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理論論文社會保障法的經濟法本質

　　【論文摘要】

　　對于社會保障的學科性質，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本文作者試圖從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四個角度出發，旨在闡述社會保障法的經濟法本質，以期對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關鍵詞】:法學理論論文,社會保障,公平,市場失靈,政府

　　【正文】

　　論社會保障法的經濟法本質

　　社會保障法的基本功能是保障人的生存權利，維護社會公平，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故而，在現代社會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使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手段。時至今日，如何構建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已成為中國法律實務界和學術界共同面臨的歷史課題。透析社會保障法的本質，是構建該制度的必要前提。追溯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透析社會保障的本質特性，有助于明確社會保障的學科性質，有助于我國社會保障立法的實施和完善。

　　一、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考證

　　法律是社會生活的體現，是適應社會需要而產生并不斷發展完善的，社會保障法亦不例外，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疾焐鐣Ｕ戏óa生發展的歷史進程，可以幫助我們撥開籠罩在社會保障法上的迷霧，澄清它的本質。

　　德國是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柱——社會保險制度的發源地，俾斯麥則是該制度的“始作俑者”。這位“鐵血宰相”在登上德國政治舞臺的時候，德國正處于經濟蕭條期，勞動人民生活貧困，社會主義思潮在工人中傳播，工人運動不斷興起，嚴重威脅到德國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穩定社會生活，俾斯麥運用國家權利，實行“大棒加胡蘿卜”的兩手政策。一方面他通過1878年頒布的反社會主義法令，對工人運動及其政黨進行血腥鎮壓;另一方面認為鎮壓不是唯一的途徑，還應同時積極改進工人的福利，改革社會弊端。于是1883-1889年，帝國議會相繼通過了法令，批準由國家建立疾病保險、意外事故保險和老年與殘疾保險等三項保險法案，開創了社會保險制度立法的先河。繼德國之后丹麥于1893年建立了全國免費養老金制度，由此拉開了西方國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序幕，在二十世紀初，更多的國家開始制定和實施自己的社會保障制度，澳大利亞于1901年，法國于1905年，挪威于1923年，加拿大于1927年，美國于1935年先后實施或補助地方政府實施養老金制度。

　　追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立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不論哪個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均是國家(政府)運用公共權利對社會進行調整、干預的產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經濟高度集中，飛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經濟危機，工人失業，勞工階層日益貧困，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等，這對原有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框架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經濟、政府各方面的秩序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危險。資本主義國家急需一種醫治這些有害于社會穩定的“社會弊端”的良丹妙藥，而經濟法正是在這樣的境況下產生的，醫“社會沉疴”的治病良方。經濟法中的社會保障法更是社會穩定的“控制閥”。國家運用行政權力，干預社會生活，對失業者加以救濟，對貧困者施以保障，消減勞動人民的不滿情緒，從而緩解社會劇變對統治秩序的破壞與沖擊。社會保障法從其產生之日起便作為經濟法的“子法”，成為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種重要手段。

　　二、社會保障制度的社會學分析：公平價值的維護

　　作為認識對象的公平，實質上一種社會關系即公平關系。[1]公平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之一。無論在歷史上或當代世界上，都存在著人類社會普遍接受的某些正義觀念。[2]任何社會的存在與發展，都必須將公平價值的追求作為最基本的前提之一。

　　由于主體間在占有社會財富的份額上存在差距，并由此造成主體間在經濟能力、發展起點和條件以及享受社會所提供的文明成果等方面存在差異，一定程序的不公平實際上是市場機制能夠有效運行的必備條件，如果社會上個人沒有刺激去從事能引導起經濟增長的那些活動，便會導致停滯狀態。[3]然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或財富分配的不均等并不等于收入不公平時，反對收入分配或財產分配的過分差距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反對機會不均等條件下的競爭，把公平放在優先地位就是反對機會不均等，就是把反對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的過分差距放在首位。[4]財富分配的不公平是社會沖突的根源，是政治不穩定的禍根。為了給市場經濟提供良好的政治環境，就有必要通過公共政策，實施收入再分配工程，劫富濟貧。在一個正義的社會，必然有財富的不斷移轉，從最富有的移轉到最貧窮的人，除非在最貧窮以上的人能夠根據上述的原則來證明他們擁有較多財富的權利，在缺乏這些特殊條件時，其財富移轉逐漸向中間平均數回歸。[5]社會保險即是為了緩和因經濟結構而造成的收入分配或生活需求性資源分配的不公平而設計出的一種社會再分配方案。[6]在社會保障制度下，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引導社會力量介入社會保障，促使財富流向社會保障機關，而向需要保障的人們疏散;政府以自己的力量組織社會保障機構，分配社會財富，直接影響需要社會保障支持的人們的生存狀態;政府甚至直接調度社會資源用于公共目的，以自己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對于社會福利發生最為廣泛、深刻、持久的影響，政府在社會保障法規制下所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均為了達到社會實質公平的目標，社會保障法完全符合經濟法的國家干預特征，符合經濟法的實質公平性價值，體現了經濟法的社會公益性追求。

　　三、社會保障制度的經濟學分析：市場失靈的彌補

　　我們的晚餐關非來自屠宰商、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7]亞當•斯密的話精辟地闡述了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基石----經濟人理性假設,即經濟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導致了社會利益的實現.市場通過運用經濟人理性能夠達到的資源優化配置的帕累插效率能者多勞需任何外力的介入.然而,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打破了經濟人完全理性、市場機制萬能的神話： 工廠倒閉、工人失業，資源嚴重浪費，貧富差距加大，這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弊病”已非單一的市場經濟所能應付得了的。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市場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狀況，在這種狀態下，市場機制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包括外部效應、自然壟斷、不完全的市場和信息不完整，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發揮作用的空間，因為政府具有其它社會組織無可比擬的優勢：強制性和普遍性。

　　公共產品問題亦是市場失靈的表現形式之一。公共產品指在消費中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的物品。消費中的非排他性指公共產品一旦投資，則任何人都可以享用，消費中的非競爭性是指同一公共產品可以被許多人同時享用。這些特征使得無法，很難或者不必對公共產品進行收費，因而市場機制無法激勵個人去提供充分的公共產品，它只會導致供給嚴重不足，而消費則嚴重過度。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公共工程，亦是一種公共產品。由于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和非部分性容易誘發經濟人“搭便車”的心態和行為，國家作為在某個給定地區對合法使用強制性手段具有壟斷權的制度安排，[8]必須運用公共權利介入分配領域，干預經濟生活，承擔起建構社會保障體系的責任。從實踐上講任何國家的財政都必須參與社會保障資金的形成和供給，不僅要注入大量資金，更要充當社會保障資金失衡的最

　　后彌補者，從根本上保證社會保障職能的實現。

　　市場的效率主要來自于競爭，來自于對市場主體追逐自利的激勵，也正是這個效率的動力來源使市場對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增長目標的追求，以社會公平的弱化和部分社會主體競爭能力的喪失為代價，市場機制從作為人類進步的最有力的引擎變為對類福利和公眾利益的威脅。[9]市場的特點是根據要素稟賦進行分配，其結果是缺少資產和教育的人，不能享受因市場而導致的經濟增長的成果，從而層致了貧困，反對貧困問題，依靠社會的力量是不夠的，市場機制也很難充分地調動社會力量，來幫助貧困者，對此，國家必須對其進行干預，國家通過社會救濟制度對沒有競爭能力和競爭失敗的主體以及其它因意外事件而導致生活困難的人進行物質上的幫助，使他們的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通過社會保險制度，對勞動者因失業、疾病、生育、工傷、年老等情形而導致收入不足或無收入時，提供物質上的幫助，從而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和勞動力再生產的順利進行;通過社會福利制度，由國家創辦各種社會福利設施，彌補市場對公共福利這種產品提供不足缺陷，以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水準;通過社會優撫制度，對社會上的特殊人群提供幫助。[10]社會保障制度彌補市場機制缺陷的功能恰恰體現了經濟法的本質特征—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形式。

　　四、障制度的政治學分析：政府的主導責任

　　在政治學的分析視野里，國家(政府)與市民社會是兩個最基本的范疇。二者之間存在著既對立又統一的辨證關系。一方面，市民社會意味著一種獨立于對立國家干預的社會經濟生活領域。作為一種歷史的產物，市民社會是在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作為其它對應物自下而上地孕育和出現的。一經產生，它即成為相對于國家具有自身特質的存在，在使社會利益多元化的同時亦使國家干預社會化，在國家之外形成一個獨立的、強大而有利的社會空間,遏制國家的極度擴張。市民社會的經濟運行能允許分散的個人利益和地協調，在資源組織、分配和產品的生產過程中，不需要任何政治決定，單個的市民獲得了經濟意義自由與法律意義上意志自由的權利。需要就經濟問題作出政治決定的范圍在政府中急劇縮小，這自然而然地使得為保證經濟正常運行就必須為政府的行為立上界碑。[11]市民社會與國家的極度分離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在市民社會中不可能真正地實現自己，市民社會欠缺了與真正人性和自我實現相始終的倫理生活內容，這種欠缺內容只可能在社群的、共同的、國家、民族和歷史的文化層面上才能找到。市民社會是一個私欲間的無休止的沖突場所，私利作為一種特殊性獲得了全面發展和伸張權利，如果聽其獨立發展，勢必導致道德淪喪和社會混亂，使市民社會處于癱瘓狀態。這種特性決定了市民社會自身不能克服的缺陷，國家的干預便成為必不可少的。[12]

　　將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理論運用于社會保障領域，我們可以發現：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過程就是國家運用權利向市民社會滲透和擴張的過程。在市民社會中，個人私立的得到全面的擴展，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追求自由、追求財產成為人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但是，由于主體間在財富份額、個人能力等方面存在差異，市民社會內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收益在不同群體、家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是不同的，這樣就會導致種族集團之間、家庭之間、個人之間的不平等。有些人群常常不能享受市民社會自治性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的成果，尤其是缺少資產和教育的人、生活在貧困落后地區的人往往處于社會財富分配的底層。是市民社會成為“富者的天堂，窮者的地獄”，若對其放任自流，隨之而來的必然是道德的淪喪與社會的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干預就成為必然的亦是唯一的選擇。國家合法的介入市民社會，引導各種社會力量，促使資源向需要保障的人群流動;政府以自己的力量汲取社會財富，并通過合理的渠道向需要保障的人群分配，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狀況。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成為了扶植和培育市民社會的重要力量。因此，社會保障法理應是授予政府權利干預市民社會生活，以保障市民社會自治性充分發揮之法。另一面，從財富流動的視角來看，社會保障實質上是政府運用國家權利對社會財富的一種強制性分配。歷史的教訓已經無數次提醒我們：必須對政府權利的介入保持高度警惕，因為“對國家加以理想化，以及對市民社會給予道德上的低評價，著兩者結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政治上的獨裁主義”。[13]在公權的強制性分配中，容易產生兩個問題：第一，高成本問題，即財富在歸集和轉移過程中會出現流失，這種流失包括財富的收集成本和轉移成本，主要是指各種人力資源支出、財產耗費等。第二，劫貧濟富問題。強制性分配是一種資源的強制性轉移，所以并不能確保轉移的方向。在財富歸集方面，不能確保取之于富人的財富多于取之于窮人的財富;在財富轉移方面，也不能確保窮人一定能獲得更多的資助。在強制性分配分配的實踐中，有可能出現劫貧濟富的反向現象，從而使強制性分配倫為一種為富人服務的工具。[14]以劫富濟貧為取向的政府權利的介入，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導致政府失靈狀態的生產。因此，為防止政府失靈的出現，在強制性分配的過程中，法律對政府力介入的范圍、方式、程序、責任等加以明確的規定。社會保障法應當擔負起該重任，成為社會分配領域內限制政府，克服政府失靈之法。

　　社會保障法一方面確認國家干預社會分配領域的合法性，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維護市民社會的公平與穩定，另一方面又規定了國家權利運用的限度，防止權利的濫用，避免國家過度干預狀態的出現，其功能完全符合經濟法的雙重作用：授權與控權。

　　五、結束語

　　無論從歷史學、社會學角度考察，還是從經濟學、政治學視角分析，社會保障法都無庸質疑地具有經濟法的本質屬性。明確社會保障的本質，將其定位為經濟法的部門法，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產生發展的歷史規律，體現了社會保障學科的本質特征，更是由政府在目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特殊責任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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