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口結構優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研究

出口結構優化促進經濟增長機制的研究主要有新古典貿易理論的資本積累效應和新貿易理論的技術進步效應，此外出口結構還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而人力資本亦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之一，出口結構優化亦會通過這種途徑促進經濟增長，影響機制尤其是后兩者的文獻并不多，因此需要進一步探尋出口結構優化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并通過大量豐富的數據進行實證。

二、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主要圍繞兩部分開展，一是以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型的檢驗為主，檢驗時較多用出口量和貿易開放度作為變量，這方面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許和連（2002）等有相關的評述。一是隨著 Rodrik（2007）提出“一國出口什么重要”的觀點后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得到很多學者關注，并出現一些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這里對后者的研究成果做一梳理。貿易結構的實證最早源于美國經濟學家 Leotif，他使用投入產出法對美國的貿易結構和要素密集度進行檢驗時發現，美國作為資本密集型國家出口的竟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即“里昂惕夫悖論”。此后實證研究常采用Lal（l2000）分類法對出口產品進行分類或按 SITC 碼、HS 編碼分類，再利用各分類產品出口額構建模型進行，實證表明貿易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轉型之間存在明顯的線性關系，貿易結構不僅影響經濟增長還對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重要作用，其影響程度視一國的外貿依存度而定（藍慶新，2001）。但出口結構的經濟增長效應在不同時期以及產品類別上存在差異，易力等（2006）對 1980-2004 年間初級產品、工業制成品和國內生產總值進行 Granger 因果分析和協整檢驗，分析認為出口商品結構優化對經濟增長具有長期效應，而短期則不明顯，且兩者間不存在雙向因果關系，而丁雯（2008）的研究也進一步實證了工業制成品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初級產品卻體現消極作用，且經濟增長對商品結構并無明顯的反作用。隨著 Lal（l2006）提出出口復雜度指數 SI 及出口結構測量指標的完善 1，使得有關出口結構的實證研究得到新的發展。Rodrik（2007）通過普通 OLS 回歸及工具變量回歸表明一國初始的 EXPY 指數大小與該國隨后的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系，如果一國的投資者發現了一些具有較高生產率的出口產品，會吸引其他投資者跟進，進而隨著市場的擴大會帶動這個產業的擴張及資源聚集，這也就實現了結構升級和產業升級并促進經濟的增長。Hausmann、Hwang 和 Rodrik(2007)檢驗發現一國 EXPY 和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性且國家間存在差異，中等收入國家EXPY 提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明顯大于富裕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樣本產品顯示 EXPY 提升 10%會帶來 0.35-0.37 個百分點的增長。Mursher、Serino（2011）則通過考察 49 個發達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 1960-2005 間面板數據，指出如果這些國家不優化出口結構，將不會得到長期的經濟增長。伍業君、王磊（2013）以 SITC 四位碼出口產品數據為基礎測算了 154 個經濟體 1975-2010 年的經濟復雜度，并就復雜度與經濟增長績效之間關系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兩者存在穩健且一致的正相關關系，經濟復雜度提升有利于經濟增長。有關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檢驗中大部分結果顯示兩者具有正向的因果關系，但也有不同的結果，王永齊（2006）用 COMPO 和 TECH 兩個指標表示貿易品的結構，選用 1980-2002 年中國數據，采用VAR 模型估計中國的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經濟增長對貿易結構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而貿易結構對經濟的影響并未得到實證。中國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關鍵不在于貿易占 GDP 的比率是否保持增長，而在于能否做到持續鎖定較高技術的產品生產以推動增長。

三、中國的經驗驗證

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經濟保持穩定高速的增長率，中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也一直持續增長，那中國經濟增長的出口結構效應怎樣？在當前全球危機下中國增長模式是否可持續呢？這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并從出口結構角度進行實證研究，結果大多支持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相關關系，證實出口結構優化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程度不等的促進作用，陳仲常、劉林鵬（2006）把出口產品分成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兩類，并和國內生產總值進行實證，通過協整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表明兩者對經濟增長具有長期的協整效應，但短期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不大。而采用 VAR 模型分析時發現中國貿易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效應不同時期具有不同效應，2002 年前貿易結構變化通過資本積累促進經濟增長，2002 年后該效應則為負，2002 年前貿易結構變化通過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作用彈性為負，而 2002 年后為正，說明中國貿易結構促進經濟增長途徑已由資本積累轉變為技術進步，對貿易結構與人力資本做交叉后發現，貿易結構在 2002 年后不僅為正，而且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增長了一倍，說明中國貿易結構升級空間極大。在對不同附加值產品以及不同地區實證時同樣出現不同的經濟增長效應，體現非對稱效應，蘇振東等（2009）在測算中國出口結構指數基礎上采用動態面板模型對中國 1992-2006 中國出口結構定量分析，顯示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明顯高于低附加值產品出口，戴翔（2010）利用中國 31 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 1997-2008 年的面板數據，考察制成品出口技術結構升級的經濟增長效應，結果顯示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也導致了中國地區間的經濟差異，這對政策制定具有指導意義。對于某些典型行業如機電行業，其出口規模較大，技術含量相對較高，應予以重點關注（江小娟，2007），這會成為以后經濟的增長點。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實證結果并不完全相同，中國目前仍然是一種粗放型的貿易模式，貿易結構效應沒有完全體現出來，要求外貿增長方式進行轉變在實證研究方面，首先研究方法上采用計量線性回歸分析法居多，通常采用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檢驗，進一步協整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出口技術復雜度趕超的經濟增長效應會受多種因素影響，簡單線性關系檢驗并不有效，需采用非線性檢驗。包群（2008）對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的線性關系假設進行修正，考察貿易開放對長期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關系，通過 29 省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貿易開放與經濟增長具有倒 U 曲線的非線性關系。其次變量的選擇及測量遇到的問題，出口結構指數測量時選擇參考樣本存在差異，如在進行國家橫截面分析時很難去除各國發展時期、基礎產業的差異；出口結構的指標處于完善中，會導致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點計量系數存在一定的偏差，此外出口結構指標本身已包含人均 GDP 因素，再與 GDP 建立回歸模型可能使所建模型存在循環回歸問題；第三在對中國進行實證研究時如何克服中國貿易特色問題，中國出口貿易以加工貿易、外資企業為主導，如何反映中國國內出口企業的結構狀況并構建實證模型研究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部分研究剔除了這些因素，但仍面臨的問題是如果考慮國內企業出口產品層面則數據的可得性難題，此外還應考慮中國顯著的地區差異問題，總之綜合考慮中國貿易特色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實證分析方具有現實意義。

四、總結語

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從出口總量范疇轉向結構范疇，意味著由量向質的轉變，也印證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戰略要求，出口結構影響經濟增長機制的探討，及實證的檢驗已具有一定的成果，隨著出口結構指標的完善，這一課題又引發新的發展，今后將在以下方面開展進一步的研究：一是在現有理論基礎上夯實出口結構優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基石；二是完善出口結構影響經濟增長的途徑解析并進行實證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從資本和技術兩種途徑分析，但這種影響機制并不是通過單一途徑可以實現的，應該是一種系統的運作，需要綜合考察其他要素變量人力資本、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三是實證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果較多，但主要以各分類出口總量為變量構建計量模型，今后則需在完善出口結構指標基礎上關注不同行業的出口技術程度及其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程度。

作者：張燕平 單位：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