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刺繡“魏犨擒貘”紋樣藝術特征及文化內涵探析

　　摘要 “魏犨擒貘”是桃源刺繡的典型紋樣，蘊含著鮮明的地域戲曲特征及深刻的文化內涵。文章為挖掘該紋樣的民俗寓意，基于湖南省博物館、桃源縣博物館、私人收藏的 21 幅清代和民國時期繡品實物，運用歷史文獻、田野調查、歸納對比等方法，先梳理“魏犨擒貘”紋樣的“文本-戲曲-刺繡”發展脈絡，再分析其藝術特征及地域文化內涵。研究表明：“魏犨擒貘”紋樣來源于武陵戲傳統劇目;人物裝扮富有濃厚的武陵戲曲特色;紋樣構圖遵循表演程式、配色雅俗互鑒、針法毫發畢現。“魏犨擒貘”紋樣體現了桃源百姓辟邪和護子的心理祈盼，具有忠勇、愛國的教化意義。

　　《絲綢》雜志，月刊，于1956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由浙江理工大學主管，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絲綢協會;中國紡織信息中心主辦的學術性刊物，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研究與技術、歷史與文化、設計與產品、作品鑒賞等。

　　關鍵詞 桃源刺繡;魏犨擒貘;戲曲故事紋樣;藝術特征;文化內涵

　　桃源刺繡是常德市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分布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境內。清代至民國時期，桃源刺繡存世多、藝術風格鮮明，具有湖湘歷史、文化與藝術價值。然而，相比“四大名繡”之一的湘繡及湘西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刺繡，桃源刺繡——這一湘北地區極富地域特色的漢族民間刺繡藝術缺乏關注，因而，深入探析其中典型戲曲題材紋樣的藝術特征及文化內容，能夠為保護性傳承湖湘漢族民間刺繡藝術提供一定參考。

　　桃源縣素有“戲窩子”之稱，戲曲故事自然成為桃源刺繡的典型素材。既有研究從整體內容和審美意蘊方面做初步探討：如嚴珞菲[1]簡述了桃源刺繡中“七擒孟獲”“轅門斬子”紋樣內容，何潔汝[2]認為戲曲紋樣之美學受到巫儺戲的影響。以上研究均為宏觀視角，未深入挖掘戲曲題材中典型紋樣造型及民俗內涵，特別是未討論經典的“魏犨擒貘”紋樣內涵。據筆者調查統計桃源縣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私人藏家收藏的共 76 幅清代至民國時期的戲曲題材繡品中，以“魏犨擒貘”紋樣為題的共計 21 幅(占總數的 28%)。

　　為了探析“魏犨擒貘”紋樣的形式特征及文化內涵，本文選取此 21 幅繡品作為實證研究對象，重點歸納紋樣的藝術特征，挖掘紋樣內在含義，以期了解并深層次地探究桃源刺繡戲曲題材的民俗文化意義，為桃源刺繡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1 魏犨擒貘紋樣溯源

　　先看典籍。魏犨其人見于《史記》記載，魏犨(又稱魏武子)，魏氏，名犨、謚武，畢萬之后，以武力聞名，東周時晉國大夫。從《史記》《春秋左傳》《呂氏春秋》來看，魏犨跟隨晉公子重耳(晉文公)離國逃亡十九年，重耳掌權后被敘功、立為大夫，“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后封，列為大夫，治于魏”[3]。魏犨助晉文公復國，忠心耿耿、驍勇善戰，為文公五大賢士之一“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亡(流亡)十九年，守志彌篤”[4]，且被喻為輔佐文公五蛇龍之一“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文公五蛇龍，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魏犨介子推也” [5]。由以上記載可知魏犨的忠勇美譽，然而，史書記載并未涉及“擒貘”一事，那么桃源刺繡中“魏犨擒貘”紋樣是從何而來?

　　再看小說。“魏犨擒貘”故事出于明代馮夢龍著演義小說《東周列國志》三十五回。該回目講述了重耳流亡楚國，他同楚成王狩獵時忽現一貘，難以制服，魏犨請命徒手擒貘的虛構故事。作者以 “銅鐵為食、刀槍不入”極力渲染貘的兇殘與怪異形態，襯托了魏犨“不用兵器，活捉此獸”的勇猛，又假借楚成王語 “公子相從諸杰，文武俱備”彰顯出魏犨非凡的武力。從典籍與小說記載來看，魏犨人物性格有兩點特征：一為忠。魏犨隨晉文公重耳流亡，對其忠誠不渝，為晉國五大賢士之一。二為勇。魏犨成功降貘，展示了晉國武士之風范，為流亡公子重耳在楚國君臣面前長了國之士氣。《東周列國志》在塑造魏犨勇士形象的同時又極具戲劇性情節，清代至民國時期，列國小說深受民間百姓的喜愛，“魏犨擒貘”故事被湖湘人民廣泛傳誦并被搬演至戲曲舞臺，順理成章地變為桃源刺繡中的典型紋樣。

　　三看戲曲。桃源刺繡中“魏犨擒貘”紋樣的形成主要受武陵戲的影響。筆者采訪了 77 歲擅繡人物故事的老繡娘姚紹枝，她年輕的時候原來在戲班唱過戲，后來憑著記性，把原來唱的戲繡出來。近代桃源地區因受封建傳統思想影響，女性受教育較少，接觸“魏犨擒貘”的故事主要通過聽戲、看戲、唱戲的方式，并沉浸其中。此外，桃源刺繡中還有其他戲曲題材紋樣與戲曲劇本可以對覽，如 “楚宮撫琴”“三打平貴”“杏元和番”等。桃源、常德、漢壽等縣城鄉是武陵戲的孕育之地[6]，清道光年間由桃源寺坪人李標創立的文華為常德四大名班之一，將桃源刺繡中“魏犨擒貘”紋樣與文華班傳統劇目——《重耳回國》第八場“魏犨降貘”對照，相似之處則一目了然。該劇場目、內容與典籍記載、小說文本基本一致，如在描述魏犨擒貘動作時，戲劇中的“魏與貘斗，一腳將貘踢倒” [7]與小說中的“魏犨聳身一躍，離地約五尺許。那獸就地打一滾，又蹲在一邊” [8]描述相似，并根據戲曲特征設計人物唱腔。故而，桃源地區的繡娘才能將耳濡目染的戲曲故事憑借針線、布繃、剪子等刺繡工具演繹為個人創作的實用繡品。故事自文本發展至戲劇，又由戲曲轉換成織繡紋樣，從而形成了 “小說文本—戲曲故事—刺繡紋樣”三者之間的轉換、演繹。

　　2 紋樣特征剖析

　　2.1 清代至民國時期繡品概況

　　將 21 幅“魏犨擒貘”紋樣繡品按照年代劃分，各要素在清代、民國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表 1)。總體來看，繡品類型以門簾為主;在內容上，主紋由“多個人物組合”向固定化的“一人一獸” (魏犨、貘)轉變，這說明“魏犨擒貘”紋樣由戲劇故事逐漸刪繁就簡，演變為簡明的象征符號;在材質上，繡地由綢緞向棉布轉變，繡線也由絲線、絨線增加了棉線、腈綸線，這種材質的“從儉”趨勢應與桃源縣紡織貿易的變化密切相關，“民國 19 年(公元 1930 年)以前，縣內綢布業以經營縣產土布為主……20 世紀 40 年代，機制洋布(機制棉布)大量充斥縣內市場”[9];在色彩上，整體以鮮艷的對比色為主，至民國時期出現較和諧統一的色彩，更強調裝飾功能;在針法上，至民國時期增加了許多裝飾性針法，“摻針”技法日趨成熟，反映了當時桃源刺繡的發展繁榮。

　　2.2 表演程式的構圖

　　“魏犨擒貘”紋樣的構圖形式主要有橫列式、兩點式、三角式三種，包含戲劇表演過程中的走位、亮相等內容，反映了戲曲表演的程式化特征。

　　第一是橫列式(圖 1，桃源縣博物館收藏)。以清代刺繡門簾為代表，通長 484 cm、寬 95 cm，紋樣以魏犨擒貘為中心，左右繡楚成王、重耳持箭駕馬，旁繡子玉、孤偃、先軫等隨從 8 人，或執刀、或持劍、或側身、或背立，人物排列深受戲曲表演走位影響。在戲曲開始時，首先由四大手、四小手下將各執刀槍上，呈挖門(野外作戰時的走位順序)、跑龍擺尾走位，對稱排列站于臺角，隨后魏犨上場與貘斗，再由趙衰、楚成王、重耳同上，根據人物地位等級，成王、重耳站中場。但繡娘卻將“魏犨擒貘”繡于布面中心，視覺點向魏犨聚焦，其他人物左右相向，在遵循表演基本走位的同時又強調了“魏犨擒貘”的主體地位。

　　第二是兩點式(圖 2，桃源縣博物館收藏)。“兩點式”是最主要的構圖類型，即以魏犨與貘作主體，情境聚焦于一人一獸，展現武斗戲表演的高潮部分。其重點刻畫魏犨斗貘時“揚頭、握拳、蹬腳”的肢體動作，生動還原戲劇文本“魏右腳踏住貘頭，一手又挖貘鼻孔，貘伏地”的描寫[7]363。

　　第三是三角式 (圖 3，張忠先生收藏)，在紋樣空間中魏犨擒貘在前，趙衰(晉文公另一賢士)在后，兩者的武凈與生角形象形成鮮明對比，突出魏犨人物形態。結合表演時的打“央擊兒”音樂(武陵戲中用于起霸的打擊樂)和下“擂子”的肢體語言(牽野獸的一種表演身段)，著力刻畫魏犨降貘后 “握拳、牽貘鼻、跨腿”的亮相動作。整體形態與戲劇文本“起‘快迎風’，魏抓住貘鼻孔介”描述相符[7]363。

　　以上三種紋樣構圖均以再現戲曲表演中的走位方式和亮相動作為依托，將走位、亮相、身段定格融會于絲縷針線，人物動勢富有戲劇張力，主題突出，構圖飽滿。

　　2.3 雅俗互鑒的色彩

　　色彩是體現紋樣藝術特征的重要因素，本文運用 Datacolor 650 測色儀(美國 Datacolor 公司)對 21 幅繡品紋樣的主要色彩進行提取，將測色結果的 HSV 數值范圍在色環模型中標示(圖 4)，HSV 是基于人的視覺感知特性建立的色彩空間，包括色調(Hue)、飽和度(Saturation) 和明度(Value) [10]。

　　根據測色數據分析，“魏犨擒貘”紋樣色彩主要呈現以下規律：第一，人物服飾色彩明快，顏色鮮艷。魏犨上、下裝以藍色系和紅色系為主，形成強烈的冷暖對比，除少量繡品飽和度較低之外，上裝 S 值大體在 58%~100%，V 值約為 75%~96%，下裝數值與之相近，兩者屬于中高飽和度、高明度色彩，與紅、白、黃色繡地形成鮮明對比。第二，貘的毛發色調統一，以黃色系和橙色系為主，部分采用灰色系，明度上由低向高形成顏色漸變，飽和度較低，S 值大多在 17%~66%，與人物的艷麗色彩形成反差，反襯魏犨的中心地位。第三，情感設色。部分繡品人物面部為紅色，貘眉毛為藍色、紫紅色，以上均不是自然設色，而是繡娘對角色的理解和自我情感的表達。筆者在桃源縣觀音寺鎮的田野調查中，采訪了 87 歲的桃源刺繡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敬桂芝老人，她說在選擇顏色的時候，只要自己喜歡就好，比如葉脈可以是紅色，而青蛙也可以是橙色。因此，“魏犨擒貘”紋樣色彩應是刺繡者的審美情趣和理想意念的表達。現和諧淡雅的風格。紋樣色彩“俗”“雅”共存的主題配色，反映了桃源刺繡從民間“自作自用”向 “自作商用”功能的演變。以夏國安先生收藏“魏犨擒貘”博古紋樣帳檐為例(圖 5)：人物服飾及貘的色相雖遵循傳統配色規律，但色彩純度降低，S 值在 4%~15%，整體風格清雅，人、貘、瓶之間的色彩相互呼應，摻針技法嫻熟，色彩過渡自然，呈現文雅、細膩的審美傾向。另外，“貘”的設色與博古紋色彩相統一，“貘”紋樣從“魏犨擒貘”組合中分離出來，繼而轉變成獨立圖符——“貘”嵌于瓶耳之中化身“鋪首銜環”并形成正、側獸面立體紋飾，其整體色彩與瓶口、花卉顏色相協調，與芙蓉花、蘭花、瓶、壺、壽桃組合搭配。相比早期“魏犨擒貘”傳統紋樣辟邪的民俗含義，更增添了 “平安如意、多福多壽、花開富貴”的吉祥寓意。在民國傳世繡品中，繡有貘獸面的博古紋俯拾皆是，常與花卉、文房四寶等紋樣組合。可見，“貘”紋樣在演進過程中，其符號的能指發生改變，造型、色彩也伴隨著組合元素的變化而變化，成為桃源刺繡典型的吉祥紋樣。

　　2.4 毫發畢現的針法

　　“魏犨擒貘”紋樣人物以平繡為主，刺繡者運用平繡中豐富的裝飾性針法，以刻畫魏犨的形象與細部特征。屈國軍先生收藏的“魏犨擒貘”刺繡為例(圖 6)：首先，“摻針”施于人物面部，刺繡者在人物胡須處采用摻針塑造層次感，并結合裝飾針法(毛針、齊毛針)表現胡須質感;人物眼珠、鼻頭均采用墊針，從正側面看呈外鼓凸出造型，具有較強的立體感和視覺沖擊力，體現“擒貘”時的武力和威懾力;眼角處使用交織針，額部圖案采用蓋針，人物的憤怒與兇猛之態溢于布面。從人物服飾看，魏犨多繡作武士簡單裝束，采用直針表現，部分繡品在腿裙部分運用網格針，模擬服飾肌理感，增添細膩美感。

　　其次，貘的繡制主要用毛針表現毛發的層次感，用線較粗，繡制時疏密有致、層層加繡，以體現毛發的蓬松細長的質感[11]，并用墊針來塑造眼部，突出獸之兇猛。在造型上遵循了小說描述的形體特征，“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頭似獅，其足似虎，其發如豺，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馬，其文黑白斑駁”[8]244。在動作特征上，與魏犨“奮力擒制”動作相反的是，貘癱軟在地，靜止不動彈，這一動一靜的對比更反襯出魏犨的驚人武力。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繡娘對故事的認知差異與不同的圖像演繹，貘的形態發生了變化，如去掉長鼻，毛發異色，更似獅、似虎，但魏犨形象未見明顯更異。這種變化一方面是由于在戲劇表演中因道具有限，貘常用虎、獅扮相代替;二是側面說明在繡娘心中魏犨勇猛剛健，無懼各類猛獸。

　　3 紋樣內涵解讀

　　丹納[12]認為：要了解一件藝術作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魏犨擒貘”紋樣在造型及工藝上顯現出獨特的藝術特征，然而，要進一步解讀紋樣的內涵，則需結合桃源地區清代至民國時期的歷史背景、文化藝術、信仰風俗，深入挖掘紋樣的文化寓意。

　　3.1 戲曲文化的刺繡演繹

　　一方面，受戲曲文化影響，“魏犨擒貘”紋樣中人物服飾和動作造型具有較強的武陵戲特征，同時又加入了繡娘的個性創造。武陵戲在“大凈”的黑面中，發展了“武凈”這一角色。通過劇本介紹，魏犨屬于武凈之一，重武打。“魏犨，凈。青喳(扎)，青包巾，青袍子，套青褶子” [7]351，“魏犨擒貘”紋樣中的人物造型與戲曲角色要求大體相符，扎髯露口，著青打衣，戎裝以青色為主，下褲則采用對比色。表演造型上，刻畫魏犨造型時強調“頭、眼、口”的動態和“怒”之表情，遵循武陵戲注重內外“八大塊”的表演規律，即“頭、眼、口、手、腰、腿、襠、罡”八門形體和“喜、怒、悲、愁、驚、疑、呆、癲”八種感情表現。同時展示“起霸”亮相姿勢，一手高舉于空中，一手牽貘鼻，腳蹬貘頭，展現粗獷、勇猛的人物形象。

　　另一方面，某些刺繡人物臉部扮相元素也具有武陵戲色彩。桃源縣漢劇藝術團 80 歲的戲曲表演藝術家宋文豹先生介紹道：“武陵戲中的魏犨是武凈花臉，人物講究‘眼是銅鈴，口是血噴，面似葫蘆，鼻孔朝天’的扮相。”桃源刺繡生動地刻畫了妝扮細節。如表 2 所示，魏犨眉眼呈倒八字形態，眼珠凸出，采用戲曲“凈”行中青年武將常用的豹眼，豎耳插使頭發立起，扎髯，張大口，描繪怒發沖冠的神態。首服方面，講究“不同盔頭的使用有明確的規范” [13]。頭戴紫金冠(多用于青年將領)，前部飾絨球，后銜珠，頂端綴如意，主體呈金色(武將頭盔主色)。另有一種扎巾盔，佩戴時在前額處勒有額飾，是“專用于正規戰斗場合的特定大將，如《轅門斬子》之孟良、焦贊”[14]的扮飾。此外，武陵戲喜在凈、丑行當的眉眼間繪各色圖案，用作裝飾及辨別人物身份。魏犨前額所繪圖案呈倒三角，與雷橫、甘寧額上圖案相似，幾位人物都是武生。可見，倒三角額飾標識武士身份的功能在刺繡紋樣中仍被繼承。從紋樣色彩看，戲曲中的色彩對于人物的性格、身份及情節的推進往往起著隱喻作用[15]。魏犨臉部以紅、黑色為主，根據湖湘戲劇以色彩象征人物性格的特點，有“紅忠、黑勇、粉奸”之說，如紅臉關羽、姜維，黑臉張飛、焦贊等，繡娘巧妙地借用戲曲色彩特點和情感設色的方法塑造了魏犨立體、鮮活的人物形象。

　　3.2 辟邪護生的精神寄托

　　“魏犨擒貘”紋樣不僅是武陵戲曲文化的體現，更是繡娘表達情感的物質載體。紋樣是一種圖像，潘諾夫斯基認為“圖像學分析”重在解釋藝術作品的“內在含義或內容”[16]。“魏犨擒貘”紋樣的構成是其表層結構，而隱藏在背后的是造物之人——“繡娘”與所造之物——刺繡“紋樣”間的深層關系。桃源百姓將該紋樣大量繡飾于生活用品中，且多用作陪嫁或日常使用，故刺繡的創作者與使用者身份合一，紋樣的使用方式揭示出深刻的民間風俗習慣。

　　首先，在桃源百姓心中，“魏犨擒貘”紋樣是勇士力量的象征，具有納吉驅疫的功能。從“魏犨擒貘”紋樣所運用的民俗生活范圍來看，主要用于門簾中，約占總數的 60%。桃源人將此紋樣作為門簾用于家中，其象征的內容意義遠大于裝飾意義[17]，希望借助勇士之神威趨福避兇。桃源百姓信奉門神、家家戶戶貼門神，“除日，易門神、桃符、春貼”[18]，以期驅邪避鬼、衛家宅、保平安，寓意吉祥。另外，到了臘八日，“村人并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18]116。可見，在桃源人民心中，勇士魏犨如金剛力士一般，具有保家宅平安、避邪鎮惡的功能。

　　其次，繡娘還常將“魏犨擒貘”紋樣繡制于紅緞地繡兒童馬甲背面(圖 7，潘登先生收藏)，表達對兒童健康成長的殷切期望。刺繡者希望借助神武人物形象保護孩童安康，體現了人與物之間情感的關聯。另外，“貘”紋樣亦具有避瘟辟邪的含義。關于貘的形貌特征，眾說紛紜，《爾雅》《說文》稱貘為白豹、似熊，而桃源刺繡中貘的形態與白居易《貘屏贊并序》的描述較一致，呈現“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的外形，且“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19]。”可見，民間百姓認為其具有一定的辟邪功能。桃源刺繡中不乏虎頭帽、錦雞帽、獅頭帽等兒童服飾，都是以瑞獸圖案庇佑孩童健康成長，驅除災難與病痛[20]。因此，桃源人將“魏犨擒貘”紋樣刺繡于孩童馬甲背心，護子平安的吉祥寓意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魏犨擒貘”紋樣在桃源刺繡的姊妹藝術中也發揮著相同的“護生”功能。以樊祥先生收藏的民國時期桃源印染被面為例(圖 8(a))：該被面中心是蓮花童子圓形開光圖案，“雙童抱魚”，具有生殖崇拜寓意;以雙童為中心進行對稱布局，上、下為“魏犨擒貘”紋樣，左、右分列兩組“貘”紋樣(圖 8(b))，貘的形象從組合中獨立出來，環繞四周，更強調其護子功能。相比圖 7，兩者工藝、布局雖有差異，但內涵具有異曲同工之處，均具有保護孩童健康、平安的吉祥寓意。因此， “魏犨擒貘”紋樣作為固定的紋樣，在桃源刺繡、印染工藝中，以及服裝、被面載體上進行不同的演繹，深刻地反映其強大的護佑功能。

　　3.3 忠勇愛國的教化意義

　　“魏犨擒貘”紋樣還體現了桃源人民反抗侵略的愛國主義思想，具有忠勇愛國的社會教化作用。在羅壙增先生收藏的“魏犨擒貘”挑花繡品中，繡娘采用“花中嵌字”進行紋樣內部裝飾，除了繡有 “福祿壽喜”等吉祥文字外，在人物右胸處還繡有其他一些組織的信息。清嘉慶、道光年間湖南地區出現反封建斗爭的幫會組織，為推翻腐朽的封建主義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展現愛國主義精神。這些信息出現于桃源刺繡“魏犨擒貘”紋樣中，并非偶然，因兩者皆顯現出抗爭不屈的斗爭精神，具有相似的內涵與意義，繡娘的個人釋讀完成了文字符號和人物形象之間“能指與所指”的交互。回顧桃源的歷史進程，有許多如魏犨一般的忠勇之士，他們的英雄事跡代代流傳，成為桃源人民愛戴傳誦的對象。遠者如東漢末年伏波將軍馬援，近者如被譽為“桃源三杰”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覃振、胡瑛，他們為桃源的穩定發展作出了貢獻，與“魏犨擒貘”的故事一樣傳播著忠勇愛國的正義力量。對國忠誠是桃源人民的價值取向，桃源民間諺語言：“世間好事忠和孝，天下良圖讀與耕。”因此， “魏犨擒貘”紋樣延伸為忠勇精神、愛國主義的象征，繡娘“藏字于繡”的創作，體現了桃源人追求真善美的價值觀。

　　4 結 語

　　通過對“魏犨擒貘”紋樣溯源、藝術特征與民俗內涵的考證，本文認為在紋樣溯源方面，“魏犨擒貘”紋樣是繡娘受戲曲影響，從而對武陵戲《重耳回國》劇目進行刺繡創造。在紋樣特征上，清代至民國時期“魏犨擒貘”紋樣在各要素上呈現不同的時代特征，三種構圖形式反映了戲曲表演中的走位、亮相等程式規律，色彩濃烈與清雅風格互鑒，運用裝飾性針法塑造人物兇猛神態。另外，紋樣形態受地方戲曲文化的影響，人物形象、肢體語言、面部裝扮上富有戲劇張力，具有強烈的武陵戲元素特征。值得強調的是，“魏犨擒貘”紋樣是繡娘情感的寄托與審美的表達，反映了桃源百姓祈福祛邪、護子平安的真摯祈愿，特別是貘的護生意義，在桃源刺繡姊妹藝術中也有體現。同時該紋樣象征著勇于抗爭的積極力量，成為弘揚愛國主義的一種方式，具有積極的社會教化意義。綜上所述，“魏犨擒貘”紋樣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內涵是其頻繁出現于桃源刺繡中的內在動因，紋樣所體現的構成特征與民俗信仰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有利于桃源刺繡的傳承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