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英漢翻譯研究生態學視域的成立

生態學是研究物質與周圍環境關系的一門科學，其發軔之初很長時間里被用于自然科學研究。而隨著生態學的發展和交叉、跨學科研究日趨成熟，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們發現了生態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相容性，認為人文社會領域和自然一樣，事物與事物、事物與環境間都發生著聯系，沒有獨立于環境之外的事物和現象，故而認為生態學研究的理論、方法同樣適用于社會科學研究。生態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遂真正結合起來。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們對文本的認識由僅僅關注認識文本內部自足性問題發展到研究文本內外部關聯問題，研究的視野也隨之由微觀文字向宏觀文化轉向，人們對文本的認識，已無法將文本語言與該語言所蘊含或顯現的某國或某民族的文化相割斷。對于成功的翻譯者來說，他不僅要作為兩種語言的專家，還要是兩種語言各自代表的文化的熟知者。對于英漢翻譯的研究者來說，他們需要不斷探尋著解釋原文本與譯文本之間形成文化差異的依據———這些依據就是社會各層面因素影響文本文字的關系。生態學強調事物與其環境協調、互動、互相促進。在英漢翻譯領域，一個成功或優秀的譯作應當是不僅內部自足和諧發展，而且內部與外部互惠互利、共生共棲的文本。其動態性體現在這種交互作用是永無止息、不斷旋螺式發展的，而非一成不變或者無意義的重復。用生態學視角看待英漢翻譯，為的是建立一種整體性思維。有學者為“整體性”的意義進行了闡釋:“整體性是生命的基本屬性，整體性不是部分的簡單累加，也不是由外力推動而形成的原子集合體，它有著超越部分之和的更為豐富的內涵和屬性。”對翻譯及其研究工作來說，把握“整體性”是關鍵。翻譯活動涵蓋原文本和譯文本，涉及原文作者、譯者、譯文讀者3方，包括語言和文化2個層面，同時受到政治環境、經濟環境、主流意識形態等的影響。梳理和廓清這些形成翻譯活動的要素的動態平衡發展，有助于建構英漢翻譯研究的生態學視域。

二、原文本與譯文本的交互解讀

原文本一經生成，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在各種讀者解讀下成為“一百個讀者有一百個哈姆雷特”的消費品。如果沒有讀者的閱讀，則文本只是完成了生產過程，惟有讀者的閱讀才能使文本的意義得以生成，使文本價值得以實現。譯文本的產生就是原文本蘊涵得到復活的一個過程，譯文本的產生同時是對原文本的“消費”，促成原文本價值的重新生成和意義再現。譯文本對原文本的意義即在于此:擴大或者新生成原文本意義。譯者與原文作者的生活背景、個人知識、經驗、思維方式等都有很大差異，譯者對原文本的意義進行解讀的過程中有譯者的前結構參與，這種前結構大大影響了原文本意義的重現:原文作者將生活的客觀信息內化于文本，譯者在翻譯之前先作為原文本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以自己的前結構對原文本進行內化，但這次內化的主體是譯者而非原文作者，由此不同主體所作的“內化”經由不同文本載體產生出不同的文本接受。原文本意義和譯者根據前結構而解讀出來的意義不同，所以可以說，譯者通過內化能擴大原文本的意義，使原文本意義更加多樣。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兩種理論都強調讀者閱讀對文本的意義，認為讀者也是促成文本意義產生的主體之一。譯者作為原文本的一種特殊的讀者，他的閱讀并不是被動地閱讀，他是原文本意義產生的主體之一。生態學視域下的譯者已經不是“戴著鐐銬跳舞”的對原文本亦步亦趨的“傳聲筒”，而是擔任協調者、統籌者的角色。多樣化的意義被譯者融注于筆端，形成了譯文本，多樣化的意義由此再傳遞給譯文讀者。由上文所述可見，譯文本不是對原文本文字表達簡單地“復述”，而是積極地參與了原文本的意義生成。但原文本對譯文本的決定意義又不言而喻，因為譯者對原文本無論如何創新解讀，都須堅持一個原則———不能顛覆原文本的根本主旨。“生態觀認為，生物圈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各種要素之間進行著有序的能量、信息和物質交換。”在翻譯這項工作中，原文本和譯文本成為兩個和諧共生、交互解讀的文本圈。尤其經典的作品是如此，原文本、譯文本共同服務于這部作品的題旨、指向，使經典作品傳世;原文本、譯文本形成作品的兩個共生共存的表現載體，相互間發揮最佳協調效果，共同服務于作品價值的生成和閱讀消費。

三、譯者與譯文本環境的互動

生態學認為，自然界具有適者生存的原理。只有符合該法則而存活下來的事物才稱得上有較強的生命力，在遇到各種生存困境時才能夠延續生命，這個原理在人類的進化和發展史上已成無可辯駁的規律。英漢翻譯受到各種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科技因素、人文因素等，適應這些因素的翻譯活動才能較好適應譯文本文化環境，成為廣為接受的文本，進而吸引更多的大眾讀者，亦即擁有廣大的受眾。受眾對譯文本的消費是譯文本價值的體現。如果一個譯文本無法贏得受眾青睞，則譯文本的價值就是有限的。如今，進行英漢翻譯前，譯者選擇要譯的作品的思想內容必須符合本國政治環境的要求，否則譯文本無法通過相關部門的審查，也就無法順利出版。在我國，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譯者選擇的作品可以更加多樣化。比如，我國改革開放前，譯者翻譯的多數是蘇聯的作品，而且多數是關于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作品，這符合當時“將一切政治化”的社會環境，也是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所需;到了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隨著全球化社會來臨以及價值觀多元化，翻譯所選擇的作品樣式、作品主題呈多樣化，翻譯不再僅限于從社會主義國家引進作品，而是面向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優秀作品。因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體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業也由政府部門主管、財政支持發展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所以文化市場上讀者的需求是譯文本得以產生和暢銷的一個因素———如果不是因為讀者喜愛，作品很難找到出版商。除此之外，經濟社會的發展促成了各學科門類及生活實用的大量文本的翻譯，翻譯人才的數量大大超過過去以文學作品翻譯為主的翻譯人才數量。“現代生態學已不僅僅是一門研究生物與環境相互關系的學科，而是已成為指導人類行為準則的綜合性學科，是研究生物存在條件、生物及其群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可見，政治、經濟、文化、主流價值觀等因素共同組成譯文本“生態環境”，這環境中的各種因子共同作用，促成翻譯的順利進行和歷史發展。只有適應這些因子，譯文本才能最終實現價值。

四、名家譯作對原文本和譯文本環境適應舉隅

譯者在翻譯之前，對原文本進行解讀，進而通過譯文本再現原文本風采，體現了對原文本的適應及對譯文本所在的由政治、經濟、主流價值觀等組成的生態環境的適應。然而，這兩種適應很多時候是互相矛盾的。生態學視域下的翻譯能夠很好解決這個問題。在生態學視角運用于翻譯之前，人們普遍對翻譯的歸化和異化各執一詞，莫衷一是，無法達成公論。生態學視域下翻譯觀可以很大程度地擴展翻譯的視野，使得翻譯不再拘泥于歸化異化之爭，而是以適應性為基礎，賦予譯者以協調者、操縱者的角色，譯者在原文本和譯文本兩個文本圈間取得平衡，認為只要能達成平衡，則歸化異化皆可行。這種主張是合理的，因為根據心理學上的格式塔理論，讀者閱讀的時候雖然會欣賞作品的字詞句，但又不是拘泥于字詞句，而是以整體感覺來欣賞作品，即不是從文字形式的疊加得出印象，而是在各個部分間協調、縱橫、兼顧、整體認知。整體，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要優于各個部分的簡單相加。翻譯過程中必須持有整體觀念，而不能局限在字詞句方面對原文本死譯、硬譯。死譯、硬譯后的作品，雖然字詞句之間適應原文本，然整體效果要么無法適應譯文本語言環境，要么無法適應譯文本文化環境。如，對英語長句硬譯，其結果是漢語譯文不堪卒讀。這是翻譯沒有適應譯文本語言環境的不協調翻譯行為。如，英語文學對《圣經》典故的使用相當普遍，而且經常不需要加以注釋，因為原文本的讀者對西方宗教文化相當熟悉，毋需作者贅述，而在對《圣經》文化普遍陌生的中國讀者看來，這些典故猶如天外來客，中國讀者不明就里。這就是翻譯沒有適應譯文本文化環境的不協調的翻譯行為。從格式塔心理效應來看，譯文本的讀者需要的是對譯文本整體價值觀、信息等宏觀了解，譯者只要在這些宏觀方面能夠保持與原文本一致，則不必拘泥于該如何忠實于原文本的遣詞造句。即是說，譯者更大的責任在于將不熟悉原文本語言環境和文化環境的譯文本讀者所需要的所指信息顯化，使之前景化，而不是仍將其作為隱含信息而讓譯文本讀者解讀困難。所以，劉士聰先生說:“將譯文作為一個獨立文本加以審視，審視其整體的審美效果，看其內容是否與原文相符，看其敘事語氣與行文風格是否與原文一致，這一點很重要。”譯者必須權衡利弊，了解兩種文化的特點和兩個民族文化心理特點，了解原文本哪些語言、文化信息是譯文本讀者可以無障礙地接受并且不會誤讀的，保留這些信息的風貌，而原文本當中對譯文本讀者產生障礙的信息，則需要進行明晰化處理，恰當采用釋義、套用、注釋等手法，這樣從整體去達到忠實原文本的效果。只有這樣的整體協調，才是對兩種語言的“生態系統”的最佳適應，與原文本取得真正的平衡。嚴復在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時，采用了變譯的策略，許多人并不認同。然而，如果借生態學的視角來加以解釋，則可發現，嚴復的翻譯策略選擇是相當理性的，其譯文本體現出生態學意義的平衡觀和協調觀。嚴復的翻譯是為了適應當時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開啟民智，號召人民群眾反抗不公平的社會制度，于是遵循原文本“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基本思路，在原文本基礎上添加了大量的信息，這些信息主要是關于中國國情及號召人民起來斗爭的信息，使得譯文本語篇更加恢弘、氣勢磅礴。嚴復的翻譯，將原文本的信息型文本轉化為譯文本的呼吁型文本，將原文本內涵的對自然的生態選擇轉化為譯文本內涵的對社會的生態選擇。可見，嚴復對《天演論》的翻譯，沒有違背原文本的基本思想與內涵，甚至提升了原文本的內涵與意義，而且又適應譯文本所在的政治環境，達到開啟民智的目的。因為，當時在譯文本所在的環境———中國土地上，人民群眾迫切希望國家獨立、政局穩定，在時局動蕩、民族存亡之際，普及原文本的科學知識實在意義不大，而經過嚴復的翻譯及譯文本傳播，原文本的價值得到超越性實現。嚴復的譯文本不僅適應了原文本，而且適應了譯語的環境的各種因子，譯文本即是在英漢兩種語言及其承載的文化之間取得最佳協調關系的成果。有學者因此評論，“雖然嚴譯《天演論》在有的方面沒有很好地忠實于原作，對內容和語氣都作了修改，但我們不應該脫離當時的翻譯生態環境孤立地對其做出評價，這樣的評價是有失公允的。嚴譯《天演論》很好地適應了當時的翻譯生態環境，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后人對其不應過于苛求，應有更公正的評價。”傅東華在翻譯瑪格麗特的小說GoneWiththeWind(傅譯的書名《飄》)時，將語言大量作了中國本土化，包括在對原文本人名的翻譯上，也去掉英語人名漢譯經常采用的音譯法，而是用典型的漢語人名二字格式或者三字格式給人物重新命名。這使得譯文本讀來給人恍如在讀漢語原著之感，似乎不帶英語著作的痕跡。當然，該譯文本在翻譯界引起的爭議絲毫不亞于嚴復翻譯《天演論》所引起的爭議。但是不可否認，傅東華譯作一直是最廣為接受、廣為流傳的GoneWiththeWind漢譯本。探究起來，不難發現，傅東華譯作廣受歡迎的原因正在于其適應了譯語讀者的閱讀需求，適應了譯語的生態環境，而對原文本的風采卻毫無影響———因為翻譯上局部的歸化異化無損于原文本的思想，同時又能為譯語環境所接受。王佐良翻譯培根的《論讀書》，影響極大。譯文本無論在文采還是在思想上，都不遜色于原文本。而在具體的細節上，又可以看出譯者并非惟原文本馬首是瞻。例如，培根《論讀書》原文本中，“Studiesservefordelight，forornament，andforability．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andretiring;forornament，isindiscourse;andforability，isinthejudgmentanddispositionofbusiness．”王佐良將其譯為:“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長才。其怡情也，最見于獨處幽居之時;其傅彩也，最見于高談闊論之中;其長才也，最見于處世判事之際。”原文用簡單的詞匯和句型，以及大量省略句，而譯文則文采斐然，句式整飭，超乎原文。如果僅遵從原文省略句式和平實的措辭特點，則譯文會如白開水，很難在一向推崇文采的漢語文化環境下產生大的影響。王佐良在尊重保留原文本思想的基礎上，適應漢語文化環境里論說散文重文采和漢語句式喜好排比和四字格的特點，使譯文形式整飭，朗朗上口，廣為傳誦，成為經典。可以說，培根的這篇論說文《論讀書》之所以能在中國產生很大影響，一定程度要歸功于王佐良的翻譯。這樣對譯語環境和原文本風姿的雙重適應和選擇，即是適合了生態學的平衡、和諧理念和整體、關聯思維。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紅樓夢》充滿的中國各種傳統文化信息，是漢譯英上的難點。《紅樓夢》英譯本以楊憲益譯作和霍克斯譯作兩個譯文本最廣為流傳。前者以直譯為主，將各種文化信息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譯過去。這種直譯法會令熟悉漢語文化的人們讀來如同讀原文本，較為輕松，而對于英語國家中更多的普通讀者來說，則會障礙重重，因為他們的文化背景中缺少漢語文化，故而無法理解文本當中蘊涵的中國傳統文化信息。后者以意譯為主，將對英語民族來說很生疏或者會造成誤解的信息以英語文化中可與之構成聯想、意義相似的形象代替，使得鴻篇巨著的《紅樓夢》不會因為太多陌生的異域文化信息的出現而阻礙英語讀者對名著的理解。從生態學角度看，霍克斯很好地適應了譯語主要的閱讀環境，使得譯語與讀者之間產生了較為和諧的互動，其譯作屬上佳;而楊憲益的譯文會使得漢語文化空缺的外國讀者云里霧里，譯文和譯語讀者之間難以形成和諧流暢的傳播接受關系，也就難以產生平衡、和諧的生態學的關系。

五、結束語

趙小兵提出，“各種關系集于譯者一身，各種平衡的工作需由譯者來完成，譯者選擇的和諧意識，實際上是一種高度的創造性意識。譯者正確地把握文學翻譯中的各種主體間的關系，把握語篇內外之間的關系，充分地考慮跨語境問題，是保證文學譯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意義關聯和和諧一致的重要途徑。譯者須具有和諧的整體意識，使文學譯本達到和諧的境界。”生態學的整體和諧觀已經引入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對英漢翻譯工作來說，意義在于構建了生態翻譯學，譯者及研究者可以以更加開闊的眼光，上升到另外一個層面高屋建瓴，宏觀把握翻譯。對于翻譯策略的選擇，譯者只需要以生態學的眼光看待，在原文本風采保留的基礎上，以適應譯語生態環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主流價值觀等各種因子為準則，靈活運用和搭配各種譯法，則譯無定譯。只要能協調、平衡、拓展原文本價值又吸引譯語受眾，甚至促進譯語環境的社會變革，引導譯語環境社會正面價值觀念的提升，則譯文本即屬佳作。

作者：林福泰 單位：黎明職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