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促進婦女就業創業的法規政策研究

　　摘 要： 對我國促進婦女就業創業相關的 12 部法律、21 個政策文件以及 29 項部門規章系統分析后，認為我國在落實《行動綱領》“婦女與經濟”領域的戰略目標、保障婦女經濟權益方面的法規政策不斷完善，形成了涵蓋個人、家庭、用人單位、政府和國家在內的一整套保障婦女就業創業與職業發展的法規政策體系，為婦女平等就業創業與職業發展、勞動保護與生育保障、平衡工作與家庭提供了全方位、多層次的法規政策保障。 特別是在勞動保護與生育保障方面，我國對婦女的保障程度高于《行動綱領》的戰略目標，但在向低收入婦女提供商業服務等方面還略顯不足，需要加大相應法規政策的保障力度。

　　本文源自楊慧，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 2021年 03期《中華女子學院學報》由全國婦聯主管、中華女子學院主辦，創刊于1989年，是我國第一家以研究和探索婦女問題為主的綜合性學術刊物，經國家新聞出版署審批于1991年起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該刊為雙月刊，每期近20萬字，曾用名《中國婦女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5年8月隨學院更名而改為現名。

　　關鍵詞： 法規政策;平等就業權;就業創業;職業發展;勞動保護

　　1995 年，來自近 200 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機構等各方會議代表參加了規模空前的北京世界婦女大會。此次大會通過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對促進男女平等、提高婦女地位，以及推進人類的和平與發展產生了積極而深刻的影響。[1 “] 婦女與經濟”作為《行動綱領》的重點關切領域，設定了以下六個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行動：(1)促進婦女的經濟權利和經濟獨立，包括就業和獲得適當工作條件并控制經濟資源;(2)在就業及資源等方面為婦女提供平等的機會;(3)幫助低收入或貧困婦女獲得市場資訊、技術和服務;(4)提升婦女的經濟能力;(5)消除各種形式的就業歧視或職業隔離;(6)幫助男女勞動者平衡工作和家庭。[2]

　　消除就業性別歧視、促進婦女平等參與經濟發展，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國際勞工組織 1998 年通過的《關于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及其后續措施》，要求消除關于就業和職業的歧視。[3] 國際勞工組織 2000 年修訂的《生育保護公約》，在第 4 條中明確規定婦女有權享受不少于 14 周的產假。[4] 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5] 及《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6] 也都把讓婦女享有體面工作作為其重要目標。

　　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視保障婦女的經濟權利，多次在重大會議和重要文件中加以強調。習近平主席在 2015 年全球婦女峰會上提出了 “推動婦女和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等四點主張，建議各國基于各自國情婦情創新政策措施，推動婦女平等參與經濟發展，平等分享發展成果。[7] 在 2020 年聯合國紀念北京世界婦女大會 25 周年高級別會議上，習近平主席通過視頻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婦女是人類文明的開創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在各行各業書寫著不平凡的成就”。[8] 不僅如此，我國還在國際社會消除經濟領域性別歧視的框架下，制定了符合國情的促進婦女平等參與經濟發展、平等享有改革發展成果的法規政策文件，完善了有中國特色的保障婦女經濟權利的法規體系。

　　本研究結合我國法規政策制定的實際情況，對國家層面促進經濟領域性別平等和婦女發展的 12 部法律、黨中央和國務院的 21 個政策文件，以及 29 項部門規章進行系統梳理，重點從保障婦女平等的就業權利和機會、促進婦女就業創業與職業發展兩個維度，分析我國落實婦女與經濟戰略目標的法規政策進展，并針對我國在法規政策方面的制定情況及其與戰略目標之間存在的差距提出對策建議。

　　一、完善相關法規政策，為婦女平等享有經濟權利和就業機會提供法律保障

　　我國《憲法》① 明確規定男女權利平等及同工同酬。我國社會法(如《勞動法》《職業病防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工會法》等)、行政法(如《公務員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經濟法(如《廣告法》)、民法(如《婚姻法》《民法典》)等，均已根據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經濟權利這一憲法原則，在各自相關章節或條款中明確了對婦女經濟權益的保障。

　　(一)立法保障婦女的就業權利和機會

　　我國至少已有 8 部法律明確保障婦女在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具有平等的就業權利和機會。就業是民生之本，促進就業是安國之策，實行公平就業是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婦女權益保障法》② 作為我國第一部全面的、綜合性的、旨在保障婦女權益的社會法，專門設置了第四章“勞動和社會保障權益”，明確規定男女平等享有勞動和社會保障權利、福利待遇及同工同酬，用人單位不得在勞動合同或聘用協議中限制女職工結婚或生育。《婚姻法》第十五條和我國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七條均規定夫妻雙方可以自由參加工作或生產，在家庭領域保障了婦女婚后享有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利和自由。《勞動法》第三條規定勞動者在就業時不因性別而受到歧視，第十三條進一步明確男女享有平等就業權。《就業促進法》③作為我國就業領域第一部基本法，設置了“公平就業”專章促進平等就業。其中，第二十五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創造公平就業的環境，消除就業歧視”;第二十六條規定用人單位促進婦女平等就業，“不得實施就業性別歧視”;第二十七條規定的內容與《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基本相同。此外，為了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在規范廣告活動的《廣告法》中，第九條第九款明確規定廣告不得“含有民族、種族、宗教、性別歧視的內容”，第五十七條進一步規定違反第九條規定的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以上六部法律從個人、家庭、用人單位、政府和國家層面，在明確保障婦女經濟權利和就業機會的同時，也對就業性別歧視做出了禁止性規定。

　　《平等 發展 共享：新中國 70 年婦女事業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顯示：在中央及地方新招錄的公務員中，女性公務員所占比例分別超過半數和四成。[9] 中央和地方新錄用公務員中女性比例達到甚至超過我國總體就業人員中女性比例的可喜成就，與《公務員法》④ 的制定與執行密不可分。《公務員法》第五條明確規定了平等競爭等管理原則，第二十三條明確規定“采取……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辦法”錄用主任科員以下的公務員，以上規定為女性平等享有加入公務員行列的機會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作為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家庭幸福、民族繁榮與社會進步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⑤，在第三條明確規定開展人口計生工作要與增加婦女就業機會相結合。

　　自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以來，我國在立法和修法方面不但基于中國的國情、婦情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而且通過批準并落實相關國際公約，積極保障婦女的平等就業權利和機會。1997 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十五次會議批準國際勞工組織的《就業政策公約》(第 122 號，1964 年通過)，該公約規定為促進充分的、自由選擇的生產性就業，各會員組織應該向一切有能力工作并尋找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每個工人不論其性別和宗教信仰等身份都有選擇職業的自由。[10] 2005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該公約對“歧視”進行了明確界定，并要求各會員組織承諾在促進婦女平等就業和職業發展以及待遇等方面制定相應的政策。[11] 我國上述 8 部國家級法律分別從個人、家庭、用人單位、政府和國家層面，保障了婦女的平等勞動權利、就業機會和勞動報酬，既規定了國家保障婦女平等就業權利的義務，又規定了損害婦女平等就業所承擔的法律責任，有效落實了《行動綱領》中“婦女與經濟”第 1、2、5 項戰略目標，為促進婦女平等就業提供了多項法律保障。

　　(二)制定保障婦女平等就業權的國家政策

　　我國至少已制定 11 項保障婦女平等就業權的國家政策。1995 年以來，我國已先后實施了三個周期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并均在婦女與經濟領域的發展目標中規定錄用職工時禁止性別歧視。如《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 年)》規定：“保障婦女平等享有勞動權利，消除就業性別歧視。”

　　20 世紀 90 年代末，針對國有企業職工下崗與失業面臨的問題，1998 年國家下發了《關于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鼓勵用人單位優先招用下崗女工。此后，特別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多次出臺相關政策文件，促進婦女平等就業。[2] 如，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 年)要求規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包括性別在內的一切影響平等就業的制度障礙和就業歧視。國務院辦公廳 2013 年、2014 年兩次下發關于做好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積極采取措施促進就業公平，要求用人單位不得設置民族、性別等歧視性條件。 2017 年國務院《“十三五”促進就業規劃》要求打破城鄉、地區、行業分割和身份、性別歧視，“規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制度障礙”。 2019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要“堅決防止和糾正就業中的性別和身份歧視”;[12] 同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明確要求推進公平就業，糾正身份、性別等就業歧視現象。2020 年國務院辦公廳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對就業的沖擊，為支持發展新就業形態，專門印發《關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要求“為勞動者居家就業、遠程辦公、兼職就業創造條件”。上述 11 項國家政策，在促進下崗女工、務工女性等靈活就業與再就業、促進女大學生及城鄉女性就業與創業方面，有效落實了《行動綱領》“婦女與經濟”第 1、 2、3 項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行動。

　　(三)制定部門規章促進婦女平等就業

　　相關部委至少制定了 21 項部門規章促進婦女平等就業。在落實黨中央、國務院促進婦女平等就業權益的相關政策方面，各部委結合部門職責，積極制定消除就業性別歧視、促進婦女平等就業的部門規章。國家經貿委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 1998 年的相關通知，下發國經貿企改〔1998〕523 號通知①，要求各地經貿委、委管國家局堅決按照中央要求，完成下崗職工 100%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并按時足額領到基本生活費的任務[2]，切實保障了下崗女職工基本生活和再就業權利。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當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也分別發文落實上述通知。不僅如此，國家煤炭工業局辦公室進一步轉發國家經貿委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 1998 年下發的相關通知，要求各煤管局、省(區)煤炭廳(局、公司)以及有關煤炭企業遵照執行。各行業、各系統層層轉發、層層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上述通知，有力保障了下崗女工的就業權利及基本生活。

　　女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備受相關部門關注。2013 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以下簡稱人社部)專門下發《關于實施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計劃的通知》。2013—2021 年，教育部在其發布的七個關于加強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通知中，均明確要求各地各高校堅決反對就業性別歧視，嚴禁招聘信息包含性別等限制性條件。人社部《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 ② 指出勞動者平等享有就業權，在就業時不因性別而受到歧視。2019 年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門針對婦女就業依然面臨的性別歧視問題，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 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簡稱“九部門意見”)③，要求在擬定招聘計劃、發布招聘信息、招用人員過程中，除國家規定的女職工禁忌勞動范圍等情況外，有“六不得”：一是用人單位不得限定性別或性別優先;二是不得設法了解求職女性的結婚生育情況;三是不得在入職體檢項目中包含妊娠測試;四是不得在錄用條件中增加生育限制;五是不得差別化地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六是不得以性別為由限制婦女求職就業或拒絕錄用婦女。同時，人社部再次修訂《人才市場管理規定》①，要求在公開招聘時用人單位應給予婦女平等的就業機會。

　　全國婦聯始終將促進婦女平等就業作為重要內容并開展了大量推動工作。2003 年全國婦聯等六部門發出 《關于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婦女再就業工作的通知》(婦字〔2003〕4 號)②，要求增強做好下崗失業婦女再就業工作的緊迫感和責任感，通過加強教育與培訓增強婦女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通過開辟就業門路拓寬婦女就業領域。 2004 年全國婦聯、勞動保障部聯合發出《關于進一步推進婦女創業與再就業工作的通 知》(婦字〔2004〕14 號)，大力開展婦女創業與再就業培訓，積極探索創業培訓模式，努力實現較高的培訓合格率和創業成功率。全國婦聯婦女發展部等四部門相關機構③ 2009 年聯合發布 《關于開展全國女大學生創業導師行動的通知》，2010 年發布 《關于實施“女大學生創業扶持行動”的通知》，為促進女大學生創業爭取資源、創造條件。2011 年全國婦聯為促進婦女安全就業，聯合公安部、鐵道部下發《關于聯合開展“預防拐賣、安全流動、安全就業” 暑期反拐宣傳活動的通知》，引導和幫助有外出打工意愿的女青年提高自我保護能力。2013 年全國婦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于支持婦女從事手工編織實現就業創業的意見》(婦字〔2013〕26 號) 要求落實婦女從事手工編織產業相關扶持政策，加大培育婦女手工編織技能人才支持力度。為了有效引導用人單位平等招錄女性求職者，2016 年全國婦聯下發 《婦聯組織促進女性公平就業約談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各地婦聯組織在發現用人單位招用、錄用過程中涉嫌歧視女性時，可以對其進行約談，并指導其依法依規完善招人用人制度。從相關部委保障下崗失業婦女基本生活并促進其再就業，到促進女大學生創業、打工女性平安就業、婦女手工編織靈活就業以及涉嫌性別歧視用人單位約談，均彰顯了相關部委及婦聯組織為促進婦女平等就業創造條件、維護婦女平等就業權益的鮮明立場，有效落實了《行動綱領》“婦女與經濟”第 3、4、5 項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行動。

　　可見，以上 8 部法律、11 個項國家政策及 21 項部門規章，不但賦予了婦女平等就業權，而且為婦女平等參與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對落實《行動綱領》中“婦女與經濟”領域的第 1、2、 3、4、5 項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行動具有重要意義。

　　二、加大法規政策保障力度，促進婦女職業發展和工作家庭平衡

　　婦女在進入社會勞動領域后，無論是培訓、晉職、晉級等職業發展，還是與婦女生理特征相關的勞動保護，無論是在創業中能否獲得金融支持，還是其工作與家庭平衡程度，均與法規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密切相關。《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不得在專業技術職務評定、晉職或晉級中歧視婦女。截至 2021 年，我國至少已制定實施 8 部法律、14 個政策和 9 項部門規章，為促進婦女就業創業、職業發展、勞動保護、工作家庭平衡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

　　(一)完善職業培訓法規政策，提升婦女就業創業能力

　　通過職業培訓提升女性的就業創業能力，既是法定要求，又是政策促進的重要抓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條規定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應根據城鄉婦女需求，采取適當措施為其提供實用技術或職業技能培訓。此外，《勞動法》 第三條規定 “勞動者享有……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就業促進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加強統籌協調，……鼓勵勞動者參加各種形式的培訓”;《公務員法》明確將參加培訓列為公務員享有的第四項權利，并在第六十七條規定機關“對全體公務員應當進行提高政治素質和工作能力、更新知識的在職培訓，其中對專業技術類公務員應當進行專業技術培訓”。[2] 雖然以上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婦女的職業培訓內容，但是婦女在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后，作為勞動者便享有了參加和接受培訓的權利。

　　黨中央、國務院始終高度重視勞動者培訓，至少出臺了 8 項培訓政策措施。如，國務院頒布的三個周期《中國婦女發展綱要》，均明確規定加強對女職工、農村婦女技術技能培訓，以增強其就業創業能力。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 2013 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國辦發〔2013〕 35 號) 將創業培訓補貼政策期限由畢業年度調整為畢業學年。《關于做好 2014 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國辦發〔2014〕22 號)要求各地廣泛開展創新創業教育，提升高校畢業生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根據畢業生需求創新職業培訓課程，提高職業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 3 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9〕15 號)明確提出為脫產照護嬰幼兒的父母提供就業指導和職業技能培訓，并支持重返工作崗位。國務院辦公廳的這三個通知為促進女大學生獲得有針對性的創業培訓、提升創業能力奠定了基礎，為因照料嬰幼兒而中斷工作的女性重返職場創造了條件。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 《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 (2010- 2020 年)》，明確提出“加強女干部、少數民族干部、非中共黨員干部培養選拔和教育培訓工作”;中共中央印發 《2018-2022 年全國干部教育培訓規劃》，進一步明確要重視抓好女干部的教育培訓工作，這兩個文件為女干部有效獲得培訓和職業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相關部委至少制定了 4 項部門規章促進婦女就業創業培訓工作。2004 年全國婦聯、農業部《關于加強農村婦女富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的意見》，為提高農村婦女的綜合素質和就業能力，促進農村婦女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奠定了基礎。教育部和全國婦聯《關于做好農村婦女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工作的意見》(教職成〔2010〕2 號)，要求各地教育廳(教委)、婦聯切實做好農村婦女教育培訓工作。無論是家政、養老、育幼公共服務的提供者還是使用者，絕大部分是女性，為加快建立健全家政、養老、育幼等公共服務領域緊缺人才培養培訓體系，教育部辦公廳等七部門聯合出臺《關于教育支持社會服務產業發展 提高緊缺人才培養培訓質量的意見》(教職成廳〔2019〕3 號)①，明確提出支持各職業院校承擔家政培訓提升行動及巾幗家政服務培訓等相關培訓任務，鼓勵并支持上述公共服務從業人員進行學歷提升。2020 年發改委辦公廳為了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圍繞養老托育服務、家政服務和鄉村旅游等女性就業潛力大、社會需求旺盛的服務領域，發布《關于開展社會服務領域雙創帶動就業示范工作的通知》(〔2020〕244 號)，提出發揮互聯網平臺整合信息資源能力，線上接單、線下體驗，積極發展鄉村旅游新業態、新模式。

　　上述 4 部法律、8 項政策和 4 項部門規章，為通過培訓提升女性的就業創業能力、促進女性就業創業和職業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有效落實了《行動綱領》“婦女與經濟”第 2、3、4、5、6 項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行動。

　　(二)完善金融服務政策措施，解決創業婦女的資金瓶頸問題

　　資金短缺是婦女創業的巨大障礙，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高度重視創業婦女的金融服務需求，在《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2014 年)中要求完善金融服務機制，增加財政貼息資金，推進婦女小額擔保貸款工作。 2015 年中央一號文件②明確要求加大對農村婦女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支持力度。國辦發〔2014〕22 號規定“在電子商務網絡平臺開辦‘網店’的高校畢業生，可享受小額擔保貸款和貼息政策”，拓寬了女大學生獲得網絡創業貸款的途徑。早在 2009 年，財政部等四部門為幫助創業婦女解決資金瓶頸問題，聯合出臺了《關于完善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政策 推動婦女創業就業工作的通知》(財金〔2009〕72 號)③，規定城鄉創業婦女每人最高可獲得 8 萬元個人小額擔保貸款，合伙經營婦女最高貸款額度提高到人均 10 萬元。為進一步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相關要求并促進婦女創業，2019 年中國人民銀行等三部門共同發布《關于創新金融服務 支持婦女創業就業發展的通知》(銀發〔2019〕4 號)①，要求金融機構創新支持婦女創業就業發展的金融組織形式，加大創業擔保貸款政策實施力度，將婦女個人申請創業擔保貸款最高額度提至 15 萬元，婦女創辦小微企業吸收符合創業擔保貸款條件人員達到政策規定的最高可申請 300 萬元貸款。該通知要求對獲得地市級以上“三八紅旗手標兵”“巾幗建功標兵”“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等稱號且信用評級良好的創業婦女，原則上取消反擔保要求。這些新規定不但提高了創業擔保貸款額度，而且簡化了獲得榮譽稱號婦女的創業貸款要求。以上 5 個國家政策和部門規章，在采取積極措施幫助創業婦女解決資金瓶頸問題過程中，有效落實了《行動綱領》中“婦女與經濟”領域的第 1、2、4 項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行動。

　　(三)加強女職工勞動保護，完善生育保障制度

　　國家不斷完善保障婦女經期、孕期、產期、哺乳期特殊權益的法律。加強對女職工的勞動保護，始終是我國保障婦女權益的重要內容，我國至少已有 7 部法律明確規定了女職工勞動保護的內容。如《婦女權益保障法》和《勞動法》均規定，在女職工經、孕、哺期間，用人單位不得安排其從事危害健康的生產或勞動。《公務員法》第八十九條第三款規定不得辭退在孕期、產假、哺乳期內的女性公務員。《勞動合同法》(2007 年)第五十二條規定企業職工可以與所在企業訂立女職工權益保護專項集體合同，第四十二條還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女職工孕期、產期、哺乳期解除勞動合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孕、產、哺期間的女職工依法獲得相應幫助及補償，并享受特殊勞動保護。《職業病防治法》② 第七十五條明確規定，安排孕期、哺乳期女職工從事有職業病危害或禁忌作業的用人單位，衛生行政部門對其處以 5 萬元至 30 萬元罰款。《工會法》③ 第十七條規定工會及其下屬女職工組織有權要求違反女職工特殊權益保障的企事業單位予以糾正。

　　我國還制定了 7 項國家政策或部門規章來加強 對 女 職 工 勞 動 保 護 。《中 國 婦 女 發 展 綱 要(1995—2000 年)》規定保障女職工享有特殊勞動保護。《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01—2010 年)》規定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切實保障婦女的勞動權利。《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 年)》規定通過加強對女職工的特殊勞動保護，來減少職業病發病情況。《勞動保障監察條例》(2004 年)第二十三條規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違反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的用人單位改正，并根據受害人數及人均 1000 元至 5000 元標準進行罰款。《關于實施〈勞動保障監察條例〉若干規定》(2005 年)第十六條也明確了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對違反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并損害女職工權益的用人單位進行處罰的情形。《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2012 年)一是明確規定產假最低 98 天、流產假最低 15 天，用人單位女職工較多的，應妥善解決女職工在生理、哺乳方面的實際困難;二是對懷孕 7 個月以上女職工及哺乳期女職工的勞動時間、休息時間及哺乳時間進行了明確規定;三是根據生育保險參保情況，明確了女職工產假期間生育津貼的不同來源，并保障女職工在孕、產、哺期間勞動關系穩定以及勞動報酬不被減少的權利;四是用人單位需要防止勞動場可能發生的性騷擾;五是在其附件中以列舉方式分別明確了女職工及其在經期、孕期、哺乳期禁忌從事的不同勞動范圍。國務院辦公廳 《關于全面推進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并實施的意見》(2019 年) 明確了女職工生育期間的生育保險待遇不變。

　　以上 7 部法律和 7 項國家政策或部門規章加強了女職工勞動保護和生育保障，明確了用人單位預防和制止性騷擾義務，有效落實了 《行動綱領》中“婦女與經濟”領域的第 5、6 項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行動，其中《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中關于流產假、大月份懷孕女職工的勞動時間和休息時間規定，以及女職工禁忌從事的勞動范圍等保障程度高于《行動綱領》的相關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行動。

　　(四)制定家庭友好型政策，促進職業女性工作家庭平衡

　　黨中央、國務院為完善我國生育政策，在 2016年發布《關于實施全面兩孩政策 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明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采取措施保障女性勞動者的就業與休假等合法權益，合理配置兒童照料等社會保障資源，滿足新增公共服務需求，支持女性生育后重返工作崗位，同時鼓勵用人單位制定工作家庭友好措施。國務院辦公廳下發指導意見(國辦發〔2019〕15 號)，鼓勵用人單位采取積極措施，在就業人員密集區或用人單位，通過公辦民營等多種方式，為照護嬰幼兒創造有利條件。人社部等九部門意見明確要促進發展 3 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并加強中小學課后服務，通過緩解家庭育兒負擔，幫助婦女平衡工作家庭。以上規定或意見為減輕女性照料負擔、促進女性職業發展、平衡工作和家庭創造了有利條件，有效落實了《行動綱領》中“婦女與經濟”第 1、6 項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行動。

　　從對促進婦女職業發展維度的分析可見，以上 8 部法律、14 項國家政策及 9 個部門規章，不但向包括低收入婦女在內的創業婦女提供了貸款支持，保障了城鄉婦女參與技術技能培訓，而且為促進男女工作家庭平衡提供了嬰幼兒公共照護服務，對于落實《行動綱領》中“婦女與經濟”領域的第 1—6 項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行動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如此，我國還在女職工勞動保護方面制定并實施了 7 部法律和 7 項國家級政策或部門規章，對女職工勞動保護的程度和范圍已超過 《行動綱領》的戰略目標，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女職工身心健康和生育、育兒的關心關愛與大力支持，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綜上所述，1995 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以來，我國在落實婦女與經濟戰略目標、保障婦女經濟權益方面的法律政策不斷完善，已經形成了包括 62 個法律、政策文件和部門規章的法規政策體系，在婦女與經濟領域落實《行動綱領》的 6 個戰略目標及應采取的措施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促進全球婦女的經濟發展做出了中國貢獻。

　　三、問題與建議

　　自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促進婦女參加經濟發展方面成效顯著。在充分肯定我國保障婦女平等就業權、促進婦女職業發展與工作家庭平衡以及落實《行動綱領》戰略目標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相關法規政策的保障力度仍然存在可以提升的空間。首先，部分法規政策之間存在簡單重復的問題，如《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分別明確了男女兩性在勞動和社會保障方面權利平等，用人單位在招聘時不得提高對女性求職者要求或在女職工禁忌勞動范圍之外拒絕錄用女性求職者。而《就業促進法》第二十七條、《勞動法》第十三條、《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第十六條以及《人才市場管理規定》第二十三條所規定的內容，與《婦女權益保障法》的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基本相同，即不同法律間的內容重復現象明顯。換言之，以上四部法律法規缺乏細化的可操作性規定，法院在涉及女職工權益的相關判決時難以直接引用。其次，部分新近出臺的政策措施的普及程度和主動公開程度有待提高，在方便部分利益相關方或研究人員查閱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最后，對照《行動綱領》“婦女與經濟”確立的 6 項戰略目標，我國在促進婦女平等獲得市場和貿易機會、增強婦女的商業網絡、向低收入婦女提供商業服務以及增加婦女利用資訊和技術進入市場的機會方面，法律政策保障力度略顯不足。

　　借用第 75 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博茲克爾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致辭中的一句話，“推動性別平等不應只停留在口頭上，而要采取具體行動”，本文認為落實《行動綱領》“婦女與經濟”的戰略目標不能只停留在法規政策紙面上，而是需要采取具體行動。針對我國存在的上述問題，提出三個建議：一是建議國家在制定法律法規或修訂相關法律法規時，應加強立法修法調研，切實提高其具體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二是根據“誰執法、誰普法”原則，建議相關部門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加大對新出臺法律政策的解讀及宣傳普及力度，全面提高用人單位及婦女群眾特別是利益相關者對法律政策的知曉度，形成全民學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風尚;三是立法機關及相關職能部門要在促進婦女平等獲得市場和貿易機會、低收入婦女利用資訊和技術平等進入市場，以及婦女獲得商業網絡或商業服務方面，加大政策需求調研力度與法律保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