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環境風險特征

1.1人為事故居多

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事故的風險源多種多樣，而風險的暴露多由人為操作而引發。比如海上石油平臺裝置的復雜性導致人為操作失誤的可能性加大;海底管道腐蝕和泄露部分源于工程質量問題，以及海上活動造成的外力碰撞;注水式開發是我國廣泛使用的海上油氣開采方式，對地層壓力監測、注采比控制、注水工藝有很高的要求，操作的失誤可能會引發嚴重的地質性溢油(李雪飛等，2013)。

1.2風險呈現區域集中性

我國海上油氣開發活動多集中在渤海海域、南海北部灣海域、海南西南部海域以及廣東南部海域，東海遠海有個別油氣田分布，而黃海則沒有分布。因此，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環境風險也集中在石油資源密集海區，風險暴露的幾率具有鮮明的區域特性。其中渤海油氣開發活動在近岸海域以及近海相對密集，加之渤海為半封閉海域，這導致渤海溢油風險的總體概率和損失可能均要高于其他海區。

1.3風險損失范圍難確定

海上作業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溢油造成的風險損失范圍和規模受到風、浪、流作用的主導，導致應急監測、預警和措施有較大的被動性。同時目前的溢油處理技術能對溢油損害進行一定范圍和程度的控制，但當溢油規模較大時，則難以完全抑制大范圍損失的發生。尤其是水下部分的泄漏，對漏點搜尋、溢油量測算造成較大的難度，水下封堵作業的復雜性也導致溢油的控制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過程，在應對過程中溢油損失和影響不可避免地在擴大。

1.4風險損失不易量化和貨幣化

溢油造成的海洋生態損失實則為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失，不具有直觀性。一方面，溢油造成的污染物會通過食物鏈進行傳遞和累積，生物受損范圍無法完全確定，且不易發覺;另一方面，油污對生物健康的風險可能存在潛伏期，也許經過較長時間，具有特征性的損害才能被監測到。此外，損失量和損失程度需要使用一些數學模型進行評估，且無法徹底驗證，生態損害的模型計算結論往往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認(劉家沂，2010)。另一方面，我國海洋生態損失的貨幣化標準為推薦使用標準，仍有實踐方面的問題阻礙損失的定量及其貨幣化。

2環境風險理想可保條件

傳統風險可保性理論研究中，可保性條件是眾多研究的焦點。風險的可保性主要取決于是否符合風險可保條件。目前，對于一般風險的可保條件，學者們都有相對集中且類似的觀點。這些觀點多集中于認為可以承保的風險一般必須滿足大量性、純粹性、可評估性、偶然性、經濟可行性和分散性的原則。從可保風險的一般特性出發，韓海容、魏華林和林寶、黃昆、張琳、石興等(趙昕等，2012)得出的觀點較為一致，總結起來可以概括為:

(1)風險是同質的且大量標的均有遭受損失的可能性;

(2)損失必須是意外的;不可預知，非故意;

(3)風險必須是偶然的、隨機的，即風險發生的對象、時間、地點和損失程度都是不確定的;

(4)可保性風險所造成被保險人的損失必須是是確定的或可以測定的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且有發生較大損失的可能性;

(5)保險對象的大多數不能同時遭受損失;

(6)風險必須是純粹風險，即僅有損失機會而無獲利可能的風險。

(7)風險或責任必須是特殊的，源自于個體或局部因素，必然風險或是基本風險是不可保的。從商業獲利的觀點來看，Freeman和Kuneruther的研究認為，風險可保的有兩個前提條件，第一要求風險是可被評估的，風險具有確定的概率分布和次數分布，能夠在一定精度上估算風險的頻率和強度是進行保險精算的首要前提;第二，保險人能夠依據具體的風險，厘定科學的保險費率(Freeman，P.K.etal，1997)。從防止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的角度出發，周志剛(周志剛，2005)的研究深化了保險費率厘定對風險可保性的影響，他認為保費應當控制在被保險人可承受范圍之內，以確保把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Harrington和Niehaus也在其研究中強調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是風險可保性的重要成本因素，同時也指出保費附加成本也是影響風險可保性的一個重要因素(Harringtonetal，2005］。綜上所述，結合新的保險需求和現代保險理論發展，可保風險應滿足以下幾點要求:

(1)風險符合大數法則，風險標的具有同質性

(2)損失必須具有意外性，非故意。

(3)對個體而言風險必須是偶然的、隨機的

(4)風險具有純粹性，沒有因此獲利的可能性;

(5)風險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被評估;

(6)具有經濟可行性，即可以通過保費的合理厘定，防止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發生，同時又在投保人承受范圍之內。

3溢油環境風險可保性分析

隨著科學技術進步與社會的不斷發展，新的風險應運而生，實際很難完全滿足理想可保條件，但新的保險需求卻實際存在且越發明顯。部分學者認為理想可保條件只是商業保險對風險的衡量標準，不能完全作為保險的實踐依據。保險泛化理論的提出(趙昕等，2012)一定程度上弱化和模糊了可保條件的門檻。保險泛化理論認為可報風險的界限是相對的，實踐操作上不存在絕對的界限，保險實際是一種契約，在一定條件下，只要被保險人和保險人達成契約，風險自然也是可保的。技術上的可保判定不能完全依賴理想化的理論標準。因此，理論上如海上石油勘探開發引發的大型溢油損失，可能不能完全滿足所有理想可保條件要求，但在一定約束條件下，保險契約依然有成立的可能。

3.1可保條件符合性分析

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環境風險具有同質性，且大量標的存在風險。本文標的是指面臨風險的海洋生態結構和功能。風險性質方面，井涌、地質性溢油、管道破裂及火災爆炸等事故的結果基本都表現為石油泄漏入海，并對一定區域造成生態系統損害，因此我國大量海上石油平臺有著相似的環境風險性質。另一方面，我國海上風險源眾多，2013年我國在生產的海上油氣平臺有196座，產油量約5217萬立方米。有96%的海上油氣平臺分布在北海和南海區域(國家海洋局，2014)，與此相關的其他工作船舶作為風險源在數量上覆蓋了一個較大的溢油風險標的范圍。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環境風險具有意外性，非故意。海上石油泄漏事故往往事發突然，一旦溢油事故超過了一定程度，作業者將面臨停注、停鉆、停產，以及大規模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以控制污染局勢，并可能負擔長期的跟蹤監測活動和法律責任，事故處理成本巨大。因此，從經濟角度考慮，海上溢油事故的引發通常不是投保人的故意目的和行為。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環境風險對于平臺個體而言具有偶然性。石油勘探開發所涉及的石油平臺、海底管道和工作船舶等設備都十分復雜，具有機械性，而且由人操控，且海洋環境特性不利于溢油污染控制，而這三個要素無法做到100%安全。這就導致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發生的時間、地點、環境損害程度往往不可預知，具有偶然性。另一方面，假設溢油是安全生產制度不健全引發的環境責任事故，風險發生存在必然性，但風險概率存在于與事故責任相關的多個平臺。那么特定平臺的個體溢油風險是否會發生，何時發生，及環境影響都具有偶然性。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環境風險具有純粹性。海上溢油所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失體現在時間和空間上，溢油首先造成水環境容量的損失，接著導致水產養殖業和捕撈業的經濟損失，引發海洋生物、哺乳動物及海鳥的直接或間接死亡，最終傳導至生態系統結構層面，導致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損失。且大型溢油污染空間范圍廣，延續時間長，意味著更大的經濟損失和法律責任。而這些損失本身并不能給投保人帶來任何的經濟利益，因此，溢油環境損害無法使投保人獲益的特性決定了此類風險是純粹風險。

3.2可保條件矛盾性分析

地質性溢油損害難以評估。地質性溢油可能表現為地層斷裂，導致油藏通過通天斷層向海泄露。這種泄露不同于井涌，井涌可通過井口的流量監測評估溢油量，但地層破裂的位置、數量、范圍具有隨機性，漏油斷層處不一定布有監測傳感器。所以，溢油量計算的多個重要參數可能無法直接獲得，影響溢油量的計算，直接導致海洋環境容量損失評估的不確定性。一旦環境容量損失估算不被法律認可或被低估，海洋生態環境損失將不完全具備可保的條件。海洋生態損害評估范圍劃定困難。海上溢油污染損害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污染的后果會涉及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方方面面。在同一污染事件中，除了直接產生的生態損失，如環境容量損失、生物的直接死亡，還會通過食物鏈把間接生態損失，如生物健康損害、服務功能損失等也包括在損失范圍內，賠償范圍也隨之擴大。因此，生態損失范圍沒有明確邊界，影響范圍廣，隨著污染損害中因果鏈的加長，因果關系的認定會趨于弱化。另一方面，溢油的發生與生態損害事實出現之間可能存在較長的潛伏期，潛伏期內發生生態損害的幾率非常高，這就產生了長期風險，但依然沒有明確邊界。然而，近年來司法實踐表現出強化受害人利益保護以及加重侵權責任的傾向，司法演進及溯及性的影響也加大了風險空間和時間尺度的不可評估性，高額賠償金的裁定可能使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遭受較大損失。

3.3風險可保性的辯證分析

一方面，海洋石油勘探溢油環境風險本身的特征決定了在風險的同質性、意外性、偶然性、純粹性等方面是符合理想可保條件的。符合性分析的結論說明，從定性的角度來說，不管損害程度和風險發生的概率，該風險從這幾個角度看理論上是存在一定可保性的。因此，不考慮風險涉及的具體量化技術問題時，海洋石油勘探溢油環境風險是可保風險。另一方面，風險可保在操作層面上的實現必須以科學的定量評估為基礎。當風險涉及到需要具體定量的技術問題時，海洋石油勘探溢油環境風險的特征與理想可保條件出現了部分的矛盾。這種矛盾主要表現為風險的可評估性不強，這包括風險發生概率預測、溢油量估算、生態損害評估范圍劃定，以及貨幣化標準。這種技術性矛盾更多地體現在大型溢油事故中，而此類風險卻有著很大的風險分散需求。而由此引發的根本性的矛盾是巨大的風險和有限的賠付能力之間的差距。或者說在自愿保險的情況下，難以厘定出合理的保費，以防止逆向選擇的發生，同時又在投保人承受范圍之內。從保險實踐角度出發，理想可保風險條件對于可保風險的界定比較模糊，并且多數屬于定性的、原則性的描述，可操作性不強。因此，這些可保性理想條件是適應一定時代條件下的較為經典的基本原則，可以做為初步判斷的標尺，但并不能成為當前風險發展形勢和需求下，判斷某類具體風險是否可保的嚴格依據，更不是解決不可保的風險變成可保的風險的技術手段。然而，保險的實質是一種合約，只要保險人和被保險人雙方能夠達成利益上的共識，保險就會成立。而能否達成利益共識的關鍵就在于風險的可分散性。因此，在定性可保的基本前提下，海洋石油勘探溢油環境風險可以通過解決一些技術性和政策性問題，并設置具體的保險合約條件，運用多樣化的保險技術手段，諸如免賠額、再保險和除外責任等工具，在操作層面實現有條件的可保。

4溢油風險可保化對策的討論

4.1溢油風險的特性曲線

風險損失特性曲線主要是通過風險的損失程度和發生事故的概率來表示的，即用風險事故發生的損失程度和對應損失程度發生的次數(即概率)來建立風險損失特性曲線，即保險精算中所說的損失額分布(羅云等，2004)。非壽險的保險實務中，風險分布主要有以下兩類:

(1)損失額度越大的保險事故發生的概率越小，而損失額度越小的保險事故發生的概率越大。符合此類分布的有指數分布和帕累托分布。

(2)當損失額度很小時發生的頻率也很小，當損失量增加時，其發生的概率也在增大，但當損失額度達到某一個額度時，發生損失的頻率隨著損失量的再增加反而減少，中間有一個單峰值。符合此類分布的有正態分布、對數正態分布等。大部分保險標的都存在大量的小額損失風險。對于海洋石油勘探開發風險而言，雖然風險源眾多，包括鉆井平臺、采油平臺、海底輸油管線、浮式生產儲油裝置(FPSO)以及其他工作船舶等。但溢油多為小型事故。近年來發生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溢油十多起，大多數是極少量原油入海。可見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風險特性曲線也基本符合以上兩種風險分布類型，存在大量小額損失。總的來說，多數事故溢油量小且可控，同時生態損害程度有限，但發生頻率較高，對其承包可能導致眾多小額賠付占用大量保險成本，不利于保險運作和大型風險分散。

4.2溢油風險可保化的技術手段

通過設置免賠額去除部分小額賠付溢油風險。由保險可保風險的定義可知，理論上損失程度比較小并且發生概率較大的溢油風險屬于保險效果不好的風險。這部分小額損失風險可能會占據了保險公司大量的理賠成本，相應的附加費率就會比較高，對于保險雙方來說都是不利的，同時也會削弱對大型溢油事故的救濟能力。而免賠額的設定正是為了將這些小型可控溢油事故的小額損失風險除去，使剩余的風險屬于較大的風險，達到石油勘探開發溢油風險可保化的效果。免賠額包括絕對免賠和相對免賠兩種方式。假設A為某次溢油事故絕對免賠額的數值，如圖1所示，那么表現在風險特性曲線上就是將低于免賠額A的風險全部截取去，對低于A的損失不予承保，而對A右側損失較大的溢油風險予以承保。再者，假設A為某次溢油事故相對免賠額的數值，對低于A的損失不予承保。但如果當損失超過相對免賠額A后，對規定數額A以下的部分也承擔賠償責任，即相對免賠。免賠額的設置可以將石油勘探過程中容易消減和控制的微小環境損害排除在保險范圍之外，而將承保的重點集中在對海洋生態環境威脅較大影響深遠的事故損失上，集中保障生態損失救濟的全面性。通過再保險轉移分散大額賠付溢油風險。再保險是保險人在原保險合同的基礎上，通過簽訂分保合同，將其所承保的部分風險和責任向其他保險人進行保險的行為(楊燕，2012)。如規模較大的地質性溢油或平臺事故，其環境風險損失程度和出現概率可評估性較弱，不完全具備可保風險條件的風險，保險公司若不愿或難以承擔該風險，可以選擇超額再保險方式將這些風險可保化。超額再保險是指超出一定限額的賠償責任由再保險人承擔的一種再保險。對于原保險人因同一原因所發生的任何一次損失，或因同一原因所導致的各次賠款的總和，超過約定的自負額時，自負責任限額以內的損失由再保險分出人自行承擔，超過自負責任限額以上的損失由再保險接受人負擔最高限額內的部分。在風險特性曲線上是起到部分右截斷的作用，巨大的損失風險將除去。正因為如此，大型溢油影響時空范圍廣、定損難所導致的不可保問題可以通過超額再保險的手段得到緩解。即使只明確部分海洋環境損害，且損失額度已經超越再保險分出人自負額度的情況下，再保險分出人就可以對溢油損害開展賠償工作，而無需等到完全確認所有的損失。這樣有利于及時賠付部分損失，開展生態賠償和油污清理工作，而且不妨礙對損害的進一步確認，以及再保險接收人對超出賠付額度的賠償責任。可見，保險人通過再保方式進行溢油風險轉移，一方面可以擴大其承保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這些風險滿足可保風險的條件。通過除外責任避免不可保溢油風險。除外責任又稱圖2再保險風險曲線示意圖責任免除，指保險人依照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不承擔保險責任的范圍，是對保險責任的限制(李寧等，2008)。對于由戰爭、地震、海嘯所導致的大規模海上溢油而言，這類評估困難的、不具備大量同質保險標的、人為故意的，以及自然不可抗力造成的溢油風險可以認為是不可保風險。可以考慮采用除外責任將此類風險排除，使保險標的面臨的風險盡量可保化。保險公司沒有義務對所有的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風險都給與承保，對于一些損失極其巨大或者原因比較特殊的風險，保險人可以不予承擔此保險責任。

4.3政府的政策引導

大型溢油環境風險的保險需求是十分迫切的，政策性的保障必不可少。從生態環境救濟角度來說，大型溢油的預防、清理、修復及監測等措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長期依賴國家財政救濟的做法只會助長溢油風險的不斷發生。從經濟健康發展角度來說，溢油風險總會存在，企業的石油勘探開發行為通過政府審批有其正當性，高額賠償有可能將石油企業或作業者推向逆境，不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環境風險可保化的實踐，需要政府做出方向性的循序漸進的引導和扶持，來轉變依賴財政的海洋生態環境救濟模式，需要建立更完善的保險制度保障，從政策層面保障投保行為的合理性，培養并提升海洋石油企業的主動投保意愿，并落實更加嚴格的海洋石油勘探開發工程溢油風險論證監督機制。制度建設方面，起步階段我國宜選擇以強制責任保險為主，以自主保險為輔的保險模式作為過渡，以應對我國海洋生態環境壓力大，企業主動性不強的現實情況;政策引導方面，允許從時間尺度上分散大型溢油風險，給予高額賠償分期、分批次的賠償許可，合理設置環境責任保險追溯年限，并鼓勵環境風險的再保險，強化環境風險社會化分擔機制，維護社會經濟活動的正當性;監督管理方面，嚴把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活動的風險論證關，強化風險情景的量化分析，推動溢油損害國家賠償管理辦法和貨幣化賠償技術標準規范的出臺，并重點引領解決大型溢油的科學評估難題。

5研究小結

隨著我國海洋戰略和能源戰略實施的不斷深入，海上石油勘探開發的規模和深度不斷擴大。在海洋石油勘探開發領域，溢油環境風險中的"損失"涵蓋生態系統的損失，以及已經和即將實施的修復預防措施所需要的費用。在油氣資源密集區域，相對高密度的海上石油鉆井平臺、采油平臺、海底輸油管線、浮式生產儲油裝置(FPSO)以及其他工作船舶均是海上溢油的重要風險源。一旦發生大規模溢油，必將給海洋生態系統及其相關的沿岸社會經濟帶來巨大危害，并可能引發高額海洋生態損害賠償和漁業資源賠償。因此，有必要對海上勘探開發溢油風險的可保性進行討論，探索社會化方式分散風險，保障受損海域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損失及時得到充分的救濟。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環境風險特征為:人為事故居多、風險呈現區域集中性、風險損失范圍難確定、風險損失不易量化和貨幣化。風險的可保性主要取決于是否符合風險可保條件。目前對于一般風險的可保條件，學界認為可以承保的風險一般必須滿足大量性、純粹性、可評估性、偶然性、經濟可行性和分散性的原則。隨著科學技術進步與社會的不斷發展，新的風險應運而生，實際很難完全滿足理想可保條件，但新的保險需求卻實際存在且越發明顯。保險泛化理論認為可報風險的界限是相對的，實踐操作上不存在絕對的界限，保險實際是一種契約，在一定條件下，只要被保險人和保險人達成契約，風險自然也是可保的。技術上的可保判定不能完全依賴理想化的理論標準。因此，理論上如海上石油勘探開發引發的大型溢油損失，可能不能完全滿足所有理想可保條件要求，但在一定約束條件下，保險契約依然有成立的可能。海上溢油的海洋生態環境風險已成為海洋工程環境監督管理領域關注的重點，但目前我國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環境風險的社會化分散機制缺乏操作層面的探索。本文通過對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溢油風險特征的總結，結合保險理想可保條件，對石油勘探開發溢油環境風險的可保性進行了辯證的分析，并認為該風險在操作層面可以實現有條件地可保，并依據風險特征曲線提出了風險可保化的技術性手段和政策引導建議。

作者：劉捷 路文海 楊翼 曾容 黃海燕 單位：國家海洋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