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素養的提高關系到個人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民族的地位，更關系到作為社會希望之所在的大學生的發展，人的素質的提升歸根結蒂是人文素養的提高。在現行的大學教育體制下，我們的靈魂是被忽視的，大學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當代著名學者何清漣曾經說過：高等教育已經淪為一種技術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針對就業開展的訓練而已。國學大師吳宓曾經說過：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為，也不是結果，而是如此行為的男女的精神和態度。長期以來，英語專業由于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的不明確一直被排除在人文學科之外，傳統上將其歸為基礎性學科或者工具型學科。在市場化的今天，外語作為工具用來解決我們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似乎應將其歸為工具型學科；而傳統的英語專業教學又是側重于語言教學和技能型教學的基礎教育，所以英語專業的社會地位和學科地位較為尷尬，這就導致了我們在英語專業學科建設方面的問題，如學生跨學科學習能力欠佳，人文素養較低，沒有建構整體的人文學科的培養理念，這就直接導致英語專業學生的知識架構無法和國外接軌，思維方式和知識儲備無法適應全球化沖擊的今天，人文素養的提升對未來英語專業學生的長遠發展尤為重要。那么，英語專業學生如何提高其人文素養以適應新形勢下社會對人才的要求呢？英語專業人文素養的提高有哪些困境呢？

一、英語專業自身的學科困境禁錮了英語教學方式改革，限制了英語專業人才人文素質培養

長期以來，英語專業教學中側重語言層面的課程如聽力、口語、閱讀、寫作等都處于核心位置，這些課程不但周學時較長，而且需要學生在課堂內外充分地參與并加以大量的實踐才可以掌握，這不但大大壓縮了英語專業學生對其他通識類科目的學習時間，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迫使學生無暇顧及其他人文學科知識的了解。當前外語專業院校的課程設置基本都是圍繞英語技能為主的教學，選修課也更多是以公共課如馬克思主義理論、鄧小平理論為主，而用來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的哲學、歷史、政治、人類學等學科的課程寥寥；相比較而言，綜合性大學憑借其豐富的學術資源以及全面的學科專業卻可以讓學生獲得較為完備的人文素養的熏陶。既然英語專業學生總體的人文素養不盡如人意，那么作為教師的我們是不是該認真地分析一下如何幫助學生提高他們的人文科學素質，然而，目前的國內英語專業教學卻由于學科本身的問題而制約了這一問題的解決。如前所述，英語專業學生人文素養的缺乏一方面與其專業技能課程占用太多時間，削弱了英語專業總體的課程安排有關；另一方面，專業性外語學院師資的人文素質低下也間接影響到英語專業本科生人文素質的提升。朱剛教授認為：外語專業在其任教的南京大學作為“應用學科”而非其應當所屬的“基礎學科”，是在文史哲之外的另類———國內高校的領導恐怕對外語專業都持有類似的看法。另外，外語專業又和商科、法學、社會學等“應用學科”有相當大的區別；高考曾經設有文科、理科和外語，外語單獨招生，這似乎給人的印象是外語既非理科也非文科。因此，作為外語專業之一的英語專業也自然難逃學界對其“身份危機”的質疑，這就進一步導致了英語專業學生的學科視野過于狹窄，究其原因便發現這和英語專業的學科身份有很大的關系。此外，北京物資學院外語學院的路文軍教授也認為：英語專業和大學英語教師在承擔繁重的教學任務之外，并沒有將更多的時間用來鉆研本學科的發展，教師的理論素養和思辨意識在漸漸喪失，更不用說用自己的擅長的方式來開設人文素養的課程或是進行教學與學科相關聯的研究。[1]眾所周知，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H.Maslow）1943年在其論文《人類激勵理論》（ATheoryofHumanMotivation）中就提出了人類需求層次理論，其中最高層次的需求就是自我實現的需求，馬斯洛教授的主要觀點便是希望個人能力獲得最大程度的發揮，達到自我實現的狀態，努力挖掘自己的潛力，使自己越來越成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2]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教授提出：人的知識層次、文化視野決定了其社會性，英語專業的學生必須要學會自我認知，自我批判，英語專業學生必須具備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能力，這是不久的將來英語學科發展的方向，同時也是英語專業學生的出路所在。[3]筆者完全同意張隆溪教授獨特的見解，英語專業必須借鑒其他人文學科在學科建設和發展方面的經驗，打破傳統學科界限，跨越學科鴻溝，培育具備跨學科研究能力和高素質的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將成為未來英語學科發展的主要著力點。

二、英語專業的課程設置壓縮了人文素養課程的學習

2000年教育部頒布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簡稱《大綱》）對英語專業的培養目標作了明確規定：高等學校英語專業的目標是培養具有扎實的英語語言基礎和廣博的文化知識并能熟練地運用英語在外事、教育、經貿、文化、科技、軍事等部門從事翻譯、教學、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復合型英語人才。[4]《大綱》的頒布較好地規范了英語專業發展所應當遵循的基本路徑，同時也規定了英語專業的發展就是在語言技能和語言知識掌握基礎上的交叉學科的學習。復合型人才固然提升了英語專業學生市場的競爭力，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學生強烈的人文主義傾向，這點在筆者所調研的代表性外語類英語專業本科教學大綱的課程設置中可見一斑。作為國內外語專業研究和教學的領頭羊，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長期以來都是外語專業改革的風向標。

通過查閱兩所知名學府英語專業四年所開設的課程目錄后發現，盡管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專業也開設國別方向類課程如《英國社會與文化》、《英語國家概況》、《澳大利亞社會與文化》、《美國社會與文化》、《美國通史》、《美國外交》以及高年級選修課程如《英語電影賞析》、《公眾演說》、《跨文化交際》、《西方社會學》、《中美關系》、《國際關系概論》、《工商管理概論》、《世界經濟概論》、《傳播學概論》、《國際傳播》、《美國憲法》等通識類課程，然而，大部分的課程都是側重于當下市場化的考慮，涉及到人文素養的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經典著作的相關閱讀和寫作課程幾乎沒有；盡管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在北外英語專業的基礎上做了些許參考和調整，如《國際金融概論》、《國際貿易》、《修辭學》等課程的開設打破了學科界限，并且向全院學生列出約100部人文經典著作如《中國哲學史》、《英國戲劇史》、《西方文明史》、《生活的藝術》、《人類的故事》以供選擇性閱讀，然而最終的閱讀效果又如何呢？在上海這樣一個國際大都市里，學生閱讀人文經典的動力和契機又如何呢？筆者心存疑慮。此外，其他幾所專業性外語院校情況又怎么樣呢？筆者曾經的母校西安外國語大學英語專業大學四年的核心課程除了《精讀》、《泛讀》、《視聽說》、《寫作》、《語言學》、《英美文學》等傳統課程之外，人文通識類課程也僅有《英語國家社會與文化》、《中國文化》、《國際政治》等概論性的課程，人文經典課程極其匱乏；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也僅僅在其英語專業基礎課程的基礎上開設了《外國教育史》、《普通心理學》、《教育哲學》、《教學管理》等隔靴搔癢的課程，這些課程一方面并非經典的專著誦讀，另一方面也無法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更不用說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了；而四川外國語大學、大連外國語大學的英語專業課程設置無一例外地都是語言基礎類或者語言技能類為主的英語教學，盡管天津外國語大學也利用地緣優勢豐富師資開設了如《中西文化比較》、《英國社會文化史》、《拉丁美洲史》等較廣泛的概述類課程，然而，整個國內英語教學的主流依然是語言+技能為主的教學模式，并且由于時下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沖擊，英語專業內部已經開始了“英語（國際新聞）”、“英語（國際貿易）專業”、“英語（法律）”等具備顯著工具型的專業，且不說英語專業的社會認可度是否日漸式微，僅僅傳統院校英語專業的課程設置就已經將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擱置一邊，單純追逐市場化的需求而降低學生人文素質是功利性的表現，是短視的表現。

與專業外語院校不同，筆者博士期間的母校廈門大學由于在歷史學、哲學、人類學、文學等學科方面的成績而享譽海內外。廈門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的學生可以全校選修包括知名博導在內的眾多課程，博導也需走進課堂教授經典人文知識，旁聽人文類課程無需預約更無需擔憂某些課程的存廢問題，從本科到博士都有機會接受到從傳統到經典的人文知識熏陶；北京大學人文學院、南京大學人文學院、復旦大學人文學院等都是國內知名的綜合性高等學府，筆者經過走訪以及通過朋友了解，這些學校英語專業的學生都可以跨學科、跨學院選修自己喜歡的人文經典課程，接受較為全面的人文經典的教育和沐浴。盡管外語類專業院校在師資方面、課程設置方面以及學科定位方面與知名綜合性大學有一定距離，但是培養英語專業人才的總體方向應該是一致的，就是培養具有高度人文素養以及英語技能過硬的專業人才，以此為契機學生的培養和成才便可通過跨校選課、人文講座、課堂考核等一系列方式的結合來逐漸實現，放棄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對學生來說是一大損失。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高等教育學專家凱特•查諾克（KateChanock）認為：高等教育的廣泛參與必須實現三方面需求的融合：物質、文化以及認知；跨學科教學尤其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與英語課程的結合會提供一種新的學習和評估的方式，包容并蓄的課程教學要比單一課程教學更有裨益，同時也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和評估的選擇。[5]事實上，除了傳統的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西方教育發達國家大學的人文教育成功之外，很多國家的人文素質教育從中學就已經開始普及。加拿大安大略省從1999年就開始給9至12年級的高中生開設多樣化的人文課程，并每年更新課程目錄，學生可選擇的課程不僅包括像公平研究、家庭研究這樣的課程也包括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世界宗教等人文類經典課程，開設這些課程的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幸福感和學習能力。[6]

曾于2009年獲得佛蒙特大學教育學碩士的維多利亞•普萊莎科娃（VictoriaPleshakova）就在其碩士論文中回憶了她哲學思維培養的過程，正是基于對古典俄羅斯作家如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經典作品的研讀孕育了她積極思維的能力，她的分析和思考能力正是在當時的哲學和文學課程中與同學、朋友的思辨中形成的，同時她也認為知識與智慧是永無止境的。[7]美國俄亥俄威斯理大學（OhioWesleyanUniversity，US）自1942年就在其人文-經典學院開設大量的跨學科方面的經典課程如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雅典和耶路撒冷研究，現當代的東京、波羅的海研究，婦女思想史、文學、音樂、視覺藝術等大量的人文和藝術類通識課程，相比而言，職業教育類培訓課程卻受人詬病，被人鄙夷。[8]筆者所在的重慶郵電大學外國語學院時常邀請國內外著名學者蒞臨講座，一是為了幫助英語專業學生和教師了解先進的英語方法的習得理念以及提高英語思維能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人格、審美能力、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能力，而且外語類課程的人文性一定不能忽略。[9]因此，培養英語專業學生的人文素養已經在學界達成了共識，各位學界前輩專家的真知灼見促使筆者不得不思考如何提升英語專業學生的綜合競爭力，提高英語專業學生的人文素養已刻不容緩。

三、英語專業學生人文素養提高的現實困境

自2005年以來，英語專業畢業生的市場需求就逐年下降，一方面由于英語專業畢業生的供大于求，另一方面便是高素質的英語專業畢業生鳳毛麟角。英語專業學生大學四年除了掌握一些基本的語言技能外，人文素養和批評性思維能力的培養都較為欠缺，除了大學四年英語專業課程設置的不合理之外，以學科為劃分手段的非此即彼的培養模式大大制約了英語專業學生的知識范圍。教育政策和制度并未高屋建瓴地為英語專業學生畫一幅美好的宏偉藍圖，學科方向以及所學課程的局限性成為了英語專業學生綜合能力長期每況愈下的直接動因，英語專業學生不懂數學、邏輯學暫可理解，而如果連基本的人文素養都不具備將會失去參與當今全球化競爭的機會，那么，提高英語專業學生人文素養的困難在哪里呢？首先，社會市場化的功利性大環境扼殺了人文學科的成長環境。眾所周知，工具型、功利型、速成型教學已經成為時下大學教育的風格，自1999年大學擴招以來，大學生的文化素養就逐年下降，有些人甚至連最基本的三綱五常、四大名著是什么都不知道。此外，近年來社會對技術類人才需求較為旺盛，對哲學、歷史學、中文等傳統人文學科的畢業生需求日趨萎縮，“去史化”、“去哲學化”[10]、“去文學化”等字眼不時躍上報端，大學課程中更是去除了原本傳統的“文學史”、“史學理論”、“哲學史”等核心基礎課程，將之換成更具應用型和工具型的如“應用文寫作”或“課外實踐”等淺薄的快餐式課程[11]，功利型、工具型教學模式下的英語教學也難逃厄運，英語專業學生人文素質堪憂。

其次，長期學科發展的片面性導致英語專業學生先天成長不足。長期以來，英語專業本科四年僅僅學習語言或者與語言有關的基礎類技能課程，最多開設具有選修性質的《英美文學》、《語言學》、《跨文化交際》、《英語國家概況》等隔靴搔癢的課程，而且大部分這類課程周課時較少，選修學生不多，甚至某些課程僅在大四開設，這大大地影響了學生選修此類課程的數量，質量更是無法保證。近年來，盡管某些外語類院校和綜合性大學調整了英語專業學科的課程體系，但是收效甚微，因為這些高校所開設的人文課程僅僅作為課外閱讀或者僅僅屬于概述性課程，課外閱讀無法有效約束和核查學生的完成情況，概述性課程無法就某些重要的課題進行悉心研究，這也限制了學生思維深度和批判能力的培養，歸根結蒂，課程設置直接反映出英語專業自身學科的孤立性和片面性。最后，制度層面的缺失無法保障人文素養的提高。西方學生在知識廣度、深度方面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美國高校文科生大學四年必須要修完32門課程，課程由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組成的普通教育課程，重視通識教育、注重課程設置的靈活性和多樣性、強調課程設置的國際化。[12]耶魯大學英語系更是要求學生修完36門課程，學生除了完成自己所在系課程之外，必須要完成其他領域或系的12門課程，每門課程必須要通過自己思想的升華來進行寫作，完成考試，抄襲是嚴格禁止的；更有甚者，就連美國內科醫學委員會（theAmericanBoardofInternalMedicine）（ABIM）都強調并培訓新入職員工的人文素養，對病人采取人文關懷和照顧。[13]相比而言，我們不光在課程考核方面過于簡單，而且抄襲、杜撰、信口開河成風。且不說人文素質培育本身，僅僅通過教學、課程、評估制度層面來講美國就已經領先我們很多，如果不從制度層面確立并加強人文素質教育的基礎性作用，未來的英語專業人才將成為只會講英語而頭腦空洞的淺薄之人，制度層面確立的英語教育體系也需要教育工作者素質的提高。

作者：師嘉林 單位：重慶郵電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