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與語文現代化文學期刊投稿

　　摘　要：五四之后,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持續高漲,對此,朱自清先生一直給予積極的關注與支持。他的散文創作也是對白話文運動最有力的推動;同時朱自清先生還在他的許多著述中闡述了他的中國語文觀。本文是對朱自清先生的著述中有關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論述和觀點的綜述。

　　關鍵詞：朱自清　語文現代化　白話文運動　國語運動　歐化　簡體字　拼音化

　　朱自清先生曾寫了一篇文章《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綜合引述魯迅先生對中國語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對這些觀點的價值性評說,但從朱自清先生不同時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對魯迅的語文觀是大體贊同的。五四運動帶來了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簡化字運動的持續高漲。這些運動所追求的就是中國語文的現代化:即語言的共同化、文體的口語化、文字的簡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魯迅先生一樣,一直在倡導與追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流。從五四時期在北京大學就學時起,直至后來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關注著中國語文的改革運動,這并非全是出于這些運動在當時與他所從事的文學創作與研究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他不僅支持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流學說與理論,而且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影響知識分子,這無疑起了推動中國語文現代化進程的作用。

　　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白話文運動當屬最成功的,而在這成功的進程中,那些平易、新鮮、通俗明了的優秀白話文作品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一個文學運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不是學說而是作品。在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眾口一辭的贊賞。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評論他的散文,而且多著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談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的價值和作用,朱光潛先生的一段話極有概括性,他說:“在寫語體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語體文運動的歷史還不算太長,作家們都還在各自摸索路徑。較老的人們寫語體文,大半從文言文解放過來,有如裹小的腳經過放大,沒有抓住語體文的真正的氣韻和節奏;略懂西文的人們處處模仿西文的文法結構,往往冗長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們大半過信自然流露,任筆直書,根本不注意到文字問題,所以文字一經推敲,便見出種種字義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極少數人中的一個,摸上了真正語體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簡潔精煉不讓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確是日常語言所用的字,語句聲調也確是日常語言所有的聲調。就剪裁錘煉說,它的確是‘文’;就字句習慣和節奏說,它的確是‘語’。任文法家們去推敲它,不會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給一般老百姓聽,他們也不會感覺有什么別扭。”因此,說到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這方面的成就要和語體文運動共垂久遠的”[2]。

　　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一直相依發展。朱自清先生始終支持國語用活的方言———北京話(當時稱北平話)做標準,他認為,國語應該有一個自然的標準。他說:“有人主張不必用活方言作標準,該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謂‘國語’。而所謂‘國語’就是從前人所稱的‘藍青官話’。但個人‘藍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結果只是四不像罷了。我覺得總是有個活方言作標準的好。”朱自清先生還以他本人為例來表明他的觀點,他說:雖然本人是蘇北人,但也贊成將北平話作為標準語,其中一個原因,是北平話的詞匯差不多都寫得出來[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對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學者對此評論說:北方方言的許多語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紙上,生動、自然、親切,而且很有分寸。這又使人想到一個問題:“能不能完全用一種方言———比如北平話———寫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動,才有個性,也才能在民間生根。可是方言有時就不夠用,特別在學術用語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話,也覺得流利的有點俗。朱先生在這方面的主張,是以北平話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話。那也就包含一個結論,便是:我們文章的語言,必須是出于一種方言,這是語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種方言術語,加以擴大,成為自創的語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對誦讀情有獨鐘,在他的著述中多處談到誦讀的話題。朱光潛先生曾回憶說:“我們都覺得語文體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所以大家定期集會,專門練習朗誦,佩弦對于這件事最起勁。”[5]朱自清先生認為白話文并非怎樣說就怎樣寫,而是“對于說話,作一番洗煉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話,那么就體例說是純粹,就效果說,可以引起念與聽的時候的快感”。他認為,朗誦的發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只要把握住一個標準,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純粹的、理想的白話文[6]。

　　在用白話文寫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標點符號的作用,他認為,標點符號和從前的圈點或句讀符號不一樣。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幫助讀者的了解;對于文字的關系是機械的。前者卻是用在文字里,幫助寫作者表達情思;對于文字的關系是有機的。因為用了標點符號,才有了新的“句”的觀點。現在還有些人不大會用標點符號,先寫好了文字,再去標點起來。這真是所謂“加”標點了。后“加”標點的文字里,往往留著舊白話的影子。他把這原因之一歸于當初由胡適起草的標點符號施行條例,因為其中所舉的例句都是古書和文言,加上一些舊小說的白話,現代的白話文似乎沒有。他認為這種例句“加”上標點符號,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種標點符號的用處。而白話文之所以成為白話文,標點符號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標點符號的人,將標點符號當作文字的一部分,不當作文字外的東西。他們寫作時,隨著句讀標點下去;這是“用”進去,不是“加”上去。這些人的文字,現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話文發展過程中的“歐化”傾向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朱自清先生對此則從時刊發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討。他的態度應該也與他曾在英國專修過語言學有關系。他認為時代處于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中,“現代化的語言是比舊文言舊白話復雜得多、精密得多”。這種精密也體現在文法的現代化上,即體現了分析的精神。他將白話文的歐化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模仿歐化語法,一般人行文時,往往有牽強不過的詞匯,讀起來感覺非常蹩扭。第二個時期注意到歐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這個時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評一些人的“歐化”是堆砌形容詞,使人眼花繚亂,語句艱澀等等的同時,也提出:現準備作的人,大約不止我一個,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謂“歐化”與熟語化兩條路中間。他們求清楚,不得不“歐化”;他們求親切,又不得不熟語化。怎樣才能使“歐化”與熟語化調和得恰到好處,還待研究和練習。這是留心語言現代化的人所應當努力的。白話文不但不全跟著國語的口語走,也不全跟著傳統的白話走,卻有意的跟著翻譯的白話走。這是白話文的現代化,也就是國語的現代化。中國一切都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語言的現代化也是自然的趨勢,是不足怪的。語言的“歐化”在適應和發展現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8]。

　　白話文的“歐化”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交匯融合,而翻譯是介紹外國的文化到中國來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寫了《譯名》一文,專門談名詞術語的翻譯問題。談到借用外語時,朱自清先生認為:原來中國的六書文字同西洋音標的文字性質本是格格難入,同他們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國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國,沒有什么新語輸進來;只有漢到六朝之間,印度哲學輸入,佛經譯出的很多;結果也只是在中國文字里添了許多新詞,并沒有借用梵語的所在。直到近幾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詞的現象。至于西洋文字,因為同中國的文字相差的實在太遠了,所以一直沒有借用的事情。他們的音形都差的太厲害,就是借過來,要叫他普遍通行,讓人人明白他的意義,恐怕是千難萬難呢!主張

　　直接用外國原名的人,以為這樣可以免了許多意義上的剝削,省了許多勞力。但是免了,省了,卻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傳播了。學術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國沒有的;要說借用,借用的字數一定非常之多;滿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國文的,不愿意看這四不像的東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傳播反阻礙了。朱自清先生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暫在相當的譯名的底下附寫原名———讓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矯譯名歧異的弊;又可以漸漸教中國文有容納外國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國文的,也不至于向隅;這樣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雖不必義譯,也要拿中國字切出他的音。切漢音并不足損真,反能幫助他普及。總之,我們做翻譯的事情,是要介紹思想給那些大多數不懂外國文的人,是要促進國語的科學哲學的發展,認定這個主意便對[9]。

　　1920年錢玄同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提倡使用簡體字,后又提出了《簡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并認為這是“治標的辦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胡適也于1923年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的《刊頭語》中說:“中國小百姓做了一件驚人的革新事業: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造與提倡。”認為:“這雖然不是徹底的改革,但確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樁過渡的改革。”由此,簡化字運動引起了廣泛的反響。朱自清先生對這一改革舉動給予了響應,他在1927年寫的《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一文中,肯定了簡化字在現代生活中的價值。他說:“有人研究小學,研究《說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盡矣;至于破體俗字,那當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體俗字在一般社會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無理由可言;而且據魏建功先生說,這些字也并非全無條例,如‘歡’省作‘歡’,‘觀’,省作‘觀’,‘權’省作‘權’,‘勸’省作‘勸’,是很整齊的,頗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學家看來,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張東蓀先生的話,他說:‘凡文明都是有價值的;凡價值都是時代性的。’”[10]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寫了《文字改革問題》。在文中,他就中國文字的走向問題說: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由來已久。近年的發展像是有兩個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簡化字(也就是所謂“手頭字”)。他認為,中國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處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張用拼音文字,不外兩個理由:第一,文字口語合一;重要的怕還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層辦不到,第二層似乎太理想,在中國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簡體字倒是實惠的辦法,簡體字在應用方面還比較方便。他推崇陳鶴琴的觀點:拉丁化必須以國音做基礎;中國漢字必須保存和改進。他認為對于樂意寫簡化字的學生不必像以前那樣去責備他們。同時,“簡體字通行,教學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進步,別字必然減少。”[11]

　　今天,對于朱自清先生的語文觀已無需再多加評說,因為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歷史、發展過程及現狀都已經給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積極的評價。在朱自清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再翻閱一下他的有關著述,捋一捋他有關中國語文現代化的論述、觀點,我們被朱自清先生強烈的現代意識和改革意識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時代性的思維和卓識,對于今天的學術研究仍具有引導意義。

　　注

　　[1]周有光:《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2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2][5]朱光潛:《回憶朱佩弦先生》,見《文學雜志》第三卷,第五期,7頁,商務印書館,1948。

　　[3]此文中所引述的朱自清先生語均由多篇文章中摘要綜合而成,在每段引述內容之后僅注出主要參考文章。《朱自清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1983):第一集,《論白話》,270頁;第三集,《論國語教育》,193頁;第四集,《國語和普通話》,531～532頁;第八集,《語文雜談》,204頁。

　　[4]楊振聲:《朱自清先生與現代散文》,見《完美的人格》,124頁,三聯書店,1987。

　　[6]《朱自清全集》第三集,《論育讀》,186頁;第八集,《理想的白話文》,359、360頁。

　　[7]《朱自清全集》第二集,《寫作雜談》,76～78頁;第八集,《論句子的主詞及表句》,313、314頁。

　　[8]《朱自清全集》第八集,《白話與文言》,200頁;《語文雜談》,203頁;《新語言》,294、295頁;《論句子的主詞及表句》,314頁;《中國散文的發展》,336頁。

　　[9]《朱自清全集》第八集,《譯名》,26～27頁。

　　[10]《朱自清全集》第四集,《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197頁。

　　[11]《朱自清全集》第四集,《論別字》,358頁;第八集,《白話與文言》,200頁;《語文雜談》,202、204頁;《文字改革問題》,4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