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地震預報的制度漏洞

　　我國地震預報事業源自周恩來總理。1966年邢臺地震后，周恩來兩次去邢臺，明確提出要開展地震預報。

　　1970年，周恩來委托力排眾議支持地震預報工作的李四光擔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組長。當時，由于對地震機理尚不清楚，許多專家對于地震能否預報并不看好。

　　中國地震局預測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汪成民告訴《燎望東方周刊》：“地球上的事情是互相聯系的，地震這么大的事件，通過地震本身各式各樣的變異現象，從實踐中總結出來，可以做一種經驗性的預測。當然這種預測不是百分之百準確。”

　　1935年出生的汪成民是我國最早一批地震預報工作人員，回憶當年尚處于起步階段的地震預報工作，他說：“當時周總理給我們減壓說，你們根據你們的水平向我匯報。這就是他說的事先打個招呼。”′

　　正是這種區別于歐美精確科學的“打招呼”方法，接連創造了地震預報工作的奇跡。1975年2月4日，遼寧省海城、營口縣一帶發生7.3級地震。而早在1974年，國家地震局就做出了中期預測。在地震發生前，遼寧省發出了臨震預報，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成功預報7級以上大震的先例。

　　1976年，國家地震局對云南龍陵地震、四川松潘地震都進行了有效的預報。唐山大地震時，時任國家地震局京津組組長的汪成民事先給青龍縣打了招呼，從而創造了青龍縣47萬人無一人死亡的“青龍奇跡”。

　　漏報和虛報哪個風險更大

　　盡管有過多次成功預報，但由于在精確預測技術上尚無突破性進展，地震預報的可行性爭議仍舊不斷被提起。而在爭議中，進行地震預報研究工作的大方向始終沒有改變。

　　1997年，《防震減災法》發布。地震預報制度正式被納入法律，其中明確規定，地震預報信息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發布。

　　汶川地震后，2008年12月27日，《防震減災法》通過修訂，由1997年的48條擴充為93條。

　　新法在地震預報方面制訂了四項制度：地震預測制度、震情會商制度、統一發布制度和震后趨勢判定制度。

　　按照該法，地震局對地震信息進行預測后，由地震部門組織專家會商，給出會商意見和預報意見，若通過專家評審，則統一由省級以上政府發布，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向社會散布地震預測意見。

　　但是，在中國地震臺網中心研究員孫士鋐看來，這套制度還不完善，“中間有幾個環節是脫節的，需要加強。”

　　其中之一是震情會商中生成的地震預報意見需要專家評審，既要評審地震預報意見的科學性，同時還要提出可操作的措施，這其中就涉及決策風險：漏報和虛報哪個風險更大?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確定地震預報要發布后，該怎么發布，以什么形式發布。“因為從來沒有操作過，實際上現在還不知道該怎么發布。”孫士鋐說，“《防震減災法》發布以來，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沒有發布過一次地震預報。”

　　決策程序抑制預報水平發揮

　　地震預報正處于尷尬境地，成功和輝煌只存在于故紙堆中。波川地震后，地震預報工作者更是深受打擊。一些老同志紛紛表示有愧當年周總理的囑托。

　　對于這一局面，孫士鋐認為是地震預報本身的技術問題：“當前不管是什么手段和方法都存在大量虛報和漏報，有實效的減災預報很少。”

　　據統計，目前我國地震預測的成功率為：趨勢預測，即中長期預測，25%;短臨預測10%，而最為重要的7級以上地震的短臨預測，成功率僅5%左右。

　　汪成民認為，當下最緊急的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地震預測的決策程序，其現狀使地震預報應有的水平難以發揮出來。

　　汪成民還沒退休時，就找到錢學森匯報自己的想法。“錢老當時在搞863計劃，就讓我申請了一個課題，叫地震預報智能決策系統。”從1992年到2003年，汪成民和一批從事地震預測的老專家進行了長達10年的運行實驗。他們綜合研究多種震兆信息的相互關系，依靠多年地震預報的豐富經驗和自己的方法取得了較為理想的結果。

　　課題組一共做了五期實驗，除了沒有對外的前兩期實驗外，后三期采用和地震局一樣的素材和資料，在沒有任何技術改造的情況下，將地震預測的成功率提高了2-4倍。

　　其中第五期，即2001到2003年間全國發生的12次較大地震中，他們取得了8次較成功的預測，成功率達到66%。

　　“這個結果是地震局認可、科技部蓋章的，我非常理直氣壯地說，現在的地震預報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只要改變決策程序和思維方式就能有很大的改變。”

　　干嗎要害怕告訴群眾

　　如何改變?汪成民幾乎將現有的預報程序完全推倒。

　　從地震預測之后的第下步震情會商制度開始)汪成民就頗不以為然。

　　“會商既不研究也不討論，開個會，處理幾十個意見，很快就完了。”他敲著桌子說，“過去都是領導親自過問，專家下去調查，預報者匯報，好幾次直接把匯報者請進中南海。”

　　另一個重要問題，汪成民認為，會商、評審的專家用人機制有問題，這批人被他認為是不了解情況且沒有實踐經驗。而投票表決，更被江成民認為是地震預報決策制度中的不負責任之舉。

　　“把一個生死攸關的嚴肅科學問題變成機械的投票行為，這是打著群眾路線的旗號推卸責任，找一批人共同承擔風險。以前都是由領導最后拍板決策。”他說，“地震預報是根據經驗判別，帶有很多個性因素，不能用投票的辦法。”

　　再者，在預報速度和公開度方面，汪成民說，短臨預報必須要像作戰，以最快速度反應。

　　“汶川地震后三次余震，我把預測信息報給地震局，他們走程序都走不過來。我們第一天報第二天就發生余震了。但地震局還要轉給領導召開會議研究，然后決策，沒有三五天怎么行?過去都是短臨預報情況不過夜!嚴重的都是當場拍板。”

　　省級以上政府才有發布預報的權力同樣被認為過于刻板。汪成民說：“過去在緊急情況下，以縣為單位可以做決策，青龍奇跡就是證明。決策權抓得越高越麻煩。”

　　孫士鋐對此持贊同意見：“在特殊情況下，縣一級發布更靈活，面小一些，風險也小一些。”

　　但對于中長期預報的公開程度，二人意見不盡相同。孫士鋐認為公開的話有利有弊，而汪成民認為，“既然要動員群眾群測群防，信息越早公布越好，盡量取得統一的認識，還是應該告訴群眾。干嗎要害怕告訴群眾呢?”

　　當然，在技術無法精確預測的大背景下，汪成民也不得不承認，地震預報始終面臨一個兩難選擇：漏報還是虛報。對于虛報的擔憂普遍存在。不過，他還是認為“冒著虛報的風險換來一次大震的預報成功，肯定是值得的”。

　　在汪成民看來，正是出于擔心虛假的經濟和政治后果，導致了本就水平不高的地震預報每況愈下。

　　“如果我們預報到北京，就有人說‘北京那么重要怎么能報’;如果碰到是沙漠就有人說‘咱們大膽報’?，F在所有地震預報專家不知道是搞政治還是搞科學。”

　　“但是地震不會因為這個就不發生。”汪成民說，“周總理早就指出過，科學家就是搞科研，不要考慮政治。預測由科學家做，預報由政府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