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亞蒙對瓦斯的亞瑟王敘事之改寫與英格蘭性

　　內容提要：杰弗里的《不列顛君王史》、瓦斯的《布魯特傳奇》和拉亞蒙的《布魯特》，特別是它們的亞瑟王部分，代表中世紀盛期英國不列頓、盎格魯-諾曼和盎格魯-薩克遜三個主要文化傳統并反映出當時英國復雜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態。拉亞蒙使用英格蘭普通民眾的語言、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和古英語頭韻體史詩風格改寫瓦斯代表盎格魯-諾曼王朝的政治利益和主流宮廷文化的盎格魯-諾曼語詩作，并且同杰弗里的拉丁編年史互文，將亞瑟王塑造成英格蘭英雄和君主，其明顯的英格蘭性表達出英格蘭人的民族立場和文化傳承，也預示著英國文化未來的建構與發展。

　　肖明翰， 外國文學 發表時間：2021-09-22

　　關鍵詞：拉亞蒙 《布魯特》 《布魯特傳奇》 《不列顛君王史》 英格蘭性

　　在 12 世紀，英國出現了三部內在關聯密切且具有特殊意義的不列顛編年史：不列頓人后裔威爾士學者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 1100?—1155)的《不列顛君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 1136?)、盎格魯-諾曼詩人瓦斯(Robert Wace, 1110?— 1174?)的《布魯特傳奇》(Le Roman de Brut, 1155)和盎格魯-薩克遜詩人拉亞蒙(Layamon, 生卒年不詳)的《布魯特》(Brut, 12 世紀末)。說它們關系密切，是因為瓦斯的《布魯特傳奇》是用盎格魯-諾曼語(在英格蘭使用的法語，當時英國官方語言)對杰弗里的拉丁散文著作的詩體翻譯和改寫，而拉亞蒙的《布魯特》則是對瓦斯詩作的中古英語詩體的翻譯和改寫。因此，它們的基本內容大體相同，都是以傳說中特洛伊幸存者羅馬創建人埃涅阿斯的曾孫布魯特創建不列顛開篇，敘述了公元 682 年最后一個不列頓王國滅亡前共 99 位大多為傳說中的不列頓國王的“歷史”。

　　至于說它們具有特殊意義，則是因為這三部著作分別植根于中世紀盛期英國三個主要文化傳統——威爾士人的不列頓傳統、盎格魯-諾曼王朝的宮廷文化傳統和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日耳曼或者說已本土化了的英格蘭傳統，并代表不列頓人、盎格魯-諾曼人和盎格魯-薩克遜人三大民族的意識形態、政治態度和文化立場。這三部著作和它們的互文反映了當時英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態并預示英國文化和英格蘭民族未來的發展。這些都直接或間接但都特別突出地表現在拉亞蒙這位后來者的詩作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英國，英格蘭人(the English)是指盎格魯-撒克遜人;所以英格蘭性(Englishness)主要指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意識。

　　這三部著作中內容最豐富也最有影響的都是其中的亞瑟王部分，它是三位作者編導的不列顛歷史大劇的高潮，而瓦斯和拉亞蒙在翻譯和改寫各自的源本時都對這部分著力最勤;因此這部分篇幅大幅度增加，從杰弗里編年史里稍多于四分之一增加到拉亞蒙詩作里超過三分之一。這些著作里的亞瑟王敘事深刻而廣泛地影響了后來風靡歐洲多得難以計數的亞瑟王傳奇作品，特別是其中那些王朝主題著作從框架到基本內容大都取材于此。同時，亞瑟王部分最明顯地表現出三位作者的思想意識和民族心理。其中，拉亞蒙在他的敘事里，在他對瓦斯的改寫以及同杰弗里的互文中，a 特別明顯地表達出他的民族立場和文化傳承。

　　在英格蘭文化史和英語文學史上，拉亞蒙的《布魯特》在許多方面都是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它是《盎格魯-薩克遜編年史》b 終止后第一部英語編年史體裁著作;它長達 16,096 行，是中古英語第一部長篇敘事詩，也是喬叟時代英語文學繁榮之前最長的英語詩作;它是古英詩歷史終結后第一部英語頭韻體長篇，因此也是后來成就輝煌的頭韻體復興運動的源頭;它還是諾曼征服后第一部從風格到精神實質都繼承和發展古英語史詩傳統并在新的歷史語境中表達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意識的作品;當然它關于亞瑟王朝的部分也是英語亞瑟王文學的開山之作。這些表明《布魯特》在英語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反映出它特殊的歷史文化意義和拉亞蒙在諾曼征服后英語語言和英格蘭文化文學最低潮時期對英格蘭傳統的堅持。

　　拉亞蒙堅持英格蘭傳統最明顯的表現也是《布魯特》最突出的特征。是當法語詩歌正風靡歐陸和英國、源自法語詩傳統的節律體在敘事詩中大行其道之時，甚至他手中的源本瓦斯的《布魯特傳奇》使用的也是該詩體，他卻逆潮流不僅使用被社會上層和文化界所不屑的下層民眾的英語，而且還使用在諾曼征服后早已在主流文學界銷聲匿跡的古英詩頭韻體。《布魯特》表明，他似乎是在竭力“復古”。他除使用古英詩頭韻體外，還大量甚至盡量使用古英語詞匯。盧米斯(Roger Sherman Loomis)指出：“任何一個讀過比較多最早的英語詩歌的人都不會對拉亞蒙感到陌生……其詞匯絕大多數來自薩克遜語，僅有 150 個羅曼語詞匯”(110)。另外，拉亞蒙還在詩作中大量使用同義詞和復合詞。任何熟悉古英詩的人都知道，出于押頭韻、便于演唱時記憶和避免用詞重復呆板等方面的需要，古英詩一個特別突出的特征就是同義詞極為豐富并大量使用復合詞。所以，拉亞蒙詩作里“明顯有意識的復古傾向在各語言層次上都表現出來，比如他詩歌的遣詞造句和詞匯構成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更古老的英雄詩歌的回響”(Elsweiler 2)。

　　拉亞蒙作品中的“復古”傾向基本上是學界共識，但也有學者指出，詩人受他所處時代的語言和文學潮流影響，也使用了許多“他那個時代的 [英語] 日常詞匯 a” (Roberts 113)。另外，他很少使用古英詩里極為普遍的“復合詞隱喻”(kenning)，卻較多使用源自拉丁和法語詩歌的明喻(simile)。他詩行的頭韻也并非像古英詩那樣嚴格，而且他在系統使用頭韻的同時還比較普遍使用源自法語節律體的尾韻。當然這些特征并不否定拉亞蒙對古英詩傳統十分明顯的繼承。他是在新的社會、語言和文化文學語境中創作，因此很自然地將新的語言和文化因素吸納進詩作。這些新因素表明他詩作的開放性并預示英詩未來的發展，也說明他的創作在本質上不是真的“復古”，而是面對現實與未來。

　　但問題是拉亞蒙為什么要逆潮流為他嘔心瀝血撰寫的鴻篇巨制選擇似乎早已“過時”的古英語和古英詩頭韻體，而不用他不僅熟練掌握而且與宗教和政治權力、與主流文化聯系在一起的拉丁或盎格魯-諾曼語以及當時正廣泛流行的浪漫傳奇詩體，它們在當時不僅更權威，而且在社會上層和知識界擁有更廣泛受眾，自然也更為時髦。拉亞蒙的選擇有深刻的歷史、政治和文化根源和他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因素。在諾曼征服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英國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外來的諾曼王室和貴族特別是其上層直到 14 世紀還在竭力使用自己的語言、遵循自己的風俗習慣和維護源自大陸的宮廷文化，他們竭力與他們所征服和統治的民眾保持相當距離，也就是說他們還沒有真正本土化或者說英格蘭化。所以，以盎格魯-薩克遜人為主體的英國廣大民眾與盎格魯-諾曼王室和上層貴族之間還沒有形成共同的文化認同和民族身份。不僅如此，由于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上的沖突，英格蘭民眾與統治階層之間不時處于緊張關系之中。學者們發現，在 11、12 世紀，在盎格魯-薩克遜貴族早已被系統消滅之后，當時的年鑒中還有關于“整個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試圖反叛的記載(Thierry 362)。到 12 世紀末和 13 世紀前期，即拉亞蒙生活的時代，盎格魯-諾曼王朝的統治在一些地區仍然遭到英格蘭人抵制，而諾曼征服之前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包括古英語詩歌，仍然在那些地區流行。當時流傳下來的一些文本中表現出“反諾曼的情緒”(antiNorman feeling)。另外，古英語文本仍然在一些地區傳抄;特別是在中部地區的西部(West Midland)，人們熱衷于保存英語文獻，甚至形成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復興運動。而拉亞蒙所在的伍斯特郡就在那一地區，因此“拉亞蒙非常有可能受到他所處地區那很明顯的盎格魯-薩克遜復興運動的影響”(Knight 81)。其實，伍斯特地區一直有維護和保存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的傳統。諾曼征服后，伍斯特的武甫斯坦主教 a 一直堅持維護并在其布道詞中表達盎格魯-薩克遜時代的傳統和宗教文化。因此，作為薩克遜人后裔和生活在那一地區的神甫，拉亞蒙受當地盎格魯-薩克遜或者說英格蘭文化復興運動的影響就不足為奇了。

　　實際上，《布魯特》那“古舊的(archaic)語言特征可以被理解為拉亞蒙有意保存或復活盎格魯-薩克遜文學傳統的一種嘗試”(Elsweiler 369)。也就是說，他使用古英語特征的詩歌語言具有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現實意義。阿隆斯坦(Susan Aronstein)認為，拉亞蒙的《布魯特》“反映當時正在增長的英格蘭性”(38)。所以嚴格地說，拉亞蒙并非真要復古，而是在新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中表達和發揚他所繼承的英格蘭古老的文化傳統以應對當時代表諾曼征服者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官方文化體系。因此，拉亞蒙吸取新的語言材料和詩歌風格表明他并沒有脫離現實，而他使用古英語詞匯和古英詩風格則體現他的文化身份和政治立場。這兩方面在他詩作中相輔相成，并推進了英格蘭性的發展。其實，拉亞蒙不僅僅是受盎格魯-薩克遜復興運動影響，他的《布魯特》本身就是這一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它最重要、最優秀的成果。

　　任何時代，被征服民族堅持使用本族語言一般都具有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意義，中世紀也不例外。在中世紀歐洲，特別是在不列顛群島，由于異族頻繁入侵強行推行其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文化和語言，因而造成不同民族之間很復雜的沖突局面。在這樣的生態中，作為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之體現的語言往往成為斗爭焦點。米德爾頓(Anne Middleton)認為：“中世紀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對權威文本進行本土語言化的轉化過程，并藉此對權威加以重新界定”。在 12 世紀的英國，權威文本使用拉丁和盎格魯-諾曼語，而拉亞蒙的《布魯特》正是對杰弗里的拉丁和瓦斯的盎格魯-諾曼語權威文本“進行本土語言化的轉化”(30)。

　　英格蘭特殊的歷史語境及其文化和語言的發展特別能支持米德爾頓的觀點。在中世紀，英格蘭頻遭外族入侵，形成十分復雜的語言和文化局面。特別是諾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及其追隨者們運用他們在黑斯廷斯戰場上以及在隨后系統消滅盎格魯-薩克遜貴族的平叛中獲得的不可爭辯的政治權力，首先用拉丁語逐漸取代英語的官方和書面語地位，隨后盎格魯-諾曼王朝又用統治階級自己的母語諾曼底法語作為官方語言。于是英格蘭出現教會和學術界使用拉丁語，統治階級和政府使用盎格魯-諾曼語，而普通民眾主要使用英語、威爾士語以及斯堪的納維亞語的復雜局面。在諾曼征服之前，英語曾輝煌四個多世紀，是當時歐洲唯一的書面和官方民族語言，它獨步歐洲民族語文壇，創作出那時期歐洲唯一高度發展的民族語言文學，產生了《貝奧武甫》《十字架之夢》《流浪者》等一系列永遠令英格蘭人驕傲的文學杰作。然而諾曼征服后，隨著英格蘭人被征服，英語降格為中下層民眾的口語，古英語文學的輝煌也成為過去。

　　所以，拉亞蒙并非僅僅用“古舊”的英語和頭韻體古英詩風格翻譯瓦斯的《布魯特傳奇》，在更廣泛同時也更深層的意義上，他是在用曾經長期輝煌的英格蘭本土文化、古英詩傳統和他自己的思想意識對體現當時在英國占主導地位的盎格魯-諾曼文化的瓦斯源本進行改寫。使用諾曼底法語的詩人瓦斯屬于盎格魯-諾曼王朝統治下的安茹帝國之主流文化，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正在興起的宮廷文化的價值觀念和宮廷文學的體裁風格對杰弗里的拉丁《不列顛君王史》進行翻譯和改寫。他將《布魯特傳奇》獻給當時歐洲主流宮廷文化文學引領者亨利二世的王后艾琳諾，頗受贊賞。亨利二世隨即吩咐他撰寫諾曼王朝的“歷史”，可見瓦斯對杰弗里文本的改寫得到了盎格魯-諾曼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

　　如果說瓦斯是正在興起的宮廷文化和文學潮流的代表詩人的話，那么拉亞蒙顯然是已經延續和發展了五個多世紀并產生出豐碩成果的英格蘭本土文化和文學傳統在當時最重要的傳人。如弗萊契(Robert Huntington Fletcher)所說：“瓦斯是一位中世紀法語宮廷詩人;拉亞蒙則是《貝奧武甫》的作者和那位撰寫關于埃塞爾斯坦大勝之頌詩 a 的詩人之后裔”(156)。因此，拉亞蒙不可避免地會用他所繼承的英格蘭文化和文學傳統對他所“翻譯”的瓦斯詩作進行改寫。通過比較他的《布魯特》和瓦斯的《布魯特傳奇》，我們可以看出，拉亞蒙不僅繼承了古英語詩歌傳統，而且還繼承了古英語詩人們運用在盎格魯-薩克遜社會仍然保持強大影響的日耳曼傳統改寫包括《舊約》故事在內的拉丁權威文本的傳統。古英語詩人改寫《舊約》故事而成的詩篇占現存全部古英詩篇幅約三分之一，是古英語文學特別重要的部分。在這些被稱為“《舊約》詩篇” 的古英詩里，詩人們從描寫細節、情節安排、人物塑造甚至主題思想等各方面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根據他們繼承的日耳曼價值觀念和頭韻體詩歌藝術對《舊約》故事做了程度不同的改寫，取得很高的文學成就，也促進了基督教和日耳曼兩大文化傳統的融合和英格蘭文化的發展。a 拉亞蒙承繼這一傳統，運用古英語前輩詩人改寫《舊約》文本的方式，對瓦斯那部服務于盎格魯-諾曼王朝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布魯特傳奇》進行改寫，很好地實現了他在 12 世紀后期的歷史語境中繼承和發展英格蘭文化文學傳統的意圖。拉亞蒙的改寫也包括細節描寫、情節敘述和人物塑造等許多方面;但特別能表現他的民族意識和文化立場的是他的刪節。實際上，古英語詩人改寫《舊約》故事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對源本中一些不符合盎格魯-薩克遜受眾的文化習慣、不適合游吟詩人演唱的內容進行刪節。

　　當然中世紀詩人對其“翻譯”的文本大多進行刪節，瓦斯本人也是如此，他刪除了杰弗里《不列顛君王史》里包括梅林那十分冗長但卻極富不列頓文化色彩的一系列晦澀的政治預言等內容以弱化作品的不列頓文化元素。拉亞蒙對瓦斯的刪節中最有意義的是，他刪去了也許是瓦斯對杰弗里原作最重要的改寫和他最具特色的貢獻。瓦斯用盎格魯-諾曼王朝所代表和提倡的宮廷文化改寫杰弗里的“史書”，在亞瑟王部分增加了許多關于騎士精神和宮廷愛情的內容，描寫女士們觀看騎士比武和表現豪華優雅的宮廷活動。瓦斯在很大程度上將亞瑟王和他的武士們塑造成浪漫傳奇里風度翩翩、勇武而高雅的騎士，使他的詩作具有相當突出的浪漫傳奇風格和色彩。由于這些改寫主要是依據亨利二世和艾琳諾所倡導的宮廷文化、價值標準和王室活動，瓦斯的《布魯特傳奇》自然有利于和服務于盎格魯-諾曼王朝在不列顛的統治更為合法化和合理化的政治和文化意圖，所以盎格魯-諾曼王室對他的《布魯特傳奇》十分贊賞。然而，拉亞蒙將瓦斯詩作中這些具有浪漫傳奇色彩和表現盎格魯-諾曼王朝宮廷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部分幾乎全部刪除，正如他將瓦斯原作標題中的“傳奇”(roman，即“浪漫傳奇”)斷然刪去一樣。他刪去瓦斯作品中那些非常優美、在當時十分流行的具有突出浪漫傳奇色彩的部分，顯然是基于其文化立場而非為增加作品可讀性。他出于英格蘭人的身份認同和對盎格魯-諾曼王朝的抵觸情緒，似乎不愿接受瓦斯這些宣揚盎格魯-諾曼王朝的宮廷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內容，加之浪漫傳奇的風格和特色也與他在敘述亞瑟王的英雄業績時使用的古英語史詩體裁和風格不太兼容，所以他系統地將這些內容刪除。另外，十分值得注意而且的確很有意義的是，后來在 14 世紀末出現的那部也使用頭韻體而且在那時期所有亞瑟王文學作品中最突出表現英格蘭民族意識的優秀詩作《亞瑟王之死》，也幾乎沒有宮廷文化和浪漫傳奇元素，卻同拉亞蒙的《布魯特》一樣具有史詩性質。

　　其實，拉亞蒙刪除瓦斯源本里亞瑟王部分表現騎士精神和宮廷愛情的宮廷文化內容，似乎也并不僅僅或者說并不完全是源自他個人的好惡，因為他詩作中宮廷文化的缺席，不僅在當時甚至在隨后一個半世紀的中古英語文學中也并非孤例。拉亞蒙刪除來自大陸傳統的宮廷文化有更深層的原因，它反映出諾曼征服之后英格蘭社會和文化分裂的現實以及英格蘭本土文化的重大影響。在 12 世紀中期以后，當宮廷文化在歐陸興起和以騎士精神和宮廷愛情為主題的浪漫傳奇文學在大陸流行和繁榮之時，宮廷文化作為安茹帝國的主流文化也突出表現在英國文學中，但其影響主要限于盎格魯諾曼語文學。實際上，在 14 世紀中期喬叟創作出《公爵夫人書》之前，英語文學中沒有一首真正意義上的宮廷詩歌(Richmond 147)。

　　前期中古英語文學與宮廷文化的脫節，一方面是因為那時英語文學中原本就沒有表現宮廷文化的傳統。其次，植根于英格蘭普通民眾和英格蘭本土文化的英語文學與盎格魯-諾曼統治階級及其文化之間存在相當距離，英語詩人們對還沒有英格蘭化甚至刻意不認同乃至鄙視他們所統治國度的本土文化的統治階級頗為反感，所以他們對宮廷文化這種“異質”文化敬而遠之實際上也是一種政治姿態和文化策略。直到英格蘭王室和上層貴族在英法百年戰爭期間最終英格蘭化以及他們的宮廷文化最終同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統一的英格蘭民族文化，這種狀況才徹底改變;其重要標志是，在英語文學大繁榮的喬叟時代，在不僅以喬叟為代表的倫敦派宮廷詩人們的作品里，而且在古英詩傳統的頭韻體詩歌復興運動的許多杰出詩作如《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中，都同時表現出宮廷文化和英格蘭本土文化以及它們的和諧與統一。

　　如果說拉亞蒙刪除與盎格魯-諾曼王室相關聯的宮廷文化反映他對古英詩傳統的繼承和對英格蘭人文化身份的表達的話，那么他在改寫瓦斯詩作時所給予的一些重要增添也是如此。在這方面，他對亞瑟王出生的描寫很有意義。其實杰弗里、瓦斯和拉亞蒙對亞瑟王的出生的描寫都很好地反映出他們各自的民族文化立場。在這一事件的敘述中特別有意義的是，亞瑟出生后，杰弗里將他交給不列頓傳統的代表魔法師梅林撫養以強調這位將征服歐洲的英雄的不列頓文化血統。瓦斯卻刪去了這一內容來淡化亞瑟身上的不列頓色彩，這與他把亞瑟王盎格魯-諾曼化的整體傾向一致。最有意思的是拉亞蒙，他按《圣經》里耶穌出生時東方三賢前來獻禮的情節，描寫仙女們前來向初生的亞瑟獻禮，只不過她們獻的不是東方三賢的黃金、乳香和沒藥，她們的禮物是使他“興旺發達”的“力量”“財富”和“長壽”(Layamon 177-78)。更重要的是，拉亞蒙將初生的亞瑟交給擁有盎格魯-薩克遜“血統”的仙女們撫養。

　　拉亞蒙的改寫增加了亞瑟王這個人物的神秘性，為他超凡的力量和輝煌的業績做了鋪墊。在這點上，拉亞蒙更接近杰弗里，他們都讓亞瑟由本土民間傳說中具有神秘力量的梅林或仙女們撫養長大以凸顯他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不同的是，拉亞蒙在這里把對亞瑟王朝的創建與興盛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那位不列頓魔法師改成仙女們，而他筆下的仙女 alven 是一個古日耳曼詞，也就是說，這些仙女是出自日耳曼傳說，因此代表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這樣，拉亞蒙就巧妙地把杰弗里筆下的不列頓英雄置于日耳曼文化傳統之中，這顯然與他致力于英格蘭化亞瑟王的基本傾向一致。實際上，仙女們賦予亞瑟王的力量、財富、長壽(包括永恒聲名)以及隨即提到的慷慨等“禮物”正是日耳曼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念。阿隆斯坦認為，它們使亞瑟成為“一位貝奧武甫和赫羅斯加 a 類型的盎格魯-薩克遜武士國王”(38)。正是依靠這些“禮物”，亞瑟王后來征服了“世界”;或如拉亞蒙所說：“這位國王將他的人民聯合在一起，生活在幸福之中;他靠這些東西，靠他兇猛之威力和不盡之財富擊潰了所有帝王”(Layamon 184)。任何讀過《貝奧武甫》的人都會注意到，該史詩用了大量篇幅強調英雄時代那些杰出的日耳曼國王們正是依靠“兇猛之威力”和慷慨的賞賜征服對手和獲得人們擁護。慷慨賞賜與力量密不可分，也是日耳曼文化中的核心價值。

　　可以說，拉亞蒙一直試圖將亞瑟王塑造成一位強悍的盎格魯-薩克遜武士君主，而非宮廷浪漫傳奇里那種溫文爾雅的騎士國王。他對瓦斯詩作特別重要的改寫同時也特別能揭示亞瑟王身上強悍的盎格魯-薩克遜特質的是關于圓桌出現的那部分。將圓桌引進亞瑟王傳奇本是瓦斯的一個突出貢獻;自那以后，圓桌成為亞瑟王朝的象征，烏托邦式的圓桌騎士團體也成為中世紀騎士精神的最高體現。拉亞蒙在詩作中自然也保留了圓桌出現的內容，但做了重大改寫。在瓦斯書中，為防止騎士們因座次產生沖突，亞瑟王命人制作圓桌，于是騎士們的座位不分尊卑，大家平等相處，表現出宮廷的典雅與祥和，同時也反映出亞瑟王的睿智和對騎士們的愛護。整個過程的敘述不到半頁，然而拉亞蒙卻為圓桌的出現增添了血腥沖突和亞瑟王嚴厲鎮壓的敘事，篇幅也長達數頁。事件發生在圣誕慶宴上，參加者按地位尊卑在亞瑟王和王后以下落座，然而這些桀驁不馴的武夫很快就因為座次發生沖突，先是面包開始飛，然后相互扔酒杯，隨即刀劍相向，于是一場混戰，血肉橫飛，不少人死于非命。

　　亞瑟王對武士們竟然如此蔑視其權威深感震怒。他命令道：“全都坐下，而且要快，否則處死!”然后他下令將最先動手之人用繩子拖到沼澤地淹死，并把他所有“近親的腦袋”用“寬刀”砍掉。他家族中女人也難逃厄運，她們的鼻子全被割去“以毀壞她們的容顏”，這樣她們就再也嫁不出去。亞瑟王說：“我要滅掉他的整個家族。”他宣布，如果再發生這樣的事，不論地位高低一律處死，并命令所有的人立即發誓遵守。在用血腥的手段結束這場混亂之后，他吩咐宴會繼續，眾人懷著對“亞瑟王的恐懼”重新落座。后來，一位自稱手藝高超的智者建議為亞瑟王制作一張圓桌。他告訴亞瑟，有了圓桌，“直到世界末日，也不會再有情緒沖動的騎士在你的宴會上打斗。”圓桌建成后，騎士們坐下吃肉喝酒，像“兄弟”和“戰友”一樣親密無間(209-12);圓桌上自然再也沒有爭端和打斗。

　　從瓦斯和拉亞蒙對圓桌出現這個亞瑟王傳說中的核心事件大為不同的描寫可以看出，他們代表不同的傳統，而圓桌也體現不同的價值觀。瓦斯強調圓桌體現騎士精神，表現騎士們的平等和友誼，它維護著宮廷里的安定與祥和，是宮廷文化的象征，而下令建造圓桌的亞瑟王本人則是代表宮廷文化的騎士君王。然而在拉亞蒙詩作里，圓桌是由一位智者根據動蕩沖突的現實和王權與秩序的需要提議建造，而它表面上代表的平等精神早已提前被發生在血腥沖突之后的殘酷鎮壓以及在死亡威脅下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在亞瑟王面前發誓的情景所顛覆。所以這張圓桌真正體現的不是平等精神，而是亞瑟王的威嚴，是至高無上的王權和騎士們被迫遵守的秩序。亞瑟王也不是溫文爾雅的騎士精神的代表，而是封建等級社會中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專制君主和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出現內外沖突的血雨腥風的中世紀英格蘭不可或缺的秩序維護者。相對而言，瓦斯詩作中的圓桌是富含理想色彩的浪漫意象，而拉亞蒙筆下的圓桌則是更具現實意義的王權象征。

　　由此還可以看出，除圓桌本身的象征意義外，這段關于圓桌出現的描寫對亞瑟王的性格展示特別重要。拉亞蒙以此塑造出一位猶如在古英語英雄史詩里那類在亂世中用鐵血手段維持權威與秩序的強悍君主。同樣展示亞瑟王威嚴形象的內容和細節在拉亞蒙的改寫中還有許多，比如在亞瑟王即將率大軍渡過海峽與羅馬決戰之時，詩人增加了亞瑟王關于火龍與怪獸搏斗的噩夢。亞瑟王驚醒后，“深感恐懼，大聲呻吟”，然而“在他自己說出原因之前，天底下沒有騎士膽敢向他詢問”。當亞瑟王講出夢境后，從“主教們”到“哲人們”以及圓桌騎士，全都競相“盡其智慧”從“最好的方面解讀”，而“沒有人膽敢稍微朝壞的方向解釋，因為他們都怕失去對他們很寶貴的肢體” (235-36)。這樣，詩人非常巧妙也很幽默地用屬下對他的敬畏來進一步顛覆瓦斯詩作里騎士國王亞瑟那高雅仁慈的形象和他與圓桌騎士們那種親密無間的烏托邦關系。拉亞蒙如此對亞瑟王去浪漫化一直持續到他的亞瑟王朝戲劇的終場。

　　瓦斯的確也突出描寫了亞瑟王朝的強盛與亞瑟王的權威，但他特別強調亞瑟王宮中和諧高雅的宮廷氛圍，賦予亞瑟王騎士品質與美德，這樣他就將亞瑟王朝和代表新型宮廷文化的盎格魯-諾曼王朝在文化傳統上連接起來，亞瑟王朝也就成為以亨利二世為代表的盎格魯-諾曼王朝的文化和政治先祖。與之相對，拉亞蒙則通過系統刪除瓦斯附加在亞瑟王傳說中的宮廷文化元素和亞瑟王身上的浪漫傳奇色彩，將他置于英格蘭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中，突出其威嚴的君主形象，并在故事中增加大量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元素，從而將亞瑟王和他的傳說英格蘭化。換句話說，拉亞蒙通過他的改寫，最終將瓦斯筆下盎格魯-諾曼式國王和杰弗里書中的不列頓國王成功改造成盎格魯-薩克遜或者說英格蘭君主。他為亞瑟王安排的結局也表達了這一意圖。

　　在亞瑟王傳說中最引起爭議、最令不列頓人動感情同時也最突出地被賦予政治和文化意義的是亞瑟王的結局。當亞瑟王戰勝羅馬大軍殺死羅馬皇帝后，正準備進軍羅馬之時，國內傳來他的外甥、攝政王莫德雷德 a 篡權叛亂的消息，他只得回師平叛。經過殘酷決戰，亞瑟王殺死莫德雷德，自己也身負重傷。早在杰弗里等人的“歷史”記載出現之前，關于亞瑟王負傷后被仙女們接到不列頓人的樂土阿瓦隆島，在那里治好了傷，正等待機會回到不列顛拯救他苦難中的人民的傳說一直在民間廣為流傳，而且不列頓人對此深信不疑。1113 年，一群來自不列塔尼的修士手下一位仆人在康沃爾因竟敢質疑亞瑟王還活著的傳說而挨揍，而且盡管是在神圣的教堂內，還是引發了一場騷亂。

　　由于不列頓人堅信亞瑟王會回來拯救他們，影響到王國的安定，因此盎格魯-諾曼王朝采取措施破除亞瑟王還活著的神話。亨利二世曾通知格拉斯哥修道院說，一位不列頓預言家告訴他，亞瑟王安葬在該修道院，并授意修士們尋找亞瑟王陵墓。他宣布自己和王后將去拜謁亞瑟王陵，但他還未能成行就于 1189 年去世。兩年后格拉斯哥修道院宣稱，通過發掘已發現亞瑟王和王后的遺骸，并說墓中有刻著亞瑟王和王后名字的十字架。1227 年，愛德華一世在征服威爾士后，面臨不列頓人新的叛亂，于是他和王后率王公大臣于 1228 年復活節前往格拉斯哥拜謁亞瑟王陵，并大張旗鼓地將所謂的亞瑟王和王后遺骸遷葬新建的豪華陵墓。a 那是一個十分高明的政治策略：他既向不列頓人表明盎格魯-諾曼王朝是亞瑟王的繼承者，也向他們證明亞瑟王的確早已死去以斷其念想。

　　由于亞瑟王和他的結局已被賦予了濃厚的民族感情和政治利益，杰弗里等編年史家以及后來的亞瑟王文學的作家們，包括三部著名的英語《亞瑟王之死》的作者，都對亞瑟王的結局精心處理，以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思想意識。作為不列頓人，杰弗里顯然希望亞瑟王還活著;但作為編年史學者，他不得不同民間傳說保持距離。所以他似乎只是在陳述事實，說亞瑟王受了“致命傷”，被送去阿瓦隆。至于他死沒死，杰弗里則不明說。不過，后來在撰寫《梅林傳》時，他似乎感到不必太受編年史體裁束縛;所以他在該書里說，受傷的亞瑟王被梅林和先知塔里森送到凱爾特人心目中永遠春光明媚的樂土(fairyland)，受到島上九個仙女之首仙女摩根(Morgan la Fay)照看。摩根答應，她將治好亞瑟并照看他，直到他離開阿瓦隆回去拯救不列顛。

　　與之相反，瓦斯作為盎格魯-諾曼人，如同盎格魯-諾曼王朝一樣，自然不相信也不希望亞瑟王還活著。但作為喜歡描寫奇異事件的浪漫傳奇詩人，在表面上，他還是像杰弗里一樣也對亞瑟王的結局做了模棱兩可的處理，沒明說他是否活著。但他說：編年史撰寫人“安慰”人們說，“亞瑟自己也受到致命傷。他 [編年史撰寫人] 將他送到阿瓦隆治療。他還在阿瓦隆，不列頓人還在等待著他的歸來”(Wace 113)。有意思的是，是編年史家(自然是指其源本的作者杰弗里)而非傳說中的仙女們或者魔法師梅林把亞瑟王送到阿瓦隆，而那也只是為了“安慰”那些在苦難中還滿懷期待的不列頓人。這其實很巧妙地否定了民間傳說，也間接顛覆了杰弗里的意愿。換句話說，他是在暗示：杰弗里是在撒謊。

　　拉亞蒙的處理更有其特別之處。他讓身負重傷的亞瑟王自己宣稱，他將前往阿瓦隆，與那些“最美麗的仙女們”在一起，“女王阿甘特，最美麗的仙子，將治好我的傷”， “將來我會回到我的王國，同不列頓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阿甘特即仙女摩根。拉亞蒙隨即說：“不列頓人仍然相信他還活著，在阿瓦隆同最美麗的仙女們在一起;不列頓人至今仍然期盼著他會回來。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知道真相，沒有人能講出更多關于亞瑟王的情況。但從前有位圣哲名叫梅林;他說——他的說法真實可信：一位亞瑟王將會來幫助英格蘭人”(264)。拉亞蒙首先讓亞瑟王自己說他會回來，隨即講不列頓人相信他會回來，然后由詩人自己或敘述者出面說沒有人知道真相，這實際上一步步減弱了亞瑟王回歸的可信度。也就是說，除了亞瑟王自己的承諾和不列頓人的信念之外，亞瑟王還活著并將回來之說沒有任何其他根據。在這一點上拉亞蒙同瓦斯倒是比較一致。但瓦斯質疑不列頓人關于亞瑟王還活著的傳言是出自盎格魯-諾曼王朝長治久安的政治目的。相反，拉亞蒙顛覆不列頓人的傳言則是出于盎格魯-薩克遜人或者說英格蘭人的利益。所以他借不列頓人最信任的梅林之口說：“一位亞瑟王將會來幫助英格蘭人”，并強調“他的說法真實可信”。這是意義特別深刻的改寫。他巧妙地在亞瑟王之前加了一個不定冠詞，于是將“亞瑟王”換作“一位亞瑟王”(an Arthur)，同時又把“將回來”(will come back)改為“將會來”(will come)。這其實是在暗示，那位亞瑟王已經死去，但另外一位像亞瑟王那樣的英雄將會出現，然而他不是來拯救不列頓人，而是“幫助英格蘭人”。正因為如此，拉亞蒙才在詩作中一直在竭力將亞瑟王英格蘭化。后來都鐸王朝的創建者亨利七世(1485—1509 在位)幾乎是如法炮制。他重新闡釋亞瑟王傳說，把自己說成亞瑟王后裔，試圖要人們相信“不是亞瑟王自己，而是其后裔亨利七世在需要之時(玫瑰戰爭中)已經回到不列顛恢復秩序”(Lupack 340- 41)。為了加強說服力，他還將長子取名亞瑟。

　　從杰弗里的《不列顛君王史》到瓦斯的《布魯特傳奇》，再到拉亞蒙的《布魯特》的演化，我們可以從一個特殊的角度看到諾曼征服后，特別是處于歐洲轉型期的 12 世紀文藝復興之環境中，英格蘭錯綜復雜的社會、政治和民族狀況以及各種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博弈。三位作家從各自的民族、政治和文化立場書寫不列顛“歷史”;在不同程度上，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將不列顛歷史，特別是其中的亞瑟王部分，講述成他們自己族裔的歷史，或者說為自己族裔的政治文化服務。意在講述“英格蘭人之高尚業績”的拉亞蒙在兩位先驅的基礎上充滿自信地用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和古英語英雄史詩風格改寫瓦斯詩作，使亞瑟王部分成為古英詩傳統的英格蘭民族史詩;或如皮爾索爾(Derek Pearsall)所說，拉亞蒙的《布魯特》“以巨大的民族自豪之活力與熱情擴展亞瑟王部分，使許多人將其宣布為第一部甚至是唯一一部英格蘭民族史詩”(16)。

　　但另一方面，這三部書寫同一“歷史”的著作代表三個文化傳統，這也反映出英國特別豐富多彩的歷史和文化，它們都是英國文化的核心組成。本文重點分析了拉亞蒙對瓦斯著作的改寫和與杰弗里著作的互文，其實他選擇對他們的著作直接或間接進行翻譯和改寫本身就表明，他在相當大程度上對它們認同。三位作者的立場、視角、利益和意圖不同，有時甚至對立，但在總體上，三部著作的基本內容相同，而且三位作家對不列顛的歷史，特別是對亞瑟王朝的基本態度比較一致，都把亞瑟王塑造成民族英雄，都對亞瑟王朝的輝煌業績由衷地感到自豪。因此，由特洛伊人布魯特開創和以亞瑟王朝為中心的不列顛“歷史”也就成為他們共同的歷史記憶。正因為如此，我們在這三部著作中也看到那三大文化傳統之間不僅有矛盾沖突，也有相互借鑒、影響與融合。隨著歷史的發展和三大族裔之間互動日益密切，三大文化傳統之間的相互影響和滲透也不斷加強。拉亞蒙對瓦斯以及對杰弗里的改寫與互文預示著，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與不列頓和盎格魯-諾曼傳統通過長期的競爭與融合，最終將在以盎格魯-薩克遜人為主體的統一的英格蘭民族在英法百年戰爭時期形成之時，共同建構成以盎格魯薩克遜傳統為基礎的統一的英格蘭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