發負面效應的“邊際”成因

受經濟基礎、社會發展程度、文化背景和政策差異、供需關系、開發歷史等的影響，西部各地不同礦種開發負面效應情況錯綜復雜。國有大型礦業企業作為整合的主體和受益者，應承擔起維護礦業秩序的社會責任，但由于規制國有企業的經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個人或集團利益至上，其對礦業開發負面效應的認識產生偏差，治理效果下降，礦難如夢魘般一次次挑戰著社會文明的底線，整合工作的意義遭到質疑［１１－１３］。新的階段，我們應突破常規視角的限制，剖析不同背景下礦難形成的“邊際”原因，分析“邊際”成因與礦難、“邊際”成因之間以及“邊際”成因內部關系與礦難之間的作用機理。要充分認識“邊際”成因作為礦業負效應源頭的時代階段性特征，以及其催化礦難發生的動態復雜性。在常規安全要求常備不懈的同時，克服工業文明的思維定勢和慣性，有針對性地預防西部礦業開發所引起的負面效應，促進西部礦業常態化整合的健康、有序開展。

４構建礦業文化價值體系

礦業文化作為主體功能區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礦業常態化整合順利進行的保證，在遏止礦難、建立長效安全機制等方面起著治本的作用。我國礦業文化發展嚴重滯后，不能適應西部礦業生產力和社會文明發展的需要，存在隱瞞礦難、偽造礦難、違法壟斷、“炒礦”、礦業腐敗、受賄護黑等一系列問題，嚴重干擾了正常的礦業秩序。分析西部礦業文化內涵，研究礦業文化藝術、知識和觀念在物質、制度以及精神層面的轉型路徑，構建基于共同地域背景的西部礦業文化價值體系，充分發揮文化在礦業常態化整合中的作用。

５解決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問題

西部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由于各種原因其社會經濟發展嚴重滯后，貧困人口多，貧困程度深，不利于“兩橫三縱”為主體的城市化戰略格局構建。西部少數民族貧困地區遠離經濟發展中心，呈點式分布，與礦藏、礦業城市地理位置關系緊密（如廣西羅城縣、云南富源縣等）。西部礦業常態化整合應以礦業城市為點，交通干線為軸，以線串點，以點帶面，積極穩妥推進山地城鎮建設，實現城市組團型發展，形成城市連綿帶，對周邊貧困村起到輻射和帶動作用。利用整合產業鏈上民營礦山（或非礦山）企業所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加快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鞏固少數民族和睦相處的良好局面。貧困村城鎮化又反過來為礦業集群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依托和良好契機，有利于形成新的區域性城市群格局，幫助西部少數民族欠發達地區脫貧致富。

結語

前期礦業整合工作引發的諸多負面效應，大多具有綜合性、地域性、動態性的特點，治理工作牽涉到體制、法規、技術規范與標準、民族政策、市場機制等多方面問題，難度大，長期以來未能得到有效解決，并且舊賬未了又添新賬。今后如何通過礦產資源的常態化整合，實現西部礦業持續性發展和礦業文化的建設，形成優化的功能區格局，不僅是西部大開發成功與否的關鍵，更是中國礦產資源是否安全乃至國民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它對于推進形成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長遠目標，具有重要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