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鵲橋相會說，是牛女神話生成于西漢初的又一重要佐證。在《詩經》里，牽牛、織女為天河阻隔，西漢初《淮南子》卻有鵲橋相會的傳說。《白孔六帖》卷9“烏鵲”注引《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12]156茅盾說：“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填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無之)，則在漢初此故事已經完備了。”84《淮南子》的這條佚文是鵲橋相會說的最早記載。至東漢鵲橋相會說廣為流傳。唐韓鄂《歲華紀麗》卷3“鵲橋已成”注引東漢應劭《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因以梁渡織女故也。”[13]顯然，從天河阻隔到役鵲為橋、鵲橋相會，這一愛情神話更加完美動人。
關鍵詞：七夕文化,七夕節俗,牛女神話,牛女石像
引言
織女、牽牛兩星的稱謂，最早見于《詩經》。西漢初的長安，牛郎、織女的愛情神話開始生成，長安斗門今存西漢牛女二石像，這是牛女星宿最早的人形化。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神話的人物和情節已經定型，唐宋以后在民間口傳中又進一步演進。七夕節俗也起源于長安。西漢初長安已有七月七日守夜乞愿、穿針乞巧的節俗，六朝時傳播到江南，至唐代已風靡全國，尤以長安為盛。長安斗門的石婆廟廟會正是七夕節俗生動的載體，附近的牛女二石像石婆廟，不僅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而且是弘揚七夕文化的寶貴資源。
牛郎、織女的愛情神話是古代人民根據星象創造的，織女、牽牛星分處銀河兩岸，因而被看作隔河相望的男女，發生戀情并成為夫婦。這一美麗動人的愛情神話，向七月七日這一歲時性“良日”滲透，最終形成七夕節。牛女神話形成于何時，七夕節俗起源于何地，并非糾纏不清的問題。本文認為，牛郎、織女的愛情神話生成在西漢初，七夕節俗也起源于西漢的京城長安;長安是牛女傳說的故鄉，是七夕文化的發祥地。
一、牛女神話生成在西漢時代
茅盾在《讀<中國的水神>》中說，研究古代神話有兩條路，要“從秦漢以前的舊籍中搜剔中國神話的‘原形’”170，還要“從秦漢以后的書籍乃至現在的民間文學中考究中國神話的演變”171。所謂“原形”，就是“中國民族原始的宇宙觀、宗教思想、倫理觀念、民族歷史最初期的遺形，對于自然界之認識等等”171。“為什么神話會‘演化’呢?‘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滿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熱愛此等流傳于民間的故事，因而依著他們當時的流行信仰，剝落了原始的獷野的面目，給披上了綺麗的衣裳。”270茅盾關于古代神話研究方法與演變原因的理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就牛女神話而言，《詩經·小雅·大東》已提供了神話的“原形”，但這一愛情神話在西漢初才開始生成;此后在詩賦或筆記中多有吟詠與記載，“把一件歷史事實作為底本或骨架，然后披上了想象的衣服，吹入了熱烈的情緒”154，牛女愛情神話因而定型;唐宋以后，在民間口傳中有所演進。據此，我們把牛女神話劃為孕育、生成、定型、演進四個階段。 先秦時期是牛女愛情神話的孕育期。牽牛、織女兩星的稱謂，最早見載于《詩經·小雅·大東》。其詩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148朱熹注曰：“漢，天河也。……織女，星名，在漢旁。……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言彼織女而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148這首詩并舉織女、牽牛、天畢、南箕、北斗等星名，責怪天上星宿空有名號卻不切實用，名為織女而不能織成錦緞，名為牽牛而不能用來駕車，名為畢星而不能用來掩兔，名為箕星而不能用來簸糠，名為斗星而不能用來挹酒。此詩作于幽王之世，《毛序》曰：“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鄭玄箋云：“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727陳奐曰：“幽王之世，東國傷困，則西周之政亂也。譚國大夫作詩告病，本刺周亂，編諸小雅。”可見，產生在周城鎬京的織女、牽牛等星宿命名，已隨著周代文化的傳播而被當時的東國人民所接受了。鎬京，即今之豐鎬遺址，在長安。這一神話在孕育期就與長安關系密切。
在《詩經·小雅·大東》里，“織女”、“牽牛”只是兩個星宿的名稱。先民為何要把銀河兩岸的兩顆大星分別命名為“牽牛”、“織女”呢?茅盾在《楚辭與中國神話》中說：“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狀況、宇宙觀、倫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為骨架，而以豐富的想象為衣，就創造了他們的神話和傳說。”158遠古時代，日月星辰的運行引發先民的想象，他們把原始的農耕信仰投射在星象上，根據人間的生活來命名和識別星宿，賦予星宿神格和人格。毛氏傳曰：“襄，反也。”鄭玄箋曰：“從旦至莫(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679織女之星象同于人間織作的女子，故而被喚作織女星。“牽牛”，是駕車之牛的形象。張衡《思玄賦》“服箱”句章懷注曰：“服，駕也。箱，車也。”680又古詩“牽牛不負軛”，亦本此詩為說。680可見，牽牛、織女兩星宿，正是先民勞動生活在天上星象的投射。織女、牽牛與天漢，是構成牛女神話的三個基本要素。(注：撰者按：杜漢華在《牛郎織女流變考》中說，目前有河北鹿泉、江蘇太倉、山東沂源等地為開發地方旅游資源，自鳴是牛郎織女傳說的起源地。杜氏摒除眾多怪談，卻提出“漢水襄陽、南陽說”這一新的假說。楊洪林在《漢水、天漢文化考》誤以漢水為銀漢，高唱漢水流域是“牛郎織女神話故事的文化土壤”。張君在《七夕探源》中以“漢之游女”攀附天河之織女，遽言“七夕節產生于楚國”。杜、楊、張三文均據《詩經·周南·漢廣》立論，錯把漢水流域作為牛女神話的起源地。(杜、楊、張三文分別載陶瑋選編《名家談牛郎織女》，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00頁，第196-206頁，第244-255頁)這些說法是很不充分的。《漢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漢水東入長江，故詩中把漢水、長江并舉。朱熹注曰：“江漢之俗，其女好游。”(見《詩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頁)程俊英說：“這是一位男子愛慕女子不能如愿以償的民間情歌。”(見《詩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頁)可謂知音。然魯詩、韓詩卻訓“漢之游女”為漢水女神。《韓詩》曰：“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愿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回顧二女，亦不見。”(見《初學記》，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3頁)韓詩、魯詩以此解說詩旨，已失風人之心。杜漢華訓“織女”為“漢之游女”，認為鄭交甫會漢水女神這一神話傳說演變成牛郎織女的傳說，持論新奇，卻難以自圓。楊洪林誤以“又天河也”為“東流為漢”的補注，其言“地上有漢水，天上亦有漢水”，“地上漢水連天漢”，均失之淺陋。殊不知銀漢、銀河既可稱“漢”，又可稱“河”。如《康熙字典》“河”字下注“又銀河、天河也”。如楊氏之法炮制，則地上有大河，天上也有天河，“黃河之水天上來”，則黃河流域當是這一神話的起源地了。張君以魯詩、韓詩訓“漢之游女”為“漢水女神”未足愜意，遂強解“漢水女神”為“織女”，徒添笑柄。綜上，漢水流域為牛女神話的起源地，這只是一擊即破的新的假說而已。) 茅盾說：“現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話，是牽牛織女的故事。……但《大東》里……亦無戀愛的故事。”83《詩經》雖把織女和牽牛并舉，“織女”星已人格化，但“牽牛”星還是駕車之牛，牛女神話尚在孕育中。兩漢時代是牛女愛情神話的生成期。漢初，天人相類、天人感應的宇宙天象觀與讖緯之說對牛女神話的生成有很大的影響。織女、牽牛二星被奉為星神。《史記·天官書》曰：“織女，天女孫也。”1311司馬貞《索引》云：“織女，天孫也。”1311織女獲得在天界諸神中的地位和身份。《春秋元命苞》曰：“織女之為言，神女也。”卷7 《春秋運斗樞》曰：“牽牛神，名略。”卷9則在緯書中也有此二星神。織女、牽牛二星還具備了人的形體。元狩三年(120)，漢武帝在長安西南開鑿昆明池，模仿牛女二宿隔著天河遙遙相望的情景，在昆明池的兩側各立一座牽牛、織女石像(注：撰者按：牛女石雕在兩宋方志中仍有著錄，北宋宋敏求《長安志》卷12：“今石人宛在，疑后人名石父石婆云”。南宋程大昌《雍錄》卷9露臺：“昆明池旁有石婆廟，蓋牽牛訛為石翁，織女訛為石婆也。”(此兩條文獻引自李道和《歲時民俗與古小說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7-198頁)牛女石雕，今在長安斗門，即北常家莊村西石婆廟的“石婆”和斗門鎮上的“石爺”兩石雕像。據湯池考證，這兩尊石像具備了人間男女的性別與職業特征。(見湯池《西漢石雕牽牛織女辨》，載《文物》1979年第2期，第87-88頁)長安斗門的牛女二石雕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大型石刻，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歷史，1956年被列為陜西省第一批重點保護文物。) ，牽牛、織女二星開始具備人的形體。牛郎、織女石像成為昆明池的勝景，東漢班固、張衡均有吟詠，魏晉時猶存著錄。《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于池之東西，以象天河。”95《文選》卷10潘岳《西征賦》云：“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于天漢，列牛女以雙峙。”李善注引《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160牛女二石像，還被想象成隔河相望的戀人或夫婦。宋嚴有翼云：“漢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人，為牽牛織女象。蓋欲神異其水，比方河漢。班固《賦》云：‘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為夫婦之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11]550牽牛與織女二石像隔昆明池相望，與牽牛星同織女星相隔銀河之情狀相仿佛，以具體生動的人體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戀關系，標志著牛女二星愛情神話的生成。人形化的織女和牽牛出現在東漢文人的詩歌和民間的繪畫里。《古詩十九首》云：“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織女進一步人形化，她有“素手”，還會“涕泣”，儼然一個美麗的女子，而織女與牽牛則是一對被天河阻隔的戀人。兩漢繪畫里，牛女神話也成為重要的題材(注：撰者按：湯池說：“牽牛織女這個美好的神話傳說，在漢代的美術作品中得到廣泛的表現。例如河南洛陽1957年發現的西漢晚期壁畫墓，在前室頂脊上繪有牽牛、織女星。東漢畫像石中，還刻畫出牛郎、織女的具體形象。如南陽有一塊畫像石，畫面右上方刻畫河鼓三星，其下刻畫著叉腿而立的牛郎，右手持鞭上舉，左手握韁牽牛，形象栩栩如生，畫面左上方……有一挽著高髻作跽坐狀的婦女，當是織女形象。再如山東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三角形石梁底面，……織女三星，其下刻畫著坐在機杼前操機織錦的織女。”(見湯池《西漢石雕牽牛織女辨》，載《文物》1979年第2期，第88頁))，牽牛、織女二星從天上的星宿，變為人間的情侶，成為古代社會男耕女織勞動生活的具體呈現。
鵲橋相會說，是牛女神話生成于西漢初的又一重要佐證。在《詩經》里，牽牛、織女為天河阻隔，西漢初《淮南子》卻有鵲橋相會的傳說。《白孔六帖》卷9“烏鵲”注引《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12]156茅盾說：“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填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無之)，則在漢初此故事已經完備了。”84《淮南子》的這條佚文是鵲橋相會說的最早記載。至東漢鵲橋相會說廣為流傳。唐韓鄂《歲華紀麗》卷3“鵲橋已成”注引東漢應劭《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因以梁渡織女故也。”[13]顯然，從天河阻隔到役鵲為橋、鵲橋相會，這一愛情神話更加完美動人。
綜上，牽牛、織女的愛情神話在西漢初開始生成。織女從人格化的星神，成為具有了人形化的普通勞動者;這一神話的結局從天河阻隔轉為鵲橋相會。誠如茅盾所言，“在漢初此故事已經完備了”84。
魏晉六朝時代是牛女愛情神話的定型期。由于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傳說的推動，在文人詩賦和筆記小說中，牛女神話表現出更多的世俗化和情欲化傾向。首先，人物關系更加親密，牛郎與織女從相戀到婚姻，由戀人而夫婦。《文選》卷19《洛神賦》“詠牽牛之獨處”李善注引曹植《九詠》注云：“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271最早稱牛女為夫婦。夫婦之說，至吳均《續齊諧記》成武丁故事乃確定。唐韓鄂《歲華紀麗》卷3“織女將渡”注引《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以被召。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是也。”[13]傅玄《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14]76其次，情節結構更加完整。明馮應京《月令廣義》引南朝殷蕓《小說》云：“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云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后遂廢織纴，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一年一度相會。”[14]784可見，牛女神話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節。至此，織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關系和性格從許嫁到隔絕再到相會的故事情節都已定型。換言之，到了魏晉南北朝，牛女神話已經演繹出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節，刻畫出生動而鮮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愛情神話的演進期。牛女神話仍然通過文人創作與民間口傳兩個途徑進行傳播。白居易、杜牧至秦觀都沿用西漢以來的神話傳說，寫出了美麗動人的詩篇。白居易《長恨歌》寫明皇與貴妃在七夕守夜暢想鵲橋相會的神話，喊出“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生死相隨的愛的誓言。北宋秦觀《鵲橋仙》：“織云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在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是借牛女神話來謳歌堅貞不渝的愛的信念。不過，這些詩篇對牛女神話的人物性格與故事情節上并無發展。民間口傳的牛女愛情則形態各異。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辭典》“牛郎織女”條里采集了一則普遍流傳的牛女傳說，其情節是：“織女為天帝孫女，王母娘娘外孫女，于織纴之暇，常與諸仙女于銀河澡浴。牛郎則下方一貧苦孤兒也，常受兄嫂虐待，分與一老牛，令其自立門戶。其時天地相去未遠，銀河與凡間相連。牛郎遵老牛囑，去銀河竊得織女天衣，織女不能去，遂為牛郎妻。經數年，產兒女各一，男耕女織，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織女。王母娘娘慮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織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與兒女仰天大哭。時老牛垂死，囑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兒女上天。差已追及織女，王母娘娘忽拔頭上金簪，憑空劃之，頓成波濤滾滾天河。牛郎織女隔河相望，無由得過，只有悲泣。后終感動天帝，許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鵲橋相會。”[15]82這一民間口傳文學，通過牛女之被阻隔，譴責封建禮教勢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和鮮明的階級性。牛郎、織女的性格形象更加豐滿，成為勤勞善良、忠于愛情的美好典型。許多學者認為，民間口傳中的牛女神話是結合了天鵝處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長期流傳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長安西南昆明池畔開始修建牛郎、織女廟，設案供奉牛女二石像。北宋宋敏求《長安志》卷12縣二長安：“唐貞元十四年置石父廟。”“石婆神廟并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16]這是史載最早的牛郎、織女廟。“石父”、“石婆”是長安鄉民對西漢牛郎、織女石像的俗稱。此后，有許多地方也修建祠廟，祭祀牛女二星神。
綜上，牛女愛情神話在周代的鎬京孕育，在西漢初的長安生成，經過魏晉南北朝文士的修飾與定型，隋唐后在民間廣為流傳。無庸贅言，長安正是牛女傳說的故鄉。
二、七夕節俗起源于西京長安
七月七日，并非“七夕”。七月七日原是歲時性的節日，與牛女神話無涉。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節俗包括曝衣、曝書等。“七夕”則依托牛郎、織女的愛情神話而產生，是一個紀念性節日，其節俗主要有守夜乞愿和穿針乞巧等。
《詩經·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秋之交，正是曝曬舊衣和制作新衣的時節。宋卜子《楊園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常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登樓曝衣。”[17]卷31據此，七月七日曝衣之俗，可溯至西漢武帝時。東漢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藍丸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18]76則曝書、曝衣以免蟲蠹，漸成習俗。此俗至魏晉尤盛。王隱《晉書》曰：“魏武帝辟高祖(司馬懿)，以漢祚將終，不欲屈節于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門下，……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令史竊知，還具以告。”[17]卷31司馬懿假病，仍不廢曝書，可見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說新語》曰：“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曬衣物，乃仰臥出腹，云曬書。”[19]76《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字仲容。七月七日，諸阮庭中燦然，莫非錦綈。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裈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18]76臥腹曝書、掛犢鼻裈，是魏晉名士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見，七月七日原有的節俗，“曝書策，曬衣裳”[13]，都是在白晝舉行的。晉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園詩》曰：“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園，芳草被疇，于時我后，以豫以游。”[18]76這一“良日”里，達官顯貴們還要宴游。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話。
從西漢初年開始，牽牛、織女的愛情神話逐漸滲透在七月七日這一“良日”，最終形成在七月七日晚上守夜乞愿、穿針乞巧等一些新的節俗。七月七日這一白晝的“良日”，漸漸變成了晚上的乞巧節;原本在白晝舉行的曝衣、曝書等節俗淡化了，守夜乞愿、穿針乞巧成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觀。(注：撰者按：《太平御覽》卷31“七月七日”引晉周處《風土記》三則。《風土記》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灑掃中庭，然則中庭乞愿，其舊俗乎?”又云：“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為良日，飲食不同于古，何也?勛云：七月黍熟，七日為陽數，故以糜為餌。今比人惟設湯餅，無復有麋矣。”又云：“七月初七日，其夜灑掃于庭，露施幾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愿。咸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為征應，見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頗有受其祚者。”在第一則中，周處指出，七月七日之成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像古人重視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陽”一樣，七月七日受到重視，成為“良日”。明李詡曰：“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陽，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見李詡《戒齋老人漫言》卷7，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05-306頁)但守夜乞愿，本是這一“良日”的舊俗么?周處提出疑問。在第二則里，“七月七日為良日，飲食不同于古”，顯然，七月七日這一“良日”的飲食習俗與牛女神話并無關涉。從第三則看，七夕守夜乞愿之俗至晉代已流行。由此，七月七日轉為“七夕”之痕跡，或可窺見(參閱《四部叢刊》子部三編《太平御覽》第2冊)。)《四民月令》和《西京雜記》里保留一些關于七夕節俗起源于西京長安的珍貴記載。
守夜乞愿之俗的最早記載，提及西漢文帝竇后。《初學記》卷7“七月七日”載梁宗懔《荊楚歲時記》注引《五王傳》曰：“竇后少小頭禿，不為家人所齒。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照室，為后之瑞。”[18]76《歲華紀麗》卷3“瑞光”注云：“前漢竇皇后傳云：后，觀津人也。少小頭禿，不為家人所齒。遇七夕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為后之瑞。”[13]則七夕守夜“看織女”之俗也要溯至西漢初。《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經書，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請于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愿。”[19]75在牛郎織女歡會之時，百姓向二位星神祈求幸福，守夜乞愿之俗正在形成。崔雖然提到七月七日“曝經書”的舊俗，不過，“守夜者咸懷私愿”已經成為這個節日的重頭戲。晉蘇彥《七月七日詠織女詩》曰：“歡宴未及究，晨暉照扶桑。悵悵一宵促，遲遲別日長。”[19]76蘇彥最早把牛女七月七日晚上歡會作為詩歌的題材。自南朝宋孝武帝，遂不稱“七月七日詩”，而多稱“七夕詩”。七夕牛女歡會，百姓守夜乞愿，成為文人詩賦的重要題材，并出現大量的應制詩。據《藝文類聚》卷4“七月七日”載，宋孝武帝劉駿、南平王劉鑠、謝惠連、王僧達、顏延之、謝靈運、謝莊等都有《七夕詩》。梁武帝蕭衍《七夕詩》曰：“白露月下圓，秋風枝上鮮。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煙。妙會非綺節，佳期乃良年。玉壺承夜急，蘭膏依曉煎。昔悲漢越難，今傷河易旋。怨咽雙念斷，凄悼兩情懸。”[19]77一代帝王為詩，竟能情辭懇切，感人至深。隋江總《七夕詩》“此時機杼息，獨向紅妝羞”[19]79，隋張文恭《七夕詩》“含情向華幄，流態入重闈”[19]79，都是借牛女七夕相會寫世俗的男歡女愛，十分露骨。大唐一統后，京師長安的七夕守夜之俗更加繁盛。白居易《長恨歌》記楊貴妃死后，唐玄宗回憶七夕夜半驪山避暑時的情景：“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愿做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李商隱《馬嵬》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年七夕笑牽牛。”可見，七夕此夜，帝王、貴妃也要守夜乞愿。杜牧《七夕》云：“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天階，指唐代長安的宮廷。織女猶有相愛的牛郎，每年還可一度相會，這些宮女卻身陷禁宮，虛度青春。此詩借牛女鵲橋相會的歡快，反襯宮女身世的凄涼。顯然，從西漢的長安到唐代的長安，從民間到宮廷，已經盛行七夕守夜乞愿的節俗活動。伴隨著唐帝國在軍事和文化上的強盛，七夕守夜乞愿的節俗遍布全國，遠播四海。
穿針乞巧之俗也起源于西漢初的長安。《西京雜記》曰：“漢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俱以習之。”[20]53又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后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愛。”[20]57西漢初，七月七日長安宮中要穿針以顯示針織技巧，這是現存最早的穿針乞巧之俗的記載。顯然，漢彩女乞巧正是對織女星的崇拜。東晉偏安，文化南移，穿針乞巧之俗傳播江南。梁顧野王《輿地志》曰：“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穿針，世謂之穿針樓。”[17]卷31從開襟樓的漢彩女穿針，到穿針樓的齊宮人穿針，乞巧之俗由此承傳。《荊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彩縷，穿七針線，或以金銀玉石為針，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8]76穿針已定在晚上，且要在月下進行，這說明牛女神話完全滲透在七月七日這一“良日”。南朝宋孝武帝劉駿《七夕詩》曰：“迎風披彩縷，向月貫玄針。”[18]76這是最早以穿針為題材的詩歌。梁簡文帝蕭綱《七夕穿針詩》“針欹疑月暗，縷散恨風來”[19]77，則饒有情趣。其后又有穿針題材的應制詩的產生。梁劉孝威《七夕穿針詩》曰：“故穿雙眼針，時縫合歡扇。”[19]78漢代的“七孔針”，發展為南朝的“雙眼針”，用來縫制“合歡扇”，則七夕穿針之寓意，除乞巧外，尚有求愛的要求。崔顥《七夕》“長安城中月如練，家家此時持針線”，描繪唐代長安城郊穿針乞巧的風俗。顯然，西漢長安形成的穿針之俗，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演進，唐初風靡全國，而京師長安尤其繁盛。唐德宗貞元十四年，長安修織女廟(俗稱“石婆廟”)設案供奉。百年來，長安石婆廟香火一直很盛，至今仍保留著七夕祭祀牛郎、織女大規模的民俗活動，而石婆廟廟會(乞巧市的一種樣式)，成為傳統的七夕節俗的生動載體。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曰：“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21]50北宋汴京之節俗一仍唐城長安。《月令廣義》卷14“乞巧市”注引《歲時雜記》：“東京七月一日置乞巧市。”[14]783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曰：“貴家多結彩樓于庭，謂之乞巧樓。……婦女望月穿針。”[22]209舉國上下千家萬戶在七夕紛紛乞巧，表達古代人民對織女星神的崇敬之情和婦女們提高技藝、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明清時期，穿針乞巧的儀式改在白天舉行，花樣更多翻新。古代女性崇尚靈巧的生活理想，在這一節日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
綜上，牛郎織女的神話傳說以及七夕節俗最早產生在西漢初的長安，其后廣泛流傳。牛女神話和七夕節俗在長安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與廣泛的群眾基礎。長安既是牛女神話的起源地，又是七夕文化的發祥地，而長安斗門附近的牛女二石雕以及石婆廟，不僅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而且也是今天弘揚七夕文化的寶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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