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最大的貢獻，在于揭示了利己心[1]是人類的本性。而且利己心是中性的，并無善惡之分，它與一般來說歸為貶義的利己主義并不是一回事。由此，引申出一整套嚴謹的架構邏輯，從而為商業社會的全面發展掃清了思想障礙。在此之前，無論東西方，商人的形象和商業的地位都是為人鄙視的。斯密證明了商業的發展不僅能創造財富，還能創造道德，社會倫理的產生和持續優化實有賴于商業的健康發展。而交易既是商業的基本活動，也是人類社會必不可少的、普遍存在的行為模式和社會現象。斯密的《國富論》被譽為經濟領域的圣經，在過去近250年的時間里是近現代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要基石之一，其影響已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很大程度上直接覆蓋或影響了現今幾乎所有社會領域。斯密當年歸納的九條商業倫理[2]，在很多時候甚至被直接尊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普世道德。交易也成了幾乎適用于一切人類交往活動的思維范式和行為模式。在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崛起式發展，也同樣受益于不斷導入的市場經濟模式。當代中國社會因此發生了巨大的變遷，當然，也存在許多新老問題。下面，我們分別從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公共服務體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方面進行梳理和分析。

一、經濟體制的變遷

1.從計劃經濟轉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激發了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利己心得到極大的釋放這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起步階段尤其艱難，多次經歷反復的風險。傻子瓜子年廣久的經歷反映出了我國個體和民營經濟在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傻子瓜子”也曾被看成非國有經濟發展的消息樹和風向標。1991年，年廣九被法院以流氓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期3年執行。1992年，改革開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鄧小平再次動用年廣九這一“符號”，也又一次救了年廣九。年廣久在被關押了30個月后釋放出獄，重操舊業。一直都有人對此不解，為什么非要支持這樣一個據說除了自己的名字只會寫“同乙”（同意）兩字，素質不高的私人老板呢？以斯金納為代表的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為，不論是動物還是人類，其行為都遵循以下原則：在任何特定的場合，有機體都將做出那些能得到較大報酬和最小懲罰的行為。有機體將重復那些已經證明得到報酬的行為。若目前的刺激與過去要得到獎勵的刺激一樣，有機體會重復過去的行為。若目前的行為情景與過去得到獎勵的行為情景相似，有機體會重復過去的行為。只要行為能繼續得到獎勵，該行為就會重復出現。鄧小平同志是個講求實際的人，到哪個山頭砍哪個柴，當時要樹立先進典型，引導全社會認識并參與改革開放，必須這樣做。到現在，市場經濟模式已經深入人心，社會和法律對老板們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越來越嚴。

（2）資源要素的配置方式從原來的計劃安排為主轉為市場配置為主計劃經濟實際上剝奪了人的大部分交換權利，而“交換是人類一切歷史階段上一切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人類的本性”（斯密）。人在行動時，總是精心計算，對成本和效益加以權衡，盡量選擇以較小成本獲得最大利益的行動方案。人們被剝奪了交易權和選擇權后，就會對價值創造和成本控制漠不關心，從而使整個社會陷入高耗低效、貧困無道的惡性循環。市場機制的導入和發展壯大，使社會商品和資源的配置更趨合理化，使人的需求能夠在普遍的、繁榮的交易中得到滿足或替代。人在利己本性的驅使下，通過自由選擇，創造出了無窮無盡的交易活動，無形之手才有了用武之地。黨的十八大更進一步明確了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決定性作用。這必然為交易機制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助力。

（3）逐漸形成了市場尋價機制物價局的式微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變遷的一個寫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而不是由行政機制決定的。交易各方時刻在與自己類似的人比較，從事同樣行動的報酬低于比較群體中的其他人，就會覺得不公平，這種不公平感會促使他爭取提價。而價格提高又會帶來交易不成的風險，從而促使他仔細衡量后選取一個最佳平衡點。當無數個個體按照這種邏輯揣摩和行動時，無形之手就在發揮著作用。合理而且靈活適應的價格體系得以形成。物價局的主要職能，也從“制定”合理的價格體系，轉變為“監管維護”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

2.就業從國家分配為主轉向自主擇業為主

全社會的就業選擇，從國家安排解決為主，轉變為自主擇業為主，其中自主創業的選擇人數經歷了有趣的變化。八、九十年代曾經一度有過爆發式增長，甚至許多人以進政府、進國企工作為恥，認為是沒出息、沒理想、沒本事的表現，稍有一些積蓄往往就急切地投入到創業洪流中去。2000年后又逐漸轉向另一面，公務員考試成為世界第一大考，自主創業被看成一個美麗的神話。據廣州市大學生就業指導中心的數據，他們曾在數年里為數以千計有創業意向的大學生提供了專門的創業培訓課程，但是最終選擇自主創業的不到兩位數。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社會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各種機會趨于平衡，人的選擇也更加理性。“一個人在選擇采取何種行動時，不僅會考慮價值的大小，還會考慮行動成功的可能性。”

3.當前經濟體制的問題也很突出

在轉型發展的過程中，傳統的行政性壟斷不斷被打破，但新的壟斷又在不斷形成。官僚資本和權貴資本已有尾大不掉之勢，并且上升為社會不安定因素。我們雖然一再強調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但發達國家往往不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國家，原因就在于，他們講的“市場經濟”，是默認為亞當•斯密定義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而我們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更多地體現出斯密當年批判的“重商主義”特征。因此，到底什么才是完善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還有待于我們不斷思考和探索。

二、政治體制的變遷

1.政府從專政工具轉向公共服務

即使是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也可以看到交換的邏輯。文革中造反派的行為選擇就符合攻擊—贊同命題：當一個人的行動沒有得到他預料的報酬，或得到他沒有預料到的懲罰時，他會感到氣憤，可能從事攻擊性行動，這種行動的結果對他更有價值。如果按他所料得到了報酬或逃避了懲罰，尤其是得到超出預料的報酬時，他會感到高興，可能從事贊成性行動，這種行動的結果對他更有價值。交換不僅解釋個人行為，也可以解釋制度等現象。例如，政府是以保證人們的幸福來換取權力的，一種制度的存在與否也是以它能否滿足人們的需要為前提的。到文革末期，政治體制已到崩潰邊緣，舉國上下，恐怕沒有誰的幸福可以得到保證，因此不得不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現在，雖然中國政府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對經濟、政治、生活等方方面面擁有強大干預力量的政府，但是干預方式已經更多地摒棄了行政命令方式，而是采用利益交換和市場杠桿來實現。政府越來越強調其公共服務的定位。民眾因為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利，反而減少了極端行為，更加重視公正和協商的理念。社會在繁榮的同時，也走向理性。為進一步的改革創造了較好的環境基礎。

2.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治體制改革日益引起重視。賦權機制不民主、不透明，無法從源頭上預防和監督貪污腐化現象。貪污腐化不僅會表現在生活質量和便利程度的差異上，還會表現在特權之手對稀缺資源和機會的壟斷占有、強勢子系統對弱勢子系統的傾軋和侵奪，成為引發暴動等革命性活動的火藥桶。我們認為，重構和傳播新的政治倫理，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鑰匙。貪腐的過程，就是權力尋租的過程。尋租也是個交換的過程。因此貪腐問題除了從源頭思想、倫理上尋找解決方法外，同時也應該通過構造和優化過程機制，來尋找解決辦法。無論是個人貪腐（微觀）還是組織貪腐（宏觀），都同樣遵循著吸引——競爭——分化——整合的基本交換過程，都體現著參與各方互惠的愿望和原則，又都不愿意被暴露在局外人眼前。這就為我們研究相應的辦法機制提供了可選的切入點。

三、公共服務體制的變遷

在此我們僅以教育體制的變遷為例。過去幾十年間，我國的教育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八十年代中期，即使是廣州這樣擁有100多所高校的特大型區域中心城市，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每16人也只能有1位考上大學。而且這16人中有一半連參加高考的機會都沒有，那時候學校都是有高考指標的。現在全國應屆高中畢業生超過80%都能進大學深造，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中，也離不開市場交易機制的作用。從改革初中期，大力提倡改善教師隊伍待遇問題，到鼓勵教育產業化、鼓勵民間投資、推行擴招擴地、集聚發展等一輪一輪的新潮流，都有賴于市場機制的導入和加強。當然這也催生了一系列不平等不合理的問題。霍曼斯的行為主義交換論指出：交換中有公平方面的問題。現實社會存在一個權力和權威的分層體系，權力的獲得是依據交換中最小利益原則，即一個人向另一個人提供報酬的能力大于對方向他提供報酬的能力時，他就有可能為合作指定條件。像異地高考問題、學位房價畸高問題、幼兒園難入問題、計劃外指標問題、招生腐敗問題等等，都是資源不足情況下，一方（通常是教育機構及其代表）依據強勢自行指定交換條件的結果。因此，在公共服務領域如何既利用交換機制的好處，刺激快速發展，又能有效規避單純交換機制的弊端，實現公平合理，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新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是在解決公共資源配置設計方面，通過博弈機制的運用，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因而獲得榮譽。這方面無論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還在積極探索。

四、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變遷

摩斯從人類學角度以社會規范和社會結構來解釋交換。認為一切交換總是在一定的群體規則中進行的，這些規則體現了群體的道德，而不是個人任意的選擇。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在過去30年間既有歸本溯源的潮流，也有創新探索的趨勢。因此，我們一方面看到大量國學思想、世家文化的復興和熱議，另一方面，也有對中國目前所選擇的，前所未有的道路的思考和研究。社會對意識形態和道德倫理的認知和理解，不再是狹隘的、即時的、實用主義為主的，更多的人愿意站在更高的層面去探討。“市場姓社還是姓資？”、“雇傭是剝削還是創造就業機會？”、“買賣是投機倒把還是滿足需求？”這些當年比天還大的話題今天看來不免幼稚。亞當•斯密提倡的商業倫理得到了極大的認同和推廣。市場機制滲透到了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經歷了一遍發達國家走了200多年的路，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中國社會當下一個明顯的變化趨勢，就是民眾從主要追求財富和效率，逐步向主要追求公平正義轉變。這在發達地區和城市尤其明顯。公平正義分別代表著四種向善理念：“公”是一種感覺，公的前提是你情我愿。不情愿被強迫的不會覺得公。公往往是右派的觀點。右派經常站在甲方的立場，行使商品價值的審定驗證權，表面上是代表自己進行交易決策，實質上也是代表社會進行著價值投票。“平”是一種愿望，平的愿景是平均付出既有平均收獲。平往往是左派的觀點，左派一般站在乙方的立場，提供勞動果實/新創價值，希望得到社會的承認和接納。“正”是一種定位原則，正的依據是倫理道德。正往往是中間派的觀點。中間派的理想是在左右/甲乙雙方中不偏不倚，中庸正直。“義”是一種調節策略，義者宜也。義往往是智者的觀點，在引入了時宜、目標、路徑、績效、風險、可能性、延伸后果等等諸多相關因素進行統籌考量之后，在左中右間尋找一個最佳的、動態的最宜點（或稱平衡點、帕累托極善點）。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致公則難平，致平則不公，固中則迂滯，常義則和諧。當前，一方面交換行為中經濟交換的比例在下降，社會交換的比例持續上升；另一方面，光靠交換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還需要積極探索其他的公平配置方法，通過合理的頂層設計，和不斷持續優化、循環改進的靈活機制，來構建完善的社會系統，實現穩固可靠的幸福和諧。

作者：邢詒海 單位：廣州市經濟貿易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