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京津地區列強撤兵問題考察

　　辛亥革命爆發，西方列強為保護租界、鐵路等，紛紛向京津地區增兵。革命后的1913和1914年，西方列強漸次撤退辛亥年所增派的軍隊。京津地區俄國首先提議撤兵，其他列強先是反對，后來在一戰影響、各國的不斷較量下，列強逐漸同意撤退駐華軍隊。中國局勢漸趨穩定和中華民國外交部的交涉是各國撤兵的推動力，但在撤與不撤之間，西方各國自身的利益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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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爆發，西方各國借口保護租界和鐵路沿線 國內和國際背景。等，陸續向京津地區增兵。此后，中國局勢漸穩，基于相互之間的不斷博弈和出于本國利益的考量，加之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努力交涉，西方各國開始撤退辛亥年在京津 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與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地區增加的軍隊。此次列強撤退駐華軍隊是中華民國 條約，依據條約，西方各國逐漸取得在中國一些地區的建立初期較早的外交活動之一，而學界目前對此缺乏系 駐兵權。1843年，中英簽訂《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統研究。本文對京津地區列強駐兵、增兵的來龍去脈， 其中就有條款規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國官船一只撤兵的各方博弈及結果進行梳理，進而探討在辛亥之后 在彼灣泊，以便將各貨船上水手嚴行約束 其官船將京津撤兵這一外交事件中，中華民國外交部的作用和地 去之時，必另有一只接代，該港口之管事官或領事官必位，以及西方各國對撤兵問題的態度及形成這一態度的 先具報中國地方官，以免生疑;凡有此等接代官船到中國時，中國兵船不得攔阻。”①英國首先取得軍艦駐泊中國領海的特權，這也是近代西方在華駐軍的開端，后依據片面最惠國待遇，十幾個西方國家取得駐泊權。

　　19世紀末，西方各國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又取得軍隊駐扎中國陸地的特權。至1901年9月7日《辛丑條約》簽訂，其中第七款規定：“大清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為專與住用之處，并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準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中國國家應允，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第九款又規定：“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今諸國駐守之處，系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②西方各國取得在京津地區駐兵的特權。

　　辛亥革命爆發后，西方各國對革命總體上采取中立態度，但為保護租界和鐵路沿線等，在京津駐有軍隊的各國調整軍事部署，陸續向京津地區增兵。10月31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發給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的電函中，稱關于革命和京津鐵路問題應“為了保持與海上的聯系，也許隨時有必要去保衛鐵路，因為此地和天津的形勢日漸危急。我認為，我們有理由為了此目的而使用英國軍隊，而且我相信你也是會同意的。”③次日，格雷回復同意朱爾典的建議，并強調“你應同那些在華北駐有軍隊的各國同事采取一致的行動。”(躉)俄國方面認為革命是解決中俄商約的大好時機。11月1日，俄國陸軍部亦做了一些軍事部署，派兵前往京津，并做好占領的準備。⑤11月6日，“法國陸軍部應天津領事之請，增派五百名援軍到達，以增強其直隸駐軍之實力，估計法國在華炮兵、步兵合計共約一千二百名。”⑥在11月23日的各國使節會議上，一些公使“認為需要將各使館保衛軍隊的兵力增加到1901年所保持的人數。”⑦“日本政府正在打算將其在華北的全部兵力增加到1250人。所增軍隊定于12月2日左右到達天津，共由6挺機關槍和500人組成。”⑧12月4日，德國的“膠州殖民政府已經接受命令立即派一支200人的軍隊馳往天津。”⑨英國陸軍武官韋樂沛中校在提交給駐華公使的一份說明中，稱截止12月14日，“駐直隸的所有官兵總數達到七千零二十一人的可觀數字，其中大部分駐在天津。”其中因“革命運動的爆發與英國駐華北警衛部隊的換防幸好偶然發生在同一時間，從而有機會向該處另外增派一營部隊;目前英國駐直隸的軍隊共有官兵二千八百四十人，大大超過其他任何國家部隊的人數。”又“在駐京公使們的建議下，各國駐天津分遣部隊指揮官為保護北京至天津之間的鐵路，起草了一份計劃”，“由于冬季來臨和白河封凍停航的前景，所以必需把保護鐵路的計劃伸延到秦皇島

　　(意)部照稱即行核其議。”①24日，收駐奧代辦沈瑞膦電：“撤兵事已探詢外部，據稱奧僅水兵七十二名，關系最輕，極愿贊成。但須與各國商議方能決定。聞美國、日本兵數最多，反對此議。中國宜先商允日本，他國較易贊同。”@25日，收駐日本代辦電，稱日本“陸軍大臣方由外回東京，尚未議及。廷請其顧全兩國友誼，贊成此舉，彼謂與陸軍大臣協議后，方能答復。”③28日，外交次長曹汝霖會晤日本水野參議，水野云：“查俄國于革命后，始派兵駐8kdt京，然為數亦無多，此次撤去，即是撤去全部之兵。若日本則不然，革命前本有兩中隊駐扎北京，革命后約增添一倍。貴國所盼撤去者，是僅指革命后增加之兵而言，抑系指全部之兵而言，來文不甚明了。如指增加之兵而言，理由甚為正當，若指全部而言，本國恐難表同意。”(9西方各國對撤退京津軍隊大多未表態，采取拖延戰術，講求各國共同進退。

　　1914年1月初，各國公使齊集英國公使署內開會，對于俄國提議撤退京津駐兵事，“各公使態度皆頗游移，尤以朱爾典公使持論堅決。所據理由，聞因京奉鐵路，英國為借款之債權者，辛亥革命，北方篤疑，當時英國提議保護鐵路，津京賴以鎮定，其時英兵不敷分布，曾借美兵幫助，事為各國共和。今英國前如撤退駐兵，京奉責任其他各國是否能代擔任云。”⑤1月8日，除俄國公使外的其他各國公使在奧使署開會討論此項問題，最終擬定辦法三件：“(一)咨詢俄使確于何日撤退戍兵，(二)致電各本國請示辦法，(三)質問中國如各國撤退戍兵時須負完全保護之責。”⑥9日，“日本政府特鑒于中國之形勢，決定駐華軍隊暫不撤退。”⑦英國也持此議。13日，外交總長孫寶琦會晤法駐華公使康德，針對北方撤兵事，法公使日：“本公使不能自主，本公使以為外兵在中國實為有利之事，商務受益尤多，究撤退與中國并無大利，有之亦只心理上之問題而已。”并言“如北方之法兵撤退須有報酬，倘他國撤退北方之兵，未必肯撤駐漢口之兵，本國并未在漢口駐兵。”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