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體系的研究現狀與發展

　　摘要：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體系從形成、發展到再建構，其研究已走過百年歷程。民國時期起，我國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初步進入學術研究的范疇，目前由于“健康中國”國家戰略再次成為研究熱點，在實務理論、服務路徑及策略方面均取得了創新進展。文章借助文獻研究的方法梳理了當下中國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體系的研究現狀，從精神障礙患者的現實處境與需求評估、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概念、服務路徑三個角度述評，試圖圍繞服務理念、服務方法、服務模式、服務內容、服務形式與供給等方面探究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體系的服務現狀與研究動向，提出目前中國精神健康社工的研究趨勢已發生了多元學科整合、服務理念融合的轉變，眾多研究經驗與規律的總結均為推進未來實務理論與實踐的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關鍵詞：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精神衛生;康復;患者

　　王璐; 李濱， 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11-18

　　隨著精神健康成為我國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體系的建構已經成為落實國家健康政策、滿足民眾健康需要的重要途徑，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實務工作者投入到這一服務領域當中，有關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的研究成果頗豐，目前已有百年歷史。時遇北京協和醫院百年院慶，本文借此展開述評，采用文獻研究和比較研究法，梳理了中國當下各類精神健康社工服務現狀的重要文獻，同時借鑒西方國家的實務研究經驗，以期探究我國精神健康社工實務體系的未來發展策略。

　　一、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概念研究

　　國內對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探討發端于概念研究，這不單純是對精神健康社工作為社會工作專業分支方向的定義闡釋，更是對精神健康社工文化處境和本土化發展過程的分析，對精神健康社工定義標準的衡量直接關系著服務模式的發展及其背后的社會處境。

　　學界圍繞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存在許多種不同的理解，產生的相近概念包括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精神醫療社會工作、精神衛生社會工作等，還有學者將其稱之為精神科社會工作。趙環、何雪松(2009)曾提出，精神衛生社會工作(psychiatric social work)是涉及社會工作與精神醫療雙重領域的專門學科和實務領域[1]，涉及精神疾病防治及精神衛生措施中的社會工作實施，即可稱為精神健康或精神醫療社會工作，臺灣稱之外精神病理社會工作。廖榮利(1993)將“精神醫療社會工作”定義為心理衛生工作設施中的社會工作實施。主要職責是提供心理治療和其他相關的社會服務，其治療(或服務)對象包括精神病患及其家族，工作方式是與精神科醫師、其他心理衛生小組成員一起，以分工合作方式從事醫療服務[2]。

　　以上定義均是對西方精神健康社會工作轉譯的不同結果，有學者特別留意了中西文化處境下的思維差異對于社工服務模式與概念的影響，童敏(2010)認為處于中國文化中的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應放在特定的社會生活場景中進行理解，其服務模式應在個人與環境的交流互動中進行，工作者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務應在包容患者生活限制的基礎上提升其能動性，從而達至精神健康[3]。

　　二、精神障礙患者的現狀調查與需求評估

　　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過程主要包含診斷與治療康復兩個部分，對應了現狀評估與服務路徑探索兩類文獻綜述。

　　(一)精神障礙患者的需求評估

　　精神障礙患者的精神健康狀況與面臨困境的調研屬于社工介入的前期研究，為推進精神健康社工實務體系的建設奠定現實基礎，是實務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通常研究者會采用問卷調查、個案訪談等方式收集資料，最終結論在循證證據支持下呈現患者的不同需求。相關研究涉及對不同類型精神障礙患者婚姻關系[4](杜珍琳、童輝杰，2015)、就業現狀與歧視[5](張帆等，2016)、整體的住院康復生活狀況[6](蔣琳娜等，2017)的評估，基于與正常人群對比，呈現出患者在個人治療與期望、人際交往、社會融入等不同層次所面臨的困境。李濱、任衛(2020)擴展了調查對象的外延，以患者、家屬、社區居民為對象，全面收集了神障礙患者居家康復社會環境的現實狀況。調研針對性地設計考察了社區精神障礙患者及家庭對于社工服務的特殊需求，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在重慶市渝中區 L、Q 兩街道的 15 個社區發放問卷，收集了居民對于精神疾病的認知，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態度等資料，在此基礎上探究患者與環境互動過程中的服務需求，其中護理知識、心理疏導和生活技能訓練的需要最為凸顯，以此作為精神健康社會工作開展服務的依據[7]。以上關于患者現狀與需求的調查多依托于一個或幾個特定的地區及機構(引用文獻中涉及上海、江蘇、福建、安徽、重慶等地的社區、精神病院或精神衛生中心)，多屬于小型地方性研究，通過具體的抽樣方式選擇樣本，調查結果呈現出一定的區域代表性特征。

　　另外還有一些調查單獨將老年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提出，就其在我國登記、治療的基本情況進行了總體數據的對比[8](陳虹霖、呂秋麗，2018)，分析了機構內老年患者的住行安全環境、護理計劃和活動的需求，而農村的老年患者則面臨經濟、精神衛生教育可及性弱導致的就醫困境[9,10](李磊，2009;劉祝明，2010)。以上需求調查研究均為精神障礙患者群體(包括已經康復的患者)的治療與發展提供了相應的服務參考。

　　(二)患者需求的影響因素分析

　　對精神障礙患者的需求調查往往并不單純停留在需求類別的歸納上，一些調查還挖掘了產生需求的深層原因或相關因素，如是受性別、年齡、意愿的等個人因素的影響，還是與社會因素相關等。

　　這類調查首先涉及精神障礙患者的需求，但由于患者群體比較龐大，通常在分析需求的影響因素時還會進行子群體的區分，一般是依托一定的地域結合某一個具體的問題展開，有時會是一個宏大研究問題下的特殊人群的子問題，如精神障礙患者的養老意愿及需求、精神障礙兒童的教育需求、精神障礙青年的求職需求等等。這些調研將精神障礙群體作為一個認知與行為上表現特殊的弱勢群體對待，認為群體需求不止受個體觀念的影響，還需要考慮子群體的團體特征與指標，將群體需求及其影響因素操作化為具體的相關關系。薛蓮等(2017)采用目的抽樣方法，對上海市 J 區 220 名精神衛生中心住院患者和社區精神障礙患者進行了問卷調查，探究了患者性別、年齡、收入、患病情況、主觀態度等對養老方式影響的相關性 [11]。翟紹果、王健榮(2018)在陜西省鎮安縣 8 個社區的調查表明，在認知功能、抑郁情緒層面出現障礙的老人，其精神健康狀況與社會支持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關系，從而得出通過加強精神衛生服務提升老人社會支持的結論[12]，不失為是建構精神健康社工實務體系的重要思路。

　　三、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服務路徑探索

　　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服務的開展需要依托一個具體的精神衛生實務問題，因此目前的研究廣泛涵蓋了精神障礙患者康復、預防、社區回歸等內容，聚焦于患者、家屬、醫院、社區多個服務對象和場所，從不同學科視角與理念出發討論相應的服務模式。不同學者對不同研究側面的選擇對應著相異的研究結論，以下暫從服務理念、服務方法、服務模式與實務理論、服務內容、服務形式與供給、其他研究幾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服務理念

　　服務理念是精神健康社工實務研究的核心領域，順應服務目標從機構治療到社區康復的轉向，逐步發展出社會隔離和社會融合兩種理念追求，其中服務對象的認定與互動成為判定服務理念取向的關鍵要素，不同的研究者對服務群體及群體間關系的側重各不相同。傳統意義上精神健康社工的服務對象為精神障礙患者及其家屬，但隨著服務的深入和專業化推進，服務向著患者宏觀的社會環境進行延伸，學者們對于患者外部環境的劃分又是相互區別的，多是對于醫療機構(一些研究者將其定義為“院舍”)和社區兩類康復防治環境利弊的討論[13-17]。(童敏，2005;劉繼同，2006;馬弘等，2011;薛莉莉，2017;譚磊，2018;王麗華、肖澤萍，2019)

　　差異化的服務理念對應著目標下范疇各異的服務對象，以及不同的服務互動關系。有學者傾向于以患者個人層面的康復治療為服務目標，這個場境中主要涉及對患者本身的關注;還有學者則將服務重點轉移至患者所處的社會環境上(徐選國，2017)，以增強患者的社會功能與交往，促進其社會融入與回歸為服務目標[18](秦燕，1997)，這種社會關系導向的服務除了關注患者外，還會考慮將其家庭成員[19](吳麗月、李旭，2018)、朋輩[20](謝迎迎、范明林，2019)、所處社區的居民、社區組織[21](陳玲、劉澤偉，2021)等納入進來，其中社區組織以社工專業組織為代表，為患者提供非治療性服務，有研究提到這“屬于精神病人士和康復者的代表組織或自助團體” [22](葉錦成，2018)。除此之外，要建立精神障礙患者與其社會環境間的情感互助系統，還應涉及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其他合作者，如醫護人員、志愿者、心理咨詢師、社區工作人員等。在精神健康服務中，這些群體既與社會工作者合作提供服務，同時又可以作為社工的服務對象出現。

　　針對上面精神健康社工服務對象個體與環境的劃分方式，一些學者試圖確立一種綜合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務的理念，通過解構個體服務與環境介入之間的對立，將不同的服務對象并置貫聯起來。丁振明(2011)提出精神康復的三維模式，從患者、家屬、護理者三維服務對象的角度探討了精神病院康復體系中社工連接貫通的服務理念定位[23]。董云芳(2006)提出“社區容納型”精神康復服務理念，試圖以專業服務囊括患者、家庭社區，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24]。李濱等(2018)在社區精神衛生防治的框架下探討了精神障礙患者居家康復中醫務社工針對不同服務對象介入的具體思路，研究者在調查了重慶市渝中區精神障礙患者康復現狀與需求的基礎上，不僅關注了患者的身份，還圍繞患者的社會支持系統著重從其家庭、鄰里、單位和社區等層面入手，提出建構“醫務社工+醫療+社區”三位一體的團隊服務理念，以達至患者疾病防治和社區回歸，以及社區健康的整體目標[25]。

　　(二)服務方法

　　有關精神健康社工工作方法的成果中，學界傾向于討論不同服務方法的案例適用性，一些研究還試圖找到社工三大方法中某幾種的交叉結合點，以此提升服務成效。

　　首先，精神健康社工的工作方法與側重點各有不同。個案層面的服務主要集中于探討如何協助患者制訂康復計劃，自我察覺病情與社會關系，對病情進行正確認知，并建成自身管理系統。趙環、何雪松(2009)、葉錦成(2018)、劉嵐、孟群(2010)的研究均提到了個案管理的概念[26]，認為這種方法適用于面臨多重問題的精神疾病康復者，是精神健康社工提供整合性服務的獨特模式。小組層面的服務研究依據不同的服務對象劃分為住院患者、居家康復患者、患者家屬的相關小組[27](樊學文等，2014;謝迎迎、范明林，2019)。針對患者間小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展開同伴互助，如小組中的患者如何發揮的積極示范作用、康復者的領導作用等。社區工作將服務對象擴展至整個社區，將精神障礙患者放入社區中進行理解，將服務范圍延伸至精神障礙患者所處的社會環境上。當前精神健康社區工作主要采取的是社會策劃模式(謝迎迎、范明林，2019)，關于服務的研究重點落在社區的精神健康宣傳、教育上(陳玲、劉澤偉，2021)，以消除社區對于精神疾病的歧視，增進社區對精神疾病的理解與社區團結。

　　其次，工作方法的選擇直接與服務目標的設定相關，而目標的確定則是全面考量、區分服務對象及其面臨的問題、患病時段等情況的綜合結果。李濱等(2018)在重慶地區精神障礙患者居家康復的研究中提出以個案推動康復服務，以小組促進健康自管，在消除社區居民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歧視、恐懼等社會康復環境問題上，則選用社區教育的方法達至居民認知偏差糾正的目標。王志中、楊曉東(2019)就精神健康社工的干預方法做了介入時段的區分 [28]，患者病情的急性期、鞏固期與康復期服務的側重點不盡相同，前者的工作重心在為患者家屬提供咨詢與情緒安撫上，更適合借助個案的方法，后者則需要綜合個案與小組工作兩種方式，以個案配合治療、教育、成長、自我管理等多種類型的小組，改變患者的治療態度，恢復其社會關系，增加患者及家庭的社會適應能力。此外，服務方法的交叉運用還要結合不同的項目實例背景。如王春霞(2016)在梳理民國時期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歷史脈絡時就肯定了兒童行為指導工作中個案研究與小組工作兼用的方法[29]。

　　此外，宏觀上的社會工作政策研究與三大微觀方法的分析并存(陳玲、劉澤偉，2021)。我國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體系的發展與精神衛生服務政策法規的轉型是相互契合的。相關研究通過政策分析與回顧將政策框架與社工實務銜接起來，為推動精神健康社工服務體系建設提供了制度依據。有學者通過梳理有關精神衛生的國家政策和地方立法，明確了精神健康社工在醫院或社區康復中與其他服務人員(如醫護人員、心理治療師、志愿者、康復師、照護者)合作時所承擔的專業角色與職責[30](楊曉東、廉杰，2013)，指出精神衛生政策的不斷完善為精神健康社工發展提供了保障與機遇。

　　當前研究中涉及的政策依據多是 2000 年以來出臺的，涵蓋了福利服務、心理健康服務、精神衛生優先發展規劃等多個方面，這些政策都將為精神健康社工的發展奠定一定的社會性基礎。栗克清等(2012)、馬弘等(2009)的研究回顧了相關精神衛生政策，劉繼同(2017a， 2019)梳理了有關精神健康的重要政策法律與重大歷史事件一覽[31]，著重闡述了《關于開展全國精神衛生綜合管理試點工作的通知》《全國精神衛生工作體系發展指導綱要 (2008—2015 年)》《關于加強心理健康服務的指導意見》中有關精神衛生服務工作機制、康復模式、人才隊伍、社會組織等內容，及其為社工實務體系建設提供的發展框架。以上研究強調了社區服務的政策導向，共同提到醫院-社區-家庭一體化將是日后頗為重要的實務趨向。“健康中國”背景下，盧俊、陳成文(2020)緊扣《關于印發全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試點工作方案的通知》《“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等政策要求，提出精神衛生領域的社會工作應充分借助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擴展職場領域，構建實務體系[32]。王志忠、楊曉東(2019)將精神健康社工作為“健康中國”國家戰略的議題討論了實務體系的發展方式，建議注重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理論政策研究。地方立法方面，趙環、何雪松(2009)，謝迎迎、范明林(2019)均提到了上海市地方性法規的出臺：《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上海《關于推進醫務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以及《全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15—2020 年) 》、《關于印發嚴重精神障礙管理治療工作規范(2018 版)》對于構建中國特色精神健康社工實務體系的推動意義。

　　(三)服務模式與實務理論

　　學界通常按照基礎理論與實務理論的分類對社會工作理論進行劃分(高鑒國，2020)，并長期遵從實務理論與實務經驗研究并重的研究模式，以實務經驗推進、創新理論。因此基于不同案例提煉的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服務模式是實務理論創新的依據，實務理論則是服務模式的高度概括與解釋。現階段的服務模式研究多以具體微觀案例中的現實需求和導向為基準，歸納并討論了模式形成的條件并推及其適用性，一般來講根據服務情境的不同，實務理論也展現出獨特的應用框架。

　　1.多學科的服務整合模式

　　精神健康社會工作自產生之時起就一直面臨著患者被動參與或主動改變的困境，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主要依靠改變服務所依托的學科視角。有學者從多學科角度出發對現有精神健康社工的實務模式進行了概括，提出遵循西方由生物醫學到生物-心理-社會醫學綜合模式的轉向[33]，在精神疾病防治中涵蓋心理學、醫學和社會工作實施，對精神障礙患者提供服務時在藥物治療基礎上擴展出心理治療和社工服務。在論及此種模式的轉變時，童敏(2012)主要提到“心理社會康復服務” [34]對醫學治療的補足[35]，認為心理治療(陳文琦，2011)、工娛治療(張莉，2008)、職業勞動治療(盛嘉玲，2011)、健康教育并制訂教康復手冊、技能培訓、體育項目治療等方式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社會功能。熊恩富(2010)、王春霞(2016，2021)、王志中、楊曉東(2019)則肯定了多學科服務模式對于患者社會要素的重視[36]。李濱、任衛(2020)在社會要素分析中強調了社會因素溯源、社會環境改善的服務重心。作者在精神障礙患者居家康復的實證研究中采用“社會適應”的理論視角切入，將社工服務作為人與環境不適應時促進適應性反映的重要手段，提出患者增能為核心，創造適宜康復和回歸社會環境的服務模式，以提升精神健康社工服務的針對性與時效性。在此基礎上，劉繼同等(2010)以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為背景，專門區分了心理學與社工服務模式的異同，探究了學科間合作與協調的可能性，建議將個體化心理學服務納入整體化社會福利性質的精神健康社工體系中來[37]。

　　然而，一些學者也意識到理論層面上提出的心理、社會元素在具體的精神健康社工實務過程中面臨著未能發生深度整合的困境，服務呈現出被動、零散的特征。童敏(2012)就此提出了生理-心理-社會綜合服務模式中主動整合與被動結合兩種類型的區分，之后的研究者們也在不斷探究更適宜的服務模式和理論。目前一個新的討論趨向是“復原”理論在精神健康社工實務模式中的運用。自復原[38]理念由 Deegan、Anthony 等國外學者提出后，就在國內精神健康社工服務領域引發了廣泛的討論。精神健康服務模式借鑒復原理論的意義在于：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超脫疾病經歷尋求康復，在社會支持網絡的幫助下借助社工服務充權，強調這一過程中患者的自我決定與主體價值，以達成自我改變，謀求責任感。至此不少研究將復原作為服務中患者謀求生理、心理、社會三方面因素整合的根本[39，40]。這一點上童敏(2008， 2012)、丁瑜、李會(2013)、梁詩明(2016)、葉錦成(2017)、謝迎迎、范明林(2019)等學者基本達成了共識。

　　2.多個場所的服務協同模式

　　一些研究還從精神健康社工開展服務的場所及其服務邊界出發，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論及“去院舍化”和“社區照顧”的服務議題，參照西方學者 Rapp 將社區重新作為精神病康復社工服務的重要工作場所[41]，Hudson 認為社區護理有助于精神病人個人能力的開發和社會功能的重塑[42]等觀點，我國學者的研究取向同樣發生了變更，在分析精神健康社工服務最終目標的架構下探討精神障礙患者機構處遇與回歸社區的利弊及關系。(童敏，2005;劉繼同，2006;譚磊，2018)其中不少研究都支持從醫院到社區過渡的服務轉向，試圖達成醫院主導與社區為本兩種服務理論的統一均衡，調和機構康復與社區照顧產生一種綜合服務機制，這種一體化的服務模式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涵蓋了患者從醫院康復到回歸社區的整個過程。但不同學者使用不同的概念來概括對這種理論轉向，比如醫院-社區一體化的實踐(馬弘等，2011;王麗華、肖澤萍，2019)、“院前院后”服務模式[43](謝春艷，2017)、“院內社區”的服務模式(薛莉莉，2017)、“醫院-家庭”項目，或“院內-門診-社區”一體化服務模式(謝迎迎、范明林，2019)。以上均是研究者們基于不同地域、場境下的精神醫療社工實務經驗，對醫院、社區協同的關系進行的理論探討。

　　另外有學者從醫學視角切入將延續性服務與服務場所的協同聯系起來思考[44](董玉靜等，2012)，并指出去機構化的社區照顧服務也可能面臨的社區場域中“再機構化”的問題[45] (劉敏等，2016)，也就是說，回歸社區的患者康復仍舊可能依賴社區中的衛生機構，與社區環境脫節，從而面臨缺乏社會工作者等其他服務主體參與的問題。基于上述實務過程中醫院主導的情況，陳玲、劉澤偉(2021)強調以患者不斷變化的主體需要為本來破除這一困境。她將服務場所劃分為醫院內、醫院-社區過渡地帶、社區共同體三類，對應不同場所依次選擇嵌入式復元、鏈接式復元與倡導式復元服務，通過出院準備、社區隨訪、轉介服務，并借由志愿服務[46]的輔助(馬鳳芝，2014)完成場所間的過渡與協同，試圖將延續性服務與復原結合形成一種綜合性的實務模式。

　　還有學者對以上兩種實務理論下具體服務模式的確認進行過綜合討論，提出多學科綜合診療模式、主動式社區治療模式(ACT)、精神康復會所模式、照顧者資源中心模式(王志中、楊曉東，2019)，綜合考量了醫院、社區、康復會所等防治場所，整合了醫護人員、心理咨詢師、社工等多學科專業服務團隊，較為全面地圍繞患者及其照顧者的不同處遇探討了社工的服務分工及思路。其中圍繞 ACT 展開的研究不在少數，認為這種模式與案主主動尋求專業幫助的方式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童敏等(2017)依據社區重性精神病人的個案歸納出了主動式社區治療模式的邏輯，即以主動訪視服務為核心，針對日常生活的場景而開展的長期陪伴服務[47]。

　　(四)服務內容

　　目我國前精神健康社工的服務內容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精神障礙患者個人的知識普及與技能培訓，包括政策咨詢、疾病與治療信息的傳達等。二是認知與情緒調節，包括患者及其家屬對疾病的觀念、態度、治療意愿的轉變。三是患者社會支持與社會交往的建立，主要包含家庭關系、鄰里關系、社區融入、職業生活等層面。另外還涉及以上三方面服務實施的一些輔助手段，如政策的制訂、建議、教育宣傳等，全面涵蓋了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元化的服務范圍。

　　服務內容的制訂直接來源于不同服務對象在具體精神康復場所中的現實需求。薛莉莉(2017)在對服務內容的討論中較為清晰地區分了不同類別的服務對象，如針對患者開展的治療、職業康復服務;針對家屬提供的壓力緩解、心理教育、家庭治療、家庭互助;社區范圍內的宣傳與咨詢服務等。李濱等(2018)同樣基于對精神障礙患者及家屬的問卷調查確定了居家康復的需求，認為服務可以從“傳授專業的醫療和護理知識、心理及情緒疏導、生活技能訓練”三個主要方面入手，提供健康管理服務、社區教育服務和康復服務。

　　除了服務對象和場所，服務內容還可以依據精神障礙患者疾病的類型、所處病程、服務時間跨度的不同進行進一步區分。童敏等(2017)曾圍繞重性精神病人社區康復領域展開研究，他提出長期社區陪伴服務的內容主要涉及用藥的指導、情緒管理、家庭支持以及整體社會功能的改善，區別于其他服務最為重要的一點是：長期社區康復服務還需要關注患者生活中的多種基礎需求。

　　另外還有研究會涉及一些特殊類別的服務對象，任杰慧(2021)就對失獨老人這一潛在的精神障礙患者群體進行了調研，提出倡導、賦能和協調的服務策略，意圖通過政策制定、熱線疏通、朋輩小組等服務內容增加失獨老人的資源，改變其認知，提升其社會適應能力，以此推動精神健康社工實務體系的建構[48]。

　　(五)服務形式與供給

　　以往精神健康社工實務的研究中還涉及到了一些服務形式與供給的劃分，如精神健康社工服務的運營方式、相對應的服務技巧類別等等，這些討論也都是提升服務成效、創新服務方向、建構實務體系的重要方面。

　　在社工服務的運營與供給方面，齊建、周文姣(2018)提到了四種服務關系建構的手段，第一種是社會工作專業組織與精神醫療機構簽訂專業服務契約協議，機構內外協同為患者提供服務;第二種是精神醫療機構成立專業社會工作部門的獨立式服務方式;第三種是精神健康社會工作者通過政府購買服務，以崗位形式提供服務;第四種是高校教師或學生以項目化的形式進入社區發展項目的服務機制。[49]劉繼同(2017b)同時提到社工參與精神健康服務時的性質歸屬問題，建議專業性服務與行政性服務相互配合。[50]配合不同的服務供給方式，不少學者對其服務技術進行過分類，涉及到了不同組織配合下綜合技術的運用，如工療、娛療、園林式治療、音樂治療、體育治療、家庭治療、群眾性看護網等[51-54](郭沈昌等，2001;徐聲漢，2005;林勇強，1996;王祖承，2000;徐一峰，2010)，高萬紅、陸麗娜(2017)還提及了社區發展關系中的服務技術，如社區治療服務、認知行為治療服務、職業康復服務等。[55]

　　(六)其他研究

　　其他還有文獻從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過程、成就與挑戰出發，在宏觀層面討論了專業制度建設的問題，以此對精神健康社工實務的現狀和困境進行反思，并進一步提出相應建議和對策。劉繼同(2017b)圍繞我國精神健康社工發展史回顧了醫務社工 2006—2016 年發展狀況后，論及了精神健康社工發展的行政化與專業化路徑，指出除了政策規章建議、組織建設外，人才隊伍、精神健康社工協會、委員會[56](臧其勝，2014)也成為建構精神健康社工實務體系的重要途徑。吳麗月、李旭(2018)在宏觀層面上闡述了我國精神健康社工專業實踐面臨的挑戰：即醫院與社區資源分配、院舍與非院舍服務理念、專業角色方面的矛盾與張力，以此提出配合福利保障下社工職業化發展與社區康復服務體系建構等對策。

　　另外還有一類是文獻回顧研究，實質是通過精神健康社工相關文獻的總結闡釋某一時期的服務思路及其在當代的意涵與應用。劉繼同(2014)就對民國時期精神健康社工實務的經典文獻進行過研究，主要提到了《醫院社會工作》與《精神病之社會的因素與防治》，并對兩本著作的學術貢獻與社會價值給予了評介，以此剖析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服務步驟與流程中文化傳統的影響、文化治療的適應性等問題[57]。陳虹霖、呂秋麗(2018)梳理了有關老年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國內外臨床、康復服務，在框架下確認了精神健康社工協同醫生、建立疾病數據庫、組織社區活動的實務角色定位。

　　總之，以上六種文獻綜述的分析路徑是相互嵌套與勾連的，是整體服務思路的不同側面，是實務體系轉變與發展的具體體現，如某一確定的服務內容下對于服務模式的選擇即是綜合考量服務方法、服務對象劃分的結果，以此劃分便于讀者理解。

　　四、比較研究

　　目前國外雖然少有對中國精神健康社工發展的關注，但在我國的精神健康研究領域中卻不乏對中西社工實務模式的差異化思考，是學者們通過他者反觀自身實務體系引發的討論，試圖從本土實踐出發與西方實務體系展開對話。此類文獻主要以比較研究的形式出現，較為偏重西方服務經驗對我國精神健康社工發展的影響，部分還側重探討了西方實務模式的本土化過程。

　　一是關于中西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踐策略中社會要素、文化基礎的應用比較研究。縱觀西方社工面向精神障礙患者開展的康復服務經驗，“人在環境中”的服務理念被廣泛提及，用以強調服務所依托社會環境的重要性，國外一些研究以社區為基礎，將其作為社會工作介入精神健康實踐的基本場域[58,59](Hoppe, 1987，Masiriri，2008)。隨著對精神障礙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入，美國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對家庭環境的關注度逐步升高，家庭咨詢、教育、支持小組等均成為了行之有效的介入策略[60-62](Marsh，1996，Mannion，1996，Citron，1999)。井世潔(2014)比照了美國家庭心理教育、家庭教育、家庭咨詢、家庭支持和倡導小組、緩解照顧等工作方法，結合中國社會轉型期精神病患復發的特征，提出社區康復中“家庭干預” 對于國內社工的借鑒意義[63]。另有一些文獻傾向于采用患者整體研究的方法，兼顧先天生理因素和后天環境因素，試圖通過尋求社會解決的方式來提供服務[64,65](Evans，Moltzen， 2006，布魯斯·J·湯奇，2017)，尤其是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服務范式出現后，一些研究如 Peterson(1990)、Stromwall，Hurdle(2003)探討了社工如何在針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服務模式上實現生理、心理、社會多層面的整合[66]，Morriss(2017)則對這種服務成效進行了反思，提出了從社會視角進行醫學模式整合的局限性[67]。新近的成果討論了新冠疫情發生后在社會公正需求加劇的情況下，社工針對精神障礙老年患者的支持機制中斷時，其實務模式發生了利用社交媒體處理患者悲傷與損失的變化[68]。(Brennan，Reilly，Cuskelly， Donnelly，2020)以上均為我國精神健康社工實務體系提供了借鑒。

　　國內學者就上述西方服務經驗在中國的實際應用發表了不同看法，王春霞(2016)從社會工作史的角度對受西方影響較大國民時期的精神健康社工實務歷史進行了研究，以精神病醫院和兒童心理輔導診所兩類西方精神治療的典型場所為參照，選擇了北平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成都兒童行為指導所和南京精神病院作為研究主體，在三者服務的歷史脈絡中提煉出了民國時期精神健康社工實務借鑒西方服務的方法要點。這一時期的精神健康社工開始重視探究精神問題產生的獨特社會原因，北平精神病院介入患者日常生活中采用了會談治療、職業治療、娛樂治療的手法，幫助患者明確角色、調整家庭關系、適應工作，這種將服務從醫院治療延伸至出院善后的做法，是對西方服務重視社會要素思路的熟練應用[69]。李琛(2020)參照首先借鑒西方服務理念的中國臺灣省的經驗，認為西方“生理-心理-社會”發展機制在大陸的運用應注重建立跨專業、全病程的服務，以提供完整的社區治療與照護[70]。此外，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根據我國精神疾病的獨特現實展現出了明確的社會、文化轉向，相關研究包括：楊月明(2017)歸納整理了不同國家社工參與精神康復服務的實踐，如法國的集體性心理治療、比利時的家庭康復、美國的社區康復模式等，明確了我國“以人為本”發展宗旨下社工作為患者有意義生活合作者的角色定位[71]。常海燕(2013)審視了 Roberta G.Sands 和 Ram A.Cnaan 的研究，以此強調了中國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領域中文化選擇與文化評估對于患者康復的突出作用[72]。

　　二是在中西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組織力量方面，對于多元服務主體參與和協同的比較研究。周勇(2010)比照了中美精神健康社工的服務導向認為，不同國家的精神健康工作發展要視具體社會的歷史條件而定，創新精神健康社工的服務模式要考慮原有的制度體系、人文精神、道德底蘊和歷史價值依托，他特別提及美國實務經驗中社會組織的啟示，認為社會團體、民間機構應為中國精神健康社工發展的主體[73]。此外，過渡期住屋是西方精神健康社會服務組織力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協助精神障礙患者重新融入社區[74](Grob，2014)，杜妍智、梁詩明(2019)就西方的過渡住屋反思了我國香港地區精神科中途宿舍服務中照顧訓練、生活訓練、職業培訓的利弊，并參照中國香港的經驗對內地社區康復中社工服務的啟示，從政策保障、組織培育、隊伍建設等方面提出了建議[75]。

　　三是關于中西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服務關系建立的比較研究，主要聚焦于服務初期的求助關系上。學者們在回顧了西方理性主義工作模式的基礎上[76](王思斌，2001)，倡導中國文化實踐背景下人文主義的回歸，提出了精神障礙患者“否認求助”的本土化社會工作應對策略，采用承認求助者的目標、重構身體癥狀的意義、尋找成功經驗以及協調自我與環境關系等手段建構主動的服務關系[77](姜海燕，2021)。

　　五、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研究趨勢與展望

　　總之，昔日圍繞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體系的建構，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眾多學者進行了大量和廣泛的研究，形成了關于精神障礙患者需求評估、精神健康社工概念以及服務路徑的各類創新成果，但仍有補足的余地。

　　1.從服務方法上看，已有研究多是圍繞地方性精神健康社工實踐提煉而成的，缺乏對服務方法跨地域適用性的討論。由于缺乏全國性的研究，目前微觀層面的討論發現尚未形成整體，有待系統性地歸納提煉。2.從服務模式來看，前人研究較少回應精神障礙患者需求與社工服務之間不對等的問題。這種需求-服務間存在的偏差和跨學科精神健康服務中社會工作的學科定位有關，實務體系中醫學與社工服務的整合仍有待考量和細化。3.從服務內容上看，以往研究對于精神疾病群體的異質性關注仍不充分，不同年齡、性別、經濟狀況，特別是不同患病類型的精神障礙患者面臨困境背后的生理、社會因素各不相同，對應著不同的服務內容，不可一概而論。這之中尤其缺乏對農村地區精神障礙患者及其服務推行的關注。4.從服務形式與供給上看，圍繞精神健康社工服務規范、服務人員能力培養的研究相對較少，仍有補足的余地。

　　據此，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未來的研究趨勢應注重 1.研究思路的優化。立足于微觀服務案例而不局限于此，加強對精神健康社工服務效果的評估研究，概括提煉出系統且連貫的服務模式，促成精神健康社工實務體系研究微觀與宏觀層面的整合。2.研究內容的擴展。拓展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務體系的內容研究，將研究范圍延伸至服務涉及的所有潛在主體與受體，以及服務所依托的社會環境上，形成對不同地域、不同類別患病群體、社工服務要素等研究議題的多元化關注，推動精神健康社工實務體系的整體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