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研究作為較成熟的研究方法，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學科;實驗研究作為一種知識創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結合所應用的學科特征被研究而發展。基于這兩個層面的考慮，借助于本期的兩篇公共管理實驗研究報告，這里對實驗研究相關的幾個問題進行概要性討論，以圖引起公共管理學者的深度關注。

一、公共管理學科應加強的實驗研究

學術研究的基本任務是對自然、社會、人文、科學技術等現象進行描述、解釋及其應用。其中，關鍵和困難的環節是對所研究對象的內在機制的解析，而這，在現代科學研究范式意義上，體現為對其因果關系及其機理的分析與驗證。由于自然，尤其是社會現象的復雜性，自然情形下的觀察是被動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動地、深度地、操控性地進行因果關系機理研究，就成為現代科學研究的有效方法論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基督教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學派傳統，萌芽于文藝復興后期，成形于近代資本主義早期，完善于科學理性昌盛的20世紀中期的實驗研究方法，目前已成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響力如此之強，以致如哲學這樣高度抽象的學科，也出現了如“實驗哲學”這樣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學與公共管理的實驗研究進展較為滯后。有人對《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PSＲ)所發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評估，發現該刊所發表的真正實驗研究論文出現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國政治科學三大主流刊物《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PSＲ)、《美國政治科學雜志》(AJPS)、《政治學雜志》(JOP)共發表實驗方法類論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間，卻發表了實驗文章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發表的實驗類論文的33%。21世紀頭5年，政治學實驗論文更是快速發展，三大刊物所發論文47篇，這還不包括14篇問卷實驗(SurveyExperiments)論文。政治科學的實驗研究已從偶爾為之，發展成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響力的研究范式。實驗研究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也有不少應用(Hyde，2015)。政治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夠獲得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其實驗方法的嫻熟應用不無關聯(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學科，實驗研究較為滯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識地推進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見，公共管理的實驗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動的、有巨大學術潛力的研究方式和領域。基于實驗研究的優勢，《公共行政評論》本期推出以中國問題為研究對象，以實驗方法為手段的專欄。之所以推出以實驗研究方法為主題的專欄，旨在凸顯本刊的學術意圖———推進實驗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應用，尤其是推動具有中國學術氣息的公共管理實驗研究。

二、實驗研究方法的基本邏輯與問題

如今，實驗研究方法已成為成熟的學科，全面介紹其狀況、學理是本導語不能勝任的，然而，為推動這方面的研究，提綱挈領式的核心思想介紹又是必要的。實驗研究方法的含義有諸多種界定，一般是指理論驅動(即理論判斷驗證為研究目標)下，在典型或人為特定的條件下，采用科學儀器、設備，主動干預和控制研究對象，獲取因果關系科學事實，驗證理論假設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實驗法的基本邏輯是:①確定研究問題，構建理論框架;②理論操作化，包括理論命題變量指標化，因果規律的自變量、因變量操作化，指標數據化，統計方法適應性選擇等;③實驗操作與監控;④分析、解釋實驗結果，形成理論結論。這是一個從理論意圖到變量操作，因果關系解釋，形成理論的多階段過程。其不同階段的具體方法、方式(如理論構建、實驗設計和數據分析等)，構成了實驗研究的方法論知識體系。隨著自然和社會科學實驗研究的發展，如今已成為包括諸多實驗方法和統計方法的龐大、復雜學科體系。實驗法之所以被視為科學研究的經典方式，在于其人為性、隨機性(Ｒ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為性指實驗研究往往是通過人為設定環境或條件，構造“純”理想的事件環境，并在此環境下觀察、測量被試的行為變量;操控性指對理論的變量關系進行呈現、控制、強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關系得以重復展現，以發現其內在因果機制;隨機性則是以隨機原則控制被試、條件，保證因果關系不是偶然的、內生的或外在系統誤差帶來的，保證因果變量的普遍性。正是運用這些方式的綜合應用，使科學研究最為關注的因果關系可以從復雜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被抽離出來，以操控的方式進行驗證，從而對不確定世界的內在機制給出確定的解釋(Palfrey，2009)。實驗研究最為人所詬病的問題是外部效度問題。外部效度指科學研究中的實驗結果類推到真實社會情境中的其他母體或環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話說，即人為實驗條件下的研究發現推論到現實情境所產生的失效現象。對于實驗研究的外部效度問題，學術界有不少爭論或解釋(Webster＆Sell，2007)。

作者認為，應這樣理解:一是，實驗研究的優勢是內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應當承認，實驗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實驗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確實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對實驗研究的價值完全否定。實驗研究的根本特質是以操控的方式對所研究的理論問題進行因果關系呈現、驗證，從而對事物的規律進行理論解釋。所羅門•阿希(SolomonE．Asch)的從眾實驗情境在真實生活幾乎不會發生，但恰恰是實驗室的從眾研究給出了如此令人震驚的從眾現象(Asch，1955)。二是，實驗研究的結論有特定的邏輯界限。每一種研究方法的結論在推論上均有其邏輯依據，如果說問卷調查法的結果適合分布式推論，個案研究方法的結論適合結構式推論，實驗研究方法的理論發現則只適合因果關系性推論。因此，實驗方法做出的結論不應是分布式推論或結構式推論。而這一點，不要說剛剛從事實驗研究的學者，甚至是有經驗的學者，也可能無意識地把因果推論邏輯轉變為分布式推論邏輯，從而帶來外在效度的嚴重誤差。此外，實驗研究還有一個常常為人批評的問題，即研究結果發現往往是“不過如此”的常識驗證。對此，人們可能會說:“我感覺就是如此，還需要做實驗嗎?”實驗研究的確有這種現象，即通過細致、嚴格、大量的實驗，證實了常識。對于這一似乎費時費力、似無必要的現象，學術的理解應這樣:一是，生活常識的證實即是科學活動的一部分。人類是有智慧的動物，即使一個資質一般的人，通過對生活經驗的深度反思，對某一現象的分析、解釋也可能是對的，但在科學的因果關系驗證標準看來，這是不可靠的，對其檢驗乃是人類理解自身的學術任務;二是，對于生活常識的判斷，學術的研究往往能夠給出常識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都知道，人有服從性。這是對的。但斯坦利•米爾格蘭姆(StanleyMilgram)經典服從實驗不僅證實了這個生活經驗判斷，還給出了令人震驚的新發現。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蘭姆曾就被試的服從比例對其心理學家同事進行了調查，他的同事判斷，只有少數幾個人，甚至只有1%的被試會完全服從實驗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電力進行懲罰。但結果卻是，在第一次實驗中，就有65%(40人中超過27人)被試完全服從懲罰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懲罰度。盡管被試在服從命令的過程中，都表現出不太舒服，甚至說想退回實驗的報酬，但沒有被試在到達使用300伏特電擊之前拒絕服從指令(Milgram，1963)。該類實驗的元分析(Meta－analysis)發現，被試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的比例約在61%至66%之間(Blass，1999)。由此可見，實驗研究能夠對常識判斷有深度的補充。

三、公共管理的實驗研究應有自己的學科特征

如今，實驗研究已成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學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學科特色的實驗方法體系。如心理學、經濟學、社會性、政治科學等。公共管理科學開展實驗研究，雖然存在汲取與追趕這些學科的任務，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實驗研究特色:首先，應依據公共管理的學科特征使用實驗方法。實驗研究雖然涉及大量的技術甚至技巧問題，但根本看，是以理論構建為驅動的，而理論構建，不同學科的邏輯基礎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從最直接、簡單的定義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會性的。顯然，這不同于個體性的心理學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經濟學研究。由此，簡單借用心理學或經濟學的實驗理論或方法就可能出現底層的的不契合問題。那么，該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學科特征進行理論構建?不同學者會有自己不同的選擇。如果要在這里給出具體的建議，筆者的建議是，采用“問題中心，公共管理思維方式”的研究策略，即從公共管理的真實社會情境中，發現研究問題，以其總體性狀態和內在邏輯為基礎，以公共管理學科的思維方式來構建理論框架。現代學科有分別和界限，但“問題”總是在“那里”，“問題”是不分學科的，故而，若簡單地以某一學科或某種理論為解釋框架，有可能肢解“問題”，使研究“問題”失真。但是，現代學科畢竟有自己學科立場，而學科立場突出體現在學科的思維方式上。如心理學的思維方式突出表現在以還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動的因素及其機制。公共管理學科的思維方式雖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檢視公共管理活動與政策的恰當性，以此為內在依據，構成公共管理研究的“問題框架”。至于具體的構建方式，因素—結構—功能的此為策略是可資借鑒的方式(景懷斌，2011)，即從公共管理的視野看，所研究對象的構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間的結構是什么?結構具有什么樣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與有效性方面的表現如何?等等。進而，采用實驗方法驗證理論判斷。其次，公共管理也應注意形成自己學科特有的實驗方法。不少社會科學在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實驗方法。如，心理學實驗方法的成熟，與其早期心理物理學的實驗研究歷程分不開。而且，心理學不斷汲取新的技術方法擴充實驗方式，如心理學汲取了腦神經研究手段，形成了腦認知研究實驗技術。類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結合自己的學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實驗方法?理論上是完全可能的。當然，這需要艱苦的學術努力才能實現。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樣，實驗研究有自己的適應范圍。實驗研究雖然需要大力推進，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寶”，應根據研究任務與問題“采用”，而不是為顯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紅皂白地“套用”。本期的兩篇實驗報告是這方面的嘗試。其中，《觀念形態激活對公共問題決策的影響與機制》即體現了“問題中心，公共管理思維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謂“問題中心”，既是以中國社會出現的觀念形態爭論為研究對象———試圖回答“人們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覺有偏見地認知”社會現象的理論機理，形成了觀念形態如何扭曲公共問題決策的研究議題，“公共管理思維方式”即以把此問題置于合法性與有效性檢視來設計具體研究問題，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學理論來研究。在這一思維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觀念形態)×2(激活、未激活)被試間實驗設計，通過觀念形態激活控制，驗證了觀念形態激活后對公共問題決策的扭曲現象，進而分析了其機制，為公共問題決策提供了若干建議。另一篇實驗論文《如何有效征稅:來自納稅遵從實驗的啟發》則從實驗經濟學的角度，考察稅率對人們納稅遵從以及國家稅收收入的影響。實驗分析，在其他情況不變時，法定稅率越高，納稅人逃稅越多，但納稅額卻越高的結論。作者針對A－S模型或者道德—契約模型的解釋局限，以“前景理論”來解釋這一發現，將納稅決策過程看成納稅者受到“逃稅利益”和“心理機制”雙重影響的結果，納稅人會以“法定稅負”為其決策參考點，逃稅可以帶來額外心理收益，納稅人又對這部分收益表現出敏感遞減的趨勢。這就說明其為何在較高稅率時，即便逃稅更多、自愿納稅卻也更多，從而為如何有效征稅提供了實驗理論依據。總之，公共管理的實驗研究已成趨勢，需要跟進，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趨勢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論特征，更是學科任務之一。在這個意義上，公共管理的實驗研究面臨著引進與創新的雙重挑戰，需要更多的關注和投入。

作者：景懷斌 單位：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