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亞洲金融危機催生中國經濟“走出去”戰略

“走出去”戰略從提出到寫進十六大報告經歷了從逐步明確到不斷豐富的過程，其基本內涵是組織民族企業到國外投資辦廠以開拓市場，其主體是跨國公司，其戰略價值取向是彌補國內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市場之不足，在更廣闊的國際市場完成經濟結構調整與資源優化配置，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國際競爭，不斷增強國內經濟發展的動力與后勁，從而促進國內經濟長遠發展。我國“入世”近十年來，胡錦濤等國家領導人很好地貫徹了“走出去”這個大戰略。十八大報告要求“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國公司”，從而為中國經濟進一步“走出去”指出了具體的努力方向。

二、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走出去”的影響

隨著全球經濟增速普遍放緩，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中國經濟“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機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借助外資提振本國經濟，尤其是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的西歐與希望盡快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為迫切，有利于中國企業并購國外優質資產、擴大海外投資。在國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調整優化國內產業結構成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客觀上要求中國經濟必須加快“走出去”，進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規模與水平；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經濟競爭力的不斷提高，對外投資內生動力的更加強大，為中國經濟“走出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走出去”工作得到國務院各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視，“走出去”觀念得到更多認同，政府相關促進政策的積極效應正在凸顯，有關法律體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聯動的工作格局。在國外，IMF等國際經濟機構預測全球經濟在新的一年將轉向復蘇，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將穩步上升，跨國并購將恢復增長；世界各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出臺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對外資的限制有所放寬，有意在基礎設施建設、資源能源與綠色環保產業等領域與中國合作，西歐主權債務危機也有利于中國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獲取技術、人才、品牌、營銷網絡與有形資產。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也為中國經濟“走出去”帶來了諸多新問題：民族企業難以適應日趨白熱化的國際競爭環境，中國經濟總體實力與發達國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術與銷售網絡，內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學的投資決策機制，對國外經營風險識別與控制能力較差，應對、預警突發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強，熟悉國際規則與經營管理的復合型人才有限，運用東道國法律與國際通行規則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不足，對國際市場不熟悉而難以適應國際競爭，對外投資決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經營秩序有待規范，許多企業的海外經營存在短期行為，社會責任意識不強，不善于處理企業利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境外無序競爭時有發生，“諸侯經濟”誘發的“窩里斗”使企業利益受損，也破壞了國家的國際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務體系有待完善，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法制建設滯后，管理體制尚未理順，政府管理部門之間協作不夠，決策越位、監管缺位與公共服務不到位現象普遍存在，中介機構服務意識淡薄、行業組織自律、協調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風險更難防控，恐怖主義、局部動蕩與宗教民族沖突等突發事故不斷，一些國家的社會治安狀況很難改善，突發事故波及范圍很大，對中國企業員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國企業的海外經營隨時要面對安全考驗，由于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國有企業并購海外企業時經常遭到各種歧視，“中國威脅論”與“黃禍論”等反華謬論時有抬頭。中國經濟“走出去”起步晚于發達國家而挑戰較多：對照“引進來”的成就，中國經濟“走出去”尚需加強，政府公共服務尚需完善，中介組織尚需培育，企業人才瓶頸尚需解決，行業協會服務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經營主體實力尚需增強，企業品牌尚需開發，企業經營行為尚需規范；全球經濟周期性波動較大，各國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部分西方國家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破壞中國的正常投資并購；少數西方媒體死抱冷戰思維不放，蓄意將中國企業的海外活動政治化，導致中外經濟利益沖突時有發生，境外安全形勢更加復雜；國際相關行業的惡性競爭加劇，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與中國惡性爭奪海外資源。對照之下，中國經濟“走出去”往往背離世情而異想天開，民間超前而政府滯后，目光短淺而難做長線，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亂而缺乏協調，單兵突進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關之際，針對中國經濟對外開放面對的上述新問題，中國經濟調整“走出去”戰略還要做好若干承上啟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設計，不斷加強宏觀指導，努力完善政府服務，繼續強化社會責任。

三、經濟下行迫使中國經濟調整“走出去”戰略

美國次貸危機誘發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運行的國內國際環境逐步惡化，調整“走出去”戰略勢在必行。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對外投資存在多頭審批管理，對“走出去”的民族企業缺乏有效管理；國內企業在海外投資存在無序競爭，相應的金融服務不夠完善；中國與其他國家尚未建成有效的雙邊、多邊投資保護機制，導致對外投資風險加大。2014年，中國經濟進一步下行，IMF對全球經濟增長率的預估也從上半年的3.7％下調到3.4％。中國經濟“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對的挑戰主要來自全球經濟不景氣導致的悲觀情緒；國際金融體系更為脆弱，難以為企業投資提供支持；較之于世界多數國家的社會不穩定，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以至于不少國家對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漸生被兼并之憂。在國內，在穩增長方面，主要產品市場需求不足，生產能力過剩、供大于求導致階段性、結構性剩余，美國次貸危機導致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國產品出口市場空間遭到壓縮，開拓國際市場以擴大有效需求是一大經濟課題；在調結構方面，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日益突出，產品積壓影響經濟效益與競爭能力的提高，地區經濟結構趨同，房地產等行業生產能力供過于求，不少企業經濟素質、經濟效益低下，信息產業等新興產業逐步搶占市場、壟斷技術、獲取超額利潤，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企業結構調整難度加大，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利于在更多的國際市場以完成經濟結構調整與資源優化配置；在促環保方面，人口、資源、環境的壓力隨著經濟高速發展而增大，區域性生態環境形勢嚴峻，自然資源開發強度加大，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影響著技術水平與管理水平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資源、環境、生態之間的矛盾積重難返，中國經濟“走出去”是進一步參與國際環保合作的重要渠道與“倒逼”國內環保建設的必要手段。在國外，面對TPP等各類雙邊談判，中國既要積極參與又要防范風險。對于中國這類急需擴大國際市場以利用國外資源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大于挑戰。中國必須勇于并善于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讓國內企業到國際經濟舞臺上放開手腳多元發展：美日歐發達國家經濟下行尚未觸底反彈，中國要抓住機遇反守為攻，加快海外企業并購；非洲地域遼闊、自然資源豐富，經濟發展潛力大，國內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要大力扶持有一定實力的民族企業去開展不同規模、領域廣泛、形式多樣的跨國合作，在參與當地公益事業、樹立企業良好形象的同時還要展開公共外交，全面反擊反華勢力污蔑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的謬論；“金磚國家”等新興市場發展潛力大，經濟增長較快，是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一個重要方向，尤其是烏克蘭危機等地區沖突有可能為中國進一步打開前蘇東國家市場創造機會，西方國家挑起與俄羅斯的新冷戰對中國利大于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及復雜的國際經濟工作中，涉外領導干部必須具備新的知識結構，必須具備開闊的國際眼光。尤其是要大力拓寬中青年領導干部的視野，大力培養其戰略思維能力，使之善于觀察世界大勢并正確把握時代要求。對國際經濟問題沒有戰略性思考是很難做好領導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險的。歷史教訓反復證明，不把握世界發展的大勢而固步自封作繭自縛，是導致國家衰落與民族危亡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次貸危機積重難返，中國各級政府決策部門要加強對外經濟風險防范指導，見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不搞臨渴掘井。為了加速國內經濟復蘇，及時調整“走出去”戰略有利于中國進一步獲取海外能源資源，在國際能源資源分配中爭取更加有利的戰略態勢；有利于逐步鞏固中國自己的各種跨國公司，獲得更多的國際市場份額，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空間；有利于中國更好地吸收外國先進技術，提高技術開發與自主創新能力；有利于中國主動地在更多的國際市場完成產業結構調整，提升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經濟下行導致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的風險進一步增大，國內企業有必要更為主動地進軍國際市場，組建自己的各種跨國公司以獲取更多的能源資源，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向產業鏈高增值環節邁進，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在全球經濟觸底反彈乏力的背景下，中國經濟調整“走出去”戰略有利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在繼續保持與拓展北美、西歐與東亞市場的同時進一步開拓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與東歐、獨聯體國家市場，要著眼于解決三大問題：一是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以擴大有效需求，二是從國外獲取資源以緩解國內的資源、環境、生態壓力，三是在更多的國際市場完成經濟結構調整與資源優化配置。

四、當前中國經濟調整“走出去”戰略的新思路

中國經濟“走出去”可借鑒的國際經驗有：建立促進與保障“走出去”的法律體系，給予企業適當的稅收優惠，建立海外投資風險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逐步簡化審批程序，放寬對人員出入境的限制，對資源開發型與科技開發型投資予以特殊扶持，完善信息服務，對“走出去”的領域與地區有所側重。由于經營環境與國際化誘因不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國際化戰略選擇既要遵循跨國公司實施國際化戰略的一般原則，又不可能照搬發達市場環境下的所有經驗。特別是對“走出去”的領域與地區，中國的抉擇要有與之針鋒相對的逆向思維。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趨勢，中國應以對外投資為主，以對外貿易為輔，突破貿易保護主義壁壘，促進中國外貿市場多元化，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國際市場發展空間；鼓勵形式多樣的勞務輸出以緩解國內就業壓力，將勞務輸出與“一帶一路”建設、國內經濟區域平衡等國家戰略有機配合，互為促進；促進外匯儲備多元化以分散金融風險，外匯存底主要用于購買美歐國債而投資渠道單一且依賴性極強，國內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也已連續超過GDP的增長，加大海外投資既可與中國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相適應，亦可解決資金與外匯使用渠道的多元化與合理化等問題；制定特別投資鼓勵政策以促進海外資源開發類項目，拓寬海外投資領域以建立獲取短缺資源的重要補充渠道；抓住全球新一輪產業轉移的難得機遇，通過海外投資獲取發達國家的先進工藝與產品研發技術，將國內成熟而飽和的工業成套應用技術轉讓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謀利。面對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國要充分評估金融創新的復雜影響：信貸市場基礎產品創新導致金融體系信用風險承擔總量增加，資本市場衍生產品創新導致信用風險由信貸領域轉向資本市場并傳導給更加廣泛的投資者，風險承擔與轉移足以加大系統性風險與金融危機的傳染效應，對信用衍生產品與資產證券化等信用風險轉移技術影響金融體系穩定性的研究要高度重視；盡量克服金融機構現代風險管理技術的局限性：風險定價會增加系統性風險、導致商業道德與法律糾紛問題，資產證券化、結構性金融與信用衍生產品會導致風險集中、濃縮而加大風險交易的杠桿性，從而使金融危機更易橫向“傳染”，使國內市場在特定的宏觀背景下更脆弱，微觀機構的風險管理與宏觀金融系統的穩定性難免沖突，風險定價技術在宏觀上極易導致低收入階層的沉重利息負擔而誘發金融危機，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有效運行要靠內在動力與技術的支持與監管檢查與市場約束；積極應對參與全球金融風險配置體系的挑戰性：中國金融界“走出去”難免涉足全球金融風險配置體系而變成全球金融風險轉移機制的一個環節，在此環節的任何作為都會影響國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美國次貸危機導致中國幾家銀行受損，中國金融界在全球金融風險配置體系中占優勢既有必要又有風險，而充分的人才、技術儲備足以確保在國際競爭與風險配置體系中設定恰當的風險戰略，提高金融風險的識別、衡量、定價與轉移等現代金融風險管理能力。為了在全球經濟下行趨勢下繼續讓中國經濟“走出去”，中國政府應在定位上更加明確中國經濟“走出去”戰略的正當性，圍繞中國經濟“走出去”加強各級政府的政策協調與部門協調，積極推進與中國經濟“走出去”相關的人才培養，穩步增強中國保護海外經濟利益的綜合能力（例如，加強中國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發言權以爭取中國不同產業對國際市場的定價權，推廣公共外交以營造對中國經濟“走出去”戰略有利的國際輿論，夯實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建設以進一步提高中國軍隊的海外投送能力，通過發展更廣泛的各類“戰略伙伴關系”為中國經濟“走出去”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逐步取消對外投資管理審批制，加強對外投資與跨國經營的融資服務、信息服務、人才培訓服務、海外權益保護與保險服務，減輕稅收，完善國內市場法制環境，為重點跨國公司開通綠色通道，改善民族企業的國際輿論環境，建立為民族企業服務的社會支撐體系。外交部門要切實加強與商務部、發改委、財政部與行業協會等相關部門的協調與合作，為中國經濟“走出去”建立科學的國家風險預警機制；大力加強經濟外交，提高商務外交在中國整體外交工作中的戰略地位，擯棄中國外交傳統上重政輕商的積習，提高駐外使館經商處的人員配備與素質，加大外事部門為中國經濟“走出去”的服務保障力度；與相關法律部門攜手加強外交保護法律制度的建設與研究，用好外交保護法律制度武器，切實維護中國企業員工在海外的合法權益；不斷完善領事保護制度，有效保護中國經濟“走出去”的海外合法權益；將公共外交納入中國經濟“走出去”戰略（如發展與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關系，加強與東道國民間機構的溝通，遵守東道國法規，尊重當地人習俗，援助東道國擴大就業、修路建校、參與環保衛生等公益事業，利用媒體改善自身形象、打造品牌知名度，增加企業經營活動的透明度以增強信息傳播的公信力與有效性，利用媒體搞好危機公關，搶占話語權，組織各類公關活動、開展游說活動傳播企業理念，培訓專業人才調研東道國之政治、軍事、文化）；建構經濟風險防控體系，加強信息網絡、國際經濟合作預警制度建設，強化國際經濟合作安全監管措施，落實國際經濟合作安全責任及其督導檢查，健全國際經濟合作應急機制。民族企業要練好內功，打好基礎，不斷完善風險評估體系與規范內部投資決策程序，不斷加強對海內外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的引進、培訓與自主創新與標準、專利投入的能力，不斷加強保護與積累知識產權的力度；要有備而去，有的放矢，做好前期調研，對東道國的投資政策、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適用性與文化差異深入細致地分析比較，揚長補短力爭“專而精”，集中力量做好自身優勢業務，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再進軍新領域；要創新方式，多方合作，充分了解國際規則與東道國的實際情況，靈活運用各種策略創新對外投資合作方式，以間接投資與非國有資產為主，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不控股以盡可能減少阻力，亦可在“親、誠、惠、容”的外交原則指導下與外國跨國公司攜手“走出去”。總之，中國經濟要繼續“走出去”，民族企業要激發內部建設動力，加快國際化能力升級；政府各部門要完善多樣性服務，為民族企業“走出去”創造良好環境；相關中介機構要發揮特色優勢，為民族企業“走出去”排憂解難。

五、小結

今后中國經濟“走出去”要穩扎穩打不難預料，2015年世界經濟將依然低迷，各國對外投資需求勢必更為迫切；中國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承受的美元貶值風險上行，加之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環境資源壓力的加大、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加快、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與亞投行的成立，都使中國經濟進一步“走出去”勢不可擋。東邊日出西邊雨，“東急西重”是目前中國經濟“走出去”要面對的地緣經濟基本格局。在中國東部，美日同盟助推軍國主義勢力死灰復燃，亞太經濟合作進退維谷；在中國西部，企圖通過阿富汗戰爭兩線包抄中國的西方勢力欲罷不能，而“一帶一路”戰略蓄勢待發。對照之下，西部始終是中國綜合國力發展的最后依托，而東部依然是中國綜合國力發展必須突破的戰略瓶頸。中國經濟“走出去”要在可預見的未來“固西挺東”，確保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下行趨勢下規避“顛覆性”閃誤。交好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中國經濟“走出去”要通過“對沖機制”穩扎穩打，為抓住新的一年全球經濟觸底反彈的新機遇未雨綢繆。中國經濟在新的一年“走出去”的基本態勢將是：對外投資的主體由最初的“國有企業唱主角，民營企業敲邊鼓”向“國企民企并重”發展，對外投資區域由最初的集中在地理相鄰、制度相近的區域向跨區域、跨文化等方向發展，投資行業從低端技術部門轉向高端技術、高附加值行業，尤其是租賃與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與零售業、制造業等五大行業“走出去”較快。通過集群式與國際生產一體化的對外投資，中國政府將在更高層次上整合國際資源，以最終建立本國的全球一體化生產體系。在新的一年，中國政府應積極參與高標準的雙邊或區域性的投資協定談判，通過互惠方式在市場準入與投資者保護等方面為中國經濟“走出去”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與安全環境。

作者：陳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