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不起訴制度的監督制約機制研究

　　〔摘要〕 相對不起訴，又稱酌定不起訴，該制度的確立對于司法資源合理配置、社會矛盾化解、社會關系修復以及檢察機關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升均起到促進作用。該制度賦予了檢察機關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但對其監督制約仍然存在監督標準不易把握、監督制約不全面、監督制約機制得不到充分發揮的困境。面對該困境，應當從強化事前監督意識、事中監督制約、事后正負激勵三個方面，通過對檢察人員崗位廉政教育、查找廉政風險點，形成相對不起訴風險防控措施，以嚴明相對不起訴認定標準、嚴格相對不起訴辦理、公開、報備、銜接、救濟等程序方面，加強相對不起訴裁量權運行中的監督管理，并按照案件評查、監督巡查、能力考察“三查”方式，著力提升敢用、善用不起訴裁量權的能力，以期不斷完善相對不起訴監督制約機制，構建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

　　本文源自侯登華; 趙瑩雪， 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4-23《北京科技大學學報》(月刊)創刊于1955年，是由北京科技大學主辦的專業性學術科技期刊。本刊旨在推動國內外學術界的交流與合作，主要刊登礦業與環境、冶金與材料、設備與能源(冶金)、控制與決策(鋼鐵企業)等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為冶金工業類中文核心期刊、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期刊和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統計源期刊，被EiCompendex、CA、《劍橋科學文摘社網站》、《文摘雜志》(俄)、《數學文摘》(德)等國內外著名檢索刊物或數據庫列為收錄源期刊，先后榮獲首屆國家期刊獎、中國期刊方陣“雙高期刊”、第二屆國家期刊獎百種重點期刊、第三屆國家期刊獎百種重點期刊、首屆中國高校精品科技期刊等多項大獎。

　　〔關鍵詞〕 相對不起訴; 認罪認罰從寬; 輕微刑事案件; 監督制約; 辦案質效

　　相對不起訴作為我國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權之一，屬于公訴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發揮主導作用、履行主體責任的重要方式，其隨著《刑事訴訟法》的修訂而不斷完善。1979 年制定的《刑事訴訟法》第三章，即提起公訴，第一百零一條第二款規定了檢察機關可以免于起訴的兩種情形，即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以及依照刑法規定免除刑罰的。該條款從法律層面賦予了檢察機關免于起訴的公訴權。1996 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將免于起訴修改為相對不起訴，較之前的規定，增加了“犯罪情節輕微”的要求，并在第三款中賦予了檢察機關檢察意見權，明確了相對不起訴后的行刑銜接程序。之后的兩次修訂，延續了相對不起訴的相關規定，但不起訴權的內涵從 1979 年《刑事訴訟法》中的免于起訴和法定不起訴，擴充到當下的五種不起訴類型，即法定不起訴、相對不起訴、存疑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和 2018 年修訂時新增的特殊情形不起訴，即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不起訴。基于《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2019 年 10 月 24 日兩高三部下發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第三十條指出，對認罪認罰后沒有爭議，不需要判處刑罰的輕微刑事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該意見的出臺，促進了相對不起訴制度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有效銜接，為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適用相對不起訴奠定了制度基礎。2020 年 5 月 11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監督管理辦法》第九條明確了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適用不起訴的審批制度及檢察官聯席會制度，第十條規定了不起訴認罪認罰案件可以進行公開聽證的五種案件情形，以公開促監督。

　　然而檢察實踐中，相對不起訴監督制約機制仍然存在薄弱環節，需要不斷完善。2020 年 8 月 26 日，政法領域全面深化改革推進視頻會提出，要構建與新的執法司法權運行模式相適應的制約監督體系;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加快形成“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更是對檢察監督尤其是對公訴權的監督制約提出新要求。本文將從明晰相對不起訴內涵出發，剖析相對不起訴適用過程中進行監督制約存在的困境，進而深入探析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適用相對不起訴監督制約機制完善路徑，以期提升檢察機關對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完善與多層次訴訟體系相適應的公訴模式和與其相適應的制約監督體系。

　　一、內涵明晰: 相對不起訴的本質內涵

　　根據《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犯罪情節輕微”以及“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屬于檢察機關適用相對不起訴的必要條件。其中犯罪情節，例如犯罪的時間、地點、手段、方法、動機、后果、結果，以及行為人情況、犯罪形態、犯罪后態度、共同犯罪中所處的作用等，是適用相對不起訴的重要考量因素，屬于事實基礎，具有一定的司法裁量空間; 不需要判處刑罰是對法律未明文規定 “免于刑罰”的補充，例如綜合全案情況和量刑標準，宣告刑可能少于訴前已羈押的期限等情形，亦存在裁量空間和免除刑罰都屬于法律基礎。而免除刑罰，則是指法律明文規定可以免除刑罰的情節，例如《刑法》規定的十四種情節，即總論中第十條域外刑事判決的消極承認，第十九條聽說、視覺機能對責任能力的影響，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二十八條、第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中涉及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犯罪預備、犯罪中止、從犯、脅從犯、自首與坦白、立功的免除情形，分論中第三百五十一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三百九十條、第三百九十二條中分別規定的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貪污罪、行賄罪、介紹賄賂罪的免除情形，以及司法解釋中關于“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于刑事處罰”的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的盜竊案件可以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的四種情形。其中認罪認罰屬于犯罪情節中的犯罪后態度，是適用相對不起訴的必要條件，在 12309 中國檢察網中公開的 103 份相對不起訴案例①中，56. 3% 的文書明確寫明“認罪認罰”，并作為適用相對不起訴的條件之一，未明確寫明的，從不起訴內容來看也能推斷出行為人到案后認罪認罰。換言之，在司法實踐中，認罪認罰是對輕微刑事案件適用相對不起訴的絕對前提，檢察機關在處理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時，被賦予了適用相對不起訴的自由裁量權。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貫穿于相對不起訴始終，“從寬”既包含刑罰上的從輕、減輕處罰，又包含了程序上的從簡，相對不起訴在其中起到了刑事案件的分流作用，實現了實體和程序上的雙重“從寬”。

　　二、價值辨析: 相對不起訴監督制約的現實意義

　　相對不起訴權充分體現“寬嚴相濟”形勢政策以及恢復性司法理念，發揮出不起訴的審前分流和過濾作用，能夠促進司法資源合理分配、化解社會矛盾、修復社會關系，為提升輕微刑事案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起到促進作用。然而任何權力都需要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都需要加強監督制約，相對不起訴權的適用也不例外，對其監督制約主要存在如下三個方面的意義。

　　一是促進相對不起訴權的規范、準確適用，防止權力濫用和司法腐敗。在明確相對不起訴標準后，對于適用相對不起訴權實質內容的監督，能夠促進檢察機關依據法定標準，規范、準確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同時，依法、依規適用相對不起訴、以及不超過裁量限度也是對該裁量權的限制，避免其淪為司法權力尋租的工具，防止超出裁量權、超出邊界形成燈下黑，或背離相對不起訴裁量權設立的初衷，在有違客觀公正的情況下，偏離作出正確決定的路徑。只有建立健全相對不起訴標準及監督制約機制，才能更好的秉持立法初心，公正、準確行使不起訴裁量權[1]。

　　二是促進各方權益保障及司法公正，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對于相對不起訴辦案程序的監督，為實體正義實現提供保障。其中，程序上的監督制約，有利于各方訴訟參與人參與到案件辦理過程之中，促進行為人、被害人、偵查機關明確權利義務、全面了解案情、掌握案件進展，實現各方權益保障。實體上的監督制約，為案件事實認定和法律正確適用增加砝碼，有利于保障公平公正的真正實現，為行為人回歸社會鋪平道路。

　　三是促進司法公信力不斷提升，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對于相對不起訴的有效監督制約，促進該權力依法、依規公正行使，能夠平息事端、化解矛盾、案結事了，實現社會關系修復、社會戾氣減少，促進行為人回歸生活和社會。此種監督制約方式，也受制于社會公眾的有效監督之中，保障檢察裁量權行使不脫離群眾，并通過公開透明的形式，展現出檢察機關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作為，不僅有助于提升辦案質效，更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

　　三、問題剖析: 相對不起訴自由裁量權風險梳理

　　( 一) 相對不起訴監督制約標準不易把握

　　現有《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中規定的相對不起訴適用情況較為概括，統一的具體適用標準尚不明確。部分地區結合專題調研和探索，對常見的輕微刑事案件，制訂了相對不起訴標準。例如，河南省檢察院為統一司法標準、規范不起訴裁量權，研究出臺《輕微刑事案件適用相對不起訴指導意見》，規定了故意傷害、危險駕駛、交通肇事等 7 類常見案件的相對不起訴適用標準[2]。又如浙江省湖州市南潯區人民檢察院出臺的《相對不起訴工作實施細則》，區分了不適用、適用相對不起訴的具體情形以及 7 類常見犯罪罪名的相對不起訴適用條件，為不起訴裁量權的行使提供了規范和指南[3]。然而這些地方經驗，并未普及，適用的案件類型不全面。各地適用條件不統一，使得國家層面的監督制約，無法確定統一標準。

　　( 二) 尚未實現相對不起訴監督制約“全覆蓋”

　　日前，相對不起訴程序無專門規定，適用相對不起訴的法律依據較為分散。例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中規定了相對不起訴決定須經檢察長批準、公開宣布、不起訴決定書送達等程序性要求，《人民檢察院辦理不起訴案件公開審查規則( 試行) 》僅就不起訴案件公開審查程序性問題進行了詳細規定，《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監督管理辦法》屬于對認罪認罰案件專門的監督管理規定，雖然其中明確了對不起訴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部分內容的監督制約，但目前仍未出臺專門不起訴或相對不起訴程序性的規范性文件。除了該規定要求之外的其他相對不起訴相關工作，例如不起訴公開聽證等選擇性不起訴程序，在檢察實踐中易被忽視。因此，在相對不起訴程序監督制約方面，容易出現弱化或不全面的情況。

　　( 三) 相對不起訴監督制約機制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據統計，2018 年全國檢察機關的不起訴率為 7. 7%，其中相對不起訴人數的占比為 74. 9%，起訴至法院被判處拘役、緩刑等輕緩刑的占判決總數 44. 5%[4]。直接反映出，相對不起訴適用率仍處于較低狀態; 側面反映出檢察人員不敢、不善適用相對不起訴權，司法理念和司法觀念亟需轉變[5]。此外，對于捕后不訴案件進行考核、進行司法責任認定，會對案件承辦檢察官適用相對不起訴造成思想負擔，限制了相對不起訴的適用，影響監督制約機制作用發揮[6]。即使是在“捕訴一體”改革之后，捕后不訴率仍然作為重要指標之一用以考核案件質量，檢察官在面對考核時，會在考慮對已批捕案件擬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時充分“警覺”，從而存在“退而求此次”提出徒刑并適用緩刑的量刑建議情況。

　　四、路徑探析: 相對不起訴裁量權的全流程、全方位監督制約機制構建

　　針對相對不起訴監督制約存在的三大問題，應以習近平法治思想①為引領，從強化事前監督意識、事中監督制約、事后正負激勵三個方面，構建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促進檢察裁量權依法、依規行使，實現案件辦理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三效合一”。

　　( 一) 強化事前監督意識

　　一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強化崗前廉政教育，不斷加強相對不起訴廉政風險防控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第十九屆全國檢察理論研究年會上提出，檢察工作是政治性極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極強的政治工作。而開展相對不起訴工作時，就是要善于運用政治思維和智慧，把講政治落實到其中，例如狠抓中央“三個規定”貫徹落實，嚴格相關報告制度，通過對違法適用相對不起訴反面案例的學習，達到“以案示警、以案為戒、以案促改”的目的。又如通過“三會一課”，加強黨性教育，采用參觀警示教育基地、觀看廉政教育片、認真學習《人民檢察院司法辦案廉政風險防控工作指引》等方式，加強廉政教育，筑牢廉潔自律、規范用權的思想防線。檢察機關內部負責紀檢監察的部門，也要深入開展檢務督查工作，確保檢察人員在開展相對不起訴相關工作時公正廉潔司法。

　　二是查找廉政風險點，制定相對不起訴案件辦理的風險防控措施。風險防控應當貫穿案件辦理全過程，應從受理案件出發，逐一排查廉政風險點。例如在辦案前，排查是否違反回避的規定; 在辦案中，排查是否嚴格按照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標準，是否存在與之前辦理的類似案件存在同案不同處理的情形，是否按照辦案規定聽取了被害人意見，是否依照法定程序進行了公開審查、公開宣告，是否接受了當事人或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等的吃請; 在辦案后，排查是否依法對案件進行了公開，是否接受了群眾監督等。風險防控過程，為規范司法奠定基礎，是實現辦案安全的最優保障。

　　( 二) 強化事中監督制約

　　相對不起訴裁量權運行中的監督管理不僅包括權力內在本身，也包括適用程序，應當從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加強監督管理。

　　一是嚴明相對不起訴認定標準，確保“適用上準確”。首先，要明確把握五類不起訴的適用條件，嚴格區分相對不起訴和不構成犯罪不起訴情形，通過加強實體上對案件事實的正確認定以及法律的正確適用，避免出現類似“趙宇案”[7]撤銷“相對不起訴”決定而作出“法定不起訴”的情況。相對不起訴雖然在結論上表現出的是司法機關不再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但認定存在犯罪事實、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構成犯罪是前提，只是鑒于認罪認罰、情節輕微等情節，不追究刑事責任。而當行為人被認定為無罪時，作出的才是 “法定不起訴”決定。兩種不起訴權的適用，存在著完全不同的適用前提。其次，要秉持客觀公正立場，靈活把握政策界限，審慎認定案件事實基礎和法律基礎，綜合考慮認罪認罰的階段、案件起因，主觀惡性、危害后果和處理效果，細化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適用相對不起訴的實質條件，形成適用標準的規范性文件。例如，在規定行為人身份時，將其明確為初犯、偶犯，且社會評價考核結果良好。尤其是在平等保護民營企業司法政策影響下，以及服務復工復產、服務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大背景下，對于行為人是企業、企業經營者，或者是對企業發展具有關鍵作用的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且確實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要準確把握涉企案件法律界限，對涉企案件行為人主動賠償損失、接受教育、履行社會責任等情況開展社會評價考核，并將評價結果作為適用相對不起訴的重要參考，最大限度減少司法辦案對企業生產經營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可以充分借鑒域外緩起訴協議制度，積極探索構建與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所并行的企業犯罪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為企業持續發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8]。又如，在對案件造成影響的社會關系修復上，明確行為人須對財產權方面的損失進行賠償，對人身權方面的損失進行修復，通過賠禮道歉、恢復原狀，取得被害人諒解，對于被害人漫天要價的，要明確合理的賠償機制，讓“認罰”具有更加合理的渠道[9]; 在認罪認罰的階段上，可明確認罪認罰始于偵查階段，并將行為人的悔罪態度作為考量標準之一。檢察文書中，也應明確作出相對不起訴依據，通過規范化的文書公開，促進釋法說理，以公開促公正。

　　二是嚴格相對不起訴運行程序，確保“程序上規范”。具體而言，其一，要明確辦理程序。擬適用相對不起訴案件的行為人，應當是無社會危險性，其在偵查階段，通常已被取保候審。為使其盡快回歸正常生活，減輕訴累，減少訴訟環節，應注重辦案時效，盡快將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依法不經審判終止在審查起訴階段。因此，在案件辦理時，不僅要注意實質上“從寬”，還要注重程序上“從快”，從便于行為人的角度，可在辦案程序上實現當日受理案件、當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取保候審決定、當日告知犯罪嫌疑人權利義務、當日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當日聽取被害人意見、當日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六個當日。其中，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簽署，需在辯護律師或值班律師的見證下進行，加強認罪認罰自愿性、合法性的審查，扎實相對不起訴決定作出的基礎依據。需要說明的是，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是檢察機關與犯罪嫌疑人“控辯協商”的結果[10]，以便從程序上保障犯罪嫌疑人同意檢察機關對案件適用相對不起訴的自愿性，最大限度避免被不起訴人申訴的情況發生。

　　其二，要明確公開程序。對于行為人，在進行權利義務告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宣講、訊問以聽取其意見常規辦案流程外，針對案件具體情況，適時對相關證據進行集中的簡化展示即證據開示，保障其對案件的知情權和認罪認罰的真實性及自愿性; 以上屬于實體上的公開，在程序上也應通過公開聽證、公開宣告，體現檢察主導作用，發揮案件警示教育作用。相關程序運行中，可以適時邀請人民監督員參加，通過聽取其對案件認定及處理意見的方式，接受人民監督員的監督。其中，公開聽證的重點在于對案件證據情況、法律適用進行研討，以及聽取參與聽證的各方意見，為是否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提供參考。例如，通過公開聽證認真聽取被害人和公安機關的意見，尤其注重提升被害人在不起訴中的參與程度，充分保障被害人程序參與權和知情權，當以上雙方均同意案件適用相對不起訴決定時，才能有效降低被害人自訴、公安機關復議復核的可能性，達到息訴罷訪、案結事了的目的。而公開宣告的重點在于相對不起訴決定的宣布以及警示教育。宣告時，應及時通知公安機關承辦人等到專門的宣告室，由承辦檢察官主持整個宣告儀式，以宣告場所標準化、宣告流程規范化、宣告內容說理化為要求，經過宣告準備、宣布開始、宣讀決定書、聽取意見、教育訓誡、簽收反饋等六個階段，切實增強不起訴的儀式感、莊重感，增強被不起訴人對法律的敬畏。對于有條件的檢察機關，可以探索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的集中移送、集中審查、集中審理，集中聽證，集中宣告，簡化審查報告、簡化辦理流程，努力讓正義來得更早。

　　其三，要明確報備程序。目前，對于承辦檢察官依法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需要經過檢察長批準，且需向上級檢察機關進行報備，通過審批、報備加強內部把控、上級監督，有效防止辦案中的司法干預，最大限度減少權力尋租空間。對于承辦檢察官拿不準的相對不起訴爭議案件，可以提請部門負責人召開檢察官聯席會研究討論，參會檢察官通過查閱卷宗、查閱案件審查報告或聽取承辦檢察官匯報等方式，在全面了解案情基礎上參與討論、發表意見。使承辦檢察官通過檢察官聯席會的方式，聽取各方建言、匯集檢察智慧，增強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的內心確信，防止裁量權錯用、濫用。

　　其四，要明確銜接程序。《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三款規定了檢察機關提出檢察意見的權力，為輕微刑事案件行政化處理的“行刑銜接”提供法律依據。承辦檢察官應根據案件情況，以及行為人在刑事立案后被羈押和其他處理情況，決定是否提出檢察意見、提出何種意見、移送何機關進行處理，并跟蹤處理結果，消除被不起訴人逃避行政處罰的可能性[11]。該意見可以是“倒裁”的行政處罰、行政處分或者沒收違法所得，也可以是列入個人征信體系接受個人信用懲戒等。在該過程中，也應明確程序回轉問題，如檢察機關提出行政處罰的檢察意見，當行為人不接受該行政處罰時，也意味著認罪認罰的變更，相對不起訴決定作出的前提發生了變化，應及時撤銷相對不起訴決定，根據新出現的情況依法作出相應處理。此外，還應在辦案中加強檢察監督力度，秉持“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的理念，審查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對偵查機關的偵查行為進行監督，對存在的不規范或違法情形，及時進行監督糾正，不能因為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而降格對偵查活動的監督; 對于辦案中發現的社會治理問題，及時提出檢察建議，為相關單位的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提供法律幫助，充分利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多層次訴訟監督體系實現 “案結、事了、人和”和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避免辦案出現簡單的“不訴了之”。

　　其五，要暢通救濟渠道，形成對相對不起訴權全方位的監督制約。現行法律明確了被不起訴人申訴、被害人申訴以及向法院提起自訴、公安機關復議復核、法院通過受理被害人自訴案件以監督制約相對不起訴決定、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相對不起訴的監督等五種相對不起訴救濟途徑。要在對當事人進行權利義務告知時，明確告知上述救濟途徑。其中被害人的權益已曾受到被不起訴人的侵害，不能因為相對不起訴的作出而對其造成二次傷害，尤其在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自訴時，承辦檢察官應出席庭審[12]，通過該方式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重新且全面審視相對不起訴決定，以期不斷改進。

　　( 三) 強化事后正、負激勵

　　一是進行案件評查。深化細化相對不起訴數據在業務考核評價指標體系中位次權重，通過設置自行補充偵查、認罪認罰、公開宣告等鼓勵性指標和延長辦案期限、退回補充偵查等限制性指標，引導承辦檢察官在對案件進行相對不起訴時，把好的做多，差的不做或少做; 形成相關數據的月度、季度、年度統計和定期數據通報制度，傳導辦案壓力，最大限度挖掘適用相對不起訴的潛能，發揮好業務考評、業績考核“指揮棒”作用，通過評查倒逼規范司法能力的提高和辦案質效的提升。加強對起訴后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決并免予刑事處罰案件的評查和研判，分析承辦檢察官未適用相對不起訴的原因，并以問題為導向，破解適用困境，促進該類案件依法適用相對不起訴，進一步縮減辦案流程、節約司法資源。

　　二是進行監督巡查。隨著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的不斷更新和升級，案件辦理逐漸實現了網上的全程留痕。負責檢察管理監督的部門要充分發揮跟蹤預警作用，嚴格對相對不起訴案件的受理、審查、作出決定、結案全流程監管，借助網上監管，實現對案件辦理主要流程、關鍵節點的動態管控，尤其強化案卡填錄以及辦案期限、強制措施、涉案財物管理等重點監控事項提示。通過逐案篩查、逐案跟蹤，發現承辦檢察官在相對不起訴案件辦理過程中確實存在嚴重過錯的，要抓住不放，問責到人，一追到底，落實到位，通過跟蹤問責，形成對承辦檢察官的剛性制約。此外，要積極探索相對不起訴案件辦理容錯糾錯機制，例如，對于法律政策不明確的情況下進行探索性相對不起訴造成的失誤和錯誤、有令不行的違紀違法行為要區別對待，對于推動相對不起訴發展的工作過失、以公謀私的違紀違法行為要區別對待[13]，充分調動起承辦檢察官的主動性、創造性，減輕辦案負擔，真正為相對不起訴制度探索中想干、敢干的承辦檢察官兜住底。

　　三是進行能力考查。案件的辦理歸根結底要依靠人，即承辦檢察官，要以講政治的高度提升承辦檢察官敢用善用相對不起訴裁量權的能力，并與檢察官晉級晉升、干部選任關聯起來。一方面，要轉變辦案理念和思維。要在辦理認罪認罰輕微刑事案件時，擯棄“重打擊、輕保護”的陳舊司法觀念，秉持謙抑、善意、少捕慎訴的司法理念和寬嚴相濟的形勢政策，做到依法辦理、寬嚴相濟，實現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并重。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一“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促進社會公正，增進民生福祉，通過相對不起訴的方式，教育、感化、挽留被不起訴人，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時，要將廉潔辦案貫穿全過程，防懈怠、防違規、防造假、防圍獵，防止案件辦理降格讓步。另一方面，要提升辦案能力和水平。在對案件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的過程中，要主動作為，緊抓認罪認罰，做好群眾工作，促成雙方和解，修復社會關系，以“求極致”的態度，精致、細致辦理好案件，做到既講法度，又講溫度，敢用、善用相對不起訴裁量權。同時加強信息化、網絡化、大數據、語音云與案件辦理的深度融合，既要提升工作素能“軟實力”，又要提升科技保障“硬水平”。尤其是在疫情常態化期間，可以采用遠程視頻的方式訊問被取保候審的行為人，在“線上”進行不起訴公開宣告，以非接觸式的網絡行為既保障防疫安全，又保障辦案安全。

　　此外要加強對相對不起訴案件的調查研究，加強指導性案例、類案分析研究，為開展相對不起訴相關工作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引; 加強對相對不起訴典型案例的宣傳，促進源頭治理，實現“辦理一件，教育一片”。需要注意的是，對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后可能引發爭議的案件不宜進行宣傳報道，而需著重開展案件評查工作; 對于敏感案件，要前移輿情防范關口，強化危機風險意識，強化預警預判，做好依法處置、輿論引導、社會面管控的“三同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