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各省市財政、社會保障部門采用的養老保險預算的預測模型比較粗糙，迫切需要科學的模型理論來提高預算的精度。在理論研究上，國內學者對養老保險基金預算方面的成果不多，特別是對基于養老保險預算的長期預測模型的研究，基本上處于空白，因此有必要借鑒國際經驗。本文基于對國外在社會養老保險的管理經驗和模型構建方面研究成果的述評，以及國內研究現狀的梳理，為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預算提出了幾點啟示。

國外研究現狀及文獻綜述

1.社會養老保險預算管理的國際經驗。縱觀世界各國社會保障預算管理的模式大致有三類：一是專項基金預算模式，以美國、日本和德國等為代表；二是政府公共預算模式，以英國、瑞典等福利國家為代表；三是完全脫離政府財政的預算模式，以新加坡為代表。嚴格來講，第三種模式已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預算，而且目前只是被少數小國所采納。下文選取前兩種模式的三個代表性國家：美國、日本與英國，分別闡述其在養老保險預算管理方面的經驗。（1）美國。美國的社會養老保險由財政部實行經常性預算之外的獨立預算管理，即實行專項基金預算管理模式。Koitz（1998）指出實行獨立預算一方面是為防止聯邦預算赤字對社會保險基金的長期收支平衡產生影響，避免社會保障基金盈余掩蓋公共支出的巨額赤字；另一方面是因為養老保險基金與其它社會保障項目不同，其收支具有長期性，需要對其進行短期（10年）和長期（75年）預測，以便政府及時調整政策應對未來支付高峰。Koitz（2000）指出美國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預算經歷了獨立到統一，再到獨立預算的過程，因每一次變動都有相應的法案跟隨，確保了預算編制的合法性與穩定性。為編制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預算，美國有多個政府機構每年對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狀況進行中長期預測，主要有社會保障總署（SocialSecurity，縮寫SSA）、為總統服務的行政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The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國會預算辦公室（TheCongressBudgetOffice，縮寫CBO）、社會保障咨詢委員會（SocialSecurityAdvisoryCouncil）等。這些政府機構都會根據實際人口、經濟數據設定精算假設、建立特定的模型進行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的預測。（2）日本。日本的社會養老保險實行特別會計預算，其實質是專項基金預算，預算編制受到《健康保險法》、《厚生年金法》、《社會保險審議官和社會保險審查會發》等共28項法律法規的限制。各項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管理有法可依，確保了預算編制的嚴肅性與穩定性。與美國類似，日本政府部門重視養老保險基金預算編制的精細管理，突出養老保險預算的風險預測功能，規定厚生勞動部養老金局下設的精算處至少每5年對養老金體系的未來中長期收支做一次精算評估，并向公眾披露，以此增加預算管理的透明度。（3）英國。在英國，社會養老保險資金全部納入經常預算內，實行政府公共預算模式，同政府其他收支混為一體。資金收入來源于養老保險捐款，同其他稅收收入一樣列入政府的經常收入項目中；資金支出體現在兩方面：部門支出DEL（DepartmentExpenditureLimits，縮寫DEL）預算下的工作與退休金科目中和每年的管理支出（AnnuallyManagedExpenditure，縮寫AME）預算下的社會保障津貼項目中。英國養老保險的收入與支出分別由財政部（HerMajesty'sTreasury）和工作與養老金部（DepartmentforWorkandPensions）負責管理，每年度養老保險收入與支出預算，分別基于兩個部門建立的預測模型結果來編制，最終由預算辦公室（TheOfficeforBudgetResponsibility）的公共預算部門則基于對這些部門預算結果的審核來制定年度預算。此外，政府精算部（GovernmentActuary'sDepart-ment）每5年向國會提交并向公眾披露的國家保險基金財務報告，用以展示基于精算假設和模型技術的短期（1年~2年）和長期（5年）的國家保險基金的收支狀況，為養老保險預算的編制提供重要依據。綜上所述，從制度層面，美國、日本的養老保險基金預算實行獨立于國家預算之外的專項基金預算模式，有利于防止政府預算赤字對養老保險基金的長期收支平衡產生影響，并且預算依法律運營，體現了社會保障預算的嚴肅性；英國的養老保險預算實行政府公共預算模式，養老保險的收支全部納入國家預算，政府直接參與其具體的管理工作，體現了較高的福利水平，其前提是國家有較強的經濟支持力，否則會對國家財政造成較大困難。可見，美國、日本的養老保險專項基金預算模式與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預算的實際最為接近，因此其預算管理經驗值得我國借鑒。從技術層面，美國、日本、英國三個國家的政府部門都重視利用模型技術對養老保險基金未來的財務狀況進行預測，為養老保險預算提供決策依據，并定期公布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報告，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其嚴謹真誠的管理態度和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值得我國預算編制部門學習和借鑒。

2.政府部門對基于養老保險預算的長期預測模型的研究。在養老保險預算制度比較健全的西方國家，政府部門對基于養老保險預算的長期預測模型的構建與應用的研究成果比較豐富。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瑞典、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精算機構定期對社會保障基金或公共養老基金在未來長期內的財務狀況做出預測，為養老保險預算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從理論上看，養老保險基金的長期預算建立在對未來計劃人口預測、未來工資和利率預測的基礎上，根據輸入變量賦值方法的不同，通常將養老保險未來收支的長期預測模型劃分為確定性模型、多情景模型、隨機模型等三類。確定性模型的輸入變量是一系列預先設定的值，輸出結果是點估計值；如果在確定性模型上增加情景測試，通過對輸入變量在若干可能情景下分別賦值，就會生成在不同情景下的預測值，即為多情景模型。隨機模型則通過考慮一個或多個輸入變量在時間上的隨機波動，能夠生成基金未來財務變量估計的概率分布。其基本思想是：基于每個輸入變量的歷史數據，先構建時間序列隨機模型，再利用蒙特卡洛模擬方法進行隨機模擬，最后得到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變量的概率分布（Kenneth，2007）。與確定性模型相比，隨機模型不僅可以提供對未來財務結果的預測值，還可以給出這種預測在一定概率下的估計區間，有利于讀者理解預測結果所面臨的不確定，因此它是養老保險基金未來長期財務預測發展的新趨勢。由于該模型的數學表達和運算過程比較復雜，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人不容易掌握和運用，因此，目前大部分國家政府部門對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預測仍然采用高、中、低三個情景的確定性模型，只有美國采用隨機模型預測養老保險基金未來的長期財務狀況。可以說，美國政府部門在運用隨機預測模型對社會保障基金的長期財務狀況做出預測，為養老保險基金預算工作提供決策依據方面走在世界最前端，有豐富的理論研究成果。Clark（2003）指出美國政府部門建立的社會保障基金的長期財務隨機預測模型主要包括社會保障總署SSA所屬總精算辦公室的OSM模型（OCAStochasticModel）、國會預算辦公室的CBOLT模型（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LongTerm），以及社會保障咨詢委員會（SocialSecurityAd-visoryCouncil）的SSASIM模型等。（1）OSM模型的研究與應用。從2003年開始，SSA在確定性模型、多情景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OSM隨機預測模型。SSA（2004）詳細闡述了用OSM取代多情景方法對總和生育率、死亡率的下降率、移民率、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實際利率、實際工資增長率、殘疾發生率和康復率等因素建立時間序列模型，以及通過對誤差項的隨機模擬，得到每個影響因素的75年預測值的過程，并基于隨機輸入變量的大量取值，生成每年基金財務狀況的隨機預測結果。（2）CBOLT模型的研究與應用。在美國，CBO的職責在于客觀及時地分析國家經濟狀況和聯邦政府的預算報告，并依據自身對有關經濟和技術因素做出的假設，對總統預算進行分析和修改，其預算報告中有單獨的養老保險預算部分。CBO（2001）在模仿SSA的基礎上，選取了與SSA相同的9個隨機輸入變量，建立了社會保障基金的隨機預測模型CBOLT（CBOLongTermModel），其優勢在于將人口子模型、經濟子模型、制度子模型和社保基金財務狀況的輸出子模型，編制成了一體化的程序，使隨機模擬過程變得更加簡單快捷，有利于在實務部門的推廣應用。從2002年起，為了分析聯邦政府潛在的社會保障財政改革可能造成的長期財務影響，以及各種潛在改革對不同人群產生的不同影響，也為了給社會保障基金預算提供定量分析支持，CBO開始構建和使用社會保障基金的長期微觀模擬模型。CBO（2005）和CBO（2009）概括介紹了經過8年時間建立的CBOLT，認為它是一個集人口、經濟和聯邦預算為一體的基于個人的微觀模擬模型，其優勢在于能夠提供詳細的個體層面的人口統計與經濟變量的預測數據，并允許代表樣本被分成任何可以想象的人口組，從而能夠分析潛在的社會保障政策改革對系統內每個個體或者按任意特征變量劃分的人口組所產生的影響效果，能更好地滿足聯邦政府對于預算和分配效應深入分析的需要。（3）SSISIM模型的研究與應用。SSISIM模型由美國社會保障咨詢委員會的政策模擬小組（PolicySimulationGroup）建立，用來定量地模擬對DB養老金計劃進行的各種參量改革、以及轉變為DC型個人賬戶制的結構性改革等的效應。它從1994年開始每年向公眾提供模型指導書（SSISIMGuide），介紹模型的整體框架和內容，描述模型的安裝程序，并提供模型使用的參考資料和工具，目的是為政策研究者或研究人員提供研究養老保險基金的政策模擬模型。（Martin，2007、2009、2012）。

3.學者對基于養老保險預算的預測模型的研究。國外學者對基于養老保險預算的長期預測模型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人口假設、經濟假設賦值方法的改進，以及對隨機模型的構建與改進等方面。在人口假設方面，Lee（1992）提出了一種包含死亡率未來變動趨勢的死亡率預測模型（Lee-Carter模型）。Lee（1993）建立了美國人口的Lee-Tuljapurkar生育率預測模型。在這兩個模型的基礎上，Lee（1994）用隨機模擬方法取代了“高”、“中”、“低”三種情景的模型，建立了美國未來人口的隨機模擬模型，其預測結果被CBO應用于199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長期預算展望報告中。SamirSoneji（2011）在進行死亡率預測時，用現代統計方法代替美國SSA正在使用的線性插值和數量調整法，通過引入更多的風險因素（吸煙、超重等）得到更精確的死亡率預測。在經濟假設方面，Foster（1994）基于歷史數據分別為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實際利率、實際工資增長率等變量建立了一維的ARIMA模型，并對1994社會保障基金財務報告短期的經濟假設進行了評估，提出了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和實際利率三個經濟變量間存在相關性的結論。在此基礎上，Edward（1998）為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和實際利率建立了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簡稱VAR），使每個變量的估計方程中既包括了變量自身的滯后項，又包括其它兩個變量的滯后項，這樣可以捕捉到變量間的相關性對每個變量產生的影響，使模型的擬合優度更高。在隨機模型的構建與改進方面，Lee（2003）基于Lee-carter死亡率模型和Lee-Tuljapurkar生育率預測模型，以及利率、工資增長率、資產回報率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利用蒙特卡洛方法生成了社會保險基金的隨機預測，并對提高正常退休年齡、或增加稅收、或將部分基金投資到股票市場等改革計劃進行了效果評估。Martin（2003）嘗試采用在數學上更復雜的結構時間序列模型為輸入變量建模，并利用蒙特卡洛方法為輸入變量設定不確定的長期預測均值。結果表明，結構時間序列模型比ARIMA模型得到的結果波動性更大，指出SSA采用的OSM存在忽略均值隨時間的位移而導致對未來財務狀況不確定性低估的問題。但隨后Lee（2004）的研究證實，如果選取更多的輸入變量，采用結構時間序列模型和常用時間序列模型的財務預測結果不存在顯著差異。2004年后，有不少文獻討論對OSM模型的改進。此外，每年由精算、人口、經濟方面的專家組成的美國社會保障咨詢委員會的技術小組每年會對社會保障基金財務報告的精算假設、模型方法等進行評估（Techni-calPanel2011）。

國內研究現狀及文獻綜述

1.社會養老保險預算管理方面。國內關于社會養老保險預算管理的研究起步較晚，理論成果不多，其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開始于上世紀90年代，從社會保障整體出發，總結各國的預算管理經驗，分析我國社會保障預算管理現狀，對建立我國社會保障預算體系的必要性、預算模式選擇提出具體構想。朱柏銘（1998）對建立社會保障預算的理論依據、框架體系、運行條件等三個方面進行了理論上的闡述，是早期比較有影響力的研究。周順明（2000）從政府財政的本質職能，國家預算、復式預算與社會保障預算之間內在關系的角度闡述了社會保障預算產生的必然性，分析借鑒了國外社會保障預算的模式，提出了社會保障預算的收支政策、收支體系、收支分類、預決算編制等內容。林治芬（2006）則立足中國現實，汲取國際經驗，完整論述了在我國建立社會保障預算的必要性、現實可行性、技術方法性和制度保障性，明確提出量化分析社會保障收支，進行長期精算預測模型的重要性。肖紅梅（2007）基于對國內社會保障預算發展現狀和社會保障預算模式的國際經驗的背景，系統地分析了我國推行社會保障預算制度所面臨的一系列難點，提出了應先建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然后隨著制度的日漸完善，最終編制一攬子社會保障預算，便于清晰地反映整個社會保障事務的收支全貌的觀點。第二階段始于2010年前后，是圍繞剛剛起步的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實際工作展開的研究。單曉紅（2010）對社保基金預算的方法、路徑與機制進行了深度解析，強調了新的預算制度要求預算編制方法要采用科學、規范的方法，綜合考慮統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社會保險制度運行發展情況，運用規范的財務預測和精算方法進行編制。楊燕綏等（2011）提出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工作應依照《社會保險法》的規定尊重社會風險特征，養老屬于長期性風險，建議年度養老保險基金預算的編制應建立在長期預測，甚至精算模型基礎之上。閆俊（2011）指出養老保險預算編制應根據養老風險周期長且有積累性的特征，明確提出社保經辦機構不僅要測算出下一年度養老基金收支總量，而且要通過精算模型預測遠期養老基金收支需求，評估養老基金結余額可支撐的收支平衡基準點期限。在預算監督環節，應提供預算的政策依據和支撐預算的主要假設等。

2.基于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預算的預測模型方面。（1）政府部門的研究。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預算從2010年開始編制，其預測模型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建立。養老保險基金收入和支出的預算指標除特別注明外均按綜合增長率測算，以2012年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預算編制來說明預測模型，如公式1所示。2012年預算數＝2011年執行數×（1＋綜合增長率）＋修正值（公式1）綜合增長率預測綜合考慮了預算指標近期及中長期增長變動情況，近期增長趨勢以同比增長率為準，中長期增長趨勢以近3年平均增長率為準。各編制單位根據指標性質和實際情況自主設定同比增長率和3年平均增長率的權重，計算綜合增長率。可見，我國政府部門構建的養老保險預算模型具有簡單易用的特點，但過于粗糙，模型未考慮人口的出生、死亡、遷移狀況等人口統計變量、以及通貨膨脹率、利率、實際工資的增長率等經濟變量對基金收支的影響，因此預測結果精度偏低，與國際經驗存在著很大差距。（2）國內學者的研究。國內學者對基于養老保險預算的預測模型的研究基本是空白，但存在一些關于養老保險制度的有價值的實證研究成果，主要體現為應用長期精算估計模型預測養老保險基金未來的財務狀況、應用微觀模擬模型評估養老保險改革方案和分析養老保險制度等兩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王曉軍（2000）明確了養老金計劃長期精算估計的基本思路和模型，利用人口模型和工資模型對基本養老保險的長期財務狀況進行預測，是國內將精算模型應用于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研究的早期重要文獻。高嘉陵（1999）率先將微觀模擬模型應用于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分析中，介紹了微觀模擬模型的基本思路和建模方法，并以煙臺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模型為應用實例，建立了人口狀態模型和政策模型，給出了1996年~2025年人口變化的模擬數據和模擬執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政策的狀況。張世偉、李學和樊立莊（2005）利用長春市微觀數據建立微觀模擬模型，分析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的財政效應，指出了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就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的優化和完善進行了探索研究。郝冬陽（2008）利用吉林省城鎮人口微觀數據，用Logistic模型對微觀模擬模型中事件發生的相關參數進行估計，完成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模擬實驗。

結論與啟示

世界上養老保險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在社會養老保險預算管理的制度層面強調依法律運營和預算的嚴肅性；在技術層面，政府部門和學者重視利用模型技術對養老保險基金未來長期的財務狀況進行預測，為養老保險預算提供決策依據，理論研究成果豐富。相比之下，我國在養老保險預算方面的研究較少，代表性的研究主要圍繞養老保險的管理模式和制度開展，雖然存在一些圍繞養老保險制度的實證研究，但缺乏從養老保險基金預算角度出發的長期預測模型的研究。鑒于養老保險預算編制部門對模型理論的迫切需求，我國政府部門和學者應借鑒國際先進經驗，重點開展支持社會養老保險預算的長期預測模型的理論研究工作。為推進這項工作，首先，需要加強在養老保險數據信息系統基礎工程方面的建設。雖然我國從2002年已啟動勞動和社會保障“金保工程”，并且在勞動與社會保險統計管理信息系統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目前仍然存在各地區數據和應用軟件不統一，數據和指標的標準化程度不高等問題，現有數據很難滿足構建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長期財務預測模型的需要。其次，需要加強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精算管理的制度建設和組織建設。在我國，盡管早在2004年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所屬的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設立了精算處，并希望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精算報告制度，但由于在實踐中缺乏制度保證和相關的專業人員，至今并沒有建立起類似美國社會保障信托基金年度報告的財務預測報告。今后我們需要在法律和制度、機構和人員、基礎數據和模型技術等各方面為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長期財務預測分析提供保證。（本文作者：王述珍 單位：北京聯合大學商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