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信息效應的主要理論與影響因素的述評與展望

　　摘 要 個體對原始信息的記憶受到隨后錯誤信息的影響而產生錯誤記憶被稱為錯誤信息效應。通過對新近研究的梳理與歸納，發現錯誤信息效應的研究熱點集中于解釋效應產生機制的理論研究以及效應的影響因素研究。因此，本文重點歸納和述評了錯誤信息效應的五種理論和三類影響因素。未來的研究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開展：第一，錯誤信息產生機制和理論研究;第二，探討錯誤信息效應的年齡特點以及腦老化的影響;第三，分別創設現實情境與網絡虛擬情境，探討不同情境中錯誤信息效應的產生過程;第四，利用腦電和腦成像技術探討錯誤信息效應的腦機制，為檢驗理論提供認知神經生物學的證據。

　　本文源自心理技術與應用 2021年1期《心理技術與應用》(月刊)創刊于2013年2月，由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主管、開明出版社主辦。《心理技術與應用》辦刊宗旨：介紹、推廣心理技術，提高心理服務實效;運用、開發心理技術，促進心理技術創新;提供心理技術研究、探討及應用的交流平臺，搭建心理學研究成果與社會應用之間的橋梁。

　　關鍵詞 錯誤信息效應;主要理論;影響因素

　　1 引言

　　Loftus(1979)在研究中提出，人們從觀察到某一事件到向他人描述期間，可能會接觸到有關事件的一些新信息，而這些新信息會補充到原始信息的記憶中，甚至會改變原始信息的記憶。研究者關注的是，由于暴露在錯誤的事件后信息(post-event information，PEI)中，導致人們的原始記憶出現錯誤，特別是一些記憶細節被錯誤信息取代，這被稱為錯誤信息效應(misinformation effect)(Ayers & Reder， 1998; Ost et al， 2013)。Loftus(1975)對于錯誤信息的研究具有開創性。在這項最早的錯誤信息效應實驗中，被試首先觀看視頻放映，比如其中一個場景描繪了一輛停在停車標志前的汽車，隨后被試被提問關于視頻中的細節(其中一個誤導問題是汽車停在讓路標志前，旁邊有其他顏色的車輛嗎?)，在最終記憶測試中，相比停車標志被試更容易報告讓路標志。大多數錯誤信息效應的實驗中使用了這一原始范式或其變式。自Loftus(1975)對錯誤信息效應開展研究以來，眾多研究者在日常記憶、證人證詞、廣告和社交媒體傳播等多領域中考察了錯誤信息效應(Brackmann， Otgaar， Sauerland， & Howe， 2016; Leding & Antonio， 2019; Lindsay， 1993; Nitschke， Chu， Pruessner， Bartz， & Sheldon， 2019; Szpitalak & Polczyk， 2015; Trnberg & Bauch， 2018)。例如在證人證詞研究中，研究者關注錯誤信息效應對證人證詞的影響。研究發現，目擊者在證詞中包含與他們所目睹的事件不一致的信息，這些錯誤信息來自證人所接觸的其他來源信息，而證人將這些信息補充到了目擊事件中，甚至改變了對目擊事件的記憶(Brackmann et al.， 2016; Lindsay， 1993; Szpitalak & Polczyk， 2015)。另外，在社交媒體中也存在大量的錯誤信息。研究者發現新聞網站、報紙等社交媒體成為了獨特的錯誤信息來源，影響著人們對信息的認識(Trnberg & Bauch， 2018)。Szpitalak， Polak， Polczyk和Dukaa(2016)總結了錯誤信息效應的典型研究范式，包括三個階段：(1)呈現“原始來源”信息，比如圖片或者視頻;(2)呈現“誤導來源”信息;(3)要求被試回憶或者判斷“原始來源”的信息。

　　隨著研究者深入的研究錯誤信息效應，許多研究者開始著眼于對錯誤信息效應理論解釋的研究。Loftus(1975)首先提出了痕跡更改理論解釋錯誤信息效應， 隨后McCloskey和Zaragoza(1985)對該理論進行補充，提出了策略效應理論;之后研究者又先后提出了基于激活理論、來源監測理論、模糊追蹤理論對錯誤信息效應進行解釋。而在探究錯誤信息效應的理論解釋的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了錯誤信息效應的多種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將梳理和歸納錯誤信息效應的五種主要理論，以及從“對被試的警示”“被試的心理狀態”和“被試的認知操作”三方面對影響因素進行歸納述評，并為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2 錯誤信息效應的理論

　　2.1 基于激活理論

　　基于激活理論(The Activation-based Framework)是Ayers和Reder(1998)提出的，基于激活語義網絡記憶模型來解釋錯誤信息效應。該理論假設：在學習過程中，原始信息會激活所對應的概念以及相關概念，而之后呈現的與激活概念相似的錯誤信息也會被相應的激活。由此，錯誤信息的激活便產生了錯誤信息效應。Gordon和Shapiro(2012)的實驗證實了基于激活理論。在實驗中，首先給被試觀看圖片，隨后呈現錯誤信息。之后，被試完成偽裝成愉悅評級任務的啟動任務。啟動任務中會激活三種信息：原始信息(對圖片中的關鍵信息進行評級)、錯誤信息(對圖片中非關鍵信息進行評級)和中性信息(對非圖片信息進行評級)。最后，所有被試完成記憶測試。結果顯示：在不同啟動任務中，原始信息的激活減少了錯誤信息效應，而錯誤信息的激活增加了錯誤信息效應。這一結果證實了錯誤信息效應基于激活理論。

　　2.2 痕跡更改理論

　　痕跡更改理論(The Trace Alteration Account)是由Loftus(1975)提出的，其假定一旦錯誤信息被編碼，原始信息的痕跡將被覆蓋，并且不再以其原始形式存在。Loftus(1975)在實驗中先給被試呈現一段包含“停車標志”的視頻，隨后在問題中提供包含“讓路標志”的錯誤信息。研究發現接收到錯誤信息的被試的記憶中，原始信息“停車標志”被“讓路標志”所取代。Loftus，Miller和 Burns(1978)進行進一步驗證，研究錯誤信息效應產生是原始信息進行編碼后被錯誤信息替換，還是原始信息沒有編碼，錯誤信息只是進行簡單補充。他們給被試呈現Loftus(1975)相似的材料，但在測試時使用畫圖的方式，讓被試畫出剛才材料中的相關內容，發現被試大多畫出了正確的“停車標志”說明無論原始信息或錯誤信息都被整合在記憶中，錯誤信息效應的產生是信息(標志)被編碼到記憶中，隨后的錯誤信息可能對原始信息進行替換。

　　2.3 策略效應理論

　　痕跡更改理論認為錯誤記憶覆蓋了正確記憶。而策略效應理論(The Strategic Effects Account)是由McCloskey和Zaragoza(1985)提出的。該理論對錯誤信息效應的存在有兩種假設：第一，錯誤信息并非完全覆蓋原始信息的記憶痕跡，對于沒有記住原始信息的被試，錯誤信息會對其產生偏差反應，即未能編碼原始信息并被誤導的被試會接受并在測試中報告錯誤信息。McCloskey和Zaragoza(1985)的實驗進行了證實。他們修改了Loftus(1975)的實驗程序：第一步，給被試呈現原始信息(如“錘子”)之后，再呈現錯誤信息(如“螺絲刀”)。第二步，在對原始信息進行再認報告時，只呈現原始信息(“錘子”)和新信息(如“扳手”)。研究發現大部分被試都正確記憶了原始信息。這說明之后呈現的錯誤信息并沒有完全將原始信息的記憶痕跡完全覆蓋。第二，錯誤信息效應可能與策略需求有關。被試可能會合理地假設，實驗者提供的錯誤信息是對原始事件的準確反映，因此他們可能會忽視自己的記憶，而傾向于實驗者提供的信息，同時他們仍然能夠記住原始信息。Smith和Ellsworth(1987)的實驗通過讓被試觀看盜竊視頻，之后由實驗者假扮的提問者詢問被試關于視頻的細節并植入錯誤信息，將被試分配到兩種類型的提問者中：對視頻內容極其熟悉的或者一無所知的提問者，發現在熟悉視頻的提問者條件中錯誤信息顯著增加，而不熟悉視頻的提問者對錯誤信息沒有影響。Schaaf，Bederian-Gardner和Goodman(2015)對四和六歲兒童進行研究，發現給予兒童適當的逆向邏輯指示，讓他們不要報告后面所呈現的信息，可以有效的減少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

　　2.4 來源監測理論

　　Johnson，Hashtroudi和Lindsay(1993)提出了來源監測理論(The Source-Monitoring Theory)，認為每段記憶包括錯誤記憶在內都有一個來源，并由個體在檢索時進行評估。有時錯誤信息被回憶起來，不是被實際看到的，而是因為錯誤信息的來源被混淆為來自原始來源記憶。這種錯誤被稱為來源監測錯誤(Zaragoza & Lane，1994)。錯誤信息效應的產生可能受到兩種條件的影響，一是被試不會自動對錯誤信息任務進行來源監測，需要在檢索過程中增加對來源監測的積極性，幫助被試分辨來源信息。Lindsay和Johnson(1989)的實驗進行證實，呈現完原始和錯誤信息后，將被試分為兩組，一組進行最終的記憶測試，另一組不進行記憶測試僅做來源判斷，發現記憶測試組比來源判斷組的被試回憶更多的錯誤信息，可能是由于認知測試的被試是根據檢索流暢程度來報告的，并沒有進行來源監測;而來源判斷的被試無法流暢地檢索，進而積極進行來源監測。Thomas，Bulevich和Chan(2010)在最終測試前加入警告，因為警告可以提醒被試監控他們記憶的來源，從而幫助被試區分來源。研究發現警告條件下比非警告條件下，被試顯著減少錯誤信息的記憶。二是判斷來源線索(區分原始信息源和錯誤信息源)的可用和可靠性。如果一個被試已經獲得來源線索但卻并未在檢索中使用，而是依賴于檢索流暢性，那么被試會在測試中報告錯誤信息;反之，如果試圖獲得來源線索但由于線索很少或者沒有，而產生來源監測失敗從而報告錯誤信息。Horry，Colton和 Williamson(2014)對其進行證實，研究發現呈現完錯誤信息后延遲一周測試比立即測試被試會報告更多的錯誤信息，是由于隨著時間的增加，被試對錯誤信息的來源線索逐漸減少，增加了記憶中原始信息與錯誤信息的來源混淆。

　　2.5 模糊追蹤理論

　　模糊追蹤理論(The Fuzzy-Trace Theory)是Reyna和Brainerd(1995)提出的，認為記憶是建立在人們對經驗的理解之上的。該理論假設，在目睹一個事件時，至少并行存在兩種記憶追蹤模式：一種是主旨記憶模式，即追蹤獲得事件的理解和深層含義，比較模糊和概括;另一種是逐項記憶模式，即追蹤獲得具體項目的詳細信息，比較精確。錯誤記憶是由于被試無法提取逐項追蹤的精確信息，依賴于主旨追蹤的概括、模糊的信息而造成的。根據模糊追蹤理論，可以有以下推論：第一，錯誤記憶來自于對經驗意義的理解和自我加工。LaTour，LaTour和Brainerd(2014)的研究證實了這一推論，發現廣告中的錯誤信息與認知需求水平之間呈正相關，也就是說越謹慎、越善于深度處理營銷傳播的消費者(高認知需求水平)，反而更有可能創造出錯誤記憶。當看到自傳式廣告時，高認知需求水平者傾向于更強的敘事處理，并將廣告信息構建到他們的個人故事中。第二，原始信息和錯誤信息之間的語義關聯度會影響錯誤信息效應的產生。Gz，Tekin和Dinn(2015)的研究證實了這一推論，發現錯誤信息中與原始信息語義關聯強的項目比語義關聯弱的項目更容易產生錯誤信息效應。第三，延遲回憶會改變記憶模式，影響錯誤信息效應。在錯誤信息呈現后立即要求被試對原始信息進行正確回憶，開始大部分都依靠逐項記憶模式進行回憶，而在延遲時間之后，大部分都依賴主旨記憶模式(Reyna & Brainerd，1995)。錯誤信息的增加來源于個體對主旨記憶的信息進行的再加工。也就是說個體根據對信息的理解自己補充了一些細節信息， 而這些信息可能是錯誤的。 Brackmann等(2016)根據這一推論，認為引發對事件整體理解(主旨記憶)的即時測試會增加錯誤記憶，而引發特定細節處理(逐項記憶)的測試會減少錯誤記憶。但是，他們的研究以兒童、青年、成年人為被試，發現即時測試和特定細節處理的測試都增加了錯誤信息效應。可見，逐項記憶仍然會產生錯誤信息效應，研究否定了模糊追蹤理論。

　　2.6 五種理論的分析

　　綜上所述，五種主要理論從多個角度論證了錯誤信息效應的產生機制。各個理論雖然有各自的主張，但不是完全對立、非此即彼的，也不是各自獨立，互不相關的。五種理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甚至近似的觀點。為了更形象的分析這五種理論，我們將用好人和壞人來打個比喻，其中原始記憶比作“好人”，錯誤信息比作“壞人”，錯誤信息效應就是錯把壞人當好人。

　　通過對比五個理論的主張可以看出：

　　第一，只有痕跡更改理論強調了錯誤信息對原始信息的覆蓋，而其他四種理論或者提到原始信息與錯誤信息的并存，或者沒有提及這一問題。

　　第二，對于壞人如何混入好人隊伍，痕跡更改理論沒有明確說明，而其他四種理論的理由各不相同。基于激活理論提出是由于好人的朋友也認識壞人，這一壞人也就到了好人隊伍;策略效應理論強調其實被試知道這些人不是原來的好人，但是由于這些人是實驗者提供的，就相信應該是好人;來源監測理論則是強調，好人和壞人本來分為兩隊，但是混在一起后，沒有記住原來屬于哪個隊伍，也就難以分辨好人壞人了;模糊追蹤理論提出，一開始就沒有認清好人，所以也就分辨不了壞人。

　　針對不同的理論，對錯誤信息(壞人)分辨的準確性是有不同影響因素的。已有研究也探討了多方面的影響因素。有些影響因素正是對以上理論的進一步證實和擴展，也有一些影響因素在其他方面有新的發現。

　　3 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因素

　　根據對大量研究成果的分析，發現影響因素主要來自三方面：被試的心理狀態、被試的認知操作和對被試的警示。

　　3.1 被試的心理狀態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接受錯誤信息時會處在不同的心理狀態之中。對于這些心理狀態的操作一般都是發生在正式任務之前。研究者探究了個體信心、壓力產生的心理狀態對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

　　3.1.1 信心

　　研究者研究了精神安慰劑對信心狀態的改變導致的錯誤信息效應的變化(Clifasefi， Garry， Harper， Sharman， & Sutherland， 2007)。實驗者使用小蘇打和水進行混合作為安慰劑，告知被試這是一種增加認知的藥物。結果發現告知服用安慰劑的被試比未告知的被試認知能力得到改善，表現為更容易減少錯誤信息的回憶。研究認為可能是因為被試對記憶的信心增加了(安慰劑被試對他們的認知能力給予了更高的評級)，而使他們能更好地區分原始信息和錯誤信息。 Nastaj， Szpitalak和Bbel(2019)研究以咖啡為安慰劑，告知其可以增加對記憶的積極影響，發現與未服用安慰劑的被試相比，服用安慰劑的被試也顯著減少錯誤信息的影響。 Polczyk， Szpitalak和Dukaa(2013)還研究了強化成功和強化失敗對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研究中，先讓被試回憶最有成就的事情并在記憶測試中給予積極反饋作為強化成功，而強化失敗是回憶生活中最失敗的事情并給予負面反饋。研究發現強化成功組比強化失敗組更好的減少錯誤信息效應。Szpitalak和Polczyk等在隨后的實驗中多次證實了強化成功經歷這種增強信心的操作能夠有效減少錯誤信息效應(Szpitalak & Polczyk， 2015; 2019)。

　　3.1.2 壓力

　　壓力會影響被試的心理狀態，特別是在證人證詞的錯誤信息效應研究中受到更多關注。目擊者在報告中會有不同程度的壓力(stress)，這就使目擊者的記憶程度產生偏差。Schmidt， Rosga， Schatto， Breidenstein和Schwabe(2014)研究壓力是如何影響錯誤信息的。實驗共三天：第一天測量被試的血壓、心率等生理指標和情緒量表，并播放情緒中立和消極的視頻;第二天將被試分為壓力組與非壓力組，壓力組接受特里爾社會壓力測試，并進行含有錯誤信息的測試問題;第三天測量被試的生理和心理指標，并進行最終記憶測試，結果發現壓力組的錯誤信息效應顯著減弱。Nitschke等人(2019)的研究中探討了壓力強度和時間延遲兩個變量，發現高壓力更能有效地減少錯誤信息效應，并且在延遲多天后仍有效。Zoladz等人(2017)研究學習前短暫的壓力對后續的錯誤信息的影響，將被試分為手浸泡冰水三分鐘的壓力組和浸泡溫水的無壓力組，并隨后在三天或三周后讓被試完成最終記憶測試。結果發現在不同壓力下，個體都存在錯誤信息效應。但有趣的是，對壓力表現敏感的被試，無論在三天還是三周后都能有效的減少錯誤信息。這說明由壓力引起的自我警醒可以保護記憶不受到隨后錯誤信息影響。

　　可見，增加被試的信心和壓力都能夠減少錯誤信息效應。這兩種因素的操作一般都是在正式任務開始之前。增強信心能夠提高被試完成任務的效能感，壓力能夠提高被試對任務的認真程度，這兩種影響對以上五種理論都適用。從具體層面，增加信心是讓被試對自己的判斷更為堅定。根據策略效應理論，錯誤信息效應是由于被試認為實驗者提供的錯誤信息是合理的和正確的。那么，如果加強了被試的信心，就可以鼓勵被試堅定自己的選擇，堅持對原始信息的肯定和對錯誤信息的否定。增加壓力則是提高對錯誤信息的敏感度，這就與模糊追蹤理論和來源監測理論有關。增加壓力可以讓被試更認真的記憶錯誤信息(模糊追蹤理論)，以及錯誤信息的來源(來源監測理論)，提高對錯誤信息的分辨準確性。

　　3.2 被試的認知操作

　　被試的認知操作也會影響著錯誤信息效應。認知操作發生在正式任務中的各個階段。研究者分別從掃視、元認知、合作記憶三方面來探討被試的認知操作對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

　　3.2.1 水平掃視

　　掃視是快速地從一個方向看向另一個方向，典型的運動形式是水平掃視和垂直掃視。Christman， Garvey， Propper和Phaneuf(2003)研究發現，水平掃視能夠提高字詞再認任務中的擊中率并減少虛報率。他們提出水平掃視能夠激活大腦兩半球的協同活動，從而對情景記憶有促進作用。Parker， Buckley和Dagnall(2009)在文中提到水平掃視能夠減少虛報率的一個推測是，水平掃視能夠促進提取后監測(post-retrieval monitoring processes)的作用，即能夠通過增加對記憶來源信息的注意來減少錯誤信息。他們的研究也證實了水平掃視的眼部運動確實能夠減少錯誤信息效應。Lyle和Jacobs(2010)等的研究也發現掃視比注視增加了正確信息記憶的信心和減少了錯誤信息記憶的信心。這可以用來源監測理論解釋。

　　但是，Houben， Otgaar， Roelofs和Merckelbach(2018)的研究卻發現相較于注視組，掃視組的回憶中的錯誤信息效應增大了。接著，后續一些研究者復制了Houben等(2018)的實驗，研究結果又再次反轉，發現掃視組并沒有增加被試對錯誤信息的記憶， 反而減少了對錯誤信息效應(Calvillo & Emami， 2019; Van Schie & Leer， 2019)。為什么會出現研究結果的分歧呢?掃視到底是減少還是增加錯誤信息效應呢?Houben等(2019)對于研究結果的分析解釋為，掃視發生的階段非常關鍵：如果掃視發生在原始信息之后、錯誤信息之前，被試更易產生錯誤信息的回憶;如果掃視發生在錯誤信息之后，則減少錯誤信息效應。這是因為，Houben等(2018)在文中提到掃視會減弱信息的生動性和情緒性(Lee & Cuijpers， 2013)，變得更為平淡，缺少細節。根據模糊追蹤理論，掃視就會讓被試對于原始信息的記憶傾向于主旨記憶，這樣就容易接受后面的錯誤信息。另外，也可以用基于激活理論來解釋。根據基于激活理論，由于掃視使原始信息的生動性減弱，就更為普通，這樣激活的信息就缺少了細節和可分辨性。這就很難確定后面的錯誤信息與這些激活的信息無關，也就不容易被拒絕，這就導致了錯誤信息效應。

　　因此，錯誤信息前掃視與模糊追蹤理論和基于激活理論有關。錯誤信息后掃視與來源監測理論有關。

　　3.2.2 元認知

　　元認知(metacognition)是對自己認知加工過程的自我完善、自我評價和自我調節。根據來源監測理論，在呈現完包含錯誤的敘述信息后加入元認知策略可以更好的元記憶監控，這就會幫助個體記憶原始信息從而減少錯誤信息。Bulevich和Thomas(2012)研究由測試類型(線索回憶和再認)和檢索類型(標準型和支持型)組成的檢索需求對老年人和青年人的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其中，標準型檢索是一般記憶測試，支持型檢索是在記憶測試中給予被試額外提示，幫助被試在記憶測試中更詳細的檢索。研究發現檢索需求促進了個體的元記憶監控，特別是支持型檢索對老年人的元記憶有顯著影響。但檢索需求對青年人的元記憶沒有影響，這是由于年輕人在接受一項測試(線索回憶)時，會自動地進行元記憶監測，不需要檢索需求的推動。而老年人則需要額外的明確指導， 以改善元記憶監測。 Bensley和Lilienfeld(2017)在文中提到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 CT)可以減少人們的錯誤記憶。批判性思維是元認知的一種，是通過準確地監控和調節一個人的思維質量來進行元認知。他們發現認同更多錯誤觀念的人，是因為其對信息內容的元認知監控不準確;而在批判性思維過程中，獲得明確的反駁錯誤信息的證據時，人們往往就會減少錯誤信息的記憶。Moore， Lampinen， Gallo， Adams和Bridges(2018)研究了兒童使用“回憶拒絕”和“診斷監控”這兩種元認知策略來減少錯誤信息效應。回憶拒絕是指在記憶中搜索能在邏輯上推翻對錯誤信息陳述的回憶。當信息是互斥的時候，回憶拒絕是一個特別有用的策略。例如，如果一個人回想起在一組學習過的單詞中看到過單詞“large”，而他能夠推測出同義詞“big”從未出現過，那么他可能會拒絕“big”。診斷監控是指當試圖確定某個事件是否發生時，人們會在記憶中搜索確認或否認該事件發生的細節，如果回憶的細節與檢索期望不匹配，則認為該事件未發生，屬于錯誤記憶。研究結果發現，與一年級的兒童相比，三年級的兒童更能運用元認知策略來減少錯誤信息效應，對事件的細節記憶也更好。顯然，來源監測理論能夠更好地解釋元認知對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

　　3.2.3 合作記憶

　　合作記憶(collaborative recall)同一事件時會記住關于同一事件的不同細節，當他們討論事件時，會交換新的或者包含錯誤的信息。有研究采用錯誤信息效應范式研究了合作回憶對錯誤信息影響，發現與獨自回憶相比，合作記憶可以有效的減少錯誤信息(Karns， Irvin， Suranic， & Rivardo， 2009)。French， Garry和Mori(2011)實驗中讓兩個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觀看不同版本的視頻，并對關鍵差別進行討論。結果發現對錯誤信息的察覺取決于自己對于另一人的信任程度?？梢?，合作記憶中的錯誤信息與合作者之間的信任有關。Goodwin， Hannah， Nicholl和Ferri(2017)進一步研究了信心和錯誤信息對共同目擊者團體和與記憶準確性的影響。研究中，事先安排的實驗者作為被試的合作者，分為兩種類型的表現：高信心和低信心。由合作者在討論中對關鍵詞植入正確或者錯誤信息。討論后，讓被試和合作者撰寫對之前觀看視頻的敘述信息。最后，再對被試單獨進行記憶測試。研究發現無論信息錯誤或者正確，被試都會受到高信心合作者的影響。也就是說，當合作者持有高度自信時，被試往往會對自己的記憶進行修正。Rossi-Arnaud等人(2020)研究合作記憶中即時或延遲記憶任務對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發現合作可以增加目擊者檢查他人反應的準確性，并通過討論來改善錯誤記憶的傾向。并且無論是即時測試還是延遲測試，合作都減少了錯誤信息效應。

　　可見，合作記憶能夠通過被試之間的討論增加記憶的細節以及對原始信息記憶的信心。因此，合作記憶對于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合作記憶中的討論能夠豐富記憶的細節，這就促進了逐項記憶，這就與模糊追蹤理論有關。第二，合作記憶促進了對信息來源的監測，區分原始信息還是錯誤信息，這就可以用來源監測理論解釋。第三，合作記憶能夠提高被試對記憶提取的信心，這就避免了策略效應理論中對錯誤信息的誤信。

　　3.3 給被試的提示

　　有研究發現，在提供錯誤信息之后，給被試提示，能夠顯著減少回憶中的錯誤信息。這類提示主要是以警告和糾正兩種方式給出。

　　3.3.1 警告

　　警告(warning)一般采用指導語形式或者警示被試錯誤信息的危害故事為主，放在敘述信息與最終記憶測試之間，通過引起被試對敘述信息的關注與警惕，從而減少對錯誤信息的回憶(Manley & Chan， 2019; Thomas， Bulevich， & Chan， 2010)。早期研究采用的是一般警告，例如“考慮一下，研究發現前面有些被試的記憶信息被錯誤信息替換了”。Skagerberg和Wright(2009)研究發現得到警告的被試與沒有得到警告的被試相比，會更仔細地檢查信息來源的特征，更有效地監控記憶，報告錯誤信息的比率顯著下降。Wyler和Oswald(2016)研究中區分了敘述信息中的中心項目和邊緣項目。中心項目只指關鍵人物(如主人公)或處于場景中間位置的事物;邊緣項目是指不重要或處于場景邊緣的事物。研究發現：這兩類項目信息上都出現了錯誤信息效應，但是警告只減少了中心項目的錯誤信息效應。Calvillo和Parong(2016)采用信號檢測分析法進行研究，發現與沒有警告相比，警告并沒有顯著增加記憶的準確性，但降低了對錯誤信息的反應。他們給出的解釋是警告使被試在回答問題時更加保守。還有研究將警告區分為一般警告和具體警告(或詳細警告)。閆閱，徐建平和彭宇(2015)研究具體警告對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具體警告是在錯誤信息之前，給被試呈現證人由于律師受誤導從而造成冤案發生的圖文故事。研究發現采用案例相結合的警告方法比語句警告更能顯著減少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Higham， Blank和Luna(2017)在研究中將警告分為具體警告和一般警告。具體警告是指測試問題中不同顏色標出的關于錯誤信息的提問。研究發現無論是在再認任務或者線索回憶任務中警告都會減少錯誤信息效應;與一般警告相比，具體警告更能減少錯誤信息效應。

　　3.3.2 糾正

　　糾正(correcting)與警告相比，除了警告錯誤之外還提供了正確信息。糾正的具體操作是，在呈現完與原始信息相關的敘述信息之后，撤回對原始信息的錯誤描述并補充正確信息。糾正會鼓勵被試更有策略地獲取哪些信息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信息。Bode和Vraga(2015)對錯誤信息的糾正在社交媒體上的作用進行研究。研究者使用了Facebook的一個新功能，當人們點擊Facebook內部的鏈接時，它會給被試呈現一個錯誤的標題，并包含支持這一論點的新聞故事。這些故事包含了四種信息：(1)支持論點的錯誤信息;(2)糾正論點的錯誤信息;(3)同時支持和糾正論點的錯誤信息;(4)無關故事。研究發現當故事糾正了錯誤信息時，錯誤信息就會顯著減少。還有研究發現圖書館可以通過糾正來辟謠新聞報道中的錯誤信息(Batchelor，2017)和網絡上的錯誤信息(Sullivan， 2019)。對于糾正減少錯誤信息的作用方面，從糾正的內容和時間方面做了研究。例如Swire， Ecker和Lewandowsky(2017)研究發現糾正時呈現的細節越詳細，被試越能減少錯誤信息;相比于三周后進行糾正，一周內的糾正對減少錯誤信息更有效。但是Crozier和Strange(2019)發現無論敘述信息與糾正信息之間時間間隔長短，糾正對錯誤信息的減少都產生積極作用。Vraga和Bode(2017)研究專家權威的糾正對醫療健康的錯誤信息的影響，發現專家權威比個人的糾正更有效。Van der Meer和Jin(2019)研究發現來源于政府機構的詳細糾正要比來源于社會人員的簡單糾正更能減少錯誤信息。Gesser-Edelsburg， Diamant， Hijazi和Mesch(2018)研究社交媒體對錯誤信息的影響，發現被試都傾向于基于理論的糾正，同時詳細的糾正更能減少猶豫不決型被試的錯誤信息。

　　可見，利用警告和糾正能夠減少錯誤信息效應，其作用機制就是提高了被試對錯誤信息的警覺。根據警告和糾正中的提示，可以以痕跡更改理論來解釋二者的作用。一般的警告都是“考慮一下，研究發現前面有些被試的記憶信息被錯誤信息替換了”，這就提醒被試應該注意減少錯誤信息對原始信息的替換。另一個方面，也可以從策略效應理論來解釋。因為策略效應理論提到的是，被試認為實驗者提供的錯誤信息是合理和正確的。而如果實驗者明確提出了警告和糾正，就打消了被試的這種想法，更能堅定自己的判斷。

　　3.4 影響因素的分析

　　為了更形象的分析這些影響因素，仍然是用好人和壞人來打個比喻，其中原始記憶比作“好人”，錯誤信息比作“壞人”，錯誤信息效應就是錯把壞人當好人。具體內容見表2。

　　4 對于理論和影響因素的統合

　　本文詳細梳理錯誤信息效應的五種理論和三類影響因素，以及不同影響因素的作用與理論解釋之間的關聯。另外，本文通過“好人/壞人”的比喻形象地分析了理論的主旨和影響因素的主要作用機制。為了更好地統合影響因素和相關理論，綜合以上的討論分析，以錯誤信息效應的任務流程為軸，分階段探討影響因素的作用和對應的理論解釋，見圖1。主要觀點是：第一，被試心理狀態的影響主要發生在正式任務之前，包括信息和壓力;第二，認知操作是發生在正式任務的不同階段，其中掃視可以在提供錯誤信息之前或之后，元認知和合作記憶則是貫穿整個認知任務的;第三，給被試提示一般發生在提供錯誤信息之后;第四，不同的影響因素的作用機制與一個或多個理論有關，詳見表2和圖1。

　　5 展望

　　通過對已有研究的述評，會發現錯誤信息效應理論的研究已有將近四十多年的歷程，理論不斷豐富并且從不同角度論證了錯誤信息效應的產生機制。另外，研究者也試圖從多角度探討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因素，以便盡量減少甚至消除錯誤信息效應。錯誤信息效應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大量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例如證人證詞)還有著重要影響，值得更為深入和豐富的研究。通過對以往研究的述評，未來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

　　第一，理論之間適用條件方面。本文分析了五種理論之間的異同點，發現幾種理論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在原有基礎上發展或者是在不同領域的擴展。而今后的研究可以深入研究錯誤信息效應的產生機制，關注如何檢驗這些理論的合理性，一方面進一步區分理論之間的適用條件，另一方面嘗試進行多理論的整合。

　　第二，從發展心理學的視角開展研究。探討不同年齡群體的錯誤信息效應。大部分研究都以成年人為被試，對于兒童(Moore et al.， 2018)、老年人的錯誤信息效應研究較少，未來可以拓展錯誤信息效應研究的被試群體。同一影響因素對于不同的被試群體的影響是不同的，有研究發現元認知策略對于成年人和老年人在錯誤信息效應的效力是不同的(Bulevich & Thomas， 2012)。未來可以將研究拓展到兒童、成年、老年人之間在同一因素下的差異，便于進行錯誤信息效應的發展趨勢的描繪。

　　第三，從現實情境和網絡虛擬情境角度開展研究。在現實情境中，許多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影響因素的基礎性研究，通過變化植入的錯誤信息數量(Pena， Klemfuss， Loftus， & Mindthoff， 2017)、最終記憶測試的類型(Bulevich & Thomas， 2012)、即時或延遲測試(Rossi-Arnaud et al.， 2020)等形式來研究具體的影響因素，但對于植入錯誤信息的方式大部分采用書面表達的形式，通過聽覺植入錯誤信息比較少、面試訪談法主要應用于兒童，可以在未來將兩種形式融入于成人植入錯誤信息的方法，比較符合實際情境。Carlson等人(2016)研究發現觀看載有原始信息的圖片10s比3s能夠記憶更多的細節，今后可以研究載有原始信息的視頻時長對于記憶的影響以及視頻與植入錯誤信息之間的時間間隔對于記憶的影響。同時研究發現信心、壓力對錯誤信息的減少起作用，未來可以研究不同情緒下錯誤信息效應的變化程度，也可以采用多種因素對錯誤信息效應進行研究，并且大多實驗都在實驗室內完成，可以將實驗拓展到現實情境中完成。在網絡虛擬情境中，對于錯誤信息效應的研究主題比較單一，主要集中于醫療健康(Bode & Vraga， 2015; Vraga & Bode， 2017)和政治話題(Van der Meer & Jin， 2019)中存在的錯誤信息效應，未來研究可以進行在網絡上其他主題的錯誤信息效應的研究。并且網絡環境研究中大部分都只采用單一的視頻或者網頁內容進行研究，未來可以采用更多樣化的視頻、非靜態的圖片形式呈現，豐富錯誤信息呈現的方式。

　　第四，錯誤信息相關的腦機制及其應用方面。采用認知神經科學的腦電和腦成像技術來探討錯誤信息效應的研究較少。腦電對錯誤信息效應的研究主要是將視覺錯誤信息效應范式與事件相關電位相結合，發現額葉可以激活人們辨別錯誤信息與正確信息的區別(Volz， Stark， Vaitl， & Ambach， 2019)、頂葉與錯誤信息相關(Meek， Phillips， Boswell， & Vendemia， 2013)，未來研究可以探討其他通道的錯誤信息效應范式，比如聽覺錯誤信息效應中相關腦區位置。關于腦成像技術的錯誤信息效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礎性研究，在實驗室進行，未來研究可以利用近紅外比腦電便捷這一優勢，使用在更加廣泛的任務和生態環境中研究錯誤信息效應相關的腦機制。同時未來的研究也可以讓腦電與腦成像技術相集成，收集的數據互相互補，可以更準確的研究錯誤信息的腦機制。

　　第五，提倡本土研究取向。以往研究表明，美國、土耳其、荷蘭等國家都對錯誤信息的理論和相關的影響因素進行過研究。證人證詞主題下中國大學生存在著錯誤信息效應且警告可以減少合作記憶(曹海麗，張明， 2012)和個人記憶(閆閱等， 2015)中的錯誤信息，但對于其他錯誤信息效應的影響因素在我國的作用，以及不同被試群體下影響因素的效力是否相同也是未來可以考慮的方向。我國主要集中于對于證人證詞的錯誤信息效應的心理研究，而對于網絡環境中的錯誤信息還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