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與電影相互改編的比較研究

（一）原著文本與改編電影的比較研究

文學與電影的聯姻主要體現在電影對文學文本的改編。傳統的電影改編強調對原著的忠實再現，但二者之間的關系不可簡單地歸結為圖像語言對文字語言的置換，這也是兩種不同的敘述模式之間的轉化。改編過程中兩種藝術內在的差異性更能引起大眾輿論和文藝評論的關注。從寫作學的角度來看，影視圖像是對文學文本的二度創作。現如今，“電影改編不再是僅僅發揮其普及經典闡釋文學原著的功能，也不再僅僅是選‘電影性和文學性的小說’或‘能夠充分電影化的作品’來改編，它的外延與內涵都擴大了。”[1]新世紀的電影作品沒有止步于再現原著，而是在改編過程中較多地突顯編劇和導演的個性化解讀及創作。例如張藝謀改編自嚴歌苓同名小說的電影《陸犯焉識》，只選取了小說最后30頁的內容。影片在敘事手法上是張藝謀式的，淡化情節和主題，長于場面的營造、情感的煽發、色調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編后的影片留白較多，減少了必要的情節過渡、交待和發展，給觀眾更多的藝術想象空間。而小說《陸犯焉識》是通過主人公陸焉識在殘酷的動蕩歲月里的命運變遷，控訴了政治環境對人性的摧殘和異化，歌頌了知識分子對于正直、良知、責任的堅守以及自由的追尋。改編后的影片，在情節上成了原著的刪減版，在主題上對于歷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尋均被弱化，觀眾的聚焦點被轉移到了時代變遷中愛情和親情的思索上來。另一方面新世紀以來，影視劇改編成為大部分作家創作作品和擴大影響的潛在夢想，因而使得文學文本具備了鮮明的影視化特征。電影藝術鏡頭式的敘事語言、強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號、故事情節的強化等等都對當代文學寫作有著深遠的影響。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而言，電影改編是對原著作品的闡釋和批評，它成為一種新的文學接受和批評方式。因為電影制作者“在電影劇本寫作、電影拍攝甚至后期制作的過程中對原著所做的選擇、刪減、增加甚至變形都體現了一種完整意義上的批評方式。”[2]我國關于文學與電影的跨學科研究長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視與舞臺藝術本及其改編電影的相似與差異性的比較，這包含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兩個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歐梵的《文學與電影改編》、張宗偉的《中外文學名著的影視改編》、魏韶華的《從小說到電影——1980年代以來現代文學名著電影改編的理論與實踐及其反思》等。學術界也有針對個體作家小說的電影改編的專題研究，比如《劉震云小說的影視化研究》《麥家小說影像化研究》《嚴歌苓小說與影視改編互動關系研究》等。總體說來，對小說與電影改編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體的文本細讀、改編的理論研究以及改編差異性的原因分析等問題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從研究對象出現的時間上來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紀以前的小說文本與改編作品的比較研究。新世紀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如張愛玲的《色戒》、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麥家的《風聲》等紛紛被搬上熒幕，其中不少是對文學原著再創造的精品。然而與此相關的研究在數量上較之新時期電影改編的研究要匱乏得多，研究觀念和方法也較為陳舊，往往是從敘事學的角度探討文學與電影的結合與背離。今天，我們的研究應當從電影對文學的二度創作的角度出發，突破傳統的文學文本與電影作品在主題、情節、結構、意義、風格等方面異同性的淺層比較，而應當深入挖掘改編的規律及美學意義、差異性產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編成敗得失的標準等等。我們既要關注新世紀以來具體的電影改編現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編理論的探求，從而更好地指導電影改編實踐。

（二）電影及其改編小說的比較研究

新世紀以來，暢銷小說改編成電影已經是司空見慣的現象，而熱映的電影改編成小說這種反向發展的模式也逐漸盛行起來。如周杰倫為自編自導自演的兩部電影撰寫的同名小說《不能說的秘密》和《天臺》。這種改編力求忠實于原著，不顛覆受眾原有的觀影印象，因而創作空間不大。根據電影改編小說的創造性主要體現在文學語言對影像語言的轉換上。倘若小說的語言缺乏表現力和感染力，便難以復原影片所營造的畫面感和情緒感，往往淪為品質低劣、缺乏營養的“快餐文學”。小說《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長安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根據影視改編小說并不容易，“鏡頭語言和文字語言存在巨大的差異，電影中許多靈動的情節和細節落在紙上會失掉三分顏色，把具體的畫面與聲音轉化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這樣的再創作其實相當吃力不討好。”電影及其改編小說的比較研究，由于研究對象較少，尚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我們可以把電影改編小說納入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新型創作現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討電影改編小說的創作原理、敘事特點、改編質量的評價標準等等。

二、突破“改編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編原著之外，中國現當代文學資源對于電影作品的創作靈感、主題內涵、敘述策略等方面影響的研究尤其匱乏。因此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資源與新世紀電影的互動研究仍有進一步開拓發展的空間。

（一）非改編原著與電影的比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較電影改編原著之外的文本和電影在主題內涵和藝術形式等方面的異同。這并非是基于感性認識、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聯系，重點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鑒和承繼關系，從而實現不同藝術形式間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特別是聚焦于新世紀電影的研究相當的匱乏。蘇州大學章顏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畢業論文《跨文化視野下的文學與電影改編研究》中通過比較歌德的詩劇《浮士德》、黑澤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內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與差異性，探討了文學和電影在跨文化語境中的對話。這是近年來，少有的突破“改編式”研究套路的實踐性探索，這對我們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內探討非原著文本與新世紀電影的交流互動給予了寶貴的啟示。比如我們可以對小說《爸爸爸》與電影《殺生》進行比較研究。《殺生》的導演管虎在接受訪談時稱韓少功的小說《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結實的創作靈感來源，影片“也有尋求某種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見，影片與這部“尋根文學”的代表作有著強烈的思想共鳴。兩者都繼承了魯迅國民性尋根的創作思維，既贊頌了包含于民間文化中的民族優良品質，又批判了潛藏于傳統文化心理中的國民劣根性。通過兩者的比較研究，我們可以建構起新世紀電影作品與上個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思潮”溝通的橋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魯迅先生開創的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藝術影響至深的一個思想母題——批判和改造國民劣根性，使得兩種不同藝術形式的比較在建構健康的國民性，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點。

（二）電影作品蘊含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資源的解讀性研究

新世紀以來，不少導演為了尋找藝術創新的生長點，憑借文學化方式變革傳統的電影語言。文學化思維為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的藝術表現手法和美學風格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對于電影文學化的理解，我們可以不必膚淺地僅從改編的角度去挖掘文學在故事情節、主題內涵、人物性格等方面對電影產生的影響，還可以拓展性地探討文學在創作思維、藝術手法等方面對電影的美學風格和表現手段施加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陳曉的《文學與電影的聯姻——以侯孝賢、朱天文合作為研究個案》，以長期跨界合作的導演侯孝賢和作家朱天文共有的藝術品味為出發點，總結兩者藝術創作上的共性，比如張愛玲式的蒼涼意境、故土鄉愁情懷、社會邊緣化視角、散文化的敘事風格等，進而探討兩者如何實現電影與文學兩種藝術形式的成功契合。新世紀以來，文學化的理念思維和表達方式，在賈樟柯、管虎、王小帥等的電影作品中，已經成為一個鮮明的符號，引起了評論界的普遍關注。如管虎電影作品中包蘊的魯迅文學精神、尋根文學思潮等等。我們通過對新世紀以來電影作品深入細致地鑒賞研究，發掘其內蘊的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文學思想、創作母題以及文學思潮、文學流派、敘述策略等文學性元素，從文學、文藝學以及比較文學的角度，可以充分地發揮中國現當代文學資源對于電影藝術的闡釋功能，同時也可以歸納出新世紀電影文學化的特色及規律，進而為新世紀電影的發展提供啟示和借鑒。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研究的電影作品的創作時間可由上個世紀拓展至新世紀，從而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當下研究價值。研究的電影作品也可突破本土的局限，放眼全球電影市場，創造性地開掘中國現當代文學資源對于世界電影的藝術闡釋功能，進而探討人性、生存困境等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話題。

作者：寇嬡麗 單位：南昌大學科學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