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語境下的媒體倫理責任研究

　　【摘要】本文系統闡述了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語境下媒體倫理責任的特征，列舉了媒體倫理責任的具體范圍，分析了媒體倫理責任缺失的種種表現，明確了強化媒體倫理責任的策略與路徑。

　　本文源自城市黨報研究 發表時間：2021-03-10《城市黨報研究》雜志，于2001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32-1680/G2，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文獻綜述、簡報、專題研究等。

　　【關鍵詞】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 媒體 倫理責任

　　承擔社會責任是由媒體自身的社會公器角色所決定的，源于其作為社會公共領域資源的屬性。媒體的責任類型很多，包括政治、法律、職業、倫理等方面。但長期以來，學界業界都是從新聞領域本身的層面來進行界定和闡述的，如何從倫理的視角對媒體的責任進行理論闡述和概念的界定至今尚未多見。依此可以推論，對于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特定語境下的媒體倫理責任這一課題的研究應該還無人涉足。何謂媒體的倫理責任呢?媒體倫理責任是主體基于一定的倫理關系和社會角色所承擔的道德義務和責任。媒體倫理責任是大眾傳播主體在大眾傳播中應以一種倫理的視角去關注媒介問題，并承擔由此產生的道德意義上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一種倫理需求的思維方式，一種主張大眾傳媒既要追求經濟效益，又要追求社會公正的價值取向。這種取向要求大眾傳播主體在分析思考和解決媒介問題時，要從人的倫理需求出發確立起倫理的尺度，在傳播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從而營造出良好的輿論環境，為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資源性供給。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具有突發性強、關聯性廣、公共性高等特點，它不僅是對媒體職業水準的檢驗，也對媒體如何履行自身的倫理責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研究和探討這種事件背景下，媒體如何強化內在的倫理責任理念，踐行自己的倫理責任擔當，彰顯自身的倫理責任精神等系列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

　　媒體倫理責任的特性分析

　　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較之一般性新聞事件，它具有與眾不同的鮮明特征，因此，媒體所肩負的倫理責任也就不一樣，所呈現的特性十分突出。

　　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突發性要求媒體更應增強信息表達的及時性。追求新聞報道的時效性，力求“第一時間”發布新聞，是媒體的最高境界，也是滿足受眾知情權的具體體現。因此，它既是一種專業要求，也是一個倫理責任問題。 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較之一般的新聞事件，一個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具有突發性。據一般的經驗，這種事件一經發生，2 至 3 小時就可在網上出現，6 小時就可被多家網站轉載，24 小時后在網上的跟帖和討論就可達到高潮。 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事件，尤其是在事件剛剛爆發時，公眾最為迫切希望的是能最大限度地獲得準確、及時的信息。而“首因效應”認為，“當受眾面對兩種沖突的信息時，兩種信息的呈現順序會影響受眾對信息的接受”。換言之，早先進入人們頭腦的信息，就會形成一種“前結構”影響著對后來信息的解讀。可見，這時的媒體尤其要注重報道的及時性，當務之急就是要做到打破常規，千方百計，爭分奪秒，及時、準確、全面、客觀地發布有關信息，以充分尊重、維護、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切實履行好自己的倫理責任，否則，各種流言就會通過非正式的傳播渠道進入公眾視野，甚至會造成小道消息滿天飛，流言傳聞泛濫成災，從而引發公眾的焦慮和恐慌，導致媒體倫理失責，公信力降低。

　　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災難性要求媒體更應增強新聞傳播的人文性。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災難性主要表現在 : 一是波及的范圍廣，可能是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安全 ;二是持續的時間長，往往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給人們的心理和社會各級組織帶來重創 ;三是影響的程度深，它帶給人們的不只是巨額的物質財產損失，而是難以醫治的精神創傷和心理恐慌。如何有效地組織和推進這類事件的報道，關系到媒體自身的形象，關系到受眾對媒體的信任度。這就特別要求我們媒體務必堅持 “以人為本”的原則，在及時、準確、全面報道災情本身的前提下，更多地是要從人文關懷的視角去關注人的命運和生存狀態，去撫慰他們受傷的心靈，去關愛他們面臨的困境，去消減他們內心的恐慌和焦慮等等，努力做到在采寫的動機、手段和效果上不要錯離自己的人文責任和范圍，力戒價值標準出現混亂，行為方式缺乏規范，使報道充滿人文性。

　　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公共性要求媒體更應增強社會輿論的引導性。顧名思義，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所指向的對象通常是特定區域內的所有公民，對區域內的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都會構成侵害，對其整個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都會產生破壞。因此，這類事件一旦爆發，很容易引發群體性心理恐慌。對此，如果主流媒體缺少相應的引導，公眾就會轉而采信社會上流傳的各種謠言，進而形成一種“社會輿論場”，并可能導致盲目擴張。對其實施控制傳播、疏導傳播渠道、規范傳播行為、抑制傳播情勢，這不僅是主流媒體的重要倫理職責，也是馬克思主義“人學”觀的基本原則和根本要求。可見，主流媒體此時必須主動發聲，積極傾聽受眾聲音并與受眾互動，牢牢掌握社會輿論的主動權和引導權，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媒體倫理責任探究

　　較之普通新聞事件，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語境下媒體尤其要承擔哪些倫理責任呢?應該說，這種責任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就其要者，概述如下。

　　全息表達——傾力滿足受眾知情權益

　　這里所指的“全息”，既指媒體所報道的內容要盡可能地涵蓋整個事件所承載的各種信息，也指媒體傳播新聞和信息的方式要力求格式的多元化和形態的立體化。這是尊重和滿足受眾知情權的客觀要求，也是媒體應盡的基本的倫理責任。就報道的內容而言，媒體應始終關注整個事件發生發展變化的全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動態因素。就報道的方式而言，媒體應多角度、多側面地挖掘事件之外的內涵，把災難報道引向深度報道。同時，要發揮新媒體的優勢，開展媒體融合，形成媒體矩陣，構造立體化的輿論氛圍。1987 年 5 月 6 日，大興安嶺一把火，持續了 25 天，使五萬同胞流離失所， 193 人葬身火海，84 萬立方米木材成為焦炭。面對熊熊烈火，國內各大媒體準確及時地報道了這次火災發生的原因和受災面積以及人員、財產損失情況，追蹤報道了撲救過程和處理結果。與此同時，他們還站在更高的角度，無情地曝光了一些在火光映照下顯得丑惡無比的靈魂 : 有隱瞞火情，拒絕友鄰支援的某縣“父母官”;有為保護自己住宅，調動消防車、推土機、推倒大片尚未起火的民房的縣長等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災難的全貌，不愧為我國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報道史上的一個突破。①

　　謠言治理——主動化解受者恐慌心理

　　治理謠言，應是主流媒體內心務必堅守的神圣職責和外在理應秉持的行為準則。在社交媒體高度發達的環境中，龐大的用戶基數、復雜的關系網絡、多元的互動角色、簡易的傳播方式，使得社交媒體毫無懸念地成為謠言傳播的“主戰場”，謠言治理的難度明顯加大。一是新的傳播渠道和方式讓謠言傳播速度加快，難以追溯其傳播源頭 ;二是謠言傳播主體的隱蔽性強，監管難度升級 ;三是謠言的長期傳播與對沖機制的不完善密切相關，其根源往往在于事件本身未能及時處置，權威信息披露過少，涉事主體輿情應對不能令人信服，從而導致謠言擴散。這就要求媒體加大信息公開的力度和速度，加強輿情跟蹤研判，全面梳理公眾關切的要點、疑點，正本清源，主動傳播 , 權威發聲，化解社會焦慮。比如，陜西西安市灞橋區曾發生過一起山體滑坡事故，《西安晚報》及時在封面版頭題刊登，并在隨后的幾天時間里，每天都有事故援救情況的報道，包括死亡人數、失蹤人數、傷者治療情況等，由于報道及時、準確，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社會上流傳的各種謠言。②

　　輿論引導——有力掌控輿論發展走勢

　　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這表明，輿論引導，至關重要。輿論，有社會輿論和媒體輿論之分。社會輿論是指再現社會集合意識和社會整體知覺的多數人的公共意見。媒體輿論是指借助主流媒體表達的代表黨派中堅人物、政治成員和實權階層的意見。它是一種影響廣、反映深、最具權威的輿論。從兩者的關系看，當社會輿論和媒體輿論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往往可以相互轉化，趨于統一 ;而在利益不一致的情況下主流媒體必須對社會輿論加以引導，使之趨于統一。這是主流媒體的重要職責，也是對公眾負責的一種人文態度。在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面前，社會輿論形成的節奏更快，放大的速度更強，影響的范圍更廣，對其實施引導的難度自然也就增大。為此，媒體一方面要追求主動性，做到先發制人，在事件即將發生或剛剛爆發時加強預前性、及時性的引導，有力地掌控輿論走勢。同時，要不斷創新方式方法，努力借鑒新媒體優勢，盡可能多地給受眾創造一個參與的機會和交流思想、發表見解的平臺，以調動受眾的主動性，滿足受眾的參與欲。通過這種雙向交流溝通的方式去引導社會輿論往往會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資料顯示，從 2002 年底，廣東部分地區先后出現非典肺炎病例開始到 2003 年 2 月 9 日，廣東和全國各大媒體基本是沉默無語。70.5% 的人群是通過手機短信和口耳相傳的形式獲得這一信息的。③盡管其后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也包括宣傳上的努力，但輿論學意義上的混亂結果卻已經注定，這從反面印證了輿論引導的重要意義。

　　人文關懷——真情撫慰受難者受傷心靈

　　面對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主流媒體要突出對人的生命、人的生存、人的尊嚴、人的知情的關注。首先是關注因災遇難受難的人，應盡量還原生命個體在災難中的真實情況，挖掘生命在災難中的尊嚴與價值，讓人們感受到無私、堅強、智慧等人性光輝，以一種深刻的人文關懷去撫慰那些受難者以及關注災難中的人們。比如，我們在報道生命個體的同時，一定要尊重家屬的意愿，給予家屬精神安慰和道義支持。及時傳遞政府積極援救的信息，傳遞社會各界關心和支持的溫情，傳遞媒體報道的人文理念，達到撫慰受害者和遇難者親屬受傷的心靈。其次是關注受眾，滿足他們的知情權。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發生，牽動著億萬受眾敏感的神經，他們需要及時了解事件更多的信息， 這時，媒體就應及時準確發聲，一旦弱聲、失聲或是短聲，就會大大損害媒體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因此，媒體要對事件始終保持追蹤狀態，做到不瞞報、不斷報、不淺報，讓受眾每時都能得到最新信息。

　　媒體倫理責任缺失表征

　　從倫理學的視角審視媒體對于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報道，其責任缺失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 ：

　　集體失語。集體失語是指大眾傳媒在面對一些新聞事實，尤其是在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時，迫于政治、經濟或者某種社會輿論的原因，對新聞事件不予報道、評論或報道不及時。這一現象是當今媒體倫理責任缺失的重要表現。2003 年 2 月，一場沸沸揚揚的“非典肺炎事件”，使得廣州的城市生活一度陷入了罕見的社會性恐慌。在此事件中，大多數當地傳媒在廣大市民最需要新聞事實和輿論引導的關口，始則裝聾作啞，再則隱約其辭，這樣，社會輿論就一躍成為推動事件的主因，造成了較為廣泛的社會混亂。這說明，我們的主流媒體一旦集體失語，必然會導致主流輿論失真、整體導向出錯的被動局面。而在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報道中，各大媒體紛紛意識到了信息傳播的重要性，對疫情相關信息進行了全天候實時發送，充分發揮了媒體矩陣作用，有效地掌握了媒體引導社會輿論的主動權。

　　報道失實。報道失實當屬“劣質”新聞，是一種最為常見的新聞倫理失范樣態。它通常是指具有新聞事實根據，但卻沒有全面、正確、恰當報道新聞事實而形成的新聞。也就是說，它對新聞事實的報道往往存在“殘缺”“偏離”“片面”的傾向。顯而易見，這種違背事實真相的報道是對受眾知情權的踐踏，是對所有受眾的一種集體傷害。具體而言，無外乎兩種情況 : 一是隱瞞逃避事件真相。比如，眾所周知的唐山大地震，整整有 24 萬人葬身于瓦礫之中，而在當時國內 3000 多篇公開報道和 1000 多篇內參中卻無一提及，死亡人數 3 年后才得以披露。更有甚者，1970 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 15600 多人死亡的數字到 2000 年 30 周年紀念會上才公布。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新聞界的一大恥辱。④另一種情形是夸大虛報災害實情。2020 年南方地區的洪災報道就存在這種現象。比如，個別輕災區所報道的災情損失指數反而比重災區還高，同一個地區在不同的報道中，災情損失不一樣。

　　道德綁架。道德綁架就是以道德的名義，利用過高的甚至不切實際的標準要求，脅迫或攻擊別人并左右其行為的一種現象。其特征是在以圣人或超人的標準來要求普通人，用美德來要求道德義務。其不同于道德勸說的地方在于它的強制性 ;不同于道德強制的地方在于強制的軟約束性 ;不同于道德欺騙的地方在于它的意圖是善的。對于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報道，由于媒體必須考慮道德意識的弘揚，切實履行教育、引導的職能，必然會導致媒體以單方面設定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新聞變得十分困難。這種信息傳播的不對稱性，使得新聞報道應該富有較強道德色彩成為傳統，正面宣傳中忽視、缺失對于人性的探討變為現實。這樣的報道常會淡化對事件本身的描述，縮小人與自然的沖突取而代之以救災內容撐起新聞的主體，從而廣泛地宣傳大愛與道德。在這種干預中，受眾的反應對事件本身、當事人缺乏應有的置入和理解，從而陷入某種正義幻覺引導的質疑迷戀，道德綁架由此產生。比如，某些媒體在報道向災區捐款活動時就存在這種問題。為大力宣傳愛心捐款行為，他們就先后報道了老環衛工人、孤寡老奶奶、家境困難的退休老黨員踴躍捐款等各種典型。⑤應該說這些正能量的事件都是值得歌頌的，但如果過“度”集中地宣傳，難免就會對一些人形成一種變相壓迫，從而產生道德綁架。

　　人性冷漠。何謂人性?人性就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智。人性最本質的意義就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和敬畏。馬克思人學思想認為，我們無論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重視人的作用，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可以說，任何無視生命和人道的行為都是人性冷漠乃至人倫喪失的表現。生命的神圣性應當是全人類的共識，所有人都應當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凌駕于人的生命之上。在新聞報道中，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對生命、對人性的尊重，其次才是新聞報道。2004 年 9 月 1 日， 20 多名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占領了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的一所學校，將包括 200 多名學生在內的 1000 多人劫為人質，并與警方發生交火。此次人質事件共造成 335 人死亡，其中近一半遇難者是兒童。2004 年 9 月 6 日晚，某中央媒體在播放俄羅斯人質危機事件的新聞報道時，屏幕下滾動播出這樣的信息 : 有獎競猜 : 這次俄羅斯人質事件，一共有多少人質喪生……”顯然，這是一種典型的以娛樂和商業的輕佻態度對待異邦災難中的傷亡，無視生命，無視人道，無視人性，把別人的死亡拿來游戲，公然違背人類良知的做法。⑥

　　媒體倫理責任的強化策略

　　應對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既是檢驗媒體倫理責任性強弱與否的有力時機，也是強化媒體倫理責任的有效實踐活動。通過報道這種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從倫理責任的層面總結報道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能夠使媒體及其從業者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增強媒體倫理責任的現實必要性和重大意義，更加清晰準確地把握強化倫理責任的方略和路徑。究其實，媒體倫理責任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職業倫理，是其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倫理責任的認同和自覺履行，是傳媒得以生存和謀利的一個德性方面的保障。它兼具內部生成和上部灌輸的雙重特點。⑦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尊重職業倫理的“內生性”特征，適度提高從業者的“自主性”，培養從業者的職業自尊性和自豪感，同時，要強化媒體機構自身的傳統培養和倫理建設，逐步形成共同的準則。在此基礎上，政府還應支持和鼓勵媒體與市場以及具體的政府部門保持適度距離，堅決制止以市場邏輯統御職業倫理的不良趨向，媒體的倫理責任才能真正得到鞏固和強化。

　　媒體從業者要不斷提升職業“自主性”，加深對倫理責任的自覺認同。媒體的倫理責任是作為知識性行業的傳媒經過長期積累而沉淀下來的一種優秀傳統和理念。但就我國的傳媒業來說，由于出現的時間較晚，且充滿著斷裂，種種迅疾變化帶來了嚴重的時空壓縮，媒體的倫理責任意識和理念的“內部生長”緩慢而艱難。如何加快這種“內部生長”的節奏和步伐，使之成為從業者的一種自覺認同，解決的首要辦法就是要從業者自身不斷提升職業的“自主性”，增強職業的自尊心和使命感，形成對職業責任理念的自覺認同。⑧而這種自覺認同又必須經過學習、立志、躬行和自省等幾個階段才能實現。學習是獲得倫理責任知識、提高倫理責任認識的德性修養方法，是倫理責任形成的前提與指導。立志是學習的結果，是倫理責任形成的開端和動力。只有立志想做一個倫理責任性強的人，才會自覺地做出合乎倫理責任要求的行為。躬行是倫理責任感形成的唯一途徑。新聞工作者只有將誠實、公正、人道、善良等職業操守長期貫穿于自己的新聞活動中，才有可能富有強烈的倫理責任感。自省是倫理責任形成的依據，是涉及道德認識、道德感情、道德意志的綜合修養方法。一個人只有做到持久的、長期的自省才能有的放矢地去惡從善，改過遷善。可見，只有不斷學習、胸懷大志、恒久慎獨、長期自省，你才會真正懂得，人生在世，最大的幸福莫過于成為一個敢于擔當倫理責任的人。

　　傳媒組織要努力加強倫理責任的傳統培養和建設，逐步建構共同準則。強化媒體的倫理責任意識除了強調從業者自身的“內生性”，傳媒組織通過建立一定的行政性的“準則”和“規范”，以此來約束從業者的行為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強化這項工作呢?第一、抓崗位培訓。要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特別是馬克思人學思想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思想的學習培訓。通過制定合理的培訓計劃，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完善考核體系方案等措施，使之系統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理論精髓和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精神、職業道德要義，增強從業者的倫理責任意識。 第二、抓制度建設。要制定和完善媒體內部的約束管理機制，建立完備的倫理道德評議細則，力求每一個人的傳播行為都能在陽光下運行。 第三、抓社會監督。社會監督包含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受眾監督等多種監督形式。新聞報道是民眾意志的“晴雨表”，是媒體公信力的“測量儀”，只有最廣泛地接受社會監督，才能做出最公正的道德評價和倫理判斷。

　　政府要支持媒體與市場邏輯保持適度距離，推動媒體的良性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傳媒是一種專業性組織，要真正生發出自己的邏輯，履行好自身的倫理責任，必須要脫離市場的邏輯，或者與市場邏輯保持適度距離，也就是說，要力求“去商業化和產業化”。一切離開文化事業的合理發展，一味追求文化產業的發展繁榮注定是難以擔當起自己的倫理責任的。然而，在新媒體的沖擊下，傳統媒體受到商業邏輯和炒作文化腐蝕的威脅明顯加大。為在夾縫中求生存，一些媒體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導致倫理責任缺失現象不同程度存在。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狀，政府必須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對此實施有限度地控制，同時，也要相應地建立完備的服務體系，在制度設計、財政投入等方面予以支持和鼓勵，使之能真正從市場邏輯的包圍中徹底解脫出來，全身心地投入到公益性的文化事業建設之中。也只有這樣，媒體的倫理責任要求才有可能轉化為一種自覺行為，從而有力地承擔起社會賦予他們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