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任——公民社會的基石

專家系統指的是由具備專業知識和技術成就的專業人士所組成的體系。他們運用其專業知識連續不斷的影響著我們的行動，如生病去找醫生、法律疑問去咨詢律師等，僅僅坐在家中我就已經被專家系統所包圍，而這種信任與其說是對專家個人的認可，不如說是對其所具備的的專業知識的信賴。雖然專業知識的認可與專家個人的品質無關，但是專家作為一個權威信息的持有者，當他傳遞信息太過片面或者邏輯完全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情況時，受眾對此類信息的抵抗情緒會愈發猛烈甚至會對專家本身的專業知識以及個人品質產生質疑，一方面受眾會抗拒專家信息的再次轉播；另一方面，受眾亦會將自身對專家的理性評判作為信息出傳遞出去。所以在專家系統中，人們首先對于專家系統的運作體系持有信心，相信專家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如資格認證、專業評級都等形式都是對專業知識的肯定；其次，人們經過長期的關注、信息交流對專家的人格進行肯定；最后對專家自身產生依賴的情緒，完成了理性信任向情感信任的轉化。但是當大范圍的質疑產生時，專業知識已不成為專家為人信任的要素，質疑的情緒將引導非專業人士對專家的抵制，直至舊的專家系統的坍塌，新的系統重構、新的信任重建。總之，在信任理論中，作為市民社會的基石的信任充斥在現代社會的各個角落，亦為了滿足社會的需求而呈現多樣化，從微觀的人與人之間持續交往的前提，到宏觀社會運行體制的根基；從對國家的體制的信賴，到對象征標志的認可，再到對專家系統的依賴，眾多的重要角色它都游刃有余。反之，社會信任失去，將會成為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面對失信的社會，重構信任是我們首要解決的問題。由于現代社會的信任是以評估、考察、判斷為前提的以理性為基礎的信任，并且在這種長期信任積累過程中理性信任逐漸向情感信任轉變——完全不同于過去信任產生和轉變的過程，而情感信任反作用于理性信任。那么筆者認為，要解決重構信任的問題即是解決理性信任的重構同時加快理性信任向情感信任的轉化，是兩者相互促進，進而形成新的信任模式。

2.理論引入：食品安全領域中的信任

近年來食品安全危機的愈演愈烈讓我們終于看清楚推動危機一發不可收拾的“始終勇者”——信任。信任游走于社會的各個階層、行業、人與人的交往之中，當它穩固時國家持續發展、行業繼續進步、人與人感情得到提升，而當其遭到毀壞時，它亦就成為惡性循環的助推器，食品行業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食品行業中信任的重構是徹底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關鍵要素，而在此之前應該對食品安全領域中信任模式進行分析。筆者將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對信任模式進行解析。

2.1進入到食品安全領域的微觀層面

微觀層面一般是指消費者、生產經營者以及監管者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三者之間的長期互動必然會產生信任并且信任會對互動關系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第一，從消費者與生產經營者來看，當消費者在消費生存的必需品——食品時，一方面，強烈的生理需求——食品必須能夠滿足日常人生存最基本的要素；另一方面，強烈的心理要求——食品合格、安全、健康。而當生產經營者在銷售食品時，既想滿足消費者需求，有想能夠盈利。因此，雙方之間在初次滿足對方需求后，他們之間的信任開始建立，為持續的交往提供了前提。但是此處的信任仍是基于理性為基礎的信任，再次經過長期的交易后，消費者的意愿不斷的到滿足，最終有理性信任向感性信任轉變，雙方之間不僅有情感的交流而且增加了雙方之間的使命感，在一定程度上互為對方的權益考慮。在微觀的交往中，并不是所有的信任都是有理性相情感的轉化，而有些信任最初就是情感信任，以情感信任為基點所引發的繼續交往；第二，從生產經營者與監管者來看，兩者之間是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而他們之間的信任基于法律的實施以及監管體制的運行而產生，而這是一種純理性的信任，與個人情感和個人品質無關，如監管者不會因為與某個經營者交好，表示相信對方不會違法就放松監管；第三，從消費者與監管者來看，消費者在三者之中處于各方面信息處于最弱勢的一個，他不僅寄希望于有生產經營者，同樣他們也將其強烈的訴求寄予監管者，因為監管者是其權利的強有力的保障。而監管者作為國家制度的實施者，他有權力亦有義務去保障消費者的權利，維持消費者與生產經營者權益的平衡。因此，消費者與監管者之間的信任歸根結底是對于社會運行機制的信賴，也是對監管者的道德、能力的肯定，這是一種既包含理性信任又包含情感信任的信任模式。

2.2食品安全領域的中觀層面

中觀層面主要涉及食品經營行業、媒體、政府、專家。食品經營行業由于是食品的生產和輸出者，它受到來自政府、第三方機構以及媒體的三重監管；政府作為法律、制度、政策的具體執行方，它一方面作為監管者，監管第三方機構以及食品經營行業的運作，另一方面作為被監管者，受國家以及大眾意愿的代表——媒體所監督；媒體作為輿論的代表成為終極監督者對三方都進行監督和間接管理。由此可知，四方的交往中，信任是以對專業知識的認可、對監管制度運行的信賴以及對媒體信息傳播體制的信心三種形式表現的，其實質就是一種理性信任。四方之間都相信其他三方的運作體制能夠促使相應的使命完成。2.3食品安全宏觀領域層面從食品安全宏觀領域來看即是指的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如政策、法律法規、制度等。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信任主要是對社會運行機制的信任，無論是抽象的政策、法規還是具體法條、制度，都是信任產生的必要條件。而在食品安全領域，國家的宏觀調控作用于整個食品行業之中，引導并監管其機制的運行。此時的信任是將生產經營者、消費者、媒體、政府、第三方機構等看做整體對國家自身運行機制的信任，亦一種情感的表達：相信國家任何決定都是推進行業發展，社會進步的。因此，這種信任既是一種理性的對運行機制的信任，也是一種對國家情感表達。綜上所述，在食品安全領域中，信任也是無處不在的，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信心、信賴、認可、情感的表達，而最終形成理性信任和情感信任兩種模式，為食品安全領域中的監管運行機制持續運作的根本以及食品行業持續發展的基礎。而當面對食品行業信任降低的問題時，重構理性信任和情感信任是必行之舉。

3.我國食品安全領域中信任現狀的反躬性思考

隨著近幾年食品安全事件批量性發生，我國的食品行業已經步入了“全民皆兵”的時代，“能不能吃”、“真不真實”、“可不可信”的疑問散落到食品行業的各個角落，消費者為其飲食健康惶恐不安，社會對食品行業的信任降到空前的低點，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成為社會持續發展一大阻礙。而從生產經營者的“仁義不要，買賣在”的經營理念，到政府主管官員對于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掩蓋的處理方式，再到媒體為博眼球、造聲勢的報道手段，到最后專家無責任的專業言論，都成為造成我國現今食品安全信任崩塌的關鍵因素。然而，食品行業面臨信任的全面崩塌時，國家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建立相對完善的食品安全監管法律體系，以期望其可以重構食品安全信任，使我國食品安全再次走向正規的軌道。但是措施的實施并沒能徹底解決食品安全問題，食品安全信任仍繼續下降。同時，對于此種情況我們產生了“是法律體系的不完善，還是現存制度的缺陷？”這樣的疑問。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形成了現階段食品安全信任的局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3.1權力主體問責制度的缺陷

權力主體問責制度其實質即是行政問責制。至2003年非典，上千名官員及極個別部級高官因為刻意隱瞞事實的真相而落馬后，行政問責制逐漸為社會所重視。所謂行政問責制，是指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主要負責人或工作部門，在其工作范圍內由于故意或者過失而造成的對于社會權益的損害進行歸責的制度，旨在從“頭”加強對政府部門的監管，警惕、威懾相關部門負責人或者下級政府負責人，做到“嚴以律己，嚴以待人”。在行政問責制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特別是在食品安全領域進行操作時，應然狀態與實然狀態幾乎背道而馳。首先，威懾力度過強。行政問責制的出臺確實給予相關部門及負責人以威懾，而食品行業是屬于安全生產領域，那么行政問責的后果不僅僅是警告、內部處分，而將面臨的是上級行使一票否決權進行免職、降職、降級的處分，且不論以往所有的政績或立功。最終導致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及政府負責人行為變得更加小心翼翼、縮手縮腳、相互推脫、大行隱瞞之道，就如三鹿奶粉大頭娃娃事件一樣，相關部門小心翼翼的封鎖消息直到最后太嚴重不得已爆出。當事態日益嚴重時，消息從瓶頸部噴發而出，引起輿論的嘩然，給予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以重大打擊，形成一個巨大的信任缺口。而隨著食品安全事件的頻發，政府不斷的刻意隱瞞的行為成為擊垮公眾信任的武器，始終作用在舊的信任模式之中；其次，無程序規范。如上所述，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是一種理性的信任，是基于合理的制度運行機制而產生的。然而行政問責制度的運行并沒有相應的程序規范，它的啟動往往取決于領導個人的意志，常常導致制度不能正常的運行，繼而降低了公民對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信賴；最后，問責主體范圍狹窄。現在的行政問責中，一般局限于同體問責，即是同一機關內部的上級對下級的問責，缺乏民眾參與的異體問責。在食品安全領域中，異體問責一方面民眾會對上級政府的公正性產生質疑，另一方面民眾是食品監管效果最直觀的感受者，期望能夠表達自身的意愿，參與對食品行業監督。而在此過程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逐漸產生并加以積累，反之，則信任度逐漸下降。那么，在理性信任模式之中，行政問責制建立并運行，但是在此制度實際操作過程中卻不斷給予理性信任以打擊。造成巨大影響。伴隨理性信任毀滅、制度的運行停止、政府公信力下降，食品安全監管體制亦受到巨大影響，形成政府任何制度運行、制定的政策都存在輿論的質疑的局面。面對消費者質疑和抵抗食品安全監管，食品安全監管將更加舉步維艱，監管成本增加、監管范圍擴大、監管效率降低，最終形成了現在食品安全信任近乎沒有局面。

3.2信息交流欠缺規范

信息交流是現代社會信任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沒有合理的信息交流機制的前提下，過少或過多的信息流通都將影響社會信任的產生與積累。而現在食品安全領域正面臨的是大量的無用、誤導性信息傳播開來，嚴重影響受眾對于真實信息的接受，最終導致受眾對于任何信息的盲目追捧、機械的傳播。面對如此困境，我們可以從正規媒體與自媒體兩個方面對食品安全信息交流規范欠缺進行分析。

3.2.1正規媒體一般指的是為法律認可的具有專業知識的個人或機構，如記者、電視臺、網絡傳媒機構等

正因為他們所具有的專業知識，或者機構所具有的大量的人力、物力、真實信息獲取渠道以及專業人士的職業道德修養，正規媒體發布的信息應該是具有一定真實性、權威性、認可度的。然而對于現今食品安全領域來說，正規媒體不再是信息真是、權威的代名詞，一方面從媒體人個人修養來看，為了能夠在眾多的信息中脫穎而出，許多正規媒體拋下自己的職業修養，極盡夸張的對所持有的信息進行報道，欠缺客觀性評價，就如三月初東北大媽“訛人”事件，報道前后不過24小時卻有了兩種將截然相反的事實真相，最終受眾跳開了原本事情的發生，嚴重質疑該報道記者的專業水平并對其進行猛烈的抨擊；另一方從傳播信息的規范來講，正規媒體信息傳播缺乏實質的審核程序，極大的滋長了其在信息傳播時“博眼球、求關注”的心。而受眾長期處于不真實信息包圍的環境中時，他們會對信息傳播者潛意識的排斥和質疑，甚至跳過理性判斷對媒體以及所傳播的信息進行猛烈的抨擊、情感上的宣泄。理性信任模式被無意識的抨擊和情感的宣泄逐步瓦解，造成信息流通無序發展，最終導致無信可信。

3.2.2自媒體的發展導致信息量與質成反比

自媒體是指非正規媒體通過網絡平臺分享自身的看法、新聞的一種即時傳播方式。自媒體范圍十分廣泛，普通民眾、明星、網絡達人等都可以成為自媒體的一員，也意味著原本的受眾者變成了如今的信息傳播主體。當然這種角色的轉換為社會機制的良性運行提供了動力，受眾是任何制度運行結果的最終被影響者，那么其傳播的信息更直觀、更具體、更真實，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制度的良性運作，特別是在食品安全領域中，自媒體的出現起到了很好的輿論監督的作用，如網絡信息對滄州河水如紅豆湯的曝光，促使有關部門嚴格調查與監管。但是他的出現卻也造成大量的不實信息流入信息流，面對食品安全每況日下的局面，負面、不實的信息的大量涌現造成了消費者不僅對政府監管失去信任，而且對輿論監督產生巨大的質疑，給食品安全監管以沉重的打擊。自媒體主體由于自身年齡、教育程度、社會影響力、社會地位、性別等的差異，造成了對于信息接收的層度、理解的深度的千差萬別，形成了對待信息猛烈的抨擊和盲目的跟風兩個極端的狀況。面對愈來愈嚴重的食品安全危機，一方面，引發受眾者盲目的跟風，形成巨大的輿論漩渦，造成極大的社會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無理性的猛烈的抨擊與批判，激化社會矛盾，成為食品安全監管的巨大阻礙。

3.2.3專家言論管理體制不健全

專家系統作為現代信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專家所具備的專業知識是應該為人們信賴，而專家因其專業性應為人所尊重，可以說專家是政府失信后的最后底線。特別在食品行業，專家的言論不僅影響人的日常生活，更是人生命健康的風向標。然而在全民“磚家”、“叫獸”齊乎時，專家的信任已全然不在，而對其從專業知識到個人品質的質疑卻不斷涌現，專家言論更是被稱為“法外之地”。然而究其根本，現今狀況是專家言論管理體制不健全造成的。專家的言論實質上承載了的社會責任，但是當其言論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卻沒有相應的歸責后果時，專家的責任不再具有威懾性，從“暢所欲言”到“信口雌黃”亦不付任何的法律責任，最終專家淪為國人諷刺、唾棄之人。只有建立健全的專家言論系統，將專家言論也納入法律規制的范圍內，才能謹慎專家言行、提高專家的信任度，進而重構專家體系的信任模式。

4.信任重建——我國食品安全治理新途徑

面對我國食品安全中信任度持續下降、公民權益繼續受侵害、食品行業發展受阻、社會矛盾的激化，重構食品安全的信任是必由之路。現代社會信任產生于鞏固的過程是首先抽象的系統運作形成理性信任，繼而在長期理性信任過程中，加深各方了解、投入情感意識逐步向情感信任轉化，最后在兩者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協調的作用下信任不斷的鞏固，形成一個毀滅——形成——轉化——鞏固的過程，因此，在重構食品安全信任時，理性信任的建立是首要任務。根據現代社會信任的三個方面：國家調控、象征標志、專家系統的剖析，筆者將從歸責機制、信息交流機制、司法救濟機制三個方面對食品安全理性信任進行重構。

4.1行為的規范手段——歸責機制

使更方利益我國食品安全領域中的信任日益降低，給無論從微觀的消費者、中觀的食品企業再到，在食品安全事件頻繁打擊下，我國食品安全信任日益降低，原有的信任也逐漸為其所摧毀，為徹底消除食品安全隱患，食品安全信任模式的重構勢在必行。依據食品安全信任模式的特點，即以理性信任危機出，伴隨理性信任逐步向情感信任轉化，而情感信任的形成更加促進理性信任，經歷漫長的毀滅——重建——轉化——再重建，最終形成良性的信任運行模式。究其實質，首先是對基礎的理性信任進行構建也就是良好的食品安全監管機制，再經過漫長的信任積累，達到質的轉變——情感信任。那么，對食品安全信任的重構首要是對食品安全監管機制進行完善，依據現階段我國食品安全監管發展現狀，筆者認為即從權力監管——行政問責制的完善，到輿論監督——信息交流制度的完善，到最后言論管理——專家言論的規范化。

4.2權力監管——完善行政問責制度

首先，完善內部考核制度，消除食品安全監管各級部門負責人的心里恐懼。內部考核是對一段時間內對政府內部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工作目標完成情況以及完成效率的核實與評價，也作為其日后發展的參考標準，亦是對領導一票否決權的運用提供前參考前提。內部考核制度的完善為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及時上報提供了心理基礎；再者，明確行政問責主體的范圍。雖然異體問責以是時下流行的趨勢，特別是在食品安全領域中時常可見，但是異體問責的主體在法律中并沒有明確的規定。為了保障及規范異體問責，明確行政問責主體是必然的趨勢；最后，制定行政問責的程序性規范。為了保證行政問責的公平、公正，從制度的啟動到執行都應該有嚴格的程序性規定，以提高其法律上的可操作性。在有效的制度運行下，消費者的理性信任會逐漸產生，最終形成權力信任模式形成，為政府管理信任模式的重構提供事例借鑒。

4.3輿論監督——完善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制度

此處對于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制度的完善主要集中與對于正規媒體與自媒體的信息傳播的規范化。對于正規媒體的規范，主要是從以下三個方面完善：首先，明確媒體的職業道德修養，并加強對于媒體人職業道德修養的宣傳，從思想上遏制不實信息的傳播；其次，制定信息審核程序。明確正規媒體信息發布的標準及審核平臺，定期對發布的信息進行核查，從制度上減少不實信息的傳播；最后，明確正規媒體信息發布的責任范圍。對故意或者過失造成一定負面影響的信息發布的媒體，實施相應懲罰，從懲罰措施上抑制不實信息的傳播。如不實信息在微博上轉發五百次以上或者閱讀量達到千次后，信息會被認定為造成一定的輿論影響，最后對發布者進行行政處罰等，有效的遏制了不實信息的傳播。而由于自媒體呈主體多元化、分布普遍化、渠道多樣化的特點，則對自媒體的信息傳播規范化存在一定的難度。但是由于其傳播平臺的單一性，對于自媒體的信息交流制度主要是圍繞網絡信息交流平臺而建立的。明確信息傳播標準、構建信息審核平臺、確定自媒體的信息傳播相關責。總而言之，規范化的信息傳播是受眾理性信任產生的基礎，而良性的信息交流循環促進理性信任的積累，最終完成理性信任向情感信任的轉化，為象征標志信任模式提供先決條件。

4.4言論管理——專家言論的規范化

專家由于其擁有對于食品研究專業的知識，就意味著在專家言論傳播之初就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引導消費者對食品的選擇，即表明專家的言論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載消費者的意愿，對消費者承擔一定的義務。雖然義務在專家與消費者之間是單向的、無償的，但是這種義務確實社會義務的一種，與其社會責任相對應，也就是說專家發表專業言論的行為是一種責任行為。因此，當這種行為造成了對社會整體利益的損害時，行為實施的主體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并因此得到行為實施的法律后果。所以對于專家言論的規范化，主要是明確專家言論的責任范圍以及法律后果，最終才能促使專家做出謹慎而維護社會利益的言論。這樣才能重新拾起消費者對專家的信任，促使專家系統信任模式的重構完成。

作者：王虎 熊俊琳 單位：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