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發展觀變化及其影響探析

　　摘要：新時代中國發展觀源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新歷史時代中國發展理論和方法論的基礎。本文從新時代的變化、思維舉措以及貢獻三方面探析了中國發展觀變化及其影響。新時代發展觀既擺脫了歷史慣性又不歷史虛無,既對資本主義保持警惕又不故步自封,是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中國發展缺陷的雙重揚棄,不但對中國意義重大,也為世界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本文源自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20,36(09):46-48.《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雜志，月刊，于1984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23-1130/G4，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思想政治研究、經濟管理研究、教育教學研究等。

　　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理論與方法論,是發展理論的基礎和元發展理論。一種發展觀的生成,既取決于人們對發展的理解,也與發展所置身的背景相關。發展所處歷史時代的變化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1],是新時代發展觀生成的土壤與契機。新時代中國發展觀不但對中國影響巨大也為世界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一、新時代新變化

　　第一,新時代的中國不同于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中國,也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盡管中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已經具有了新時代的鮮明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就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2]。沒有一個時代會完全獨身存在,新時代是一個繼往開來的時代。從制度變遷的線索看,中國已經經歷了社會改造與重建、制度變革與完善為主線的兩個發展階段;從社會變遷的線索看,經歷了一元化意識形態整合政府主導的社會發展階段、政府與社會共同成長(黨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參與)兩個發展階段;從生產與生活的活動邏輯看,已經經歷了先生產后生活的生產導向發展階段、生產回歸生活目的的生活導向兩個發展階段,如今又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階段與過往階段前后相續,既有有歷史性,又有新的內涵。

　　列寧提出,只有最先分析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才能理解當前發生的各種重大歷史事件[3]。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很特殊的時期,這一時期是消除過去遺留的負面影響、承續歷史并開創新局面的時期。這一時期關注補齊發展短板,關注共同發展和共享發展,同時還關注不斷拓展發展空間并積極承擔發展的國際責任。這一時期含有明顯轉折期的特征,也是蘊含巨大突變機遇的時期。新歷史時代發展所置身的各種客觀背景、要素變化和轉折、突變的強烈主觀愿望和理論自覺等是新時代中國發展觀生成的土壤與契機。

　　第二,新時代的中國,發展的張力足,延展性也很強。從內部環境來看,雖然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變,但社會主要矛盾以及解決主要矛盾的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圍繞主要矛盾的解決,新時代的發展理論也有了新視野。從外部環境來說,世界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和發展,中國已經深度融入整個世界,正處在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的主觀愿望與客觀責任交織,需要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時間演進和空間差異看,中國新的歷史時代發展與過去相比,既一脈相承又有了新的內涵。新的歷史時代是發展有了新訴求、發展需要新思維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呈現出經濟增長與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培育與發展共識強烈、全面深化改革縱深推進與社會發展活力極大涌流廣泛共振的景象。當然這一時期存在的問題也必須引起足夠重視。這些問題的存在也使人們看到,過往的發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使中國的發展面臨新挑戰。

　　二、新思維新舉措

　　第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權威核心領導。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核心。中國的事情要辦好關鍵在黨,因此中國共產黨先要把自己的事情要辦好。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是制度安排[4],通過科學決策和有效領導,設定和實現國家目標和社會目標是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政治保障。

　　第二,努力建設有為的政府。

　　政府是從事國家治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政治機構。在中國,政府工作的基本內容有兩項:一是將黨的大政方針、黨的重大決策轉化為政策,推動貫徹落實。二是制定和做出決策并實施。新時代強化政治意識、法治意識、職能意識,將黨的科學決策轉化為具體的實踐舉措,加大法治型政府建設力度,堅持法有授權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強化經濟社會職能和市場意識,在黨、政府、社會與市場之間形成合理的張力關系是重要的發展議題。

　　第三,信仰和組織群眾。

　　知政失者在草野(王充《論衡》),信仰群眾和組織群眾,贏得天下、贏得執政和贏得發展,是中國最為重要的歷史經驗。新時代中國在發展中迎挑戰,破困局,充分發揮了群眾的作用。摒棄了過往發展中抽象談論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用,卻忽視了與對發展更具深層次影響的社會主動性。因此,在信仰群眾的同時需要組織群眾對基層社會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再組織,落實基層直接民主,培育新型社會主體,解決基層組織弱化、民主失序和適應新時代能力不強等問題。

　　第四,注重核心價值引領。

　　一個民族的文明進步,一個國家的發展壯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來推動,核心價值觀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5]。對于任何社會來說,用核心價值觀整合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使不同的利益超越自身而形成對整體利益的關注始終是最重要的社會活動。在新的歷史時代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體化、形象化、日常化、生活化[6],為發展定標定向,搭建起不同社會群體尋找社會發展最大公約數的平臺,從價值層面引領社會發展。

　　第五,堅持民生導向發展。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活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發展的第一性活動。恩格斯指出,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7]國家目標與社會目標統一,國家發展與民生改善雙軌并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相互適應,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民生導向化解社會主要矛盾,是新時代中國發展的重要線索和抓手。重點解決就業、收入分配和生活質量提升問題,這些都是新時代中國民生建設的辯證法。

　　第六,堅持改革發展。

　　制度只有與實踐相結合,才能解決規制發展、適應發展問題。制度創新的過程是不斷依據經驗推動發展的過程,新時代經驗借鑒和理論創新催生了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又賦予了發展新動力。新時代要根治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消除發展阻力,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8]。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的中國在致力于自身發展的同時,要積極主動融入世界發展進程,發展廣闊的國際視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發展環環相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協調合作是必然選擇[9],因此,則需要發揚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伙伴精神,推動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

　　三、新發展觀新貢獻

　　第一,新時代中國發展觀平衡了發展中傳承與創新的關系,闡明了發展中堅持民族性、尊重包容性的重要意義。中國幾千年歷史形成的優良傳統孕育了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的“四個偉大”精神,這些精神歷來都影響著國家存續、制度運行和社會發展。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期間主義之爭的歷史教訓,從五四運動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現實啟示,這些都猶在眼前。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事關國家的認同感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發展的經驗索引,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發展及走向世界的重要軟實力。中國人民的特質、稟賦不僅鑄就了綿延幾千年發展至今的中華文明,而且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10]。新時代中國發展觀強調,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理論的原創性、制度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發展道路的民族性,指出了防止發展中出現泛西化問題喪失自主性和出現歷史虛無主義傾向失去進步發展的思想基礎的必要性。

　　第二,新時代中國發展觀平息了政府與市場之爭、政府與社會之爭。具體而不是抽象地談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統一而不是對立地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新時代中國發展觀既指出了西方新自由主義市場功能被無限夸大的大市場小政府的弊端,也指出了傳統社會主義政府作用被放大的強政府弱市場的缺陷,明確了既發揮政府作用又發揮市場作用,彌補彼此失靈的缺陷意義,平息了政府與市場之爭。新時代中國發展觀還有效地解決了傳統社會主義乃至改革開放以后仍然存在的發展中社會主動性缺失的問題,強調了發展中釋放社會動能與創造性意義。發展主體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多元主體在發展中既要講權力也要擔責任,要各歸其位、各擔其責。要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11]。推動政府轉變職能,變換角色。新時代中國發展觀把政府與社會放在同等位置加以對待,合理設置了政府與社會的權利域限和空間范圍,推動了以權力結構調整為主要內容的政府權力正面清單改革和擴大社會自主性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權力負面清單改革,對政府與社會進行了雙向確權,各自領責任,平息了政府與社會之爭。

　　第三,新時代中國發展觀強調了發展的人本主義取向和社會主義方向。社會主義以全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謀求共同富裕、社會和諧為立論基礎和實踐目標。新發展觀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堅持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社會主義原則,闡明了政府對市場積極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以保障國家目標和社會目標雙雙實現的必要性和作用原理。社會是由現實有需求的人構成,社會發展過程是現實有需求的人的活動過程,需求與滿足需求的活動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體內容。新時代中國發展觀強調了發展的人本主義價值,明確了發展的人本導向,指出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的有機統一。以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和人全面發展目標的實現為雙重目標[1],新時代中國發展觀既強調需求對生產的作用,又強調有意義生產對生活的價值引領和人文關懷,指出了防止西方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當前在中國社會也一定程度存在的事實,發展中的資本主導發展傾向和發展中的利益固化與利益集團出現的現實意義。

　　第四,新時代中國發展觀批判了西方社會發展中的利益集團取向、資本傾向和物本傾向的錯誤。資本主義是以資本利潤最大化和掌握資本的個人與集團利益最大化為立論基礎和實踐目標。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承擔一定的社會發展責任,但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在于資本的效率與增值原則。在更大程度上政府是資本和利益集團代言人,政府對發展的宏觀調控、資本的節制等,客觀上解決了發展需要的社會穩定與社會秩序,但主觀上是為資本更好逐利,為利益集團獲取更大利益服務。資本主義推崇市場機制,市場被看成能夠有效配置資源,推動以生產力發展為核心的社會進步的力量。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作用是受資本控制的,所謂市場自發作用其實只是假象,背后隱藏的“看不見的手”當中有資本之手。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是資本取向,社會和自然都是資本逐利的手段,發展經常背離社會目標,取決于資本所有者利益而非社會需要,取決于資本增值的需要而不顧及生態環境的承受力。資本是創造價值的價值,因而資本不僅是自我保持的價值,而且同時是自我增殖的價值[7]。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還表現出強烈的物本性傾向,生產經常背離生活目標,取決于資本增值的需要而非有意義的生活需要。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需要一定的條件,主要的條件有三個:一是黨的有效領導;二是社會生產力發展;三是制度要有張力。社會生產創造了社會的財富,社會制度保障和維護了社會的秩序,社會進步促進了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三個方面是基于當代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狀況而提出的發展的內在要求。這些貢獻是在縱向借鑒、橫向比較的基礎上做出的,它們對中國以及世界影響巨大又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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