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國將實體經濟作為經濟轉型的戰略關鍵，并出臺了一系列的稅收政策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然而，我國的實體經濟現狀仍不容樂觀，還存在不少制約實體經濟發展的問題。在這形勢下，研究主要稅種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分析它們如何影響實體經濟，就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在做實證之前，有必要對實體經濟進行定義。現在國內外學術界對實體經濟都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各個學者在對實體經濟進行實證研究時使用的指標也不相同。我國工業增加值作為實體經濟變量。實體經濟是真正創造財富的經濟形式，其涵蓋行業比虛擬經濟要大得多，因此從實證角度出發，必須先定義虛擬經濟，繼而反向界定實體經濟范疇。最早提出虛擬資本這一概念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早把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劃分開來，并描述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運行過程。從馬克思的定義出發，不能單純地劃分哪些行業屬于實體經濟，哪些不屬于實體經濟，而是要看其對應的具體經濟行為是否屬于實體經濟過程。也就是看，這一經濟行為產生的經濟增值是否創造了價值，是否屬于實體增值。所謂實體增值，是指商品或者服務在流通過程中因實際需要產生的內在增值；與之相對的虛擬增值則是指以商品為載體進行的純資本流通，從而導致商品市場價格大幅上揚的“增值”，其實質就是資本的自我增值。

二、樣本選取、變量說明和數據來源

由于我國很多稅種都是自1994年稅制改革后才開始征收的，所以樣本選取從1995年到2013年19年間的數據，分別包括實體經濟（RGDP）、企業所得稅（EIT）、個人所得稅(PIT)、增值稅（VAT）、營業稅(YYT)和消費稅(XFT)的數據。其中，實體經濟由國內生產總值減去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的增加值，金融業是典型的虛擬經濟，而房地產業既有實體經濟成分，又有虛擬經濟成分，但《中國統計年鑒》中的房地產業增加值不包括建筑施工活動，也不計算建筑施工創造的增加值，剩下的就是純粹的虛擬經濟成分。而一些年份對農產品等實體物質進行的炒作也算是虛擬經濟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數據無法獲取，且相對而言數額較小，可以忽略不計。2013年的稅收數據來自財政部網站的財政數據，國內生產總值、金融業增加值、房地產業增加值數據則來自國家統計局的《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三、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1995年到2013年實體經濟的增長率曲線是一個比較平穩的曲線，增值稅增長率、營業稅增長率和消費稅增長率整體而言，與實體經濟的增長率曲線非常貼近，其中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率上升或者下降的年份與實體經濟完全一致，增長速度也十分接近，這與流轉稅在我國稅制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十分吻合。消費稅增長率在2009年突然提高，這主要是由于2009年實行了燃油費改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增長率曲線一開始波動較大，后來逐漸趨于平穩并貼近實體經濟的增長率曲線，其中由于2011年基于結構性減稅實行了個人所得稅改革，個人所得稅收入在2011年出現負增長。

（二）平穩性檢驗

為了減少模型變量間的波動性，消除異方差，以及得出變量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對所有變量取自然對數形式。由于變量樣本是時間序列數據，為了避免變量之間出現偽回歸現象，必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首先通過AIC準則確認各變量的滯后階數，再采用ADF方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各變量進行二階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所有變量均通過單位根檢驗。可見Lnrgdp與LNEIT、LNPIT、LNVAT、LNYYT、LNXFT均是二階單整序列，符合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

（三）方程的回歸估計與協整檢驗

利用OLS法（最小二乘法）建立線性回歸模型，由于所求得的回歸方程的DW值都小于dL=1.08（N=19，K=2，取顯著性水平α為5%時），說明回歸模型存在一階正自相關。

（四）Grange因果檢驗

Granger因果檢驗是用于分析兩個變量之間Granger因果關系的一種常用方法。在前文實證研究中可以得出，RGDP、EIT、PIT、VAT、YYT和XFT在二階差分下是平穩序列，且調整后的回歸模型的殘差RESID通過了ADF檢驗，是平穩序列，滿足Granger因果檢驗的前提條件。

四、實證分析的結論與啟示

從調整后的回歸模型，可以得出企業所得稅收入增加1%時，實體經濟總量增加0.113899%；個人所得稅收入增加1%時，實體經濟總量增加0.727112%；增值稅收入增加1%時，實體經濟總量增加0.635711%；消費稅收入增加1%時，實體經濟總量減少0.008897%；營業稅收入增加1%時，實體經濟總量增加0.764757%。在所得稅方面，個人所得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比企業所得稅大，因此應該更加注重個人所得稅的完善。在流轉稅方面，營業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最大，其次為增值稅，而消費稅的影響為負。營業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比增值稅大的原因，可能在于虛擬經濟組成成分的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大多繳納營業稅，營業稅通過影響虛擬經濟，加大了自身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消費稅的影響為負，但其回歸系數很小，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大明顯，這說明目前我國消費稅不夠完善，一方面是消費稅稅收收入太少，無法對實體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太過狹窄，沒有從調節收入分配和促進資源配置方面來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根據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企業所得稅和實體經濟互為因果，且企業所得稅可以對后三年的實體經濟產生顯著影響，實體經濟可以對后四年的企業所得稅收入產生顯著影響。可見，企業所得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一個長達3年的過程，我們在制定企業所得稅稅收政策的時候，不能只考慮當前的情況，還要考慮政策的長期影響。個人所得稅是實體經濟的Granger原因，且對第三年和第四年的實體經濟產生顯著影響，這說明個人所得稅的稅收政策調整在短期內影響不大，主要是對長期的影響，因此，個人所得稅的完善要注重對實體經濟的長期效應。增值稅和實體經濟互為因果，且增值稅在長期內對實體經濟產生顯著影響，這與增值稅為我國第一大稅種相符合，所以要注重增值稅調整對實體經濟的短期和長期的影響。營業稅和實體經濟互為因果，其中營業稅對第一年的實體經濟影響不顯著，對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實體經濟影響非常顯著，第四年影響相對降低。可見，營業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存在滯后性。因此，在制定相關營業稅稅收政策時，要有先見性，提前注意到營業稅對實體經濟的制約問題。消費稅和營業稅的情況類似，但影響的顯著性較營業稅低。同時，針對實體經濟問題進行臨時性的稅收政策調整，應主要是能夠對實體經濟下一年產生顯著影響的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的稅收政策調整。

作者：陳寶熙 許錦鋒 單位：福州大學財政金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