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圖時代當代文學面臨的困境

即使如此，在當今時代人民大眾仍然很少有人能靜下心品讀文學自身的意蘊，而是選擇更為直觀化、具體化的圖像閱讀。人們更愿意簡單快捷如快餐式的“讀圖”而非“讀文”。商業化社會中，利潤最大化原則也成為了圖像革命的有力推手，“眼球經濟”應運而生，于是順應這些消費意識的影視也就成為了主流。難怪會有評論家認為:“影視對文學的居高臨下的、遮蔽式的驅遣造成了平等互動的交流的終端，文學的自主性在多重擠壓下風雨飄搖。”［4］換而言之，影視的擴張及其對文學的威逼深刻地影響了當下的社會文化。但是僅僅簡單地將文學的邊緣化歸咎于圖像的崛起是武斷的，但它確實是對文學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暫且不論“文學終結論”和“文學已死”的命題是否具有現實依據，一個文學界必須直面和承認的事實是讀圖時代下當代文學已悄然開始轉向。

二、讀圖時代文學的發展機遇

當代文學應當與圖像“聯姻”，迎合大眾讀者的心理需求，在創作時使用類似于影視的表現手法，使文學作品具有圖像化的特征。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讀圖時代下文學作品的影視化又為當代文學發展提供了機遇。

(一)文學影視化可以促進文學在觀念和文體上的自我更新，激生出優秀的文學創作

文學與影視在描繪對象，反映題材，價值立場和精神意蘊等方面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審美關聯，因此影視化的發展能為文學發展提供新鮮血液，并為其提供不竭的發展動力。影視的繁榮讓作家們突破了傳統的文學形式或寫作方法。劉震云的作品《手機》就是其中的典例。該作品先是以電影劇本身份亮相，在故事情節被搬上熒幕后才出版小說。文學是眾多藝術形式的母體，影視自誕生之日起就需要豐富的文學藝術來滋養。張藝謀的眾多優秀作品如《菊豆》、《活著》、《紅高粱》等都是改編自當代文學作品。對于文學的影視化改編，張藝謀說的很明白:“我首先要感謝文學家們，感謝他們寫出了那么多風格各異、內涵深刻的好作品。我一向認為中國電影離不開中國文學……中國有好電影，首先要感謝作家們的好小說為電影提供了再創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這些小說，中國電影的大部分都不會存在。”［5］影視化給文學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而影視對文學的要求也使得文學更加努力地提升自身的品格與質量。

(二)影視憑借其直觀，迅速，形象化的優勢

給了文學在市場上的重生，拓展了文學的生存空間和傳播空間。一是文學影視化使文學形象具體可感，從而引起了人們對文學原著的閱讀興趣，改變了人們對文學名著經典的態度。相比傳統的文本閱讀，影視以更高的效率使大眾接觸到文學內容。二是文學與影視的合作，大大提高了文學作品的知名度。隨著影視的繁榮，一些作家如劉震云，王朔，余華，池莉，王安憶等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影視改編和創作中來，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學走出“邊緣化”拓展了生存空間和傳播空間。三是文學的影視化改編可以創造文化熱點和消費熱點，刺激文學作品的流通和消費，促進文學乃至文化的繁榮。如對張愛玲作品的影視改編，就掀起了一股全民討論，全民鑒賞，全民關注的“張愛玲熱”。這對文學原著本身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三)文學影視化使經典走向大眾

使精英文學變得大眾化。隨著傳播媒介的多樣化，大眾文學以其自身的獨特藝術魅力構建了新的文化時尚，影響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模式。在大眾文化的強烈沖擊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式微并退居二線，為求生存不得不改變其以往的文化質態。而文學影視化則為文學提供的新的發展思路，使文學作品向大眾靠攏。近幾年很火的《裸婚時代》、《蝸居》、《小兒難養》、《老無所依》等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影視作品，正是由于廣泛反映了人民大眾強烈關注的社會問題，才受到熱捧。文學影視化將“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統一得更好，使文學更好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審美需求。

三、讀圖時代文學的影視化生存策略

文學作品給讀者提供的是更為直接的心靈對話，從而實現其人文關懷，這是影視作品所無法代替的。閱讀文本讓我們擁有更多的思考空間，從文學的陌生化角度而言，讀者在解讀文本的同時，反思自我，從而獲得心靈的凈化;文學的影視化也可以以影像的方式讓文本走向讀者。文學在這種轉變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也為自身的發展提供了新的道路，再次獲得了重生。在文學影視化的大時代背景下，我們要積極順應潮流為文學的發展找到出路，使當代文學能夠為大眾所接收，完成文學的華麗轉變。

(一)文學和影視開放對話，圖文必須互動

新時期以來，當代文學和影視逐漸形成深度模式與平面狂歡，精神消遣和感官消遣的二元對立。丹尼爾•貝爾在論及“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電影和電視”為代表的“視覺文化”時認為:“目前居‘統治’地位的是視覺概念。聲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組織了美學，統率了觀眾。在一個大眾社會里，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6］既然無可避免，就要相互利用。僅就文學而言，就是要揚長避短，揚影視之長，利用影視的聲音和影像來為文學進行充實和彌補，通過圖像文化提升語言藝術，充分發揮文學的美感。但這種圖文互動要合理適度，避免使文學成為影視的附庸。這樣才能使文學與影視由對立走向共榮，最終形成良性循環。

(二)文學“借力”于大眾傳媒，彌補遠離大眾的局限性

文學的發展要學會“借力”，借大眾傳媒來彌補純文學遠離大眾的局限性。既然影視已進入流通、消費的傳播領域，并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那文學為何不搭上這列直通車以擴大自己的受眾范圍呢?影視也可以作為文學的“盟友”，給文學以新生的契機。如果一些優秀的作家在“觸電”“下海”，參與到影視之中時，能將自己的文學觀念和文學靈感與影視結合，替代那些無聊之作所占據的市場，進而走入大眾，引導大眾，那么文學就能逐漸打造自己的話語權力，找到發展的新的出路。

(三)打造文學自身的文化魅力，作家要堅守人文立場

打造文學自身的文化魅力。文學作品之所以吸引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內蘊豐富。而這種內蘊正是從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中得來的。所以文學作品要在內容上精益求精，更“好看”，就要借鑒和傳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原則下提升文學高度和境界，避免粗鄙化，市場化，從而保持文學的旺盛生命力，使其擺脫“邊緣化”危機。在影視化的裹挾下，作家要有自己的文化堅守，要肩負起文學創作者的道義與責任，要有身為文學創作者的原則和立場。愛德華•茂萊認為，如果要使影視化的想象在文學寫作中成為一種“正面的力量”，“就必須把他消解在本質上是文學的表現形式中，消解在文學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中，只有這樣文學才能有效地捍衛自己的藝術本性”。［7］因此，無論是作家的創作，還是導演對文學經典的再創造，都要堅守文學的價值和自主性地位，不以犧牲文學的價值來謀求物質利益。但文學并不是拒絕影視化的改編，文學呼吁既尊重時發表展又遵循藝術規律的再創造。

四、結語

總之，在當今視覺文化語境中，影視與文學的關系呈現出復雜的局面，文學在“讀圖時代”面臨發展困境。究其原因，除了來自“圖像”的沖擊外，還有文學自身所存在的缺陷。我們應正視當代文學的困境，同時積極地尋找文學在“讀圖時代”的發展機遇并抓住這個充滿無限生機和發揮潛力的機遇，促進當代文學更好更快地發展。

作者：聶延娜 李莎莎 王丹陽 高芳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