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代英在大學期間，經(jīng)常參加武漢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曾擔任青年會夜校的義務教員。1917年8月，惲代英與同學梁紹文應基督教青年會的邀請到廬山牯嶺參加夏令會。在夏令會期間他對基督教徒的嘉言篤行和善心非常贊賞，建議非基督教徒要以基督教徒為榜樣，提高自身修養(yǎng)，雙方互相砥礪共同進步。通過參加這次夏令會，惲代英對基督教徒有了比較深刻的理解，也借鑒了基督教徒的修身經(jīng)驗。惲代英參與組織成立的互助社也吸收了青年會的經(jīng)驗：互助社每次開會，首先是靜坐，其次是誦互勵文。這與青年會的誦經(jīng)、祈禱非常相似。互助社的引人向善的宗旨與青年會的道德討論也有近似之處。惲代英這一時期的“立品救國”的理念受了基督教的啟發(fā)。惲代英是較早關注并支持教會自立的知識分子之一。1917年，還曾經(jīng)幫助他的同班同學王安源籌辦地方教會。惲代英對武漢基督教青年會會員寄予厚望：“宗教獨立亦急要事，現(xiàn)今宗教家頗不乏因受外人扶助而愛國心薄弱者，故不可不獨立。惟獨立之能力，果充分矣呼？”[4]希望基督教青年會的成員團結一致，相機行事，促成這一事業(yè)的成功。不久，他又強調“基督教獨立與傳教方法之改良，乃中國乃基督教之一大事”，他還鼓勵青年會干事“漸結同志，勇猛審慎以進行”[5]。汪伯平深受惲代英的啟發(fā)，以改革教會自任，實行宗教救國。通過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惲代英認為基督教青年會并非只是基督教徒的團體，在青年會中也有許多進步青年。他在非基督教運動中，也肯定了基督教對社會的貢獻。1926年5月在嶺南大學演講時，惲代英解釋說：“我們亦是常常被人誤解的人，譬如人家知道我是反對基督教的，他們便以為我是如何不尊敬耶穌，不尊敬基督教徒與他們所辦的教育慈善事業(yè)。其實這許多是誤會。”對于教會中人“，我確親眼看見有些好人，而且我要承認我自己實在受了教會中好人的若干影響。教會所辦慈善事業(yè)，我相信有很多都出于外國先生們個人的好意。”[6]在《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一文中，他指出，反對文化侵略應該注意幾點，不要反對一般教徒，教會學校學生和留學生，他們這些人中間，不少真誠愛國的人。對于有基督教信仰應該勸其脫離教會，或者“努力謀教會的自立……對于教會的自立運動，與其說是反對，毋寧說是提倡贊成”[7]。

惲代英宗教思想還受到儒家理性主義精神的影響。在1917年的《惲代英日記》中多處提到基督教與孔教問題。他非常重視伍廷芳論孔道的文章，并在日記中大段摘錄[8]。盡管惲代英沒有對此做任何評論，但他在解釋不能信仰基督教的理由時，原因之一就是有違禮俗。這反映了惲代英學生時期復雜的思想。他還認為，基督教思想也有不及墨子之處，“基督教舍己乃有升天親帝之欲望，尚不如墨子純以兼愛之理舍己”[9]。總之，在這一時期，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資產(chǎn)階級文化互相碰撞，使得惲代英的宗教思想前后不一，甚至有互相抵觸，主要體現(xiàn)在：一方面他強調宗教信仰沒有必要，宗教阻礙人類進步，宗教應該廢除。另一方面他還經(jīng)常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并對基督教徒良好的人格和情操非常贊賞，從中還吸收了青年會在學生團體方面的經(jīng)驗。

惲代英在中華大學讀書期間，有“立志終身教育事業(yè)”的打算。畢業(yè)之后受校長陳時的邀請留校任教，開始實現(xiàn)教育救國的理想。在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以前，惲代英并不贊成階級斗爭，他鼓吹新村主義和工讀互助，推行“力行救國”。他認為“：熱心去革命的，須知革命不是治療百病的神方，便在破壞一方面，亦非能具備幾個條件不能生一點效驗。這樣，便我們決不可只任我們血氣之勇，不學問，無修養(yǎng)地鬧什么革命。”[10]《我的宗教觀》一文集中體現(xiàn)了這一時期惲代英的宗教思想。針對“少年中國學會”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會的決議，惲代英認為應該暫時撤銷，原因是對神的存在應該持懷疑態(tài)度。“我的真意思，原不至絕對反對神的存在，原不至不承認宗教有或然的真實價值。”對于教會的現(xiàn)狀，惲代英認為，他們之中不乏好人，“只是他們太看中了傳教，太看輕了做實際的事業(yè)。一切行為，太分多了精神于引誘人信教的那方面。”[11]惲代英曾經(jīng)主張教育救國、人格救國，倡導養(yǎng)成善心，達到“立品救國”的目的。他對工讀互助情有獨鐘，創(chuàng)辦了利群書社，發(fā)揚互助精神，培養(yǎng)青年，促其進步。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以及教育救國實踐的失敗，惲代英逐漸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開始謀求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團體，李大釗、毛澤東、趙世炎、張申府、劉仁靜等早期中國共產(chǎn)黨人都曾經(jīng)是該會會員。惲代英宗教思想的發(fā)展并逐漸走向成熟，與少年中國學會發(fā)起的關于宗教問題的討論密切相關。此時，他開始用唯物主義的理論批判西方唯心哲學，改變了學生時代無神論的立場，提出了“懷疑論”。這說明惲代英還沒有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還不能熟練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一宗教批判的理論武器。惲代英“懷疑論”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其宗教思想的矛盾。在宗教討論的過程中，無論是惲代英還是陳獨秀，他們受基督教徒思想的感召，甚至敬佩耶穌的偉大人格，贊同人格救國。經(jīng)過“少年中國學會”舉辦三次關于宗教問題的演講，參加學會的知識分子無一例外地對基督教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對基督教在華社會事業(yè)予以了肯定。

1921年8月，惲代英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職業(yè)革命家。惲代英是青年運動的杰出領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這一時期，惲代英宗教思想呈現(xiàn)出批判性，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第一，論述了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侵略的必然聯(lián)系。惲代英指出基督教文化侵略以帝國主義經(jīng)濟實力為后盾，“耶教所仰賴的完全是外國人送來傳教的金錢，耶教的生命便系在這種金錢的上面”[12]。打倒基督教的方式是謀求中國經(jīng)濟的獨立。惲代英從經(jīng)濟角度論述了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抓住了基督教具有侵略性的根本因素。第二，反對教會教育。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教會教育，提倡收回教育主權，是惲代英批判基督教的主要立足點。他指出，教會教育是侵略的，妨害中國教育的統(tǒng)一，其學校亦是鼓吹與帝國主義親善的，妨害反帝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外國人辦的學校越發(fā)達，便會使反對帝國主義的人越少，便會使我們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越受損失。”[13]第三，惲代英還批判了基督教會的社會事業(yè)。惲代英對基督教社會事業(yè)的批判受到了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他說“：基督教的教育事業(yè)、社會事業(yè)，主要是在騙人做他們的教徒，他們的醫(yī)院，亦每每只是個虛幌子。他們的醫(yī)生，每仍然是虛應故事，不管病人的利益。”[14]惲代英還積極參加反基督教的活動并予以指導：“青年團的青年們，要幫助非基督教同盟使發(fā)展于全國各地，而且預備宣布一切基督教徒，教會、教會學校、基督教青年會的罪惡。”[15]

非基督教運動時期，受革命主義思潮和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惲代英對基督教的批判重新回歸到了無神論的宗教立場。受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和民主革命的需要，惲代英對基督教所辦的教育事業(yè)、慈善事業(yè)的批評近于苛刻。在非基督教運動中，早期中國共產(chǎn)黨人反對宗教的一致性影響到了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的宗教政策。非基督教運動中關于宗教的系列論述逐漸上升到意識形態(tài)的范圍，逐漸成為黨的政策綱領。

綜上所述，惲代英宗教思想的發(fā)展與其成長經(jīng)歷緊密相關，也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相連。在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之前，其宗教思想是不徹底的、也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資產(chǎn)階級改良思想的影響。學生時代和自由知識分子時期惲代英對自己的人生曾有多種選擇，比如“立品救國”、“教育救國”、“工讀互助”等等，實踐證明這些都不是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途徑。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員后，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民族主義思潮的推動下，經(jīng)過非基督教運動的實踐，惲代英宗教思想逐漸清晰。非基督教運動中，中國共產(chǎn)黨也吸收運動的經(jīng)驗和教訓，逐漸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這一認識是早期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非基督教運動中集體智慧與經(jīng)驗的結晶，惲代英宗教思想的形成正是早期中國共產(chǎn)黨人宗教思想形成的一個縮影。（本文作者：趙秀麗 單位：青島農(nóng)業(yè)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