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法論文《中國婚姻法中的平分》

「摘要」我國目前在經濟法學研究過程中，很大程度上輕視政治學、行政法，忽視經濟學及其方法，輕視私法，忽視私權及其主體，因此導致較多的研究成果是淺層次的，所以需要在經濟法學研究過程中改變這一現象。

　　「關鍵詞」經濟法，研究，思考

　　目前，我國的經濟法學研究中存在較多的問題，筆者擇其要者簡述如下：

　　一、輕視政治學、行政法。

　　經濟法在性質上與行政法有區別，但這種區別不是絕對的，它們之間更多的不是區別而是關聯。但目前在經濟法學研究過程中，有一部分研究者輕視政治學、行政法，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因為至今仍有較多的有影響的學者認為經濟法是經濟行政法，故一些經濟法學的研究者對行政法存在一種“天生”的恐懼心理，認為在經濟法學研究中，強調行政法會有損經濟法的獨立性，所以對行政法予以排斥；其二，對經濟法與公權的關聯性認識不夠。經濟法與公權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沒有公權對市場及私權的介入，就沒有經濟法。經濟法的制定和實施完全有賴于公權機關。可以這樣講，經濟法功能的發揮其關鍵在于公權機關。有什么樣的公權機關，就有什么樣的經濟法。以對含“瘦肉精”豬肉的查處為例，雖然我國早就有相關禁令，但中毒事件在其后還是多次發生，究其原因在于查處成本過高而導致公權機關沒有能力對違法者進行處罰。因此，只有了解我們的公權機關是一個什么樣的公權機關，才能對經濟法有一個務實的了解和研究，才能使經濟法學的研究更貼近于現實。

　　目前，我國某些經濟法得不到有效執行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在法律制定和實施層面上，公權機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其二，在法律實施層面上，公權機關缺乏足夠的資源、能力等。而這兩個原因在立法時往往得不到重視，即立法者往往會假定公權機關有足夠的財力、能力并假定公權機關沒有自身利益，所以導致出臺的法律得不到良好實施。有經濟法學者提出，在政府干預市場的同時，也要干預政府。這很對，但干預政府涉及面更廣，需要時間，還需要耗費資源。因此，理想的最優政府并不可能即時出現，它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而市場對政府的干預需求則是即時的。因此，研究經濟法，不能不研究我國公權機關現狀及其可能的改革走向。

　　經濟法與民法不同，它是一種矯正型的法律。通俗地講，因為市場機制會生病，而這些病的解除絕大多數處于其自身機制的能力之外，與人一樣，也需要求醫問藥，經濟法自產生起就是一種治病的法律，而治病的醫生主要就是以政府為主的公權機關。因此是否能以最低的代價盡快把病醫好，關鍵在于以政府為主的公權機關。雖然政府自身也在進行改革，改革的目標之一是提高其治病的能力，并防止出現如因回扣等因素而導致的亂開藥方的現象，但這肯定還需要一個過程，并不可能即時實現。事實上，即時實現的制度改革也并不一定是最佳的。所以，研究經濟法的學者只有真正地了解公權機關的現狀和可能的發展趨勢，即公權機關能力的大小及公益性的程度等，才能更好地了解并研究我國經濟法的制定和實施情況，才能使經濟法學的研究富有針對性。

　　二、忽視經濟學及其方法。

　　經濟法的功能是對市場失靈的矯正。這就必須對市場進行研究，重點研究市場失靈的成因、表現等。也只有一了解市場的運行機制及其缺陷，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法的功能、價值，才能在更高層次上理解經濟法。經濟法學研究史表明，以法律研究法律，只能是死路一條。而只有運用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足及信息不對稱理論、經濟周期理論、不完全競爭理論、外部性理論等經濟理論，才可能使經濟法的本源、功能、價值等得到很好地闡釋。這是一個被大家關注的問題，很多學者都曾經提到過這一點，但這也是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太多的經濟法沒有通過這種路徑被探究。除了應運用經濟學理論分析闡釋經濟法之外，還應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經濟法。這也是一個在表面上受到重視但實質上并沒有受重視的問題。目前，經濟法學研究還沒有徹底走出注釋法學，缺乏基于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多視角的深層次闡述研究，尤其缺乏法經濟的分析方法。筆者以為，經濟法學研究過程中的經濟分析方法運用必須得到切實的重視。這是經濟法的自身特點所決定的，經濟法對效率的追求使經濟分析方法在經濟法學研究過程中的運用成為可能和必要。通過對經濟法具體制度的經濟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經濟法，判斷經濟法規則的優劣，從而選擇最優的經濟法規范。

　　三、輕視私法。

　　對私法的輕視也是目前經濟法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并且這種缺陷逐漸隨著經濟法和私法各自研究的深入而凸顯，因為經濟法緣于市場失靈而產生，經濟法的功能在于矯正市場的失衡，而物權法、合同法等私法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法與市場失靈之間也有著兩方面的關聯。它們是：其一，這些私法的某些制度促成了市場失靈的形成。例如，宏觀的市場失靈的形成一定程度上由民法所促成。民法通過物權法和債權法的設定使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有了廣闊的空間和法律保障，民法保護了經濟人的這種理性行為，而且是這種理性行為促成了市場整體的非理性，最終導致市場的宏觀失衡。其二，這些私法的某些制度在一定限度內能夠抑制市場失靈。例如，物權法可以運用對物權權能的私法限制的方法預防負外部性問題，私權主體可以運用談判、協商等私法的救濟路徑解決諸如環境污染等負外部性問題。正因為私法與市場失靈之間存在著這種關聯，所以它與矯正市場失靈的經濟法之間就不可能是徹底割裂的。經濟法在克服市場失靈這一問題上，必須在兩方面研究私法，其一，需要研究私法如何促成市場失靈；其二，需要研究私法如何抑制市場失靈。與此同時，還要進一步研究經濟法和私法在克服市場失靈問題上的功能界限，即什么樣的市場失靈必須由經濟法介入？什么樣的市場失靈適合由私法克服？這種對私法的研究實質上對深入理解經濟法是相當有益的。因此，在經濟法學研究中，不應局限于經濟法本身，要注重超越部門法學。

　　此外，由于經濟法主要涉及到公權與私權之間的關系，因此在整體上研究私法和私權絕對有助于經濟法學的深人研究。經濟法學者并不一定要對私法的某項具體制度進行深人研究（這種研究并不一定有助于經濟法學研究的深人），但卻很有必要在整體上了解、研究私法。經濟法學者應該更多地對私法和私權進行宏觀研究[1]，至少應該有這方面的知識。這對促進經濟法學的深人研究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