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的法理分析

　　“自救式”維權是權益被侵害的人依靠自身和其他私人的力量，使自己被侵害的權益得以實現或補償的行為。這種行為屬于私力救濟(私力救濟，即當事人認定權利遭受侵害，在沒有第三者以中立名義介入糾紛解決的情形下，不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實現權利，解決糾紛。它不僅包括當事人本人的糾紛解決行為，還包括個人借助其他私人力量的糾紛解決。)[1](p102-103)的范疇，作為一種憑借私力實現權利救濟的方式，既包括合法方式也包括法律沒有明確其合法性的方式，甚至包括違法方式。

　　(二)“自救式”維權的特征

　　“自救式”維權的特征主要有：⑴權益受到侵害。“自救式”維權實施人必須受到非法的侵害。⑵以維護受到侵害的權益為目的。⑶借助私人力量，沒有第三方以中立名義介入糾紛解決。私人力量不僅指當事人自身力量，也包括憑借的其他私人力量。私人不僅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群體。糾紛解決的過程中沒有第三方以中立者身份介入，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而無須第三方居中調停。任何糾紛的主體最終都可以落實到權利沖突的雙方當事人身上，受侵害方或是積極應對或是消極退避，在尋求糾紛解決的過程中仍然沒有突破彼此的雙向性。盡管一方有可能要借助其他力量，但是，其他力量都不是糾紛解決的主體，他們都沒有以第三方中立者的身份介入糾紛的調?；蛭有?，他們的作用只是依附于當事人中的一方，為其加強了私人的力量而已。⑷采取多種手段。農民工在“自救式”維權的過程中，或個體或群體采取行動，通過交涉、協商、談判甚至任何能達到目的的極端手段來獲得其權益的維護。“自救式”維權過程通常不會有太正式的程序，即便有，也很難得到遵守。

　　(三)“自救式”維權的社會地位

　　當人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國家為救濟其社會成員被侵害的權益，設計了一系列的制度，學理上稱為公力救濟。(公力救濟，指國家機關依權利人請求運用公權力對被侵害權利實施救濟。)[2](p87)公力救濟由專門的司法和行政機關負責，依據法律法規進行，程序要求高，判決有強制力，這些特征使其成為“權利救濟的最合法、最公正、最徹底和最權威的形式”。[3](p398)當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不能與侵權者達成協議解決糾紛時，尋求公力救濟在理論上是最有效、唯一的合法的方式。但實踐上，公力救濟成本(公力救濟成本即訴訟成本，指訴訟主體實施訴訟行為所耗費的人、財、物力的總和。)[4](p138)高、時間周期長、效率低。通常農民工維護的是自己的經濟權益，這一權益往往是在維系農民一家的生活開支，經不起經濟和時間的消耗。有的人在付出巨大的成本后權益仍然得不到維護。法院判決書成了“法律白條”，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民工對法律及公權力信心不足。此外，公力救濟程序復雜，技術性強，不確定因素多，這讓文化素質偏低、法律意識淡薄的農民工完全憑他們自己的文化水平及對法律知識掌握的程度去進行訴訟確實不容易。一般情況下，許多農民工不愿意通過勞動監察、勞動仲裁及訴訟等合法方式維護被侵害的權益，而是求助于親戚朋友或借助于一些團伙選擇堵路、圍攻、綁架、跳樓、爬塔吊等極端手段維權，其原因便是合法維權成本過高、程序復雜和執行難。

　　與公力救濟相比，“自救式”維權具有一定的優勢。一是實效性比較明顯，實現權益的可能性大，并且符合當事人自保或報復的心態，當事人的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發揮并有利于吸收不滿、消解沖突，平息憤恨;二是這種救濟不需要很高的經濟成本、文化層次和法律修養，尤其是在低收入、文化素質不高和法律意識淡薄的農民工群體中更能快捷便利地得到運用;三是現階段仍有相當一部分公民法律意識低下，不要法只要命。[5]當農民工的生存、發展受到威脅或合法權益遭受侵害時，他們必然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如果正常的公力救濟不能迅速而有效地保護這種權益，就為“自救式”維權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二“、自救式”維權方式的選擇

　　(一)溫和式維權

　　溫和式維權是指農民工通過非對抗的方式所進行的維權行為?，F實表明，面對被侵犯的權益，農民工在能夠維持自己基本生存的情況下，不會用自損或報復的方式維權。因為采用自損或報復的方式維權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這代價或許就是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他們往往采用溫和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具體表現：一是通過對話、協商、談判、交涉等方式制止和糾正對他們權益的剝奪，即以和平方式合意解決糾紛，雙方接受且不損害他人。二是為了保證自己權益的正常實現，對權益侵害人的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扣押的行為。三是在日常生活中，以非暴力形式發泄自己的不滿情緒，如給侵害人制造麻煩，在工作中偷懶等等。這種方式可以起到發泄不滿的作用，也起到間接維權的作用。隨著信息化、網絡化社會的形成，農民工也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等新聞媒體進行輿論維權，一些具有較高知識水平和網絡技能的農民工開始通過互聯網來反映民意。由于這種維權手段影響力較大，成本較低，效果較好，受到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的青睞。

　　(二)自損式維權

　　自損式維權具體表現為當事人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出于種種原因，不針對侵害人或者第三人采取維權措施，而是對自身的權益進行處分，希望通過此方式引起侵害人、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典型的案例就是農民工為討工資欲以跳樓自殺或自焚來促使用人單位發工資或者促使相關機構進行干涉。農民工選擇自損的維權方式可能所犧牲的權益遠遠高于所要爭取的權益。比如：農民工的性命和所討要的數千元工資是沒有可比性的。但對于這些農民工來說，一是所討要的利益更為急迫、更為重要，工資是維持自己及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唯一的經濟來源，在此之下，自身生命自然不算什么;二是農民工認為所能利用的、所能起到效果的手段只能是以生命相逼，此時，可視為一種“底線救濟”。(自殺(包括自殺的姿態)若從權利救濟角度而言，基本可視為底線救濟。)[6]這種自損的維權方式通常以實現自身權益為目的，但結局卻伴隨有自身權益再次受到損害的事實，并且這種以自身權益的損害為警示或告誡的方式往往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相沖突。

　　(三)報復式維權

　　當農民工通過報復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時，有沒有考慮事后可能會受到的懲罰呢?從一些案例來看，選擇這一方式維權的農民工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由于部分農民工缺乏法律知識，法制觀念淡薄，認為自己是為維護自身的權益而使用暴力，法律不應當懲罰自己;二是部分農民工充分考慮到了將會受到懲罰的結果，但這種懲罰的結果與得到的權益相比微不足道的話，他們也會選擇報復式的維權方式;三是有的農民工考慮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甚至得到某些政府部門對他們權益的重視，可能會出臺有利于農民工權益保護的制度，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所受的懲罰微不足道。以報復形式出現的自救式維權，其行為通常會導致更為不幸的后果，而且容易導致對現有法律格局的破壞，對社會安全、法治秩序的沖擊更為嚴重。

　　三、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庇兄谵r民工形成權益意識，積累維權經驗，能夠有能力逐步改善自己的權益狀況。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產生于農民工在現存制度空間下的權益受損，農民工的“自救式”維權行為對于其自身來說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方面，農民工可以通過“自救式”維權有力地維護自身的權益;另一方面，通過“自救式”維權，農民工可以獲得一些維權的經驗，從而提高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

　　⒉引起政府和社會對農民工的廣泛關注，促進了制度和觀念的完善與改變，有利于問題的解決。農民工的“自救式”維權是在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雖然這種行為主要指向的是用人單位或雇主，不能直接修改國家制度，但農民工的“自救式”維權行為構成一種社會壓力，能夠使政府從政治高度來認識農民工的處境，修正相關政策，引起現存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國家修正其政策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基于對農民工生存情況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則在于擔心由于農民工“自救式”維權而會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危害國家秩序和社會的穩定。農民工的“自救式”維權行動不僅使整個社會受到了觀念上的沖擊，而且能夠從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現象認識到農民工權益保障缺失的事實并體悟到目前社會存在的問題。這些將促進政府和社會對農民工權益的高度關注，有利于農民工權益的維護。

　　(二)消極影響

　　“自救式”維權方式雖以實現自身權益為目的，但這是一種不依法定秩序，游走于公力救濟邊緣的救濟手段。“自救式”維權如果運用手段不當，結局會使其自身權益再次受到損害，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有的農民工在進行“自救式”維權過程中，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采取了極端手段甚至犯罪。農民工以違法犯罪的手段來維護自己權益的做法是法律所不允許的，也有悖于法制社會的理念。

　　由于維權成本大，法律救濟無望，正式保護渠道缺失，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的農民工自然而然地就會尋求保護。當政府與社會不能及時有效地引導時，農民工只能組成團伙來尋找權益保護途徑或依存于非正規組織甚至黑社會。為尋求庇護，有的農民工就加入一些非正規組織，這成為農民工群體中黑社會性質幫派形成的潛在誘因。

　　“手段的性質也可反作用于目的的性質，從而改變整個行為的進程或方向”。[7](p229)“自救式”維權中的非法行為容易導致對現有法律格局的破壞，對社會秩序造成沖擊，而且通常會導致不幸的后果，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隱患。“自救式”維權實際上破壞了程序正義的法律原則，而一旦這條路成了解決問題的慣性途徑就會讓一部分農民工默認為這是維護自身權益的行之有效的辦法，并對其他社會成員造成不利的影響，進而影響整個社會對法律的信任。因此，農民工的“自救式”維權應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進程中不容忽視的問題。

　　四、對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的校正

　　農民工“自救式”維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權益的保障，但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其與法律至上的精神背道而馳，因而法治社會應當盡量避免“自救式”維權的濫用。

　　(一)完善農民工權利的公力救濟制度

　　權利救濟可分為私力救濟、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8](p102)隨著社會的變遷，公力救濟成為最重要的救濟方式。公力救濟包括司法救濟(司法救濟指通過司法機關實現的權利救濟，司法救濟就是訴訟或者審判)和行政救濟(行政救濟可理解為權利主體通過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維護權利)。[9](p87)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對沖突和利益的解決方式不再運用同態復仇等暴力手段進行，而是通過公力救濟方式和平解決，通過法律對利益關系的裁判解決社會沖突和利益矛盾。[10](p95)

　　農民工“自救式”維權說明公力救濟存在一定的問題。“法律不僅應宣示權利，而且還應同時配置救濟的各種程序”。[11](p349)因此，應強化公力因素，完善公力救濟。

　　公權力機關應嚴格遵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樹立公力因素在農民工心目中的法律威望。針對弱勢群體文化程度低和不熟悉相關制度規定的實際，完善現行相關舉證制度的規定。根據農民工在維權過程中舉證艱難和遇到重重阻撓的情況，可以考慮農民工在討要工資和工傷認定時，也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證明責任。這樣就避免了他們在維權過程中無力舉證的尷尬，使他們能夠更好地利用司法手段來維護權利。完善公力救濟體系，既要降低農民工參與訴訟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還應提高訴訟效率。對于符合條件的起訴，應盡快立案和開庭，并在法庭期限內盡快結案。政府還應增設免費法律援助機構，給農民工提供訴訟維權的渠道，用法律手段援助農民工維權。

　　(二)拓寬社會型救濟渠道

　　社會型救濟是指某些特定組織或個人根據當事者雙方的共同意愿，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介入，并促使雙方自愿達成合意方案的救濟方式。社會型救濟反映了社會力量在沖突解決中的努力，是權利救濟機制的進步。實現對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的校正需要發動社會各界的力量，政府應積極引導、鼓勵慈善團體等非營利組織參與社會救助工作，并開展多種形式的幫扶解困活動。應該充分發揮工會在農民工維權中的重要作用，把農民工納入工會，實行組織維權，由力量相對強大的組織與企業主進行談判，這就改變了個體農民工在談判中的弱勢地位，可以很好地主張農民工的權益并更能保證維權的效果。在現代社會，新聞輿論、媒體報道是公眾獲取信息、表達意愿的主要渠道。新聞輿論的介入可為農民工權益的伸張提供可能性。針對農民工利益表達載體稀缺的現狀，政府可以給予大眾媒體適當的政策扶持，鼓勵媒體開設為農民工立言的欄目、版面或?？?，讓農民工享有應有的話語權。媒體應當承擔起糾正偏見和輿論主導的責任，消除城市對農民工的歧視，營造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輿論氛圍。此外，還應發動社會力量，做好農民工在醫療、教育、住房及司法援助等方面的專項救助工作，為農民工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體系。

　　(三)提高農民工的素質，增強維權能力

　?、贝罅Πl展職業技術教育，加強技能培訓。國家在教育投入上應對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實行傾斜，各級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一方面，結合農村實際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鼓勵初中畢業沒考上高中的農村孩子進職業高中學習三年，對高中畢業升不上大學的農村青年，政府根據勞務信息對他們進行三個月或者半年的培訓，在他們真正掌握一技之長后組織輸出，為農村發展和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提供條件;另一方面，農民工在就業前，企業要采取多種途徑和方式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素質培訓，使他們能盡快融入到企業之中。

　?、策M行法律社會化教育，增強農民工的維權意識。法律社會化，即人在法律方面的社會化，是使法律規則、原則和概念從國家的外在宣傳轉化為個人的內在行為動機，從客觀的行為標準轉化為主觀的行為模式，使立法精神和價值導向獲得公眾認同的過程。首先使人們知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其次使人們理解、認同和尊重法律，再次要喚起人們對法律的信心、需要與合理期望。[12](p80)政府、相關部門和社會團體要充分利用一切資源，采取各種方式對農民工進行普法教育，不僅宣講一些具體的法律、法規條文，還要注意法治觀念的教育與培養，使農民工能夠運用相關的法律知識維護自身權益。

　?、秤嗅槍π缘亻_展活動，提高農民工對城市社會的適應能力。農民工要完全融入城市，不僅要利用業余時間參加各類成人學校和培訓機構的學習，提高勞動技能和文化素質，還應積極參加社區、企業等舉辦的各種活動，增加與市民之間的互動。通過與市民的交流、溝通，加深對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價值觀念、行為習慣等方面的了解，拋棄舊的思想觀念，培養創新意識，適應變化了的環境，更好地向市民化轉變。城市要逐步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給予具有穩定就業的農民工一個合法并且合理的身份，使他們能夠融入城市社會關系網絡。通過社會關系網絡獲得新的信息，發現新的資源，找到新的機會，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以增強對城市社會的適應能力，拓寬權益表達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