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７０年代：聚焦《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

其一，語言是活動、是實踐、是一種基于社會關系的社會行為。在雷蒙•威廉斯看來，“沃洛希諾夫的這些努力旨在全面恢復認定語言是活動，是實踐意識的強調（而這一強調長期以來一直被削弱，并且實際上也被其自身的那種局限在封閉的‘個體意識’或‘內在心理’的做法所否定）。……沃洛希諾夫認為，意義必然是一種基于社會關系的社會行為。但要理解這一點，則必須先要恢復‘社會的’一詞的全部含義：它既不是指那種唯心主義的化約（即把社會當做一種承襲下來的、已經造就好了的產物，一種‘沒有活力的外殼’；認為除此之外所有的創造性活動都是個體的活動），也不是指那種客觀主義的設定（即把社會視為形式系統……認為只有置于其中并依據這一系統，意義才能被生產出來）。從根本上講，上述這兩種觀念都源于同一謬誤———把社會的意義活動同個體的意義活動完全分離開來（盡管這些對立的立場對那些分離的因素各自評價不同）。與那種唯心主義強調所持有的心理主義立場相反，沃洛希諾夫認為，‘意識構成于并存在于符號的物質材料中，這些符號材料則是由某種有組織的群體通過其社會交往過程創造出來的。個體意識依賴于符號，從符號中產生，它也反映著符號的邏輯和規律’（《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第１３頁）”。威廉斯對這個特點的把握無疑是將沃洛希諾夫／巴赫金的語言理論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其二，沃洛希諾夫／巴赫金注意到了語言“符號”的二重性，即“符號既不等同于客體對象及其所指示或表達的事物，也不單純地反映著它們。因而，在符號當中，形式因素與它所攜帶的意義之間不可避免是一種約定俗成的關系（至此為止，他還是贊同正統的符號理論的）。然而，這種關系卻不是任意性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關系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沃洛希諾夫／巴赫金對這種語言與現實關系的重新解釋是建立在“社會語言”的認識框架內的，即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這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既如此，語言一方面具有“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這一點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具有相似性；但另一方面，語言“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又受到了來自社會現實的影響，用威廉斯的話說，“由此可見，我們所發現的并不是各自存在的‘語言’和‘社會’，而是一種能動的社會語言。（稍稍回顧一下實證主義理論和正統的唯物主義理論）我們又會發現，這種語言既不是對于‘物質現實’的單純‘反映’，也不是對于‘物質現實’的單純‘表現’。確切地說，我們所擁有的，是通過語言對于現實的一種把握；語言作為實踐意識，既被所有的社會活動（包括生產活動）所滲透，也滲透到所有的社會活動之中。同時，由于這種把握是社會性的、持續的（不同于那些抽象的對立：‘人’對‘世界’，‘意識’對‘現實’，‘語言’對‘物質實在’等等），所以它出現在能動的、變化著的社會關系之中。語言言說所來自的、所論及的，正是這種經驗———‘主體’與‘客體’（唯心主義和正統唯物主義的前提就是建立于其上的）這些抽象實體之間所遺失掉的中介性術語”。也就是說，語言“反映”社會現實的程度取決于社會現實對語言的影響程度，這正是“語言”與“現實”關系的吊詭之處。那么，如何解決這一雙重性所帶來的理論難題呢？威廉斯認為，沃洛希諾夫／巴赫金的語言理論具有了第三個重要的特點：“語言就是這種能動的、變化著的經驗的接合表述［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就是一種充滿能動活力的、接合表述出來而顯現在這個世界上的社會在場［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按照他的看法，這種接合表述的特殊性其實最早已被形式主義所把握。“正是在反對這些消極被動和機械傾向上，形式主義作出了最大貢獻———它堅持認為，通過符號進行的表意過程是一種特殊的（形式化的）接合表述［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特別注意的是，將語言視為與社會、經驗的“接合表述”并非沃洛希諾夫／巴赫金的觀點，而是雷蒙•威廉斯所做的理論延伸。“接合理論”（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是英語的文化研究理論，尤其是伯明翰學派在實現“葛蘭西轉向”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新的理論范式。這種接合理論意在一方面既描述一種社會現象、社會形態的特點，但另一方面又不至于陷入還原論（經濟還原論和階級還原論）和本質論的陷阱。這種策略主義的態度，具有明顯的“后學”特征（后現代主義、后馬克思主義），并使之成為“當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產性的概念之一”.但是，沃洛希諾夫／巴赫金所強調的重點并非在此。如果說，正統馬克思主義反映論強調的是語言對現實的單向度反映的話，那么，沃洛希諾夫／巴赫金則將這種關系復雜化了。任何符號，包括符號的內容和形式，都受到有社會組織的人及其之間關系的影響，都受到他們相互作用的環境的影響。為此，他們為社會語言符號的研究確立了三條基本的方法論要求：“

（１）不能把意識形態與符號的材料現實性相分離（把它歸入‘意識’或其他不穩定的和捕捉不到的領域）。

（２）不能把符號與從該時代的社會視角來觀照的具體形式相分離（而且在此之外它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一種簡單的物理東西）。

（３）不能把交際及其形式與它們的物質基礎相分離。對比這三條原則，絲毫沒有雷蒙•威廉斯和斯圖爾特•霍爾所說的“接合”的意思。７０年代中后期，威廉斯一方面已經注意到自己所提出的“情感結構”因為各種原因并不那么令人滿意，另一方面則面臨著對阿爾都塞—拉康式的對主體和符號問題的反思的回應壓力，《馬克思主義與文學》在語言層面轉向以巴赫金小組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重視正是這種壓力下的產物。不過，并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威廉斯在此時發表此著與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急欲解決文化研究的范式轉型問題有關。因為威廉斯雖然與霍加特、霍爾關系甚密，但他并沒有真正參與該中心的學術活動，而且從１９６１年直到１９８３年他都在劍橋大學，此后一直待在薩福沃登（Ｓａｆ－ｆｒｏｎ　Ｗａｌｄｅｎ）小鎮。不過，威廉斯在此時此刻發表展現其對巴赫金／沃洛希諾夫的關注，足以證明巴赫金小組對英國學界的影響，而威廉斯的態度也可以成為伯明翰學派學人接受巴赫金思想的佐證。

二、進入８０年代：贊同巴赫金小組的社會學詩學

進入８０年代之后，雷蒙•威廉斯對巴赫金的著作仍然保持了持續的關注。不過，這里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巴赫金最受西方文學理論學家們關注的復調小說理論、對話主義、狂歡化理論似乎一直未正式進入雷蒙•威廉斯的學術視野。至少在他的絕大多數著述中，很難找到對相關問題的討論或引述。相反，雷蒙•威廉斯一直較為關注的是“巴赫金小組”時期，沃洛希諾夫／巴赫金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和梅德維杰夫／巴赫金的《文藝學中的形式主義方法》。尤其是后者，成為８０年代雷蒙•威廉斯學術生涯的晚期重點征引和討論的對象。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如何解釋，尚缺乏足夠的史料支撐。在此，我們僅能夠以文本為對象，概述其主要的思想。１９８９年，在雷蒙•威廉斯去世兩周年之際，托尼•平克尼編輯出版了他的主要發表于８０年代的論文集《現代主義的政治：反對新國教派》（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ｓｔｓ）。托尼•平克尼認為，雷蒙•威廉斯在１９８３年的《后現代主義的間離語言》一文中莊重宣布：“自覺地‘現代主義’的時期行將結束”，

①在雷蒙•威廉斯的現代主義批判譜系中，巴赫金、盧卡奇的理論進入其視野。托尼•平克尼認為，“把現代主義確定為大都市的社會形式中的一個特定時刻，使這種分析得到了進一步貫徹。布萊希特的間離來自于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正如重新發現的米哈伊爾•巴赫金的著作和他的同事們后來使威廉斯看出的，形式主義在其最早階段也是對未來主義的理論化，如他在《文化理論的運用》中所描述的，即‘正是在極端的但卻空洞的、尚未被接納的時刻’。盧卡契本人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后來可能被‘巴赫金化’了，正如威廉斯所做的那樣，他從盧卡奇對表現主義的巨大威嚇中挑出一個詞，用于當代英國政治戲劇的各種困境”。

②這似乎透露出一個明確的信息：巴赫金的某些思想開始成為雷蒙•威廉斯進行現代主義及其相關的文化理論反思的重要的理論資源。在這本書中，與巴赫金（巴赫金小組）有關的共有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語言與先鋒派》。這篇文章是１９８６年雷蒙•威廉斯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不過，不知出于何種考慮，雷蒙•威廉斯在選編這本論文集的時候，并沒有考慮將之編入。托尼•平克尼在雷蒙•威廉斯去世之后接著選編的過程中，將之增補進來的。在這篇文章中，雷蒙•威廉斯引述了沃洛希諾夫／巴赫金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和梅德維杰夫／巴赫金的《文藝學中的形式主義方法》。在討論對于“現代”問題的態度時，雷蒙•威廉斯也注意到了，“我們可以從注意到這種語境中‘現代’的兩種積極含義開始：‘現代’是一段歷史時間，以及它特定的、然后變化著的特點：但‘現代’也是麥德維德夫和巴赫金批判它時所稱的‘永恒的同時代性’，是對‘片刻’的領悟———它在實際上和理論上奔越過并排除掉變化的物質實在，直到一切意識和實踐都是‘現在’。”在討論形式主義理論的發展局限問題時，雷蒙•威廉斯指出，“由于形式主義的主張變成了文學理論中一種有影響的趨勢，它災難性地把它所針對的那些事實變得狹隘了。它限于拒絕被稱為‘內容’和‘表現’的東西，甚至更加破壞性地拒絕了‘意圖’，它在實際上沒有領悟到那種特質的積極的文學用法的要點，伏羅西諾夫把那種特質稱為‘多音調的’，一種內在的語義開放性，與一種仍然積極的社會過程相應，新的意義和可能的意義可以據此產生出來，至少在某些重要的詞語和句子的各類之中”。

③沃洛希諾夫／巴赫金的“多重音性”（ｍｕｌｔｉ－ａｃｃｅｎｔｕａｌｉｔｙ）亦即后來在《長篇小說的話語》中提出的“雜語”（或譯“眾聲喧嘩”，ｈｅｔｅ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ａ）的前身。由于巴赫金相關著作的英譯本均在８０年代之后才陸續出版（如１９８１年的《對話式想象》、１９８４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和１９８６年的《言語類別及其他晚期文章》），雷蒙•威廉斯顯然沒來得及讀到巴赫金的這些著作。

三、最終認識：有意義的文化理論

１９８６年，雷蒙•威廉斯進入生命中的最后時刻，他似乎有意站在整個文化研究、文化理論發展的全局高度來反思和前瞻。他接連發表了《文化研究的未來》和《文化理論的應用》兩篇文章（演講），其中對巴赫金思想的強調尤為顯著。在《文化研究的未來》中，雷蒙•威廉斯明確展開了對“結構主義”作為“理論”的批評，認為“一種理論獲得了成功，它把這種構成的情景按照它的方式合理化了，使它成了官僚主義的，成了知識分子專家的根據地。那就是說，它所形成的各種理論———形式主義的復活，各種較簡單的結構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傾向于把人們在社會中的各種實際遭遇看成對社會的一般進程具有相對很少的影響，因為那個社會主要的內在力量在其結構的深處———在最簡單的各種形式中———操縱它們的人們只不過是‘代理人’”。正是在對結構主義的批判中，雷蒙•威廉斯發現了“巴赫金小組”的價值，他認為，“早期對巴赫金、伏羅西諾夫、麥德維德夫所發動的這種現代主義的理想主義的強有力的挑戰，很少被聽見，或者完全聽不見。甚至（并不經常）當構成‘被’理論化時，構成分析的主要教訓（涉及人們自己的構成和其他‘當代的’構成）也很少得到強調，而是更強調安全距離之外的學術研究”。

①在《文化理論的運用》中，雷蒙•威廉斯更是從正面積極肯定“巴赫金小組”的理論貢獻。在《文化理論的運用》中，雷蒙•威廉斯對“巴赫金小組”時期的研究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認為“正是在這個被喚醒的、但令人不滿的階段中，第一次重要的理論創新開始形成。我將首先考查也許可以稱為的從維捷布斯克開始的道路。我的意思是指那場依然未被很好理解的、卻很重要的運動，它涉及（不能確定，且無法擺脫）Ｐ．Ｎ．麥德維德夫、Ｖ．Ｎ伏羅西諾夫和Ｍ．Ｍ．巴赫金，１９２０年代早期他們都在維捷布斯克，后來在列寧格勒工作。這也是我舉出的第一個例子，以說明社會分析和歷史分析對于研究文化理論中一種創新的結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這些理論活動的關鍵因素，是它們在一個仍然很活躍的革命社會里的復雜處境”。

②在這篇文章所展開的威廉斯對巴赫金的接受有三個顯著的特點。其一，雷蒙•威廉斯對巴赫金及巴赫金小組時期的發展歷史已經相當熟悉。他不僅熟悉圍繞巴赫金小組時期著作權的爭議，而且還熟諳他們各自的人生軌跡及學術變遷。如，他發現，麥德維杰夫“曾經是無產階級大學的校長，曾積極介入過各種文學計劃和通俗戲劇的各種新形式”。但是在斯大林時代，他和洛諾希洛夫都成了受害者，“而巴赫金則在這時被邊緣化了”。盡管如此，“當這種批評出現時，它（標志著一次主要的理論上的進展）只是部分地、不完全地變成了直接的分析。但后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巴赫金才能夠完成那種畢生的工作”。

③其二，雷蒙•威廉斯充分肯定的是他們提出的“社會學詩學”的主張，這與他自己的“文化社會學”路徑形成理論的呼應。“我們或許會盼望與早已著名的‘社會學詩學’的某種簡單關系，在這種詩學中，讀者的轉換和藝術家地位的轉換，可以被認為直接導致了一種新的、自信的藝術理論和藝術實踐”。１９２０年代俄國形式主義與巴赫金小組社會學詩學的這種相互交織與對峙的局面又在１９６０年代的西方世界重新出現了。“緊跟著這些內在的和特有的力量線索，從１９６０年代起在西方出現的東西———它有時仍然被當作現代文學理論提出來，似乎它在出現的最初幾年里沒有得到全面的分析和駁斥———是那種早期的形式主義，它讓自己成為對當時‘社會學詩學’的外在化的一種反動。麥德維德夫和巴赫金正確地把這種形式主義確定為未來主義在理論上的結果”。

④其三，在雷蒙•威廉斯那里，巴赫金小組所從事的理論創新作為“有意義的文化理論”，成為文化研究的最佳典范。在回顧了１９２０年代的俄國和１９６０年代的英法出現的相似學術情況之后，雷蒙•威廉斯提出了自己的疑問：“我要開始問：有意義的文化理論可能是怎樣的，能夠做什么。這個問題仍然比任何理論階段的內在歷史都更重要，只有在它確證了真實社會歷史之內的關鍵聯系和關鍵斷裂之時，它才成為有用的。從上面對各種文本和個人進行挑選，這是學術批評最糟糕的遺產，它決定了依賴注解和批評的整整一代人的調子與自滿，必須被一種同樣持久的參與實踐活動所取代，包括在各種新的作品和運動之中。”正是在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雷蒙•威廉斯再次將巴赫金小組抬了出來。“用麥德維德夫和巴赫金的話來說：‘作品只是作為社會交往不可分割的各種要素，才可能進入真正的聯系之中……進入聯系之中的并不是作品，而是人，不過，他們是通過作品的媒介進入聯系之中的。’這把我們導向了文化分析中的核心理論問題：我在開頭界定為特定關系的分析，作品通過這些關系形成和運動”。⑤也就是說，巴赫金小組所確立的以社會交往為基礎的研究范式，是最佳的文化理論的最佳選擇。

四、余論：有關雷蒙•威廉斯接受巴赫金影響的兩點辨正　　

在清理完雷蒙•威廉斯對巴赫金思想的接受歷程之后，不難得出結論：

（１）雷蒙•威廉斯是從１９７０年代開始接受巴赫金的理論；

（２）從早期的對巴赫金小組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的共鳴到后期的將巴赫金理論視為“有意義的文化理論”的自覺，顯示出雷蒙•威廉斯對巴赫金思想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也正是在這兩個基本結論中，本文開頭所提的后兩個問題也初步有了答案：其一，雷蒙•威廉斯在１９６０年代尚沒正式接受巴赫金的思想，那么，他的社會語言學的思想傾向應該是另有來源，即，來自英國新左派思想的傳統，它強化了雷蒙•威廉斯自覺地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關心無產階級文化的角度對英國語言問題的思考。從雷蒙•威廉斯早年著名的《文化與社會》和《漫長的革命》來看，盡管他已經開始思考“語言”問題，如其從文化與社會角度對英國文學的思考以及對“標準英語的發展”變遷的考察，但主要還是從“語言作為對象”而非“語言作為方法”的角度進行的思考，其語言學方法論的自覺尚未形成。不過，其中有個細節值得特別注意：《文化與社會》于１９５８年出版之后反響強烈，多次重印。雷蒙•威廉斯在１９６３年版的“后記”中提到，他準備為該書寫一個續篇《再論文化與社會》，其寫法是“詳細探討關鍵詞的歷史”。應該說，這一研究思路的轉變顯示出雷蒙•威廉斯“通過語言反思文化與社會”方法論的自覺。正如其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序言中所指出的，這本書“應該算是對于一種詞匯質疑探詢的紀錄；這類詞匯包含了英文里對習俗制度廣為討論的一些語匯及意義———這種習俗、制度，現在我們通常將其歸類為文化與社會”。也正是基于這一思想基礎和研究取向，當沃洛希諾夫／巴赫金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進入英語學界的視野之后，才可能引起雷蒙•威廉斯以及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從這個意義上說，巴赫金思想對雷蒙•威廉斯的影響雖不具有“原發性”（即影響的最初來源），但卻具有“催化性”（在關鍵時刻推動了接受者思想的自覺）。其二，后期雷蒙•威廉斯對巴赫金文化理論的接受明顯受到了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的影響，以至于雷蒙•威廉斯主要是從“社會交往”的角度來建立巴赫金小組的社會學詩學與自己的文化社會學之間的學術聯系的。這就提出了一個非常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和“文化社會學”與巴赫金小組的以審美交往為特征的“社會學詩學”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之間的復雜關系的比較，以及更重要的是他們共同面對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不同態度及其理論取舍。拙文《作為審美交往活動的“復調”和“對話主義”》（《人文雜志》２０１１年第５期）和《從馬克思到巴赫金：審美交往的一段問題史》（《社會科學輯刊》２０１２年第４期）已從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的問題史角度清理了馬恩經典作家（馬恩毛列）、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巴赫金小組之間的復雜關系。筆者認為：

（１）馬克思恩格斯對“交往”、“普遍交往”、“物質交往”、“精神交往”等問題的討論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交往思想的基礎；

（２）哈貝馬斯的社會交往重視語言的中介性地位，但忽視了審美活動的維度；

（３）真正討論“審美交往”問題的，是巴赫金小組學者的貢獻。雷蒙•威廉斯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對語言是活動、實踐，是一種社會行為的認識正是其在充分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對語言哲學的問題史之后得出的結論，其中沃洛希諾夫／巴赫金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功不可沒；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始于１９７６年的《交往與社會進化》一書，并成熟于１９８１年的《交往行為理論》。因此，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對雷蒙•威廉斯的影響是在后者寫完《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一書之后，而這正好與雷蒙•威廉斯對巴赫金文化理論認識的階段性特征相吻合。限于篇幅，對這一重大問題的探討在此僅略作討論，深入的展開將另文詳述。

作者：曾軍 單位：上海大學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