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之行為效力的司法認定

　　內容提要 司法實務中，對于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之行為效力的認定問題，法官基于對“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的理解不同，有不同的判決。對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判斷，應檢討實務中適用之標準，對該規定進行目的性限縮解釋，明確將其限于為維護未成年子女人格健全發展所需，以符合必要性原則。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而將其不動產出賣之行為應定性為有權代理，并將《民法典》第35條第1款有關“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的性質識別為“效力性強制規范”，違反效力性規定的行為應認定為無效，以實現優先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

　　本文源自江欽輝， 江蘇社會科學 發表時間：2021-07-27

　　關鍵詞 未成年人利益 優先保護 不動產出賣 行為無效

　　基于法律的概括授權，作為法定監護人的父母有權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理未成年子女實施法律行為，包括將未成年子女之不動產[1] 出賣給他人。在對父母概括授權的同時，法律也為防止法定代理權的濫用設定了禁令條款以保護未成年子女之財產。關于未成年子女財產保護之禁令條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35條第1款規定：“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然而，由于該禁令條款的規定較為原則，使用了“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這一抽象性表述，而且也未明確監護人違反該禁令條款的法律后果，導致了司法適用的困擾。法官基于對“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的理解不同，有不同的判決。司法裁判的不一致一方面使得法律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難以有效落實，另一方面也嚴重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司法的公信力。因此，對“未成年人利益”的概念及判斷基準有必要從理論上予以厘清，以期為司法實務提供指導。

　　一、典型案例及裁判分歧

　　(一)典型案例

　　案例一：王富林、丁美芳等與錢金秀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一審法院認為，涉案房屋登記于王富林、丁美芳、丁某(未成年人)名下，王富林、丁美芳、丁建華代丁某與錢金秀簽訂房屋買賣合同，轉讓價款尚屬合理，出售房屋可獲得相應對價，該交易行為本身并不屬于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處分行為，故該出賣行為有效[1] 。二審法院也認為，作為法定代理人的丁建華代理丁某出賣房屋，符合法律規定，該房屋買賣協議轉讓價格尚屬合理，房屋出售后丁某可獲得相應對價，故該房屋買賣并未損害丁某的利益，從而認定該出賣行為有效[2] 。

　　案例二：魏某等與北京麥田房產經紀有限公司等確認合同無效糾紛案。二審法院除指出涉案房屋“所約定的交易價格并未低于當時市場價格，系等價有償交易”外，還認為，成某作為魏某(未成年人)的法定監護人，其“經濟狀況好壞必然關乎撫養能力狀態，即使因資金困難出賣房屋，亦難以僅憑此就認定損害了未成年人利益”，故該房屋出賣行為有效[3] 。

　　案例三：林某某訴戴某某等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一審法院認為，作為法定代理人的被告戴某某出賣葉甲(未成年人)之房屋，在與原告簽訂房屋買賣協議時，已在協議中明確表明是因被告經濟拮據、生活困難，為解決被告葉甲的生活、教育、撫養、醫療等費用而出售房產，其目的是“為被告葉甲的生活及成長”，故該房屋出賣行為有效[4] 。

　　案例四：汪桂蘭、李某1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一審法院認為，監護人李某2非為維護李某1(未成年人)的權益而將其房屋作價420000元出賣給汪桂蘭的行為，違反了《民法總則》第35條第1款的規定，根據《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該房屋出賣行為無效[5] 。而二審法院卻以李某2作為被上訴人李某1的法定代理人有權代理李某1出賣其房屋，并基于《民法總則》第35條第1款之規定并非“效力性條款”以及“若被上訴人認為監護人代為處分財產的行為損害其利益，其可以向監護人主張承擔相應責任”，從而認定該房屋出賣行為有效[6] 。

　　案例五：黃景威、李惠平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一審法院認為，李惠平在簽訂合同時知道涉案房屋登記在黃某某(未成年人)名下，但其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作為法定監護人的黃景威出售涉案房屋給李惠平系有權代理，且黃某某成年后未對該合同進行追認，故該出賣行為無效[7] 。二審法院也認為，涉案房屋登記在黃某某名下，其法定代理人黃景威將涉案房屋出賣給李惠平時，并無證據證明其出賣涉案房屋系為維護被監護人的利益，故黃景威的行為屬于無權代理行為，黃某某成年后不予追認，故該出賣行為無效[8] 。

　　(二)裁判分歧

　　對于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之行為效力問題，其判斷的關鍵是父母出賣行為之目的是否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從上述案例一、二、三可知，司法實務中法官對于如何判斷“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采取的考量標準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對于因做生意資金困難而出賣未成年子女的房屋是否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認定[1] 。法官對何為“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理解不同，導致法律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難以有效實現。而法官之所以對“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這一原則性規定理解不同，其原因在于法律沒有為如何認定“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進一步提供明確具體的判斷基準。因此，我們有必要檢討司法實務中的判斷標準，以有效保護未成年人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行為效力的認定，從上述案例四、五來看，法院因采取的裁判進路不同而分別得出行為無效、有效、效力待定的不同結論，這也不利于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而法官之所以對該行為效力認定不一，其原因在于法律沒有明確違反“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的法律后果，從而導致法官對父母之行為性質以及該規范的性質認識不同。

　　二、“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應做目的性限縮解釋

　　由于法律并未對何為“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進一步提供明確具體的判斷基準，因此，有必要梳理司法實務中對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時，判斷其目的是否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適用標準，并對不當之判斷標準加以檢討，以明晰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之行為目的，厘清“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判斷基準問題。

　　(一)司法實務中“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之不當判斷標準的檢視

　　1. 以交易價格是否合理作為判斷標準之檢視

　　實務中，對于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之行為目的是否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多采取以交易價格是否低于市場價來認定是否損害未成年人利益。如有判決明確指出，判斷是否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標準在于簽訂合同時“是否低價轉讓”[2] 。還有判決進一步指出，涉案房屋的出售不會直接導致未成年人利益受損，涉案房屋的“低價出售才是對利益的損害”[3] 。如果父母出賣未成年子女的不動產在交易價格上不低于或者不明顯低于市場價，則認定為“未損害未成年人利益”。如上述案例一，一、二審法院均認為，在獲得合理對價時，父母之房屋出賣行為并未損害未成年人利益。也有判決認為，對于監護人是否為了維護“被監護人利益”他人難以知悉，故從交易安全的角度而言，只要交易時監護人沒有明顯損害被監護人利益，即以合理的對價出賣便可。還有判決認為，被告尹善星作為被告尹傳威(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權代理尹傳威與原告簽訂涉案房屋買賣合同，該合同價款未偏離正常價格范圍，故被告尹傳威的合法財產權益并未受到損害。被告尹善星等作為尹傳威的監護人，有選擇其財產存在狀態的權利，其將被告房產轉換為貨幣狀態的行為，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4] 。再有判決認為，作為法定監護人的被告徐洪興、鄧永霞處理被告徐某(未成年人)的共有份額系行使法定代理權的行為，且被告徐某也未能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在上述交易中存在買賣價格明顯低于市場價的情形，故未損害未成年子女徐某的利益[5] 。

　　學界也有學者認為，司法實務中以交易價格不明顯低于市場價作為裁判標準“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判斷標準”[1] 。對此，筆者不敢茍同。司法實務中以不動產交易價格作為判斷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之行為目的是否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適用標準，不具妥當性，有檢討的余地。

　　第一，司法實務中之所以以交易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對比來判斷是否損害未成年人利益，明顯是在價值判斷上傾向于交易安全的維護。但這樣的做法忽略了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問題，在價值考量上有欠妥當。正如有學者指出，在未成年人利益保護和交易安全維護無法兼顧的情況下，應采取 “優先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價值判斷[2] 。該意見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確立的“子女最大利益原則”[3] ，筆者表示贊同。從立法上看，無論是2006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條第1款明確對未成年人實行“特殊、優先保護”(2020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4條更進一步明確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保護原則)，還是 2017 年制定的《民法總則》第 31 條、35 條、36 條明確指定監護人以及履行監護職責應遵循“最有利于被監護人的原則”(2020年制定的《民法典》第31條、35條、36條也延續了這一立法精神)，均體現了這一價值理念。因此，為最大程度上實現對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應在優先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前提下，妥當平衡對交易安全的保護，而非在價值衡量上傾向于對交易安全的維護。

　　第二，司法實務將是否損害未成年人利益作為判斷父母代理權行使是否違反法律設定之禁令條款的標準，但立法上并沒有為如何認定“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進一步提供明確具體的判斷基準，因而 “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這一抽象性表述在司法實務中存在認定上的困難。正如有判決明確指出的，基于實踐中判斷父母將未成年子女房屋出賣的行為是否系“為其利益”較為困難，而與處理未成年人財產的方式相比，將“財產是否以合理的價格轉化價值”作為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判斷標準，則更為適當[4] 。但這種將對“行為目的”之判斷轉化為對“行為結果”之判斷的做法是否真的更為恰當，卻有待商榷。筆者認為，司法實務中將是否“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判斷轉化為是否“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的判斷，導致了立法確立的判斷標準發生了漂移，但這種判斷標準上的漂移卻不利于未成年人利益的有效保護，有欠妥當。父母行使代理權原本僅在為了維護未成年人利益時才不違反法律設定的禁令條款，卻變成了只要不損害未成年人利益就不違反法律設定的禁令條款。從概念的涵攝范圍上看，目的上“為了維護未成年人利益”之行為一般不會損害未成年人利益，而結果上“不損害未成年人利益”之行為未必完全是“為了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因此，“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與“不損害未成年人利益” 在概念的涵攝范圍上并不完全一致。該判斷標準的漂移，雖然有利于法院更好地從事實證據角度予以認定，以降低該法條適用上的難度，但卻難以全面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無法有效實現立法的目的。從行為的限制程度上看，目的上“不是為了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行為并不必然就損害未成年人利益，而結果上“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為一般都不是為了維護未成年人利益，依照舉輕以明重的原則， “不是為了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行為”一般涵攝了“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為”，但后者卻不一定能涵攝前者。因此，該判斷標準的漂移，有將為防止法定代理權濫用而設定之禁令條款的適用范圍被限縮之嫌疑，而禁令條款適用范圍的限縮，卻可能導致設定禁令條款的立法目的無法有效、全面實現，這顯然不利于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與“子女最大利益原則”的理念和精神也不相符。

　　第三，從財產的形態角度看，將未成年子女之房產轉換為貨幣形態，增加了財產被父母挪用的風險，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財產的穩定保護。因為，從不動產到貨幣并非僅僅是財產形態的轉換，而是涉及到未成年子女財產被挪用之風險增大的問題，以及未成年子女財產權利難以得到穩定保障的問題。故父母以合理的對價出賣未成年子女之不動產，未必就符合行為目的系“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 的要求，除非確實是為了維護未成年人自身利益，是其人格健全發展所需，符合必要性原則。對此，也有法院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如有判決指出，涉案房屋系白某1(未成年人)單獨所有，其合法權利在房屋未出售的情況下可以得到較為穩定的保護，但該房屋如果任由作為法定代理人的韓某出售，即使售價不過分低于市場價格，房屋變現所得資金也難以由白某1所占有控制，其基于該房屋的權利也無任何保障[1] 。該實務見解值得肯定。

　　第四，在判決中，有法院將“房屋交易價格是否明顯低于市場價以致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舉證責任分配給未成年人，不具妥當性。根據訴訟法規則，舉證責任的分配決定著訴訟風險的負擔問題。因此，將舉證責任分配給舉證能力較強的一方，更有利于平衡當事人雙方的利益。而在父母出賣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引發的糾紛中，由于未成年人還不具備行為能力，屬于法律特殊、優先保護的對象，其相對于房屋買賣合同的相對方而言，顯然處于弱勢的地位，交易相對方具有較強的舉證能力，由交易相對方承擔舉證責任，能夠更合理地分配訴訟的風險，以平衡當事人雙方的利益，更具妥當性。而且，實體法上既然明確“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也就意味著父母在出賣未成年子女不動產時交易相對方負有審查的義務，否則難以實現對未成年人利益的有效保護。在訴訟中，如果法院不將“審查房屋出賣行為的目的是否系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交易相對方的話，則實體法上確立的交易相對方之合理注意義務將無法在訴訟法上得到落實，顯屬不當。

　　2. 對“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做擴大解釋之檢視

　　實務中，法官還會以父母經濟狀況的好壞關乎其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能力為由，認為父母因做生意資金困難而出賣未成年子女之不動產，不宜就此認定損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如上述案例二中二審法院便持有該種見解。也有判決認為，范某作為被告(未成年人)的法定監護人，其“經濟狀況必然關乎對被告的撫養能力狀態，即使出賣房屋，所得價款既可用于對被告的撫養亦可用于為被告另行購置房產，亦難以就此認定范某的行為損害了未成年人利益”[2] 。還有判決甚至認為，父母之企業經營狀況的好壞關乎其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能力狀態，如因經營的企業資金困難而出賣未成年子女之房屋的話，也可以說是間接為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3] 。

　　筆者認為，實務中法官將“父母因做生意資金困難而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的行為認定為“不損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或者將“父母因經營的企業資金困難而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的行為認定為“間接為了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是對“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擴大解釋，不具妥當性，有檢討的必要。

　　第一，何為“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涉及到法律的解釋問題。從目的解釋上考察，法律為防止法定代理權的濫用而設定禁令條款，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利益，以實現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是建立在未成年子女人格和財產獨立的基礎之上的，即“未成年人有其獨立的個人利益”[4] 。故法律為未成年人設立法定代理人，其目的在于“保護并增進未成年人利益，使其參與私法自治”[1] ，以彌補未成年人行為能力之不足，促進其人格之健全發展。因此，如果將與未成年人個人利益相關聯的 “家庭利益”，甚至于父母經營的企業利益均解釋為“未成年人利益”的范疇，顯然屬于擴大解釋。而該擴大解釋卻超越了“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的立法意旨，與“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相悖，因而并不可取。

　　第二，如果允許將父母因做生意解決資金困難之需或者父母因經營企業解決資金困難之需，均解釋為是“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那么父母所有為了“家庭利益”“經營的企業利益”而出賣未成年子女房屋的行為，其目的均可納入“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范疇，將使得“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條款實際上被架空。這樣的一種擴大解釋，不僅使得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落空，而且也使得“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成為一紙具文，導致“未成年人利益優先保護”的立法精神無法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有效落實。因此，父母因做生意資金困難所需或者父母因經營的企業資金困難所需而出賣未成年子女不動產，不應認定為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范疇。實務中，也有判決將父母因經營資金的需要而出賣未成年子女房屋的情形認定為“非為未成年人利益”[2] 。該種見解值得肯定。

　　第三，實務中有判決認為，父母將其出資購買登記于未成年子女名下之不動產出賣的行為不損害未成年人利益。如有判決在判斷父母出賣未成年子女房屋是否損害其利益時認為，劉某(未成年人)名下的涉案房屋，系由其父母交納的房款，只是以劉某的名義購買，故該房屋出賣行為不損害未成年人劉某的利益[3] 。還有判決進一步認為，涉案房產雖登記在上訴人趙某某名下，但“上訴人趙某某作為無收入來源的未成年學生，對涉案房產無資金投入，亦沒有證據證明涉案房產系趙某某受贈所得”，故應認定為“家庭共有財產”[4] 。

　　對此有學者認為，不能因為房款來源于父母，就否認登記于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屬于其所有，更不能由此得出父母將該房產出賣的行為不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的結論[5] 。筆者對此意見表示贊同。有人之所以認為父母將其出資購買登記于未成年子女名下之不動產出賣的行為不損害未成年人利益，是建立在“將未成年人作為房屋的形式所有人，而父母才是房屋的實際所有人”的認識基礎上，即父母僅是借未成年子女之名購買房屋，父母為實際所有權人。而父母既然是實際所有權人，其出賣房屋的行為自然也就不受“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的約束。但是這種認識卻有欠妥當。因為依據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不動產登記具有推定力，對于登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產應依登記簿推定其為權利人[6] 。故即便是“借名”，對交易相對方而言，仍以登記簿上記載之未成年子女為權利人，父母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出賣該房屋的行為仍然受“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的限制。同時，雖然登記之推定力只是對證明責任的分配[1] ，但是對于父母出資購買并登記于未成年子女名下之房產到底是“贈與”還是“借名”，取決于父母之內心真意，而父母之內心真意在實務上則實難查明。在此情況下，宜將父母出資購買登記于未成年子女名下之不動產推定為“贈與”而非“借名”更具妥當性。故父母出賣其出資購買登記于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產也不能規避“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的適用。因此，不能僅因未成年子女名下之房產的購買資金來源于父母，就得出父母出賣該房屋的行為不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的結論。

　　3. 將協議載明“為未成年人而賣房”作為判斷標準之檢視

　　司法實務中，父母在出賣未成年子女之不動產協議中如載明“為解決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撫養、醫療等費用”，則法院認定為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如上述案例三，一審法院便持有該種見解。還有判決以案涉房屋買賣協議明確載明“為未成年子女在其他地方買房”，從而認定“未損害未成年人利益”[2] 。

　　筆者認為，以房屋出賣協議中載明“為解決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撫養、醫療等費用”來認定屬于 “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或者以房屋出賣協議中載明“為未成年子女在其他地方買房”來認定“未損害未成年人利益”，均不具有妥當性。

　　第一，在協議書中載明“為未成年人利益”，從證據效力上看，與父母出具的“聲明”或“承諾”的證明力是一樣的。但是，法律之所以規定“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其目的在于防止父母濫用法定代理權。因此，該實體法的規定要在訴訟法上得到落實，就必須明確父母對出賣行為的目的是否系“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負有舉證責任，而交易相對方則對父母的行為目的是否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負有審查的義務。如果父母在出賣未成年子女房屋的協議書中載明“賣房的目的是為未成年人利益”就認定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話，那么法律設定的防止父母濫用法定代理權的機制就可以被當事人輕而易舉地規避，該機制就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樣不僅將導致法律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落空，而且還將引發父母與交易相對方惡意串通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的可能。故該種認定不具妥當性。之所以不具妥當性，就本質而言，系“協議載明”不具有證明行為目的是否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證明力。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對父母以未成年子女不動產設定抵押出具不損害未成年人利益之“聲明”的證明力也持有相同的見解[3] 。

　　第二，父母“為未成年子女在其他地方買房”的行為，從目的角度看，還難以直接認定為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因為僅憑“以舊房換新房”的行為本身無法直接判斷行為的目的，要考察“以舊房換新房”的行為目的，還須進一步判斷“換新房”是為了讓未成年子女上更好的學校，還是為了改善其居住環境和條件。如果屬于這兩種情形，那么“以舊房換新房”的行為就可以認定為系“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如果不屬于這兩種情形，則“以舊房換新房”的行為就無法認定為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因此，父母僅是“為未成年子女在其他地方買房”，還難以直接得出系“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結論。

　　(二)“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判斷基準的厘定

　　從司法實務來看，有判決將“為了給未成年人看病而出賣其房屋”[ “4] 為了未成年人出國上學而出賣其房屋”[ “1] 為改善未成年人居住的條件和環境而以舊房換新房”[ “2] 因支付不了與未成年人共有之安置房的購買款而出賣該房屋”[3] 等情形，認定為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不違反“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筆者認為，這些情形系為未成年子女人格健全發展所需，符合行為目的系“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要求，應予以肯定。

　　為有效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實現《民法典》第35條第1款有關“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的立法目的，確保“優先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精神在司法實務中得到有效落實，防止司法的恣意和妄為，筆者認為，應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對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之行為目的，即“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做目的性限縮解釋，進一步明確將其限于為維護未成年子女生活、醫療、教育等人格健全發展所需，為判斷“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提供具體的標準，以符合必要性原則。具體而言，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之行為目的系“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形包括：第一，為未成年子女籌措生活費;第二，為未成年子女籌措醫療費;第三，為未成年子女籌措教育費;第四，為改善未成年子女居住的條件和環境;第五，為改善未成年子女上學的條件和環境;第六，為改善未成年子女的醫療條件和環境;第七，為支付未成年子女因侵權而應承擔的賠償費用，但不得出賣未成年子女用于居住的房屋;第八，其他為未成年子女人格健全發展所需的情形，如因不能支付與未成年人共有之安置房的購買款而出賣該房屋。

　　此外，為確保“優先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精神得到有效落實，在舉證責任分配上應明確：父母出賣未成年子女不動產時，其對行為目的是否系“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負有證明的責任，而交易相對方則對該房屋出賣之行為目的是否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負有審查的義務。唯有如此，才能在程序法上保障未成年人利益的有效實現。

　　三、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將其不動產出賣之行為應認定為無效

　　對于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將其不動產出賣的行為效力問題，由于立法上沒有明確違反 “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的法律后果，司法實務中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裁判進路，對此有必要加以檢討，并在理論上予以厘清。

　　第一種裁判進路認為，父母出賣未成年子女不動產非為維護其利益，違反了《民法總則》第35條第1款之規定，根據《合同法》第52條第5項的規定，認定該房屋出賣行為無效。如上述案例四，一審法院便采取了該種裁判進路。還有判決認為，作為被告白某1(未成年人)的監護人韓某不是“為了白某1的教育、醫療、改善居住條件等利益”而出售其房屋的行為，違反了《民法通則》第18條第1款有關 “除為被監護人的利益外，不得處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根據《合同法》第52條第5項的規定，認定該房屋出賣行為無效[4] 。筆者認為，該種裁判進路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仍有可檢討之處。即該種裁判進路沒有對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之行為進行定性，說明了法官的裁判思路還沒有完全厘清。

　　第二種裁判進路認為，基于《民法總則》第35條第1款之規定并非“效力性強制規范”，以及法律明確了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時由其承擔責任的內部救濟方式，從而認為，即便父母將未成年子女房屋出賣的行為損害了其利益，也僅由父母承擔責任，而非否認出賣行為的外部效力。因此，該房屋出賣行為有效。如上述案例四，二審法院便采取了該種裁判進路。也有判決僅根據《民法通則》第18條第2款的規定，認為即便“韓某代白某1(未成年人)簽訂買賣合同的行為損害了白某1的利益，法律也僅規定由監護人來承擔相應責任，而非由此否定合同效力并由合同相對人承擔責任”[1] 。有學者也持有該觀點，認為基于父母與子女內部可適用“委托之規定對子女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維護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應認定該房屋出賣行為有效[2] 。筆者認為，該種裁判進路和學者觀點有欠妥當，實不可取。

　　1. 以“即便父母將未成年子女房屋出賣的行為損害了其利益，法律也僅規定由父母承擔責任這一內部救濟方式”為由，難以直接得出該房屋出賣行為有效的結論。因為父母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出賣的行為是否有效，取決于該房屋出賣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行為的有效要件，而非法律規定了何種救濟方式。而且，只有對法律行為的效力進行判定后，才有行為的責任和救濟問題，而責任方式并非法律行為效力的判斷要件。此外，該種裁判進路顯然是傾向于交易安全的維護，但在立法和學界均確立了未成年人利益優先保護的價值理念的情況下，這樣的價值判斷欠缺妥當性。

　　2. 該種裁判進路將《民法總則》第35條第1款有關“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范的性質識別為“非效力性強制規定”，即“管理性強制規定”。但該種認識是否準確，卻有檢討的余地，具體理由將在下文予以說明。

　　第三種裁判進路認為，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將其不動產出賣的行為，屬于無權代理行為，該出賣行為效力待定，未成年子女成年后如追認則使之有效，如不予追認則使之無效。如上述案例五，一、二審法院均采取了該種裁判進路。對此，學界有學者也持有該種觀點，認為將“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將其不動產出賣的行為”定性為超越法定限制的無權代理行為，該出賣行為效力待定，子女成年后可通過追認使之生效[3] 。筆者認為該種裁判進路也不具妥當性，仍不可取。

　　1. 該種裁判進路之所以將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將其不動產出賣的行為定性為無權代理行為，是建立在對《民法總則》第35條第1款有關“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作為法定代理權的“限權規范”的認識基礎上的，但將該規定的規范性質識別為“限權規范”，在認識上有檢討的余地，具體理由將在下文予以說明。

　　2. 將父母不利于未成年子女利益之不動產出賣行為定性為無權代理行為，從而得出房屋出賣行為效力待定，將會使得交易關系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對交易安全的危害較大。而且追認權在法律上有除斥期間的限制，在我國法律并無明確未成年人享有的追認權不受除斥期間之限制的情況下，如未成年子女成年后已經超過了法定的除斥期間的話，其享有的追認權在法律上存在行使障礙，由此可能導致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落空。

　　那么，對于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將其不動產出賣的行為效力認定，應該采取何種裁判進路才能正確適用法律，以有效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呢?筆者認為，應在準確定性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將其不動產出賣之行為性質的基礎上，正確認識《民法典》第35條第1款有關“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范的性質，才能找到正確的法律適用路徑，以實現對未成年人利益的優先保護。

　　第一，基于法律對父母采取概括授權的方式，授予父母有權代理未成年子女實施各種法律行為，包括將其不動產出賣的行為，因此，從法定代理權行使的形式要件上判斷，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將其不動產出賣的行為，屬于法定代理人概括授權的權限范圍，符合概括授權的形式要件，應將該代理行為定性為有權代理行為。至于代理行為的目的是否符合制度設立的目的，則是另一層面的問題。故無論代理行為的目的是否系“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均不影響代理行為從形式要件上屬于有權代理的行為定性。

　　第二，法律規定的規范性質應以其規范意旨為判斷標準[1] 。故對《民法典》第35條第1款有關“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之規定，到底應識別為“效力性強制規范” 還是“管理性強制規范”或僅為“限權規范”，其判斷標準在于該規定的規范意旨，即應通過探究該規定的“立法目的”加以判斷。

　　首先，《民法典》第35條第1款有關“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 之規定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代理權的濫用，以實現對被監護人利益的最大化保護，而非僅僅是對父母的法定代理權限進行限制。如果將該規定理解為“限權規范”則難以實現立法目的，不具妥當性。

　　其次，如果某項法律禁令沒有直接明確違反禁令的后果，那么在判斷該規范對行為效力的影響時，關鍵在于考察其立法目的是否在于保護公共利益。如果違反該規定的行為繼續有效，將損害公共利益，則應將該規定識別為“效力性強制規范”，從而認定違反該規定的行為無效。實務中，之所以有判決將該規定識別為“管理性強制規范”，其原因在于將違反該規定的行為后果解釋為僅損害特定未成年人之個人利益，而非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但該解釋卻忽略了未成年人這一社會群體，從整體上看是屬于特殊弱勢群體，其自身因不具有行為能力而無法有效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兒童的健康成長又關乎國家的前途，保護未成年人這一特殊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是家庭、社會、國家的共同責任。可見，將“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問題”解釋為關系到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問題，而不是僅涉及特定未成年人之個人利益的保護問題，則更具正當性和合理性;僅將該規定識別為“管理性強制規定”難以實現立法目的，不具有妥當性。因此，應將該規定識別為“效力性強制規定”，對未成年子女利益采取私法上最強的方式予以保護，即違反該規定即徹底否定行為的效力，才能實現對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保護的立法目的，以符合“子女最大利益原則”。

　　因此，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將其不動產出賣，就行為性質而言屬于有權代理行為，但該行為因違反《民法典》第35條第1款這一“效力性強制規定”而無效，即，應采取“有權代理—違反效力性規定—行為無效”的裁判進路。

　　當然，在優先保護未成年人利益時，也應妥當平衡未成年人保護與交易安全的維護，在制度上做出安排，以實現交易安全危害最小化。具體而言，應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進一步明確“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的具體判斷標準，以為交易相對方提供一個明確的風險預判機制。同時，在舉證責任分配上，也應明確交易相對方對房屋出賣之行為目的是否屬于“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負有審查的義務，以便更好地保護未成年子女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