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的文學教育與癸卯學制頒布的背景

中國傳統的文學教育，歷代有不同的特點。先秦諸子的學術傳授中蘊涵著文學教育的成分。兩漢時期，太學的教學中文學教育作為經學教育的附屬物而存在。魏晉六朝，文學教育存在于貴族文學團體內部以及家族成員的創作、品賞、評論中，文學的審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視。唐宋時期，科舉制度促進了文學的興盛，文學教育得以發展。元明清時期，不管是各級官學、書院，還是民間的義學、私塾，文學教育大都服從科舉考試的需要。雖然中央與地方、都邑與鄉村、廟堂與民間各有不同，地域的發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從總體上看，政治倫理色彩與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學內容上的經學中心與廣義的文學觀念相關聯，是傳統文學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舉制度的弊端越來越凸顯。王士禎曾記載進士不讀《史記》的怪事:某一前輩老甲科見一孩童讀《史記》，問知作者是司馬遷，竟問“渠是某科進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說明問題。科舉考試講求以八股文體作文章，文章題目從四書中來，因此文學教育的功利色彩極強，一些讀書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識。清末，從鴉片戰爭開始，經歷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可謂內憂外患。面臨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識之士進行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尋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變革。為培養操辦實際事務所需要的人才，洋務派開辦了新式學堂，特別注重外語、軍事和專業技能教育。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主要開設外語、天文、科技等課程。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啟超草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得到光緒皇帝的批準，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學的體系。1901年，清政府頒布詔書，鼓勵各地設立學堂。1902年由管學大臣張百熙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頒布，對學堂的目標、年限、課程設置等制定了規范。1903年，張之洞、袁世凱上書，提出廢除科舉制。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等人，在壬寅學制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形成《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制，這一學制得到光緒皇帝批準并在全國推行。隨著各地學堂的開辦，1905年清政府最終廢除了科舉制。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轉型

(一)古代文學教育地位的變化

癸卯學制對學堂的招生、課程設置、考試等都進行了詳盡的規定，將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師范教育、實業教育三類，又按程度高低將整個教育過程分為三段七級:一是初等教育(含蒙養院、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學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學堂、分科大學及大學選科、通儒院)。蒙養院教學內容中的“歌謠”一條，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字”，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及高等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學”，均與文學教育有關。高等學堂按照學生日后預備入學的方向，將學科分為三類，中國文學屬于三類共有的必修內容。大學堂中，文學科大學分為9門，其中“中國文學門”的主課有理論性質的“文學研究法”，還有“說文學”“音韻學”等專門學問，另有“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相當于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課程，還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補助課”“四庫集部提要”，以及中國及西方的歷史、外國科學史、外語等相關內容。“研究文學之要義”共41則，對授課內容作出了細致規定。由于中國古代傳統中沒有純文學的觀念，文學教育往往附屬于經學、史學等，明清時期更成為科舉考試的工具。癸卯學制第一次從制度上將“中國文學”與“讀經講經”并列，作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門獨立的學科，大學文學科還設立了“中國文學門”，這是我國中小學開設“國語”“國文”“語文”課、大學開設“中國語言文學系”的開端。然而，古代文學教育獲得地位并非順理成章，而是來之不易的。癸卯學制的主要起草者張之洞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實學著稱。加上清末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迫切的富國強民愿望彌漫朝野，在這種救亡壓倒一切的語境下，出于經世致用的需求，科學被賦予崇高的地位，文學則無容身之處。但是癸卯學制參照日本學制，而日本又是學習西方的，不管西方還是日本，學制中都存在文學這一學科。

也許正是基于此，中國文學終于擠進了新教育體系中。在這種功利主義的傾向下，傳統文學教育必須證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會接納。癸卯學制的綱領性文件《學務綱要》中專門有一條指導意見:“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煞費苦心地為中國文辭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國的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如果不讀經書，那么就失去立國之本，“安有富強之望乎?”這樣的解釋巧妙地將儒家經典與外國的宗教比較，又將讀經與民眾追求國家富強的訴求聯系在一起，賦予了讀經令人信服的意義。這樣一來，學習中國文辭自然也就有了價值與意義。按照“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的精神，“讀經講經”一科在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和中學堂的課時設置中，分別占周課時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國文辭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作用，那就是寫奏議、書札等實用文章。與之相應，在各級學堂具體的授課內容中，也一再強調學習中國文辭“以備應世達意之用”“適于實用”。這里并沒有提到對科舉的作用，應該是廢除科舉制醞釀已久，因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詔實施了。這樣古代文學教育實際上陷入了某種尷尬的處境中。文學被正式立為一科，第二年科舉制又被廢除了，擺脫了桎梏的文學教育本該獲得自由。但其賴以論證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對經學的助益。也就是說，古代文學教育以喪失獨立性為代價，得到了獨立的地位。而廢除科舉制，固然打碎了文學教育的桎梏，卻也部分消除了文學教育存在的依據。實用的文體，雖然是傳統文學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學性。一味追求實用，文學教育將走向偏狹。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連“奏議、公牘、書札、記事”也開始使用現代漢語，慢慢和古代文學脫離了關系。這時候連實用性的理由也變得不能服人了。再后來“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興起，由于古代文學被視為舊思想的載體，這些任務自然又落在了白話新文學上了。概言之，中國文學自癸卯學制以來，固然得以被專門列為一門學科，但是中國古代文學教育由于長期受制于實用主義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審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這一問題一直延續至今。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目的、內容和方式的根本變革

培養寫作者是傳統文學教育訓練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說訓練的內容除了閱讀，還有實踐性創作。授受的雙方一般都參與文學的創作，所以文學是動態的，作品是不斷累積的，既包括過去的文學，也包括現在的文學。癸卯學制中雖然有寫作一項，但是已經不再那么強調了。大學堂的課上也不進行傳統的詩賦訓練，中小學堂更是有“學堂內萬不宜作詩，以免多占時刻”的規定。1905年為保證學堂的發展而廢除科舉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話為創作語言的傳統寫作方式失去地位，隨著白話文運動興起，逐漸被現代白話文寫作取代。這意味著，古代文學教育不再是從古至今的文學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學”的教育。“現代文學教育”“當代文學教育”等也先后從文學教育中分離出來，成為與古代文學教育并立的門類。古代文學教育的目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培養寫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養學術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學素養成為最重要的任務。這樣一來，授受雙方往往缺乏相關的寫作經驗，并且隨著古今語言文字的演變，普通民眾與古代文學作品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嚴重。因此，古代文學研究和教育也面臨脫離現實需求、成為少數研究者群體內部的話語游戲的危險。

從內容看，古代文學教育也有重大變化。癸卯學制中大學堂“中國文學門”的“中國文學研究法”稱“務當于有關今日實用之文學加意考求”，對“歷代文章流別”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國文學史》，編纂講義授課。1904年，時任京師大學堂國文教習的林傳甲，將為授課需要而編寫的講義以“中國文學史”為題刊行，這是“第一本中國文學史”。林傳甲在卷首題記中表示“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又說“查《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專門科目所列研究文學眾義，大端畢備，即取以為講義目次”。可見，此書一則受國外文學史編寫的啟發，二則忠實貫徹了癸卯學制的要求。林著文學史分16篇，目次與癸卯學制的“研究文學之要義”的前16條完全一致。此后出現的一系列文學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學府中的教學需要而編寫。這意味著從傳統的文學選本到系統的文學史著作，教材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以前強調實踐的教學方法不同，新的教學方法似乎更側重知識的系統傳授，這也適合現代學校的課堂教學。雖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統的文學史為授課內容，而是選擇“雅正鏗鏘”“有益風化”的詩歌等。但是，癸卯學制規定中小學堂教學方法“以講解為最要”，特別提出對記性太差無法背誦的學生，“若強責背誦，必傷腦力，不可不慎”，又規定中小學堂讀古詩歌“遇閑暇放學時，即令其吟誦，以養其性情，且舒其肺氣”。這實際上也就規定了課堂教學以講解為主的方式，明顯不同于傳統官學和書院“執經叩問”的發問答疑式、私塾的誦讀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啟發式這些非系統性的教學方式。

三、癸卯學制對古代文學教育的影響

(一)古代文學教育的西化與現代性問題

癸卯學制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中體西用色彩，是中國儒家思想和外國教育制度的結合體。這一學制是學習日本的結果。日本學習西學大有成就，其文化又與中國接近，加上路途不遠，往來相對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為當時的潮流。張百熙擬定壬寅學制前曾派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前往日本考察，張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羅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這些人的調查訪問及對日本學制相關資料的編譯，為后來癸卯學制的擬定打下了基礎。日本學習西方思想的同時能保存自己的思想傳統，這一點正符合中體西用的觀念，是理想的學習對象。學習的結果是癸卯學制以儒家思想為不可變的根本，其中又特別重視宋儒理學。另外，只設外國文學，不設外國哲學。王國維1906年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中對此提出批評:“其根本之誤何在?曰在缺哲學一科而已。”他主張從哲學意義上而非僅從道德倫理方面研究理學，指出哲學、美學與文學的關聯，并且主張開設印度哲學和西洋哲學課程。癸卯學制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對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處理的問題。無疑，制定者對于西方思想帶有某種疑慮，竭力維護傳統思想的統治地位。但是從學習西方的技術，到學習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傳統，近現代文化史上的這一出戲已經拉開序幕。對于中西文化的爭辯及文化認同的問題，余英時在《越過文化認同的危機》中指出，現代西方已經成為“普遍的現代性”的象征，于是現代化往往也就意味著西化。在古代文學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論，乃至教學方法都曾有過西化的傾向。

時至今日，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納其他民族優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傳統，仍舊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與中西學術思想沖突問題同時浮現的還有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思想沖突的問題，只不過在癸卯學制頒布之時，還沒有發展到后來尖銳對立的程度。所以這一學制規定僅限于“習通行之官話”，練習寫作時“愿習散體、駢體，可聽其自便”，不過“不宜太數”，詩賦“聽學者自為之，學堂勿庸課習”。當然，這里的寫作指的是文言文寫作。后來，隨著白話文運動興起，中國文學科目中，文言文和現代文的沖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籌建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即后來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為例，一開始的中國文學課是按照癸卯學制的要求。1915年，校長經亨頤實行改革，推行白話文教育，編寫國文課本，收入大量時文，以白話文承載現代社會倫理與經世致用之說，以貫徹他的“人格教育”理論。這種現象是普遍的。文學教育的內部，現在我們稱之為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兩部分力量的消長，以及古代文學教育內部，傳統思維和現代思維之間的沖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均衡發展問題

傳統的文學教育中，資源的配置相對均衡。特別是科舉制度完善以后，從蒙學到太學，講授的內容是相通的。鄉村的社學、義學、私塾起著輔助各級官學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內部互相切磋的文學活動中，文學的審美教育得以進行。像《紅樓夢》中所寫的結詩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學詩的經歷，是有現實基礎的。這樣，各個層次的文學教育形成穩定的結構，締造了一個延續不斷的文學教育傳統。癸卯學制的頒布以及繼而廢科舉的舉措，打破了這種相對均衡的狀態。首先，新式學堂雖然大量涌現，但是這些新式學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學費昂貴，鄉村的大批寒門弟子實際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文學教育在鄉村自然也面臨著這樣的斷層，詩書傳家的家庭教育傳統，以及苦讀詩書博取功名的文學教育模式，都在新的歷史時期難以為繼。其次，癸卯學制對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國文學”一科的教學，有較明確的分工規定。這開啟了后世語言、文學分科的論爭，也開啟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爭。癸卯學制規定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有8種，第三種為“中國文字”。“中國文字”一科的“教育要義”是識字以利于讀書，能夠用“俗語”表達自己的意思，能夠寫“日用簡短書信”，其最終指向是“供謀生應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學堂的“中國文學”一科內容是“讀古文，使以俗話翻文話”“習楷書”“習官話”。對照可知，這其實是“中國文字”科的延續。中學堂雖也有講授“文章流別、文風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僅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點還在于識字、寫字等語言文字的訓練。從癸卯學制對中小學堂“中國文學”的學科描述來看，顯然是側重語言知識。

這樣一來，語文就變成了實用的工具，其人文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對大學的古代文學教育并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大學可以通過語言和文學的分學科教學，使兩者各司其責。實際上中學也曾經做過類似的嘗試。20世紀50年代，關于語言與文學關系的討論成為語文教育的熱點問題。討論的結果是模仿蘇聯教育，實行漢語和文學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發出通知，將中學、中等師范學校的語文分漢語、文學兩科教學，于1957年秋季統一實施。然而僅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傳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學，將漢語、文學合并，成為語文科。這樣一來，語文就必須要面臨語言與文學兩方面的問題。語言教學側重于工具性，文學教學側重于人文性。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學語文教學界進行了激烈的人文性與工具性之爭，其開端其實在于癸卯學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討論的進一步深化。這一論爭的結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規定:“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延續了這一說法。對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中“語文是從事學習和工作的基礎工具”的說法，“人文性”顯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對于語文教學中與古代文學教育相關的文言文教學來說，這一問題尤為突出。文言文在語言層面上的要求高、難度大，導致實際教學中往往以語言教育為核心，文學教育難以落實。如何在中小學文言文教學中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實踐。再次，除了資源配置的平衡、語言教育與文學教育的平衡，還存在古代文學教育與其他文學教育的平衡問題。大學中可以通過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外國文學的分科來規避中外、古今的沖突，但是中小學只有一門語文課。因此，教材中現代文、文言文、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的比例安排，也成為一個難題。時至今日，中小學語文教學與大學的古代文學教育相脫節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綜上所述，癸卯學制的頒布直接指導了各級官學的古代文學教育，也對民間古代文學教育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看作古代文學教育轉型的標志。傳統文學教育的政治倫理色彩，被一種新的實用主義取代。大的文化教育理念也有向純文學教育發展的趨勢。今天大學古代文學教育、中學文言文教學中反復討論的一些話題，如中西話語沖突的問題、工具性與人文性的問題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仔細考察與之相關的一段歷史，對我們解決當前的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王希明 單位：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