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字》與《水滸傳》部分人物形象的比較研究

　　美國19世紀浪漫主義小說家霍桑的代表作《紅字》，與中國14世紀現(xiàn)實主義小說家施耐庵的代表作《水滸傳》，兩者塑造的部分人物形象，有許多可比之處。通過比較，我們更能清楚地發(fā)現(xiàn)兩位作家不同的創(chuàng)作傾向，他們不同的婚姻觀、愛情觀;更能深入理解兩部作呂包含的一些思想意義。通過比較，我們還可以得出結(jié)論：兩者塑造的部分人物形象，相互襯托出各自的典型意義，兩者的部分描寫相得宜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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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桑是19世紀美國浪漫主義小說家，施耐庵是14世紀中國現(xiàn)實主義小說家。霍桑的代表作《紅字》批判資本主義世界的文明，施耐庵的代表作《水滸傳》揭露中國封建社會官逼民反的殘酷現(xiàn)實。兩部作品表現(xiàn)的主題完全不同，兩位偉大的作家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度，分別代表著西方與東方迥然不同的創(chuàng)作傾向與風格。僅就此而論，兩位作家和他們的代表作品都沒有可比之處。然而，我們把《紅字》與《水滸傳》對照起來讀，就會發(fā)現(xiàn)：前者的女主人公、男主人公和后者描寫的一些女性、男性形象，有許多可比之處。通過對比，我們更能清楚地發(fā)現(xiàn)兩位作家不同的創(chuàng)作傾向，更能深入理解兩部作品包含的一些思想意義。

　　一、海絲特與潘金蓮不幸婚姻的比較

　　簡單說來，《紅字》講述了女主人公海絲特一生的事跡，勾勒出她走過的一條漫長而曲折的人生道路。她與丈夫沒有愛情，跟別人有了孩子，又拒絕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依據(jù)新英格蘭宗教風尚與法律，她被判刑，并按有關(guān)規(guī)定，必須在胸前掛起紅字，以示她偷了漢子。任何人也難以想象：一切打擊、迫害，反而激發(fā)出她闖出一條新的生活道路的勇氣與力量。

　　《紅字》對海絲特的外貌刻畫得非常生動：“那年輕婦女身材碩長，體態(tài)優(yōu)美之極。她頭上烏黑的濃發(fā)光彩奪目，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她面孔不僅皮膚滋潤、五官端正，而且還有一對鮮明的眉毛和一雙漆黑的深目，十分楚楚動人。”主人公如此青春煥發(fā)、光彩照人，理應(yīng)嫁給一個才貌雙全的小伙子、彼此結(jié)成美滿的婚姻，一生過上幸福的生活。可是，事實恰恰相反。她所嫁的齊靈窩斯，面貌丑陋、身材畸形。此人是個書蟲，他把自己最寶貴的時光主要耗盡在圖書館內(nèi)，卻把海絲特丟到一邊。夫妻關(guān)系極度不和諧，彼此之間不能建立真正的愛情。作者描寫這樁畸形的婚姻，客觀上提醒讀者深入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是什么樣的主客觀因素，使海絲特不能嫁到如意君郎?齊靈窩斯為什么可以毀掉她花一樣的年華?海絲特為什么連自己的婚姻都不能自主?這種不道德的婚姻為什么要落在一個女人的頭上?資產(chǎn)階級所提倡的自由、博愛到底是什么貨色?由此，我們可以對照《水滸傳》所描寫的潘金蓮與武大郎的婚姻。該書交待：潘金蓮“眉似初春柳葉”，“臉如三月桃花”。她和海絲特一樣楚楚動人。她的婚姻也和海絲特一樣不幸：她是清和縣一個大戶人家的使女，那個大戶要纏她，是因為她“頗有一些顏色”。有些顏色就受到欺辱，這是由女子卑賤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的，是由當時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造成的。同樣，美麗的海絲特也是被欺辱者，她的社會地位也不比潘金蓮好多少，當時美國的婚姻制度也是壓迫婦女的。該書交待：潘金蓮“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她維護自己的做人權(quán)力，有著追求婚姻自由的強烈愿望。然而，她的正當防衛(wèi)和合理愿望帶來的結(jié)果是：“那個大戶以此恨記于心，卻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大戶的報復行為，把她推向苦難深淵。由此，我們準確推斷：海絲特嫁給齊靈窩斯，也是被迫無奈的，像潘金蓮的命運掌握在大戶手里一樣，她的命運也不被自己所掌握，或被當時的社會制度所操控，或被別人所操控。該書交待：潘金蓮所嫁的武大：“身不滿五尺，面目生得猙獰，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諢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武大從外貌到生理，都屬于殘疾人。潘金蓮嫁給這樣的人，如何能獲得愛情?如何能生活得幸福美滿?同樣，《紅字》描寫海絲特嫁給殘疾人齊靈窩斯，正是借此讓讀者思考：海絲特如何能獲得愛情?如何能生活得幸福美滿?更讓讀者思考，這到底是誰之罪?

　　對比海絲特與齊靈窩斯、潘金蓮與武大這兩樁畸形的婚姻，的確能引起我們的諸多思考。

　　二、海絲特與潘金蓮罪名的比較

　　《水滸傳》敘述說：“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不會風流，這婆娘倒諸般好，為頭的愛偷漢子。”武大生理等方面的缺欠，必然給夫妻關(guān)系帶來一系列惡果，而且這些惡果還必須由她一個人品嘗下去。正是基于此點，作者竟冠冕堂皇地給她加上“愛偷漢子”的罪名，這實在是于情于理不合。姑且說潘金蓮“愛偷漢子”的罪名，不是作者強加給她的，而是根據(jù)作者后面敘述的事實：潘金蓮第一次向丈夫的弟弟武松求愛，選錯了對象，注定成為一次失敗的嘗試。第二次她與西門慶茍且偷歡，更是所托非人，犯了比第一次更為嚴重的錯誤。據(jù)此，說潘金蓮“愛偷漢子”，也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邏輯性。然而，她錯嫁武大的根源，作者沒有追究;她躲避武大郎尋求自己的愛情有其合理的一面，作者視而不見。后來，她伙同別人藥死武大郎，占主導地位的善良本性逐步退卻，占次要地位的劣根性逐步增強。潘金蓮的這種變化，當然有其自身的內(nèi)在因素，但是不起決定作用。西門慶、王婆對她的合伙坑陷，雖屬外在因素，卻起決定作用。作者對主要是這種外在因素使她論為殺人犯的事實，更不做任何分析。我們再看《紅字》的有關(guān)描寫：海絲特與齊靈窩斯結(jié)婚后，他們一直居住在安特衛(wèi)普。就在兩年前，齊靈窩斯把海絲特一人送上去往大西洋對岸的馬薩諸塞的征途。然后，打算也來這里。可是，齊靈窩斯被海盜俘虜，海絲特孤獨地居住在波士頓。這時，年輕英俊的牧師亞瑟闖進她的視野，他們真誠地相愛了，度過一段隱蔽而熱戀的生活。不久，海絲特懷孕的隱情暴露，因通奸罪被抓，在獄中生下小女珠兒。海絲特受到懲罰，她必須終身穿著一件繡著紅色A字的外衣，字母A代表“通奸”一詞。試比較：潘金蓮偷漢子的罪名，是被作者直接點示出來的。之后，作者敘述她愛偷漢子的事例。如前所說，作者未能冷靜地分析所謂愛偷漢子的原因，只是站在具有正統(tǒng)觀念者的立場上，對潘金蓮做出評判。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作者歧視婦女的思想傾向。海絲特愛偷漢子的罪名，是用她必須穿著的一件繡著紅色A字的外衣表示出來的。尤其字母A，直接說明她是不恪守道德規(guī)范的蕩婦。作者沒有站在具備正統(tǒng)觀念者的立場上，更沒有倒向宗教勢力一邊，他只是通過有關(guān)的客觀敘述，讓讀者由海絲特的外衣，看到加給她罪名的邪惡勢力的丑惡本質(zhì)。不止于此，與《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直接評判潘金蓮的罪名相比，《紅字》作者霍桑只是提供一些事例，讓讀者對海絲特做出相應(yīng)的評判，尤其給讀者充分想象的空間。比如齊靈窩斯在海上失蹤，他死里逃生之后，不去與妻子見面，卻在暗地里跟蹤妻子，看妻子對自己的愛情是否忠誠。聯(lián)系齊靈窩斯后來竟傾全力尋找與海絲特通奸者，并進行復仇的行徑，讀者會做出判斷：齊靈窩斯心理陰暗，不顧海絲特不愛他的事實，只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礎(chǔ)上，為了達到自己占有海絲特的目的，不惜把她拋到陌生的地方，隨后又跟蹤偵察。他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之徒，是和《水滸傳》里欲霸占潘金蓮的西門慶，沒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退一萬步講，即使海絲特的通奸罪成立，這個自私自利之徒，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可以說，是他把海絲特推向苦難的深淵。作者正是希望讀者順理成章地做出判斷：海絲特幾乎是無辜的，她追求屬于自己的愛情，不但不是犯罪，而且是合情合理的，正當?shù)摹１憩F(xiàn)出作者進步的愛情觀、婚姻觀。

　　施耐庵《水滸傳》直接評判潘金蓮的罪名，暴露出作者落后的愛情觀、婚姻觀。霍桑《紅字》讓讀者思考海絲特的罪名是否成立，表現(xiàn)出作者進步的愛情觀、婚姻觀。

　　三、海絲特與潘巧云婚外戀的比較

　　我們再把《紅字》與《水滸傳》的相關(guān)人物進行比較。海絲特一人住在波士頓，沒有相依為伴的人，生活是困苦的。又由于她與齊靈窩斯的婚姻沒有愛情作為基礎(chǔ)，因此，她與亞瑟產(chǎn)生婚外戀。與海絲特相比，潘巧云的經(jīng)歷也是苦難的。《水滸傳》交待，潘巧云先嫁的一個王姓官員，兩年前身亡。后嫁給楊雄，兩人做夫妻不到一年。據(jù)潘巧云介紹：楊雄一個月當中有二十來天都在牢獄值班。楊雄不貪戀女色，以工作為重，符合作者的好漢標準。然而，他不注重建立夫妻之間的感情，使夫妻生活失于正常，潘巧云發(fā)生婚外戀實屬必然。

　　面對海絲特與潘巧云的婚外戀，《紅字》的作者霍桑與《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表現(xiàn)出不同的態(tài)度。霍桑認為：海絲特有了婚外戀，才是她正常情感的表達，否則，將是對人性的壓抑與扭曲。施耐庵則認為：潘巧云后來發(fā)生婚外戀，是對楊雄感情的背叛，是不恪守婦女之道的可恥行為。由此看來，兩位作者在對待婦女的問題上，態(tài)度是根本對立的。一個主張婦女可以自由戀愛，一個主張婦女應(yīng)該恪守三從四德的禮教。在這一點上，生活于西方資本主義時代的霍桑，遠比生活于東方封建社會的施耐庵，高明得多。由此，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霍桑《紅字》的主題是鮮明的，它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尤其反映了廣大婦女的迫切愿望，即開展婦女解放運動，破除束縛婦女手腳的傳統(tǒng)思想，讓廣大婦女充分獲得自由戀愛的權(quán)益，全社會應(yīng)當尊重女性，保障她們的合法權(quán)益不受到破壞。

　　《紅字》所描寫的海絲特與亞瑟這對情人的愛，其表達方式是隱蔽的，他們的愛情，只有在無人發(fā)現(xiàn)的角落、陰暗寂靜的森林間，才能顯現(xiàn)出來。他們需要精心選擇幽會的地點，他們的往來活動不得在陽光之下進行，或者說不但不受法律、道德、制度的保護，反而受到所有世俗之人的譴責的。通過這些描寫，作者恰恰要告訴世人：他們的愛，其表達方式應(yīng)該是公開的，他們的愛情是合理合法的;他們的往來，應(yīng)該在陽光下進行，對于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任何人沒有譴責的權(quán)力。人們應(yīng)該向他們投以羨慕的眼光，應(yīng)該祝福他們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事實上恰恰相反，當海絲特的紅字出現(xiàn)在胸前，周圍的人驚呆了，向她投來鄙棄的目光，嘲笑她，甚至在心里詛咒她。這樣，迫使讀者思考：人們?yōu)楹问欠穷嵉梗颜數(shù)目闯墒遣徽數(shù)模寻椎恼f成黑的，把上顛倒為下，人為地制造觀念的混亂。作者也正是由此提醒讀者認識到：宗教的一些清規(guī)戒律是害人的，當時的許多道德倫理是束縛人的正常活動的繩索，高喊文明、自由、博愛口號的一些政客們，他們的面目是偽善的、可憎的，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一些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應(yīng)該統(tǒng)統(tǒng)被掃進歷史的垃圾箱。

　　通過海絲特與潘巧云婚外戀的比較，分別反映出《紅字》作者與《水滸傳》作者各自的立場、觀點。

　　四、海絲特與潘巧云婚外戀形式的比較

　　我們對照一下《水滸傳》的相關(guān)描寫：潘巧云與和尚裴如海相見，潘巧云主動調(diào)情，裴如海積極呼應(yīng)，類似海絲特與亞瑟相遇的過程。在追薦亡夫的過程中，潘巧云與裴如海的調(diào)情活動，也緊鑼密鼓地進行，彼此眉來眼去，以目送情，氣氛莊嚴的道場，被他們攪得烏煙瘴氣，使得追薦亡靈的活動顯得滑稽可笑。“追薦到三更時分”，潘巧云派人叫來裴如海，與之調(diào)情訂約。一切關(guān)節(jié)打通之后，潘巧云與父親潘公、待女迎兒乘轎來到報恩寺還愿。裴如海用酒灌醉潘公，將潘巧云引入臥房，兩人不正當?shù)年P(guān)系開始發(fā)生。臨別，潘巧云制訂雙方幽會的計策。

　　潘巧云與裴如海這對情人的愛，其表達方式基本是公開的。他們的愛情，幾乎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顯現(xiàn)出來。這與海絲特與亞瑟表達愛情的方式恰恰相反。當然，多次幽會，又是雙雙共同采取的形式。與霍桑描寫海絲特與亞瑟幽會的意圖更相反，施耐庵描寫潘巧云與裴如海的幽會，是借此告訴讀者：他們的愛，其表達方式不應(yīng)該是公開的，他們的愛情是不合理合法的。他們的往來是見不得人的，任何人都有譴責、監(jiān)督他們的權(quán)力，人們應(yīng)該向他們投以鄙棄的眼光。概括地說：在霍桑看來，海絲特與齊靈窩斯之間沒有愛情的婚姻，讓它盡快地死亡。海絲特與亞瑟的以愛情為基礎(chǔ)的婚姻，應(yīng)該公開建立起來，任何道德規(guī)范、宗教勢力、政治文明，都不能阻止這種婚姻關(guān)系的建立。從中再次表現(xiàn)出霍桑的男女平等的進步思想。與霍桑相比，在施耐庵看來，潘巧云與裴如海之間的愛情，一開始就不應(yīng)該建立的，潘巧云應(yīng)該死守與楊雄之間的婚姻關(guān)系。從中仍然表現(xiàn)出施耐庵的男尊女卑的落后觀念。由此我們清楚地發(fā)現(xiàn)：西方的資本主義時代與東方的封建主義時代，人們的婚姻觀、愛情觀、有進步與落后之分。霍桑在《紅字》里表現(xiàn)的進步的婚姻觀、愛情觀、是值得我們充分肯定的。

　　五、海絲特與閻婆惜等四女性結(jié)局的比較

　　為了進一步表現(xiàn)自己的婚姻觀、愛情觀，霍桑在《紅字》的后半部，完成了對主人公海絲特形象的塑造任務(wù)。海絲特承認自己所犯的通奸罪，誠懇地接受處罰，勇敢地把紅字佩戴在胸前。刑滿出獄后，她帶著珠兒離開市鎮(zhèn)，住進郊外的一間小小的茅屋里。茅屋位于半島的邊緣上，不和任何住家毗鄰。是早先移民建造的，后來被舍棄了。“因為附近的土地荒瘠得不能耕作，同時位置比較偏僻，脫離了社會活動的圈子。”作者為什么要大書特書“茅屋”呢?它象征海絲特離群獨居的痛苦生活的開始。海絲特本來可以逃到別處，隱姓埋名。可是，她沒有這樣做，她留在犯罪的地方，接受人間的懲罰。“茅屋”不僅是她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標志著人間對他的懲罰。“茅屋”象征她對自己所犯罪行的懺悔，象征她靈魂凈化的開始。一句話，作者賦予了“茅屋”多層的象征意義，借此說明海絲特開始徹底重新做人，客觀上削弱了海絲特原來不以犯罪為恥，反以犯罪為榮的堅強反叛性格。不過，作者以此也為展示海絲特的全新形象埋下伏筆，這種全新形象是：“她靠自己的高超刺繡手藝，扶養(yǎng)珠兒，維持生活。”她把全部多余的資財都用來施舍，她替窮人制做粗衣。她把那些窮人當作施舍的對象，向他們伸出了救濟之手。盡管她所救濟的人，時常還會侮辱她，尤其“那些社會上層的婦女”，對她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但是，她一如既往地從事她的慈善事業(yè)。最終，她贏得周圍所有人的同情和尊敬，在大家眼里，她胸前佩戴的紅字A，具備了“能干”和“天使”的含義，由恥辱的代號一變而為慈愛的象征。

　　作者借助海絲特的全新形象，昭示后人，廣大婦女有悔過自新的能力，她們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社會各方應(yīng)該給她們更多的生活出路，使之自立自強。尤其是邪惡勢力，不得斷送她們的前途。

　　為了進一步挖掘《紅字》積極的思想意義，我們還是對照《水滸傳》的一些相關(guān)描寫。該書所涉及的女性是以扈三娘、孫二娘、顧大嫂為重點描寫對象的，也是把她們作為正面形象劃入梁山泊的男性世界里的。在描寫與之相對的女性世界時，作者則選擇了前面提到的潘金蓮、潘巧云，還有閻婆惜、賈氏為重點描寫對象。在作者筆下，這些女性都是反面形象，與海絲特的正面形象恰恰相反。而且她們的結(jié)局都一樣：一個個走向斷頭臺。這又與海絲特開始了全新意義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依據(jù)《水滸傳》的相關(guān)描寫，從表面看，四女性都是罪有應(yīng)得，是她們自己把自己送上斷頭臺的。如閻婆惜非要讓宋江交出未接受晁蓋贈送的百兩金子，又不歸還晁蓋寄來的書信，才被宋江殺害的;潘金蓮因與西門慶、王婆合伙害死武大郎，才被武松殺害的;潘巧云因誣陷石秀，又與裴如海偷情，才被石秀聯(lián)合楊雄而殺害的;賈氏因與李固合伙坑害盧俊義，最終才死于盧俊義的短刀之下。實際上，她們都有著合理的要求，即追求屬于自己的愛情。這是她們應(yīng)該獲得的權(quán)力。可是，舊的制度，舊的禮教不允許她們獲得這種權(quán)力，不允許她們與男子處于平等地位。如前所說，在作者筆下，她們都是淫婦。其實，她們都有著美好的生活理想，她們希望過上正常的愛情生活，希望建立屬于自己的真正愛情。一旦美好的愿望難以實現(xiàn)，她們才喪心病狂，以害人始，以害己終。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包括輿論的力量，來支持他們自由地追求美好的愛情生活。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在變態(tài)心理的驅(qū)使下，她們只能重復地走一條害人害己的道路。此外，沒有第二條道路可走，客觀上無不說明：舊時代廣大女子的命運是悲慘的。

　　歷史的車輪由施耐庵生活的14世紀，轉(zhuǎn)動到霍桑生活的19世紀上半葉。當古老的中國仍然延續(xù)著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時，美國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在一些新思潮的影響下，霍桑筆下的女性形象與施耐庵筆下的女性形象，某些品行略微相似，主要具備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與命運。與閻婆惜、潘金蓮、潘巧云、賈氏一個個走向斷頭臺的結(jié)局相比，海絲特則不然，女兒長大成人，得到一筆不菲的遺產(chǎn)，海絲特一度從這塊殖民地消失，幾年之后，她一個人回到破舊的茅屋，胸前仍然赫然印著先前的紅色印記。這時的“茅屋”含義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它象征著海絲特純真的心靈，象征著她全新意義生活的開始，象征著她美好的德行，象征著經(jīng)過否定之否定之后的全新的自我。就是說，她重新回到茅屋，絕對不是從前的生活的簡單重復，而是已經(jīng)站在人生的新的起跑線上，她以從來沒有過的新姿態(tài)，向著光明的人生境界，大踏步地前進。一句話，她走向了成功的人生。人總是要死的，但是，死的意義是不同的。人們在她墓碑上，只刻一個字母，那就是象征優(yōu)美、慈愛的“A”字，人們以此永遠地懷念她，她已經(jīng)活在人們的心里，人們到處傳揚她的德行。我們再做比較：從表面看，海絲特與閻婆惜、潘金蓮、潘巧云、賈氏四女性，都追求屬于自己的愛情，最終也都未能獲得成功。然而，霍桑借助描寫海絲特反抗一切黑暗勢力的特殊方式，即勇敢地承認強加給自己的罪名，借助描寫海絲特用自己的德行向世人昭示：不怕任何打擊，不怕任何侮辱、責罵，自己走自己的路，尤其借助描寫她最終闖出一條人生的新路，以此宣揚全書的主題：女子們要勇敢地追求愛情，要爭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自己要努力奮斗，執(zhí)著地去實現(xiàn)美好的生活理想，全社會的力量，都要支持廣大婦女自由地追求美好的愛情生活。

　　說到這里我們完全清楚地理解，《水滸傳》通過描寫四女性的自我毀滅過程，徹底否定婦女追求自己愛情的行動。與之相反《紅字》通過描寫海絲特自我新生的過程，說明作者全方位支持婦女思想解放的運動，說明作者支持婦女自由戀愛的行動。

　　六、亞瑟與周通等四男性形象的比較

　　我們現(xiàn)在順便討論另一個問題：是否說《紅字》的作者霍桑，處處比《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高明呢?他在《紅字》里表現(xiàn)的創(chuàng)作傾向更具進步性呢?當然不是。《水滸傳》突出官逼民反的主題，歌頌梁山好漢的除暴安良、扶危濟困的精神，難道這樣的創(chuàng)作傾向不更具備進步性嗎?原來，《水滸傳》只是在描寫的枝節(jié)問題上，表現(xiàn)出錯誤的創(chuàng)作傾向，如對婦女的歧視等。與之相比，《紅字》是否也表現(xiàn)出錯誤的創(chuàng)作傾向?是的。比如它通過塑造男主人公亞瑟形象，就表現(xiàn)出錯誤的創(chuàng)作傾向：當海絲特被披上那件帶紅字的外衣，永遠被釘在恥辱柱上的時候，和海絲特一同犯有通奸罪的牧師亞瑟，他一直隱瞞自己的罪責，沒有勇氣站出來，承認自己就是珠兒生身父親。作者不遺余力地把他寫成一個善于悔罪、善于在內(nèi)心進行自我譴責的人。刻畫他極度痛苦的內(nèi)心世界，說他常常捂住胸口，表明那個紅色的A字暗藏在心里。直至小說的結(jié)尾，作者才寫到牧師亞瑟，做了最后一場動人的講演之后，終于走上刑臺，向大家坦白自己的罪孽，他撕開胸前的衣裳，露出里邊藏著的紅字，接受公開的懲罰。他再也沒有活下去的氣力與勇氣，猝然死在刑臺的一邊。作者借此說明：亞瑟在死亡中獲得新生。

　　顯而易見，作者處處為亞瑟開脫罪責，把他打扮成一個善于改過的人。其實，亞瑟是個十足的偽君子，當紅色A字外衣加在海絲特身上時，他不僅不勇于擔當，而且還加入到譴責海絲特的行列里。他每次宣揚宗教清規(guī)戒律的講演，照樣是那樣的精彩，即使他表露自己悔罪心理時，也被誤認為是過分謙虛的表現(xiàn)。作者不去譴責他的種種罪責，反而在他的筆下，亞瑟皇而堂之地成了正面人物，最終，說他完成了自我譴責，自我悔過、自我更生的歷史進程。作者這樣描寫大大削弱了小說的批判現(xiàn)實的力量。他對男性的犯罪行為，采取了包庇縱容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反映到小說創(chuàng)作中，其不良后果，是顯而易見的。

　　在縱容男性犯罪行為這方面，霍桑與施耐庵的態(tài)度是相同的。《水滸傳》的有關(guān)描寫，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如該書描寫所謂四個淫婦的同時，寫到四個男性色鬼;周通、王英、安道全、董平。在作者的筆下，淫婦必然因“淫蕩”而身亡，奸夫卻因“好色”，或滿足好色欲望，或獵取的對象被殘酷殺害。淫婦與奸夫的下場有天壤之別。作者認為，殺掉這些女性是正義行為。他允許男性好色，不能容忍女性淫蕩。這一切，正反映出他縱容男性犯罪行為的創(chuàng)作思想局限性。

　　總而言之，《紅字》的作者霍桑，《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他們對男性犯罪行為都持有縱容態(tài)度，這是不足為法的。

　　七、結(jié)論

　　現(xiàn)在，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通過海斯特與潘金蓮不幸婚姻的比較，可以引發(fā)諸多思考，如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當時的女性為何總不能獲得真正的愛情?她們?yōu)楹尾荒苌畹男腋Ｃ罎M?這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又到底是誰之罪?通過海絲特與潘金蓮罪名的比較，我們發(fā)現(xiàn)：《水滸傳》作者只是強加給潘金蓮以愛偷漢子的罪名，然而，對她所謂愛偷漢子的原因視而不見，客觀上暴露了作者歧視婦女的落后思想傾向。《紅字》作者借助紅色A字的外衣，表示出海絲特愛偷漢子的罪名。不過，作者沒有倒向宗教勢力一邊，而是通過客觀描述，不僅讓讀者覺得海絲特罪名不能成立，而且覺得她追求屬于自己的愛情是正當?shù)摹⒑侠淼模瑥闹斜憩F(xiàn)出作者尊重女性的思想和進步的愛情觀、婚姻觀。通過海絲特與潘巧云婚外戀的比較，我們得知：《紅字》作者認為，海絲特有了婚外戀才是她正常情感的表達，否則，將是對人性的壓抑與扭曲，主張婦女可以自由戀愛。《水滸傳》的作者則認為：潘巧云發(fā)生婚外戀，是對楊雄感情的背叛，是不恪守婦女之道的可恥行為，主張婦女應(yīng)該恪守舊的禮教。通過海絲特與潘巧云婚外戀形式的比較，我們領(lǐng)悟到：《紅字》作者認為：海絲特婚外戀形式應(yīng)該是公開的，不應(yīng)該受到任何力量的阻撓和破壞，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水滸傳》的作者則認為：潘巧云婚外戀形式即使是隱蔽的也不行，應(yīng)該取消，她必須死守與楊雄的婚姻關(guān)系，女人必須充當男人的附屬品。通過海絲特與閻婆惜等四女性結(jié)局的比較，我們知道：《水滸傳》作者通過描寫四女性的自我毀滅過程，徹底否定婦女追求自己愛情的行動。《紅字》作者通過描寫海絲特自我新生的過程，完全肯定婦女思想解放運動，支持婦女自由戀愛的行動。通過亞瑟與周通等四男性形象的比較，我們認識到：《紅字》與《水滸傳》的作者對男性犯罪行為都持有縱容的態(tài)度。孰是孰非，在比較之中更加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