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論文莫扎特音樂創作的背景

　　文章先在18世紀歐洲的時代背景中尋找莫扎特音樂古典風格的源頭;再以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文化為背景剖析莫扎特音樂的本質和靈魂;最后從疾病、死亡、自由人的“煩”著手，分析莫扎特音樂創作的生理和心理背景。

　　《音樂生活》刊物一直堅持學術性、價值性、知識性與可讀性于一體的辦刊方向，以專業音樂家、專業院團為主要服務對象，扶持、鼓勵專業音樂家的創作與表演，培養并提高業余作者及音樂愛好者的音樂修養。以知識面廣、信息量大、實用性強等特色，為全國的專業音樂家和音樂愛好者提供各類新穎、優質的精神食糧。

　　奧地利音樂家沃爾夫岡·阿馬德烏斯·莫扎特(WolfgangAmadeusMozart ,1756—1791),三歲彈琴，四歲識譜，五歲開始作曲，小小年紀就名滿京都，轟動全歐。這個百年難得一遇的天才，“滿腦子是音樂”，被譽為“音樂的上帝”。上帝創造了萬物，莫扎特則以純正的心態，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在他短暫的生命中，以其旺盛的創作精力，向世人奉獻了大量充滿靈性的音樂作品，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空前的。

　　音樂藝術絕不是原野上一朵獨自開放、孤芳自賞的野玫瑰。為了更深地理解、把握莫扎特的音樂，我們有必要揭示莫扎特音樂創作的種種背景。

　　一、時代背景

　　莫扎特生活在18世紀的歐洲，正是非洲奴隸貿易最猖獗的時期。因為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數量有限，且由于殺戮已瀕于被滅絕的地步，所以那里的甘蔗、煙草、棉花、咖啡和香料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迫切需要大量的、廉價的奴隸勞動，為的是向歐洲提供更多的原料。所以奴隸貿易的規模直接影響到歐洲國家的興衰。歐洲幾乎所有在海上從事貿易活動的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普魯士、丹麥、瑞典)都在非洲大陸參加了奴隸的販運這項“販賣人類血肉”的罪惡勾當。其殘忍性，不亞于20世紀的奧斯威辛集中營。

　　18世紀中葉歐洲國家之間的七年戰爭(1756—1763年)爆發那年，莫扎特剛好出生。開戰的原因是普奧爭雄與英法爭霸。童年莫扎特巡回演出開始于1762年，正是歐洲戰爭此起彼伏的混亂時期。

　　18世紀的歐洲，古希臘、羅馬文明的面紗再度被揭開，特別是在被埋沒多年的龐貝及赫庫蘭姆兩座古城的重新發現和挖掘，掀起一股埋沒和遺失已久的古典思潮，形成了一股新古典主義浪潮，這股新浪潮深刻地影響著藝術創作的風格。莫扎特正好生逢“開明專制”的盛世，開明的君主約瑟夫二世(1741—1790)，于1765年繼任“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皇帝推崇伏爾泰等啟蒙學者的學說，推行改革，在奧地利歷史上開始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商品生產。生活在政治上一個比較寬松、比較自由的時期，莫扎特才得以創作了大量古典風格的音樂，激發了18世紀歐洲對古典風格的熱烈崇拜。

　　莫扎特音樂藝術的根，正如近代歐洲文明的根一樣，必須到古希臘、羅馬去尋找。莫扎特音樂藝術的古典風格源自新古典主義浪潮的影響，猶如古希臘、羅馬的建筑藝術風格一樣，不僅崇高、莊嚴、靜穆，且華貴、典雅。莫扎特在樂曲中營造出一種心曠神怡的優美氛圍，靠直覺來表述自己內心對陽光、月光和星光下的世界人生的種種印象，具有對稱美和穩定的和諧美。

　　二、思想文化背景

　　18世紀的歐洲，同時也是啟蒙運動時期。啟蒙運動，是一種將思想與信仰根植于對古希臘、羅馬文明研究的運動;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及其支持者們相信理性及對知識的追求，將帶領人性進入真正快樂的源頭。在這種啟蒙運動精神的推動下(在這個運動中，對任何問題都鼓勵質疑和提出問題)，歐洲開始嘗試完成全球地圖。

　　在莫扎特的年代，短暫且卓越的探險熱潮，正是18世紀啟蒙運動下的產物。詹姆斯·庫克船長沿東澳大利亞征服南太平洋的探險航行，是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以來最大一次擴展了歐洲的地理知識體系，奠定了填補航海圖上最后一大塊土地的基礎。而一個18世紀的浪子——賈科莫·卡薩諾瓦輕浮、放蕩的一生恰恰是與18世紀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對立的最佳寫照。他從18歲起(1743年)，一直到1784年退休，都在歐洲騙吃騙喝，專門喜歡與國王、貴族、名人等高層次人士往來，還贏得世紀最偉大情圣之一的名聲，這也是18世紀歐洲上流社會真實生活的生動寫照。

　　莫扎特音樂的本質和靈魂也是啟蒙。簡單易懂的莫扎特音樂語言發展，亦與18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密切聯系。莫扎特應用簡單易懂的音樂語言符號，采用奏鳴曲曲式，運用不同主調之間對立與平衡的全新表現技巧，在短短的29個春秋寒暑一共創作了626首曲子。這是上帝專門派來賜給人類的如珠似玉的旋律。

　　三、生理和心理背景

　　1.對疾病的沉思

　　莫扎特自六歲起，直到臨終，他都是一個疾病纏身的人。也許，沒有疾病的痛苦，就不會有深沉的音樂產生。莫扎特的音樂創作生涯都是在疾病纏身的煎熬和拼搏中度過的。若從醫學角度看，他的不少樂曲在某種程度上實在是一位患者主訴病歷的檔案。當然，莫扎特很少公開抱怨自己的惡劣健康狀況，他總是一個人默默地忍受著。疾病所造成的痛苦并沒有把他推向頹廢的泥潭，走向厭世和悲觀主義，相反倒促使、刺激他跑到音樂藝術世界去尋找出路，用旋律、節奏以及和聲的語言訴說其生存狀態，描述其人生的根本處境，從而得到解脫。

　　在《D大調第五鋼琴協奏曲》(作品第175號)中，活躍、開朗，有朝氣的第一樂章是他對生命的一首贊歌，而在慢樂章的展開部出現了沉思的段落，這是他祈求上帝使他正確對待疾病的一段內心獨白。該曲創作于1773年，莫扎特17歲，正好抱著有病的身子走向自己的青年時代。如此孱弱的軀體，卻有如此旺盛的藝術創造力!真是不可思議。

　　2.對死亡的默念

　　對死亡的默念，有一種鄉愁伴隨，這是莫扎特的許多慢樂章的主題。他把死亡看成是生命的最后歸宿，正是死亡刺激了他去緊迫地、頻繁地思考生的意義。

　　在人對生的渴望和死亡之間，存在著永恒的沖突。莫扎特用作曲，用鋼琴和小提琴做武器，同死的絕望感進行抗掙。他的最后三首弦樂四重奏便是莫扎特晚期同死的絕望感進行抗掙的“戰利品”：《D大調弦樂四重奏》(作品第575號)，創作年代是1789年夏天;《降B大調弦樂四重奏》(作品第589號)，創作年代是1790年冬;《F大調弦樂四重奏》(作品第590號)，創作年代是1790年冬。

　　聯想起貝多芬的《a小調弦樂四重奏》，它的主題思想正是貝多芬對“恒久的孤獨生存”的有力對抗和報復。這兩位世界上最偉大的作曲家在行將就木的日子都用了弦樂四重奏來抗擊心中的死的絕望感，真是意味深長。

　　藝術就是有這樣一種神奇的魅力：即使是痛苦、悲哀和絕望，一旦經過藝術處理，也會升華為審美對象。

　　3.做一個自由作曲家的“煩”

　　身為一名音樂神童，莫扎特曾與歐洲貴族交往密切，他認為自己與任何貴族是平等的(正如他在歌劇中所體現的)。但莫扎特仍隸屬于薩爾茲堡的統治者——施拉騰巴哈大主教及他的繼承人——科洛里多伯爵。他在這樣的從屬地位上，常感到局促不安;他容忍不了主仆關系中雇主科洛里多的專橫和壓制，在經過幾次意見紛爭以后，終于在1781年(25歲)掙脫了依附關系而走上自由作曲家的道路。他為了擺脫經濟上的困境，總在為找尋宮廷里的一個職位而勞碌奔波。不幸的是，當時的觀念是貴族贊助者均視作曲家為仆役，莫扎特歷經坎坷，仍負債累累;英年早逝，勞生一夢。

　　莫扎特性格中有內向的一面，他善于把同世界的矛盾、沖突掩蓋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將做一個自由人的種種“煩”轉化為旋律。他的四首圓號協奏曲是他對“煩”的狠狠報復，因為他覺得用圓號來“笑”勞生一夢是很過癮、很解恨的一件事，他企圖通過圓號那響徹云霄的號聲來緩解其內心的“煩”，宣泄出同世界抗爭的憤懣。

　　莫扎特的音樂越往后，越到他的晚期，他反抗世界、自我掙扎的成分越多，樂曲境界就越高，震撼人心靈的力量也越大。到了臨死前的三四年，莫扎特的樂曲中透出的人同世界相抗爭的“力”就越大。

　　人類的精神和文明只有發展到了歐洲的18世紀，才能孕育出莫扎特音樂語言符號系統。音樂作為一門藝術，一種語言符號系統，使18世紀的歐洲為之發狂，則是莫扎特的偉大功績。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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