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格創新

唐代前期的詩歌創作是我國文學史上最璀璨的明珠，是最能代表唐代文學發展水平的重要文學樣式。此期極具詩歌的雍容華貴與富麗堂皇的“盛唐氣象”，就詩體的發展而言，不僅繼承和發展了古體詩，而且創造了格律性極強的近體詩。古風、絕句、律詩無所不用其極，五言、七言、長短句均已齊備。詩歌的意境高遠，語言優美，講究押韻、對仗關系等寫作技巧，藝術水平高，并且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格”是法式、標準的意思，“詩格”即作詩的標準。唐代前期詩格類著作較多，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有：皎然的《詩式》、王昌齡的《詩格》、李嶠的《評詩格》等，這些著作主要探索詩的創作與標準式樣等問題。

1.王昌齡與《詩格》

王昌齡(698-756)，字少伯，江寧人。“進士登第，補秘書省校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昌齡為文，緒微而思清。有集五卷。”《唐才子傳》卷二《王昌齡》：“有詩集五卷，又述作詩格律、境思、體例，共十四篇，為《詩格》一卷。”王昌齡《詩格》是第一部以“格”“式”“法”為題，具體論述詩歌創作的論詩專著。從玄宗朝開始，進士科加試詩賦，為了不“犯韻”，符合詩歌的格律要求，考試的舉子們必須要掌握詩歌創作的基本技巧和法則。《詩格》應運而生，強調了詩歌創作必須在意與境密切結合的情況下進行構思。意必須與外境融為一體，方能弛騁神思，產生有藝術價值的好作品，如“境思不來，不可作也”。其云：“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屬于直接意義上的淺層審美，有賴于形來體現神；“情境”屬于更高層次的審美，神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開始了對形的超越；“意境”則是神的自由展開，完全屬于主體內心世界的凝神關照。“物境”、“情境”及“意境”的提法應該是受佛教講究意境影響的結果。三種境界是逐級遞增的藝術效果，而尤以意境美為最高藝術追求，這種審美標準后來逐漸影響到文章、繪畫等審美方面，被大家所普遍接受。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進一步闡發：“能寫出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境界。”強調一個“真”字，突出和強調作家作品中真摯感情抒發的重要。此外，王昌齡還認為這種心與物的結合又須在創作主體“安神凈慮”，亦即“虛靜”的條件下方能順利實現。他指出：“凡神不安，令人不暢無興。無興即任睡。睡大養神。常須夜停燈任自覺，不須強起。強起即昏迷，所覽無益。”這是王昌齡堅持的神怡心暢的先決條件，也是他文藝美學思想的一個基本因素。要做到這一點，作者的精神必須無所牽掛，而后能超越自身，透澈外物，并融合大千世界，最終實現“心通其物，物通即言”的理想與追求。王昌齡任江寧丞時曾接收生徒，講授詩法，《詩格》正是這一詩法傳授的記錄，因此更有針對性和現實指導意義。《詩格》較深入地探討了作詩的格調、立意、意境等詩歌創作技巧、意境及相關問題。《詩格》所涉及問題的重要程度和論述深度均有明顯升級，更系統化、理論化。“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后，杰出于江寧，宏肆于李杜，極矣！”司空圖對王昌齡及其詩作地位做了高度肯定。

2.皎然與《詩式》

皎然(720-795?)，湖州僧人，俗姓謝，字清晝，謝靈運的后人。皎然天寶初于潤州長干寺為僧，擅長作詩，被稱為唐代詩僧之冠，著作頗豐，《唐國史補》卷下載：“吳僧皎然著《詩評》三卷。”皎然詩格類著作還有《詩式》五卷，《詩議》一卷等。其中《詩式》《詩議》這兩部書涉及的內容廣泛，除聲律、對偶外，還談及取境、謀篇、沿變、風格等問題。《詩式》是皎然的系列詩歌理論著作，論述了詩歌的創作方法，最重要的是提倡詩歌的意境問題和作詩要歸于自然的理論，為學詩之人指點作詩的門徑與范式。《詩式》序云：“夫詩者，眾妙之華寶，六經之菁英，雖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淵奧、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這是對于詩的地位與價值的總體概括，以及如何用“象”來表達“意”的問題。他認為，天地間的一切事物皆可入詩，所謂“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但是運思的過程則非常艱難，需要詩人去苦心經營。《詩式》包含的內容宏富，涵蓋了作詩方方面面的問題。提倡“真于情性，尚于作用，可以說總結了唐以前詩歌創作的范式，開啟晚唐、宋人詩歌創作的蹊徑”，頗有獨到的見解。《詩式》在詩論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從文學史來看，“皎然詩論的中心，它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在論詩歌的意境創造和已經透露出詩境與禪境合一端倪的詩歌美學理想方面。皎然已經清醒地認識到詩歌的情與境是不可分離的，境中含情，情由境發”。他畢竟出身釋門，《高僧傳》稱贊他“文章雋麗，當時號為釋門偉器”，佛教理論對其詩歌理論難免產生影響。皎然強調詩中之情是蘊藏于境中的，是由詩人所創造的詩境來體現的。詩與禪之間是可以互相促進、統于一體的，禪境促進了詩境的含蓄深遠，如《五言苕溪草堂》云：“境靜萬象真”，這是一種詩禪結合的審美理論，在唐代前期的詩歌創作中被較多的詩家所接受和運用，如王維創作了大量詩境與禪境和諧融合的詩作，豐富了詩歌創作，促進了詩學審美的進一步發展。

二、散文文體創新

唐代前期的散文雖不及詩歌成就絢麗，但也有新的突破。就形式而言，此期是散文由駢體逐漸向散體轉型的過渡時期，為后來的“古文運動”開啟了序幕。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還是適應于文化上的世俗化趨勢，大膽通俗化的散文革新代表了大批庶族地主的文化需要。就散文的內容來講，更多地向世俗生活下移，拓展了散文的題材范圍，文體的表現力也更豐富靈活。唐人散文并不拒絕文采，而是注重文質相得益彰。一方面，重視文章的內容，言之有物。另一方面，他們的文章重氣勢，講真情實感。羅宗強指出：“這‘氣勢’，其實不僅僅是指真實的感情，而且是指一種壯大昂揚的感情。”散文家們身體力行，積極探索散文的功能、創作等。他們最為推崇的是文質并重，達到“天然壯麗”的藝術境界。然而，形式上的浮靡輕艷又極大地阻礙著文章的說理和敘事。文體的變革最初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散體應用范圍擴大，二是駢體形式受到改造。散體應用范圍擴大，主要指用散體文寫作由奏議擴展到各種文體。這些散體文，一開始只是論及時政的實用文字。盡管唐初“江左余風”尚存，但貞觀“致治”的政論文已出現變化。如魏徵的奏議就頗具代表性，李翱曾表示：“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自足以為正直矣。”《唐書•魏徵傳》載錄了他的五篇最有代表性的奏議，認為“匡過弼違”，“可為萬代萬者法”。就散體應用范圍的擴大而言，不得不提及碑志銘文。碑志銘文作為一種特殊的散文形式，在唐代社會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主要是為了對碑、墓主歌功頌德。但此期也有新的突破，文體日漸靈活自由，雖以駢體文為主，又能出于駢體，不拘一格，并逐漸擺脫格律的限制，筆調清新自然、爽朗明快，文學性大大增強。駢體形式的不斷改造，主要指某些散文雖然采用駢體，但其用典繁贅晦澀與辭采華麗之弊則不斷減少，而代之以言事懇切，說理嚴密，散體形式漸漸增加。唐初，貞觀君臣把著眼點放在“文”與“治”的關系上。太宗強調：“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后代笑，非所須也。”魏徵等文臣也多注意文學與治政的關系，如其評論陳后主亡國時所說：“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偽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文風由浮華轉向質實，使文章內容漸漸有稗政理。風氣影響之下，散文的體式不斷完備，內容逐漸豐富，藝術造詣更為高深。就其體裁而言，有政論、史論、文論、奏議、序跋、碑志、游記、雜說、筆記等，多種多樣，獨具特色。整體來看，唐代前期的散文大都氣勢磅礴，文筆雄健，注重布局的縱橫捭闔和波瀾起伏。統治者更重視文章的社會教化功能，同時散文的藝術審美也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自覺體認，從而實現了散文創作的內容與形式、實用與審美的完美結合

三、《文選》學的影響

唐人尚文學，“學者必精熟《文選》”［6］521。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作為一種優秀的文學選本，在當時曾被士人當作學習的典范，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唐代前期，這種影響表現得特別強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文選》所體現的文學觀念在文壇上仍占統治地位，在以后也有著深遠影響；而科舉考試，要求士子文藝優良，精于辭藻事典，《文選》所選注重事出沉思、義歸翰藻，提供了簡潔的學習范本；加之其中所選作品確乎具有藝術價值，多是值得傳誦的名篇佳作。因此，《文選》的注釋與研究就形成了一門學問。特別是當科舉考試在唐代前期加試詩賦開始，文人士子們為了追名逐利，莫不認真研習《文選》，所謂“文選爛，秀才半”，《文選》還曾作為士大夫家庭教授子弟的教材，與儒家經典并列。如杜甫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即是這種現象的真實寫照。曹憲是文選學的開山祖師，“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他在江淮間收徒講學，每次開門講學學生經常數百人，多有高徒出于門下，帶動了文選學的興盛，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李善。李善(?-689)，揚州江都(今江蘇揚州市)人；學問淹貫古今，博聞強記，有“書簏”之號。顯慶三年(658)，累擢集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后以罪流嶺外，以赦還，因寓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李善《文選注》六十卷行于唐代，奠定了文選學的基礎，而且歷代流傳，至今仍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李善的《文選注》釋音訓義，事、義兼釋，體例謹嚴，引證賅博；凡有舊注可據者均用舊注，如《二京賦》取薛綜注，《屈原賦》取王逸注，又以“善曰”標示自己的意見，引書達一千七百余種，多有佚失舊籍，保存了大量珍貴史料，頗為學術界所珍重。據李匡義《資暇錄》載，李氏《文選注》有初注成者，有復注、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可見其著述之用心與作品廣受歡迎的程度。其書是一代《文選》研究的總結性著作，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新唐書•藝文志》還著錄有李善《文選辨惑》十卷，已佚。李善注側重在闡釋語義和疏解典故，而略于文義的解說。開元六年(718)，有呂延祚、呂延濟、張詵、呂向、李周翰五人共為《文選集注》，上之朝廷，俗稱“五臣注”。呂延祚在其進書表章中嚴詆李書（即李善《文選注》），說它“忽發章句，是征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核注引，則陷于末學，質訪指趣，則巋然舊文”，又說自著書是“周知秘旨，一貫于理，杳測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義，作者為志，森乎可觀”。可知他們在努力疏通文意，然而空疏臆見為多，注解又多竊據李書，割裂顛倒，水平不可與李書同日而語，為學者所詬病。

四、小結

唐初六朝綺靡文風尚有一定留存，宮廷應制詩和游宴詩依然是眾多重臣文人的壓軸之作。然而其中也開始出現了文章要講求實際，注重文章的社會功用和價值的文壇新風，特別是以文化天下的教化作用，更是備受推崇。這一時期的詩歌在消除宮體詩的影響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近體詩的格律化進一步定型。隨著詩歌的不斷普及與創作水平的持續提高，研究詩歌、散文創作的專門論作也應運而生。詩僧皎然的《詩格》和王昌齡的《詩式》，專門研究作詩的門徑，影響深遠，特別在“取境”與“心境”、內容和形式，景與情等問題上多有創見。散文在文體創新上有一定的探索，散體文的應用也進一步擴大。以李善為代表的文選學發展迅速，在文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者：馮敏 單位：寧夏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